中國化范式與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

　　作者簡介：李佃來(1973- )，男，山東省安丘市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珞珈特聘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湖北 武漢 430072

　　內容提要：作為一個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面臨重寫學術史的問題。由于這一研究領域當前的總體定位是“去中國化”，因而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范式，應當成為重寫其學術史的核心主張。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有著外在和內在的充分可能性。根據目前的學術發展狀況，要實現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的理論目標，至少應厘定相互連接的兩條進路：一是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起點，重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基本進路;二是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軸心，重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進路。

　　關 鍵 詞：中國化范式/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重寫

　　“學術史”據說是一個來自西學的概念，但中國學術界自21世紀以來顯然把它視為推動本民族學術發展的根基性問題，進而展開認真的討論。討論學術史自然可以在多種維度上展開，但其最終落腳點卻往往是“重寫學術史”。但重寫學術史絕非一個簡單的口號，其深刻的用意在于檢省舊的研究方式，確立新的理論范式，并以此深化和優化學術研究本身。由于這一用意包含著打破陳規的積極價值取向，所以，雖然不是所有的學術史都必須顛倒重寫，但那些基本思路急需改進的研究領域則應當注入重寫學術史的自覺意識。在筆者看來，當前幾乎已成為顯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是這樣一個領域——起步于21世紀初，至今尚未形成自己像樣的歷史，也似乎談不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但其主導范式、理論構架、問題界域、論證方法等卻是有待拷問的，因而也必然面臨重寫學術史的問題。根據什么來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當然可以因人而異、各持所是，但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范式，卻無論如何都應當成為此一重寫的核心主張。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將會是一個關乎多個環節的重大課題。本文僅就其中幾個基礎性問題作一討論，以就教于學術界同人。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去中國化”及其原因

　　筆者之所以提出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根本說來乃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攻堅階段出場的，故而不管就理論而言還是就實踐來講，它都肩負著如何積極有效地回應因市場化改革而來的深刻社會變革之使命，而這正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責無旁貸的擔當。但先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似乎還沒有明確地突出這一使命與擔當，因而從總體上講，它是“去中國化”的。為何會形成這樣一個狀況呢?以筆者之見，大致有外在和內在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相分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去中國化”的外在原因。

　　中國學術界存在的一個不爭事實是，不同學科之間往往涇渭分明、互不搭界，同一學科內部也常互為他者，“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似乎尤為突出。眾所周知，當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已區隔為基本原理、哲學史、中國化、政治哲學、文化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等眾多板塊，不同板塊之間有著清晰可見的邊界，學者們基本上只關注自己的“份內之事”，而很少去做“破界”和“越界”的工作。這種研究領域或研究板塊的區隔與劃界，直接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的相互疏離及彼此隔膜。所以，筆者曾在先前討論中指出：“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學者，未必會將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討論接生為學術的論題;而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學者，也未必會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視點作為研究的前提性預設。”[1]這樣一來，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關切概括說來在于中國社會改革向何處去的重大實踐性問題，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則是有意無意地收縮到學理的“象牙塔”中，從而遠離甚至回避了這樣的重大實踐性問題。學術研究者在現實面前的這種失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薩特對蘇聯模式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把理論扔到一邊，把實踐扔到一邊。……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結果，是把實踐變成一種無原則的經驗論，把理論變成一種純粹的、固定不變的知識。”[2](P22)這種分離，只能讓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在“去中國化”的歧路上越走越遠，如果對此不加以檢思和校正，這一研究很難回歸其本應沿循的路途上來，形成與中國化研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格局。

　　第二，受自由主義理論范式的遮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去中國化”的內在原因。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以及隨之而發生的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一系列變革，激勵著學者們滿腔熱情地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相關研究，但審理這一領域的出場與在場前提則會發現，其學術話語的浮出水面與走上前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自由政治哲學刺激所致，而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路數自覺調整的結果;其主要運思路徑與推理模式也基本上是取自于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套路，而非依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身厘定和建構。其實，這種狀況的出現并不偶然，因為羅爾斯《正義論》的發表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巨大學術效應，標志著當代政治哲學研究走向了全面復興;那么，在當代理論場域中發展政治哲學理論或考索政治哲學問題，幾乎都要像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所說的那樣，把羅爾斯的理論當作一個自然的出發點[3](P19)，要么是回應羅爾斯的觀點，要么是參照羅爾斯的體系，情況不一而足。問題是，如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解”結構，已經包含了一套成熟的政治哲學話語，那么，當代中國語境下的政治哲學研究完全可以擺脫只能向西方自由主義取經的“學徒狀態”。但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模式并未給政治哲學開辟一席之地，故此，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作為一個研究模塊，既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結構與學術方法，也沒有自己可資取用的第一手資料，其理論結構與學術方法只能依據西方理論話語來確立，而其所需要的原始資料也只能從西方理論話語中獲取。不管這種理論話語是直接自由主義的，還是通過與自由主義對話發展起來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話語就屬于這一種類型)。所以一言以蔽之，當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已在普遍套用自由主義的論述架構，采納自由主義的理論范式。

　　當然，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學術界已成為通規，威爾·金里卡等國外一些學者其實也是這樣做的。這種狀況，在錢永祥看來，并不表明自由主義具備了什么絕對的、普世的正確性，而是說明這個時代與文化已經接受了自由主義所設定的基本價值原則，如自由、平等、公平等等[3](中譯本前言，P11)。平心而論，錢永祥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從現代性的普泛邏輯來看，自由、平等、公平諸價值原則，不僅為自由主義所推崇，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訴求。然而，錢永祥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馬克思完全是在與自由主義的對峙中介入政治哲學的，所以，他雖然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共享一些價值原則，但馬克思在理解這些價值原則的方式上卻與后者迥然有異。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分殊，而直接表征著兩種政治哲學理論范式的分道揚鑣。故此，根據自由主義范式來闡釋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理論，只能一再遮蔽這一研究對象的真實內容與全部價值。如果說當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從對馬克思的真實解讀出發提出問題，那么在馬克思被遮蔽的情況下，此種研究即便要本著“中國化”的問題意識予以開展，其實際的理論方位也只能與“中國化”的取向漸行漸遠。首先，從形式上講，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要義之一在于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與當代中國實踐加以結合，進而對之予以創造性地開拓與推進，那么，采納自由主義范式的政治哲學研究則由于無法彰明馬克思的真實思想而無法做到“中國化”。其次，從內容上說，不管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所講述的問題在現代性境遇中看起來具有多么普泛的價值指向，它所鏈接的特定西方歷史語境決定了其理論敘事在根本異質于西方的中國語境中很難找到對應物。既然如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也就因為會通于自由主義并遮蔽馬克思而難以實至名歸接入到中國經驗中來，而只能使積極有效地回應現實政治生活變革的期待成為永遠無法實現的無根迷夢。

　　二、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的可能性

　　澄明了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去中國化”事實及原因，接下來的問題便是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的可能性何在?與“去中國化”的原因相對應，這個問題也可從外在與內在兩個方面來加以彰明。

　　第一，在開展邏輯與理論主題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多有重合，這決定了前者確立中國化理論范式從而重寫其學術史的外在可能性。

　　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分離，根據上文分析可知，只是在研究領域上進行人為劃界造成的結果，而這兩者之間的本然狀態則是在高理論關聯度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小的交集，其開展邏輯與理論主題的一定重合，即是此一狀態的佐證。這里所謂開展邏輯的重合，是指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們作為學術研究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一個十分強烈的“現實性”訴求而得以開辟的，因而其開展也都有一個相當強大的“現實性”訴求作為助力。雖然如上所述，前者的實際出場與在場乃是受制于自由主義理論范式，并且也常常是有意無意回避現實的。而這里所謂理論主題的重合，則是指這兩個學術領域由于受其開展邏輯的支配，都把研究對象鎖定在那些具有時代意義和時代特征的共通乃至共同的問題上。比如說，今天人們討論較多的公平、正義等問題，就不能被硬性地劃歸到哪一個特定研究領域，進而視之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專利探討對象，它們顯然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基本母題或子題，也被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框架而得到認真對待。這兩個學術領域中的開展邏輯與理論主題的重合表明，它們不僅在價值指向上應由分離走向交融，而且其由分離到交融的現實基礎也是深厚而堅實的。這種情形進而表明，只要認識到這兩個領域相互的融通關系，并在它們之間予以內在打通，就很容易做到以中國化為范式來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

　　第二，自由主義對置面上的馬克思政治哲學，與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歷史奠基的中國實踐是相適且相容的，這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具有了確立中國化理論范式從而重寫其學術史的內在可能性。

　　既然如上所述，自由主義范式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之所以是“去中國化”的，主要是因為自由主義范式背后的特定西方語境與中國的情形并不兼容，由此可以預見，擺脫了自由主義范式綁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在其中國的兼容性上應有完全相反的情況，因而“中國化”也完全可以成為其不言而喻的取向。這一預見的最有力證據在于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真實思想言說恰恰是與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相契合，因而能夠深刻反映中國當下及未來實踐的要求。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當下及未來實踐的要求是什么呢?這是一個不可道一語而概全貌的復雜問題，但我們起碼能看到，公平、正義、權利、自由這樣的價值原則或政治事物，正隨著市場化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不斷深化而逐步凸顯，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訴求對象。就此而論，能夠與中國社會發生契合的政治哲學至少應當是指涉到公平、正義、權利、自由之類問題的理論形態。從這一點來看，與中國社會并不相容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相比，又似乎更有可能與中國社會發生積極的化學反應，因為上至霍布斯與洛克、下至羅爾斯與諾齊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無一不是環繞公平、正義、權利、自由之類的問題來建構的;而馬克思則相反，不僅沒有像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那樣去系統地討論這些問題，甚至于他在這些問題上是持批判態度的。但這種理解其實是很膚淺的。深入解讀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思想則會發現，事實與人們通常的理解是正相反的。

　　首先，馬克思批評公平、正義、權利、自由是一回事，他在思想深處對它們予以肯定則是另一回事。如果說公平、正義、權利、自由乃是現代人政治生活以及政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內在構件，那么，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的馬克思就不可能作為異類去完全排斥它們，否則，馬克思的形象將變得無法理解。真實的情況毋寧是，馬克思政治哲學乃至其全部哲學的出發點，即是對人的權利與自由和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的熱切渴望。比如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夠從事其他活動。如果說這一觀點構成馬克思考察人類歷史內在機理的第一前提，那么，這一前提實際上是對人的基本生存權的尊重。由此，馬克思在批判異化以及剝削時，直接肯定了人的勞動權以及財產權，并形成了他關于正義的基本把握。概而論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核心旨趣之一就在于求取歸屬于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原則，并由此奠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這種情況至少可以說明，馬克思的政治哲學雖然不是依托于中國經驗而創制的，但它與中國的實踐訴求并不隔離，完全可以發生融通。

　　其次，馬克思政治哲學與中國實踐訴求之間的融通還體現在，它把握公平、正義、權利、自由等的方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定勢。問題的原委在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是在特定的西方市民社會背景下得以發展的，因而，其對公平、正義、權利、自由的闡述，是以設定原子式的個人為根本前提的。根據馬克思的指證，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是具有無教養的非社會表現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4](P37)，以之為前提的權利與自由，只不過是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基礎上的、狹隘的、自私自利的權利與自由;而以之為前提的公平與正義，也常常只是反過來為這種原子式個人利益作辯護的公平與正義。馬克思與自由主義的重大分殊，在于前者是在超越市民社會的人類社會視野內看待公平、正義、權利、自由的，因而其理論前提是設定相互關聯的、社會化的、與外部世界和解的個人。于是，馬克思所追求的權利與自由，真正擺脫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以及職業等差別的牽制，具有普遍共享的特質;而其所追求的公平與正義，則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去獲取自然資源及生產資料，也體現出普泛化的社會性指向。兩相對照，馬克思政治哲學無疑比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更貼近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文化理解方式，這不僅在于公有和私有之間的差異，在于傳統以及現代中國向來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故此，個人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在人與他人、人與自然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相互依賴、彼此合一的關系。這就是說，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所指涉的問題固然與中國的實踐要求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向縱深層面挖掘，兩者之間卻是相排斥的;而馬克思將個體與他者加以整合來理解公平、正義、權利、自由的方式，顯然與中國人界定自身的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馬克思所講述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P53)，以及“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P874)等，對于考究中國語境中的權利、自由及正義等問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這樣說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只要走出自由主義范式的譜系，以馬克思的真實思想世界為新的啟端，則完全能與不斷推進的中國實踐對接起來，從而使其學術史的重寫牢固建立在“中國化”理論范式的基礎上。

　　首先，所謂“重構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論”，是指根據從屬于當代中國的起點性問題，來梳理、構建在馬克思文本中并未直接存在的理論學說，從而使馬克思的思想向當代性敞開。既然如上所示，傳統馬克思哲學解釋體系并未為政治哲學留有席位，所以，有關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許多理論內容都有待重構。在此的一個直接范例就是馬克思的正義理論。無疑，正義是當下中國社會語境中不斷凸顯的一個前端性問題，收入分配、司法、教育、醫療等領域普遍存在的不正義現象，時時刻刻都在呼吁實際正義的全面出場，同時也呼吁理論研究對于正義問題的系統回應。如果說這是“馬克思正義理論”作為一個論題被中國學術界所提出的根源性背景，那么，這個論題在馬克思那里則體現出遠為復雜的情形。毋庸諱言，與之前的休謨以及與之后的羅爾斯等哲學家相比，馬克思的確沒有構建一個系統的、可供人們直接套用的正義理論，甚至于羅伯特·塔克、艾倫·伍德等挑起和助推“馬克思與正義”之爭的學者也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結構是排拒道德和正義觀念的。但馬克思沒有構建系統的正義理論，并不意味著他沒有正義思想，也不意味著我們不可以根據今天的問題意識來以“馬克思正義理論”為題開展相關研究。筆者認為，中國學術界將“馬克思正義理論”作為一個首先被當下情境所烘托的論題，是一個完全可以成立、有著積極學理與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我們有責任如同福斯特構建馬克思的生態理論那樣，將散落在馬克思文本中或隱或顯、或反或正的正義論述，連綴為系統的正義話語，進而在“馬克思正義理論”這個具有重構意味的論題下，開展馬克思政治哲學別開生面的研討。這不但可以開辟出一個新的馬克思研究論域，催生出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從現實到文本的探索，最終又可流向當代性關切，為我們思考今天的正義問題提供學理平臺和思想資源。在此意義上，筆者始終相信，重構馬克思正義理論，一定是調整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路數，使之擺脫自由主義范式、進而扎根中國化范式的重要工作。

　　其次，所謂“開發馬克思政治哲學之當代性思想資源”，是指走出局限于馬克思政治哲學自身的既定評價系統，使其理論申說所包藏的內涵開引為今天的啟示，從而在一種歷史的開放性中來確證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當下意蘊與價值。這項工作與重構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論固然多有通合，但亦各有側重，起碼前者基本上不涉及對馬克思理論的重構，而更主要的是對其已有言說之當代性意義的開顯。試舉一例來說明，馬克思一方面消解了古希臘系于目的論的政治形而上學，使政治哲學的考索從純粹的理念世界下降到世俗生活世界，并由此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地平線上，以其獨特方式指涉到權利、自由、平等諸種現實政治價值;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并未像許多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那樣，在徹底蕩除一切政治形而上學的前提下，以實證化和程序化的方式，從物質主義的向度來伸張權利、自由、平等諸種現實價值。毋寧說，馬克思依然沿承古代人的思想智慧，在重新構筑形而上學的前提下，如同從非原子式、社會化的個人來理解這些現實價值一樣，馬克思也從超越于物質主義的向度來確證這些價值，因為依其檢視，“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5](p46)。也就是說，若像洛克、休謨以及古典經濟學家那樣一味地在物質、財產和資本的意義上來界定人的權利與自由，那么人難免會迷失在資本的強大邏輯中，成為資本的奴隸，即物化和異化的人。如果拘泥于馬克思的文本來理解其政治哲學觀念，我們便難以發現其充足的思想意義，而若從理解中國問題出發來理解這種政治哲學觀念，我們則會看到其所蘊含的思想意義完全可以彰顯出來。因為馬克思的申述已經切中了我們自身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從這種觀念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超越性精神氣質，那么，這種精神氣質正是當下中國人在追求權利、自由的過程中經常缺失的一種極可貴的東西。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只要能夠本著一種開發當代性思想資源的意識來開展馬克思政治哲學研究，這一學術活動也就自然落腳到了今天，既達到了在開放的視野內重釋馬克思的目標，也實現了中國化范式的內在挺立。

　　進路之二：“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軸心，重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一進路的要旨在于使思想史研究最終流向當代中國的現實關切與理論創構，由此在“從上而下”的邏輯路向上環繞當代性問題，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新話語，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新形態。這一進路的要旨說來不難理解，因為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無論在多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文化及當代實踐要求相容，其理論觀點無論對于我們有多大的啟迪，它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指出所有后來人需要思索和探求的問題，更難以想象它專為中國當代政治哲學之思提供萬能指引。所以，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一定要把握好一個從馬克思到當代中國的“變”字，把握不好這個“變”字，我們的研究就很容易停滯于哲學史的考詢，而這種考詢即使竭力建立與今天的意義關系，也完全有可能重蹈“去中國化”的覆轍。而要通過“變”來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的重寫，關鍵在于實現理論語境以及理論言說方式的改變與轉換，因為只有實現了這二者之“變”，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洞觀到“中國問題”，建立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軸心的坐標系，構建屬于我們自身的、體現“時代精神之精華”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

　　首先，理論語境的改變與轉換。梳理、檢閱政治哲學的發展歷史可知，各系政治哲學都是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發展起來的，政治哲學之間的不同，往往緣起于理論家所面對的歷史語境的分殊。照此說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雖然是一個包括思想史和當下節點的整體稱謂，但馬克思所面對的語境與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語境必然是相異的，所以，也就存在從“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到“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內在推遞問題。當我們將關注的焦點定位于后者之時，必須思考理論語境之間的差異與轉換問題。對于馬克思而言，由于呈現其眼中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了剝削的“惡”的社會，所以，全面批判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深刻揭露資本主義剝削之實質，便成為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根本使命。也就是說，馬克思是在“剝削”以及“批判剝削”的語境下來提出政治哲學問題、發展政治哲學理論的。比如，我們一再提到的關于正義問題的考索即屬于這種情況。正義或不正義，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就有一個比較一致的判斷標準，即是否符合分配中的“應得”原則，一個人得到其所應得就是正義的，反之就是不正義的。馬克思對正義所作的一些或直白或隱匿的判斷，也是以“應得”為標準的;但與其他哲學家依據自然法則或普遍理性來說理的思路不同，馬克思是根據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剝削關系的審視來推理的，即資本家通過剩余價值生產，以“不應得”的方式無償占有了工人的勞動成果，而這種“不應得”便意味著“不正義”。可是，馬克思界定正義的這種語境，顯然已無法解釋今天的情形。如果說今天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義現象直接見于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那么貧富差距則不是由剝削造成的，而是有著遠為復雜的非制度性原因，如不同的身份等級、不同的生活環境以及不同的天賦等等[7]。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要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軸心來發展新的理論形態，前提之一便是從馬克思審理的“剝削”語境中抽脫出來，進而坐落于今天的語境，認真質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歷史情形。

　　其次，理論言說方式的改變與轉換。馬克思是在與自由主義的對峙中介入政治哲學的，所以其政治哲學的言說方式也大異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言說方式。歸結起來，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幾乎都遵從倫理主義的言說方式，即不僅在倫理主義路向上來為自由、權利之類的現代價值原則作辯護(人們享有自由與權利合乎倫理要求，在道德上是應當的)，而且也在這樣的路向上來說明正義的發生(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所強調的從道德正義到政治正義的改換則涉及的是另一回事)。正因為如此，休謨在《人性論》中才這樣說道：“現在這個哲學體系在向前進展的過程中，會獲得新的力量;而且我們關于道德學的推理會證實前面關于知性和情感所作的論述。道德比其他一切是更使我們關心的一個論題：我們認為，關于道德的每一個判斷都與社會的安寧利害相關;并且顯而易見，這種關切就必然使我們的思辨比起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漠不相關時，顯得更為實在和切實。”[8](p491)但思想史的事實是，洛克、休謨等人都被馬克思推認為只知道解釋世界的哲學家，而馬克思為其政治哲學確立的座右銘是“改變世界”，所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那套道德和倫理話語，在他這里已被宣告徹底破產，前者所遵從的倫理主義政治哲學言說方式，在他這里完全失效，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施蒂納卻大量地進行道德的說教。共產主義者不向人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們應該彼此互愛呀，不要做利己主義者呀等等;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9](P275)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注定要通過其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運思，在其所建立的批判語式中，在對自由、權利的歷史基礎作深度揭示中，以一種隱在的甚至是反向的方式來確證這些價值原則。這便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獨具特色的理論言說方式。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當下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構筑，雖然不必效仿西方政治哲學的倫理主義言說路向，但至少應將道德意義的規范性考量納入其中。因為正像柯亨、埃爾斯特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明示的，以道德為核心的規范性問題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之所以始終蔽而不顯，主要是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面對的革命問題比起道德問題來更為根本，但在階級矛盾逐漸沉寂、革命呼聲日漸式微的歷史境地中，道德的規范性問題必然會凸顯出來，成為政治哲學不可或缺的開展向度。而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我們探索的問題是：馬克思消解倫理主義政治哲學言說方式，實際證成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言說方式，亦即馬克思固然發展了政治哲學理論，但其政治哲學理論往往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形式來表達的，所以，政治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那里乃是不可分解的一體之兩面。這應當說是馬克思政治哲學比其他政治哲學更能思入歷史深處的內緣所在，而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創造也應借鑒于此。不過，今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凸顯，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結果，而是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不管這種原因是來自理論方面還是來自實踐方面。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似乎應與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相對劃界，并建立起完善的理論結構和問題域，而不獨以后者的方式來表達自身，否則，像正義這樣急需關注的現實政治哲學問題就有可能被淹沒在他者的話語當中。所以，轉換理論言說方式如同轉換理論語境那樣，構成以“中國問題意識”為軸心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新形態的重要前提。

　　馬克思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4](P12-13)現在看來，作為一項系統的理論工程，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恰恰印證了馬克思這段話的深刻寓意，因為這項工程一方面敦促我們在理論研究中不忘回答由中國現代化改革所提出的重大實踐性問題，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們積極思考如何從理論上來引導中國現代化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這相輔相成的兩方面，其實就是以中國化為范式重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學術史的根本旨歸。

　　【參考文獻】

　　[1]李佃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方法論的兩個問題[J].江漢論壇，2011(10).

　　[2]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上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

　　[3]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上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段忠橋.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什么是不正義的?[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1).

　　[8]休謨.人性論(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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