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

　　第三章 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最低限度(續)

　　作者導讀：

　　調結構、促發展，這是近些年來報刊經常提到的。不過，目前經濟管理界在經濟學嚴重“西化”的傾向下，所談的“結構”往往只指產業結構。這初看起來頗有道理，因為產能過剩確實體現出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理應調節好。然而，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來分析，這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為經濟結構除了社會生產力含義上產業結構，客觀上還存在著生產關系含義上的所有制結構，而這兩種結構在現實中是不可分離、相互作用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把私有制作為永恒合理的經濟制度，所以它是不研究公私并存的所有制結構關系的。如果搬用西方經濟學來指導我國“調結構”，那就不可能承認，所有制結構中的私有制比重超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界限，這是導致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這個道理，本書前面兩章已經有所論證。

　　既然扭轉公有制被嚴重削弱的態勢、恢復和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是改變我國國民經濟產能過剩從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重要前提；那就必須把調整所有制結構和調整產業結構兩者結合起來。而從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維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的角度來看，盡快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這更值得高度重視。下面的第三章之五、六、七節，主要是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的一些對策建議。歡迎讀者們共同深入探討。

　　五、提高公有制經濟的比重

　　(一) 健全公有制經濟的管理機構

　　提高國有、集體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這是一項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戰略實踐，必須有堅持馬克思主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實踐主體機構來抓。

　　目前就國有經濟而言，雖然有國資委作為管理的主體機構，也發揮出重要的作用;但是從振興國有經濟的要求來看，仍然有一定差距。主要是，國資委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和出資者的代表機構，責權關系還未理順到位。從所有權關系來看，各級國資委理應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控制與監督，可是現有的管理體制卻不能直接實現這種規定。從管理權限來看，國資委理應在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之下，承擔起對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設計，直到指導監督國有企業對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全部管理工作;但是現行的做法卻是，由政府部門的貿經委負責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設計。這些情況造成，人民群眾對國資委的監督難以到位，國資委對國有經濟不能全面地行使應有的管理職能。這恐怕是多年來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國有資本流失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集體經濟而言，目前全國城鎮集體經濟，是由全國輕工業聯合會這樣一個中介組織性質的機構在抓，顯然，這對于振興作為公有制經濟重要成分的集體經濟來說，是不能適應的。新中國在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勝利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發展集體經濟，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都有專門機構負責抓集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地方黨委機構中有農工部，政府機構中有集體資產管理局，當時的領導、管理，盡管存在一定程度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體制缺陷，但是，對發展集體經濟的組織領導是強有力的。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本來應當通過黨政機構調整、職能轉變，糾正這些缺陷，更好地鞏固和發展城鎮集體經濟，可是，許多地方卻根本取消了對集體經濟的管理機構，結果現在多數地區的集體經濟，尤其是城鎮集體經濟變成了缺乏黨政領導機構支持和管理的經濟成分。

　　因此，要調整私有制結構，振興公有制經濟，首先要解決誰來抓好這項重大工作的問題。為此，必須建立健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尤其是城鎮集體經濟)的管理主體機構。有權威性機構作為領導、管理主體，才有可能制定、落實有效措施。這個問題，將在后面有關章節具體論述。

　　（二）用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支持公有制經濟發展

　　從質與量的結合上提高國有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需要解決經營性國有資本的來源問題。這可以開辟多種渠道：

　　其一，利用一部分財政稅收轉化為國有資本和支持集體經濟發展的投資。目前，學術界一般認同財政支出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對于用財政手段支持公有制經濟發展卻極少提出。從實質上是，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稅收，是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理所應當可以用于發展有利于勞動人民增進物質利益的國有經濟，支持發展集體經濟。為了增加振興公有制經濟的財政收入，有必要對目前的一些年薪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高收入者(如私人老板、政策“漏洞”造成的國有金融等行業老總等)征收累進高額所得稅，因為這些人的收入中顯然包括大量非勞動收入，屬于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當然，從財政上支出多少資金轉化為國有資本或支持集體經濟發展，這要從全局出發，統籌安排。

　　其二，將國有土地的地租轉化為振興國有企業的投資。目前，國有土地的級差地租流失嚴重，這主要表現在國有土地經營權的租約期過長，因而導致經營土地獲得的超額利潤大量地流失到私人地產商手中，這正是房地產商普遍暴富的重要原因。根據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取得土地經營權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只能在一定時間的租約期內歸土地經營者(地產商)占有，租約期滿之后，這部分超額利潤就應當轉化成級差地租歸土地所有者(國家所有者);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關于國有土地的經營租約合同，租約期限都缺乏時間上的規范，租期普遍過長，這導致誰獲準租用一塊國有土地，誰就獲得了獲取本來應歸國家占有的級差地租而發橫財的機會。如果能夠嚴格規范國有土地經營合約的時限，對國有土地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定期分期簽約，不但有利于制止房地產業的腐敗現象，而且國家將能由此收回大量級差地租。這些地租收入，可以拿出相當部分轉化為國有資本。

　　其三，從全局出發籌集振興國有制經濟的啟動資金。國家可以通過向廣大人民群眾發行建設國債，籌集資金，振興國有經濟。建國初期國家采取發公債的辦法發展公有制經濟，有過成功的經驗。應當說，這個辦法在當今仍然具有可操作性。人民出資發展所有權歸人民的國有企業，這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

　　其四，銀行對新辦國有、集體企業采取政策性的金融信貸支持。這是人民銀行應有的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這種經濟性質所規定的責任。

　　在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資金的基礎上，可以設立經營性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和支持集體經濟發展的專項資金，統一管理，用于振興公有制經濟。

　　（三）把現有非公有制控股的法人企業轉為國有資本控股的法人企業

　　振興國有經濟可以實施由易到難的步驟。比較容易操作的，就是向經營比較好的原有國有企業注資，堅持內涵擴大再生產，支持它們鞏固和科學發展。同時，還有必要通過追加投資、擴大國有股份額的辦法，把現有私人資本控股、國有資本參股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等法人企業，盡可能地轉為國有控股企業。這當然要以完善國有經營性資本管理機構為前提。關于這種機構的建設與完善問題，將在第四章詳細闡述。

　　（四）理直氣壯地發展新的公有制企業

　　在目前公有制經濟比重嚴重下降的態勢下，要振興公有制經濟，有必要發展新辦國有企業，并大力鼓勵發展集體企業。經過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既然現在已經摸索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好公有制企業的成功經驗，就有理由提出發展新的公有制企業的任務，這樣才能逐步增加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發展新的公有制企業，主要涉及人和生產資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采取資本形態)這兩個方面。對于開辦新國有企業來說，前面已經論述了如何解決經營性資本的來源。在人的問題上，關鍵是要積極培育為人民服務的企業家或共同致富的帶頭人。從基本道理上說，實現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需要大批具有社會主義信念的、有管理能力和懂得某種專門業務的經濟組織帶頭人;這可以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利用現有的優秀國企和大專院校來組織專門培訓。新辦國有企業，要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結合起來;與國有經濟占領國民經濟各支柱產業的制高點、取得控制地位結合起來。那種無視國家憲法關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嚴肅規定，至今依然鼓吹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論調，是完全錯誤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新的集體企業，這是新的課題。集體企業實行集體自主管理，與國有企業具有不同的特點。農村集體企業與城市集體企業又有各自的特點。因此，大力發展集體企業需要加強黨和政府領導，需要發動廣大勞動者依靠自己的力量組織起來，同時需要國家在人、財、物等多方面，予以指導和大力支持。本書第5、6、7章，將詳細討論為何并如何大力發展城鄉集體經濟，包括如何發展集體企業等問題。

　　（五）將過量外匯儲備收購外資企業轉歸國有

　　外匯儲備可以直接用于購買國內緊缺的外國商品，可以作為必要時對外國借債的信用依據，可以作為穩定匯率(外幣對本幣的比價)的保證，因此，國家必須掌握一定量的外匯儲備。但是，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超出一定限度，就有可能造成國力的損失。這是因為，外匯是本國持有的外國貨幣，不管它是由外國資本進入國內而形成，還是國際貿易順差的差額形成，儲備狀態的外匯都不是經營性的資本價值，而是外幣形態的貨幣價值。在外匯是紙幣的現代歷史條件下，國家的外匯儲備相當于外國借用我國一定價格的物質財富的憑據，而這些價格總額究竟含有多少實際的價值，則要取決于紙外幣在一定時點上的含金量。一旦作為外匯的某種外幣貶值，國家持有的該國外幣構成的外匯儲備越多，國力的損失就越大。到2012年3月，我國的美元紙外匯儲備為33049.71億美元，[①]應當說，這樣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超過正常的數額。[②] 因此，國家應當把過量的外匯儲備盡可能地轉化成能夠增殖的經營性國有資本，或者轉化成能夠保值的黃金。從振興國有經濟的角度來看，可以用超量的美元外匯控股現有的外企或購買外企，尤其是那些已經在一些產業領域對我國的民族企業構成威脅的外資企業。這樣，既可以消除或減少過量外匯儲備貶值的風險，又可以通過振興國有經濟，維護民族經濟的利益。

　　六、控制私有制經濟的過度發展

　　（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施“節制資本”

　　本章引述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表明，到2004年底，第二、三產業公有制經濟的企業實收資本占全國的56%;而前面的數理分析還表明，在國有企業人均實收資本與其他經濟成分相比為5比1的條件下，即使第二、三產業公有制企業實收資本占全社會企業實收資本的比重達到51%，公有制經濟的企業從業人員占這些產業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也不過是27.1 %，這就告訴我們，從那時起，私有制經濟已經顯示出發展過度了!不可忘記，在近代，偉大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孫中山先生從“三民主義”的要求出發，就提出過“節制資本”(指的是私人大資本)的口號。今天，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促進共同富裕的要求看，從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最低限度看，就更應當高度重視節制私人資本，尤其是私人大資本的發展了。可是，主張私有化的人卻一直主張“國退民進”，甚至主張私人大資本、外國壟斷資本進入銀行、鐵路等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關鍵部門，這是絕不能茍同的。我們主張根據憲法，制定限制大資本的政策，并堅決制止私人、外資進入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

　　（二）促使私有化“改制”的企業重新公有化

　　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削弱的現狀，不能不控制私營、外資經濟的過度發展，并在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私營經濟向公有制經濟轉化，其中包括總結改革經驗，結合反腐敗斗爭，收回流失的公有資本，將私有化“改制”的企業恢復公有制性質。這樣做當然會有不小的阻力。對于把私有化“改制”當作改革方向的人來說，甚至會認為這是“否定改革”。但是，如果不糾正“私有化”改制的失誤，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不能鞏固。我們的調研表明，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對此是支持的。[③]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認識到，目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靠政府增加財政開支，并不能真正解決好，那種“一刀切”似的要求“徹底改、改徹底”的私有化“改制”，的確存在國有、集體資產非法流失，導致黨群、干群關系對立等“后遺癥”。因此，有必要選擇適當時機，以“回頭看”總結改革經驗和教訓的方式，依法制定措施，收回流失的公有資產，有步驟地把許多不該私有化“改制”的企業，重新公有化。這里所謂不該私有化的企業，指哪些本來企業管理正常，有一定利潤，沒有達到破產程度的原公有制企業。這類企業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一股腦兒低價乃至半送半賣地讓企業原“經理層買斷”(MBO)，這是毫無道理，明顯違背新中國憲法的。

　　對于私有化的原國有企業，實行國有化的“再轉制”，當然不會沒有困難。但是，這與當年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相比，應當說困難小得多，何況這是屬于糾正失誤。要做好這些工作，一是有必要弄清“改制”時，企業國有資本是否流失、流失了多少給“買斷者”;二是應制定合理的政策，在私人“買斷”經營企業這段時間，如果企業實收資本在扣除流失給他的國有資本之后確有增加，可以在嚴格核算、審計的基礎上，用類似過去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的政策，給予他必要的補償;具有經營管理水平的經營者可以從私企老板再轉化為拿工資的企業管理者。至于私有化的集體企業如何重新集體化，這可能比國有企業復雜些，要通過調查研究，根據集體農民的意愿來決定辦法。

　　（三）支持經營困難的私營企業公有化

　　對于私人自己投資創辦的合法私營經濟，現階段當然不適宜公有化，因為這違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規定。但是，如果有的私人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提出公有化的要求，也應當支持。要看到，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相當部分的私營企業，造成沖擊。中小私企普遍缺乏流動資金，有的舉步維艱，瀕臨破產。這樣的私營企業，可以采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公私合營方式，在提供財政金融支持幫助企業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促進其向公有控股企業轉化。具體方式，可以在實踐中形成。

　　（四）鼓勵和支持有實力的國有制企業引導和控制私營企業

　　針對現在中小型私營企業數量多、大部分單個私營企業規模還不大的狀況，可以通過實力強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擴大控制范圍，引導、組合私營企業，使之成為國有企業的配套企業或者“衛星”企業，從而使大量中小私營企業附屬于國有經濟，形成國有經濟控制的聯合“企業群”。要看到近些年來，由于國有企業數量顯著減少，而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競爭的條件下，許多私營中小企業又處于弱勢，有的地方政府(如溫州地區)提出了所謂“民外合璧”的口號，鼓勵私營企業與外國企業聯合。地方政府考慮的是眼前增加當地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稅收，但是，這無異于放任讓弱勢的民族私營企業受外資企業控制。這種口號一旦推開，大量私營企業主將成為受控于外國資本家的合伙人，這對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將帶來極大的不利。為此，應當堅決制止這種做法的蔓延。積極的做法就是通過壯大現有國有企業和創辦新的國有企業，帶動作為民族經濟的內企，實行聯合，共同抵制外資控股，防止經濟殖民化的不良傾向。

　　七、世界經濟危機提供了振興公有制經濟的機遇

　　（一）世界經濟危機的不利影響有助于形成振興公有制經濟的共識

　　2008年以來的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經濟危機，給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根據唯物辯證法，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國外危機影響到國內發生經濟困難，這與我國國民經濟的獨立自主性發生一定的不利變化是有聯系的。這種不利變化主要表現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某些經濟主管部門，由于忽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強調的“國力論”(即發展國民經濟要從中國的國力出發)，也由于頭腦中缺乏目前的經濟全球化依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因而是“帶病發展”（即必然發生周期性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的經濟全球化，因而他們片面發展“外向型”經濟，追求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和政府稅收，導致許多地區盲目引資，依賴外貿，這就產生了國民經濟對外資和外需的某種依賴性，于是外部世界性經濟危機一來，外資、外需突然縮減，這就勢必導致國內許多企業缺少訂單，不少中小企業甚至瀕臨倒閉。

　　不過，這種不利狀況卻是一貼教育廣大干部群眾樹立科學發展觀，認識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必須占主體地位的“清醒劑”。它說明經濟對外開放是不能不分“姓社姓資”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病是客觀存在的，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段時間的較快發展，絕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總趨勢。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全球化，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方向，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中十分明確的規定的關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誰要是拋棄或者淡化這個方針，誰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其二，它說明振興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振興國有經濟具有極端重要性。中國在這次危機中巍然屹立的是國有經濟，瀕臨倒閉的中小企業主要是私營經濟，為了解救它們，國家不能不出面采取措施。這證明非公有制經濟分散經營，是缺乏抗風險能力的。只有鞏固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才能抗擊外來風險;這就必須鞏固和發展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只有國有經濟鞏固了，發展壯大了，才能使國民經濟形成“全國一盤棋” 的抗擊任何外來風險的整體力量。

　　利用抵御世界經濟危機沖擊的經驗，教育廣大干部群眾形成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極端重要性的共識，將為調整所有制結構，振興公有制經濟創造統一思想有利的條件。

　　（二）私營經濟的困難為引導它們公有化提供了機遇

　　私營企業面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出現資本運行困難，這為促進私營經濟轉向公有制經濟提供了時機。盡管說，面對世界經濟危機，國有經濟也受到某種沖擊，但是私營經濟尤其是中小私營企業受到的沖擊面更大。目前中國各種所有制經濟中，就同種所有制經濟整體實力而言，凝聚力最強、競爭力最強的，仍然是國有經濟。如果各級政府部門，能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條件下，利用多種方式大力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同時引導那些瀕臨破產的私營企業向公有制企業轉化，這就可以在把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國民經濟造成的不利轉化為有利，促進公有制經濟的振興。如果不能抓住這個有力時機積極振興公有制經濟，反而用財政、金融政策挽救私營經濟，那么，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增強國民經濟抗擊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也會失去振興國有經濟的好時機，今后再來做這項關系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工作，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

　　以上所有這些振興公有制經濟的對策建議，都需要解放思想才有可能付諸實施并得到完善。最重要的是，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干部的思想首先要從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立的觀念中解放出來，形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的堅定信念。

　　（待續： 第四章 搞好國有經濟的整體監管）

　　[①]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黃金和外匯儲備表：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kuangjia.htm?id=2012s09.htm。

　　[②]一般認為，外匯儲備規模與進口需求、GDP規模、償還外債的需要與外資在本國的流動有關。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是多少，理論界目前的認識并不一致。筆者同意中國社科院余永定、左大培等專家的分析，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量。另據郭永剛：《如何看待中國外儲超萬億美元　百姓能否享好處?》一文：“西方國家通常有一個說法，就是外匯儲備至少要能夠應付3個月或半年的進口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了主要國家的外匯儲備，根據經驗規則提出了如下觀點――外匯儲備規模‘下限為進口加償外債的1/5，上限為1/3’。此外，外匯儲備與GDP之比不應超過10%。2005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與GDP之比達到了35%左右的水平。按照這樣的標準，中國的外匯儲備顯然是多了。”(山西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網：http://www.sxnem.gov.cn/view.asp?ArticleID=7411。)2011年底，我國GDP總額為國內生產總值471564億元人民幣(按當年末人民幣匯率1美元兌6.3009元人民幣計算，折合為74840.737億美元)，外匯儲備為31811.48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儲備與GDP之比為42.5%，這樣看來，外匯儲備比起2005年來是更加過量了。

　　[③] 筆者作為江蘇省鄧小平理論研究會調研組成員，多次到蘇南地區調研。蘇南市縣、鄉鎮基層干部在總結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經驗時談到，近幾年來，許多原先集體企業較多的鄉村，用前一段時間(指2000年前后)私有化“改制”時置換出的集體資金，發展借貸資本形態的社區股份合作經濟，也就是蓋廠房出租，收回的租金起到了增加當地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作用。有的干部不無后悔地說，看來那時上級要求我們對鄉鎮集體企業“徹底改、該徹底”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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