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繼續革命的必然選擇

　　1978年，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第2卷第149頁)

　　然而，沒有如鄧小平說的“經過更長的時間”，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匆忙的全盤否定了文革。

　　三十多年來，從研究文革的專家到文革當事人、從右翼“精英”到左翼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對文革予以評判。從“權力之爭”到“文革多余”，從“十年動亂”到“文革失敗”等不一而足。

　　社會主義階段是否存在著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否需要繼續革命?這是評判文革的核心，如果離棄了這個核心，忽略了文革前面的“無產階級”這一主題詞，則必然會滑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評判文革只能是文人墨客們的隨意解讀或任意杜撰。文革當然是一場多余的“動亂”，如果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文革則必然是一場保衛社會主義的及時和必要的革命。

　　從建國之初與劉少奇爭權的“高饒反黨事件”中，毛澤東卻堅定的支持劉少奇一方，隨著當事人鄧小平與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否定，“權力之爭論”已經不攻自破。雖然，資產階級的御用文人們仍然在不遺余力的控訴與妖魔化文革，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與時代的變遷，文革的本來面目將日益清晰，蒙在文革頭上的陰霾將逐步散去。

　　一、駁“文革多余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指出：“要召集工廠主要干部及老工人開會，說明有一些不好的資本家，不好的知識分子及社會上的反動分子正在向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猖狂進攻，要推倒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切記不要上他們的當，有人煽動，實行擋駕。街上貼反動標語，動員群眾撕毀，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鬧事情。”并特別強調“請你們注意各民主黨派中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的人劃分為右派，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鄧小平任全國反右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1980年，鄧小平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中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4頁)雖然，《決議》認為反右斗爭擴大化了，但還是肯定了反右斗爭的正確性與必要性。

　　長期以來，很多人大惑不解：文革與反右，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決定，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開展文革的《決定》是八屆十一中全會表決通過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常委都是舉了手的，為什么肯定了反右，文革卻被全盤否定?問題的癥結在哪里?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從反右的《指示》與文革的《決定》看，雖然，兩者都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是，革命對象卻是有著明顯的區別。反右的主要對象是一些民主黨派中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以及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在1957年被劃分為右派分子當中，基本上沒有各級黨委的領導人，沒有中央委員，更談不上政治局委員與常委了。與“反右”不同的是，文革的重點卻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80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346頁)

　　鄧小平也承認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他認為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各級領導干部批判，這就搞錯了革命的對象。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分歧在于，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段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云變幻，蘇聯出現了赫魯曉夫之流的修正主義分子，洞若觀火的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思想不僅表現于文化領域，尤為危險的是，黨內的高層有可能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因此，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警告(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紅旗》雜志第三期)。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之所以也贊成搞文化大革命，他們認為，反社會主義勢力只是隱藏于各界的知識分子當中，在黨內的高層，根本不存在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觀點不僅存在于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思想中，他們還將這種觀點用于指導初期的文革。1966年毛澤東南巡之際，在京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于6月初召開中央會議，向北京各大中學校派駐了工作組，將文革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教師與學生。引發了各基層單位的強烈不滿，毛澤東返京后，立即撤銷了工作組。并于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之所以用了“白色恐怖”一詞，是因為據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在短短的五十多天里，工作組將10211名學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中央理論務虛會上，鄧小平直言不諱：“毛主席發動文革是從反修防修角度出發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時候說要搞資本主義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也好，獎金鼓勵也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搞的，永遠不會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文革多余，不僅僅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觀點，并且包括了相當一部分在文革中曾經被沖擊的各級領導干部。

　　1980年10月，胡耀邦在黨內組織了一次四千人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大討論，參與者大多數都是在文革中受過沖擊的高級干部，很多人認為，我們都是扛過槍、打過仗的人，歷經槍林彈雨，建立了社會主義后，怎么會復辟資本主義呢?中央以及各級黨委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使不搞文革，中國也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一句話，文革是多余的，曾經遭受過批判與斗爭的干部是冤枉的。因此，《決議》說：“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1957年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到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僅為十年的時間。雖然，毛澤東于1962年就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兩條路線斗爭警示，發動文革的目的就是將資本主義復辟的苗頭遏制在萌芽之中，但是，對于黨內是否真正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夠在中國復辟，這一系列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實踐的驗證，人民還沒有強烈的感性認識。因此，對于《決議》以上述的論點否定了文革，不僅得到了黨內一部分人的贊同，而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也沒有造成強烈的反響?

　　因此，文革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到底有沒有事實根據?在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是否混淆了是非?文革是否多余?如果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并沒有產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共高層既沒有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沒有出現修正主義分子，改革開放并沒有出現右的干擾。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仍然是風平浪靜和欣欣向榮，則說明《決議》否定文革的論點是正確的，文革確實是多余的。

　　令鄧小平始料不及的是，距離《決議》否定文革僅五、六年的時間，到了1986年，中國社會各界就出現了一股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潮，雖然，鄧小平將其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呢?鄧小平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7頁)，可見，鄧小平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右派分子的定義是根本一致的。

　　由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慫恿與支持，自由化思潮不僅滲透到黨的方針政策中，還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動亂，危及到社會主義制度與共產黨的生死存亡，致使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不得不動用軍隊來解決政治路線分歧，造成了三年內倒臺了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政治悲劇。

　　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藉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這一邊，實際上是在搞分裂。”(鄧小平文選《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第三卷第324頁)

　　1981年6月至1989年6月，雖然胡耀邦、趙紫陽相繼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鄧小平說：“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代領導集體是當務之急》第3卷第310頁)既然鄧小平選中了胡耀邦、趙紫陽，說明在鄧小平的眼中，他們都與劉少奇一樣，屬于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領導干部，他們之間絕不存有私人恩怨。但是，鄧小平為什么要與胡耀邦分道揚鑣?趙紫陽為什么要與鄧小平分裂?除了路線斗爭之外，其他別無解釋!

　　長期以來，大多數人都認為鄧小平在否定文革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殊不知鄧小平從復出后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經過短短的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對于文革，卻是經歷了一個由肯定到否定，然后又肯定的心路歷程：

　　1978年，鄧小平說：“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第2卷第149頁)此時，鄧小平對文革的看法還是比較客觀與辯證的。但是，到了1981年，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鄧小平文選《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第2卷第302頁)這一論述與1978年的論述就有了明顯的本質上的區別，他否定了文革中的主線，認為文革是全局性的錯誤。

　　1987年，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成災，鄧小平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說：“有些人在搞煽動，使用的語言很惡毒。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鄧小平文選《排除干擾，繼續前進》第3卷第198頁，1987年1月13日)。

　　1992年，由于兩任總書記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更是由于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動亂，特別是前蘇聯的解體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旗易幟，一系列嚴峻的事實，無不印證了毛澤東關于“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與“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論斷，鄧小平的思想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在南巡講話中不僅提出了“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的論斷(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還進一步提出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鄧小平文選《南巡講話》第3卷第379頁)

　　可見，鄧小平從不承認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認為文革搞錯了革命的對象，到“我們要對付這些人，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又到“中國要出問題，還是要出在共產黨內部。” 從“文革多余”到“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資本主義復辟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表述，但是，難道“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中國要出問題”指的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嗎?難道胡耀邦、趙紫陽、戈爾巴喬夫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嗎?

　　胡耀邦、趙紫陽一類的走資派的相繼倒臺，經過1989年的政治動亂，特別是前蘇聯共產黨的垮臺，三十多年的改革又逐步偏離了社會主義，嚴峻的現實不僅教育了廣大的人民，原先并不理解文革的老一代革命家們也幡然醒悟。對于文革有了全新的感性認識，開國元勛王震在臨終前曾感慨萬端的說還是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認為從后來的現實看，當年的毛澤東是對的。然而，對于鞏固社會主義百年基業，他們已是回天無力。

　　二、駁“十年動亂論”

　　鄧小平多次稱自己是“實事求是派”，他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鄧小平文選《南巡講話》第3卷第382頁)所謂“實事求是”，包含評價或者判斷一件事物，應該遵從事物的客觀存在，還原事物的本來面目，既不夸大，又不縮小，求得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因此，文革是否“動亂了十年”?是否“十年浩劫”?經濟是否“停滯不前”?是否到了“崩潰的邊緣”?諸如此類，如果不能做出客觀的評價，就是對實事求是的踐踏!

　　(一)是否“十年動亂”?

　　凡是親歷過文革的人們都記憶猶新，作為自上而下發動的“運動”式文革實際只有三年。也就是《決議》為文革劃分的從1966年5月文革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第一個階段。

　　關于文革的《決定》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文革之所以被稱為“史無前例”，是因為顛覆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治國理念。由“官治”走向“民治”。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從大清王朝，又到國民黨蔣介石。自古以來，皆為官僚治理國家與人民，哪有人民治國治官?古今中外，有沒有帝王將相敢于像毛澤東這樣組織與號召人民造反?當著共產黨內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際，依靠誰來戰勝他們?毛澤東再一次選擇了依靠人民，發動人民。因此，除了廣大的工農群眾外，由青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成了文革的主力。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或學生代表、教職工免費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間，先后8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其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橫掃“四舊”氣勢磅礴，造反奪權聲勢浩大。

　　但是，中央并沒有因為發動了文革而放棄經濟建設，在《決定》發出一個月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市場收購等工作的正常進行，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高等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訊速返回原工作單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高等單位去串連，干預他們的部署，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工作的進行。”

　　為了穩定局勢，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66年11月16日發出了《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決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連。”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于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決定停止全國大串連，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全面叫停了大串連，至此，大串連活動僅僅持續了半年的時間便宣告結束。

　　此后，根據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布的一系列通知、批示，1967年暑假后，高等院校、中小學便全部復課。隨著工宣隊與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的活動逐漸停息，各級革命委員會的相繼成立，紅衛兵退出了文革的歷史舞臺。隨著1968年開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了1968年底，紅衛兵組織已經全部解散。至此，雖然中央沒有宣布結束文革，但“運動式”的文革其實已經基本結束。

　　1971年，發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在其后的幾年中，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先后開展了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但是，由于各種群眾組織已經全部解散了，除了主流媒體進行批判外，各學校、部隊、機關、廠礦以及企業事業單位的廣大的工農兵群眾也采用黑板報、寫標語、召開會議等形式參與，但都是在革命委員會以及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序進行的。

　　但是，在這樣一個席卷全國的運動中，正如鄧小平所說，對于“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還是需要總結的。雖然，“斗、批、改” 是文革的主線。但是，如何界定走資派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對于一些有爭議的當權派，是斗垮還是保護?其次，如何開展斗爭與批判?產生了諸多的矛盾與不同的派別。各地、各單位一度形成了錯縱復雜的政治局面，因此，多種力量與派別之間、以及自由主義導致的“打、砸、搶”的錯誤乃至犯罪行為，也就無可避免了。但是，這種短期與局部的“動亂”是有悖于文革《決定》與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六條中指出：“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7日給周恩來的信中說：“恩來同志：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毋庸置疑，文革初期確實存在著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以及制造動亂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化分子，他們不僅挑動與實施了“打、砸、搶”行為，破壞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常開展。而且這一類動亂的始作俑者們還僥幸的逃脫了“應該依法處之”。

　　長期以來，一些必有用心的人將文革中發生的“動亂”歸咎于文革，以文革中出現的“打、砸、搶”指責文革，以文革中對“走資派”批判中存有過激行為妖魔化文革。最近，一些在文革中存有罪孽行為的人又上演了一場“懺悔”的政治鬧劇，向曾經被他們作為批判與斗爭過的人“懺悔”。任何運動中都會出現害群之馬。如同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出現了漢奸與叛徒，我們就應將這些漢奸與叛徒歸咎于抗戰而否定抗日救亡嗎?所以，這一類的害群之馬如果真的是良心發現，應該是四十年前的自首，而不是姍姍來遲的“懺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的1969年，由于前蘇聯的軍事挑釁，中國軍隊奪取了珍寶島戰役的勝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發表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宣布兩國關系正常化。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邦交走向正常化。1971年，由于抵制文革而被稱之為“二月逆流”的老革命家們也均予以平反。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論，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干部政策，此后，全國各條戰線便相繼“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專家教授，除了極少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勞動的干部與知識分子外，大部分受到沖擊的干部與知識分子便恢復了工作。1975年，毛澤東支持鄧小平復出后，便開始了在全國各條戰線進行整頓。

　　試想，在新中國成立后沒有發生“動亂”的年代，強大的美國不僅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而是在制裁與封鎖，而正是處于“動亂”之際的1972年，中美兩國關系反而走向正常化。豈非咄咄怪事?因此，珍寶島戰役的勝利、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解放”老干部、鄧小平復出后的整頓等等，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動亂”的范疇，在情理上與邏輯上說得通嗎?

　　如果因為文革中發生了局部的武斗，就說“十年動亂”，那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生了多次“學潮”與一九八九年的全國性的政治大動亂。那么，我們就可以將改革說成是三十多年的“動亂”嗎?如果將文革存在著犯罪行為說成是“動亂”，那么，一九八三年，雖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而近年來，兇殺、強奸、搶劫、走私、販毒、性侵幼女等各類刑事案件卻是大幅度上升，弒父、弒母、弒童等惡性案件時有發生。我們就能說改革是三十多年的“動亂”嗎?如果將文革中自殺的人說成是因為“迫害”來妖魔化文革，那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現在，我國每年有25萬人死于自殺，我們就能說這些人被改革迫害致死嗎?

　　如果因為文革初期存在著一些消極的不健康現象，將“動亂”無限夸大與無限期延長。而全盤否定文革，是對實事求是的蹂躪與踐踏!

　　(二)是否“十年洗劫”?

　　在所謂的“十年動亂”中，我國的經濟建設是否是“停滯不前”?是否“十年浩劫”?我們不妨從鄧小平與《決議》對我國文革時期經濟、教育、文化與外交等各個方面發展的論述中尋找答案。

　　鄧小平說：“建國以后，我們從舊中國接受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于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鄧小平文選《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第3卷第63頁1984年6月30日)

　　1975年，周恩來在全國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鄧小平說：“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鄧小平文選《南巡講話》第3卷第382頁）因此，我們完全相信實事求是派的鄧小平在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一定也是高度實事求是的。

　　1978年，鄧小平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科學技術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在舊中國簡直是無法想象的。這個偉大成就是誰也不能否定，誰也無法否定的。”《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第2卷第90頁，1978年3月18日)

　　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所謂“每年”，則無疑包括文革在內的十年，所謂“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不是說與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比較，而是包括與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

　　鄧小平不僅從工農業的增長速度來證明文革時期的經濟發展，還多次用具體數據來印證：

　　1979年11月26日：“我們現在有二百多萬臺機床，石油年產量超過一億噸，煤炭超過六億噸，只有鋼才三千多萬噸。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2頁)

　　1980年12月25日：“經過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鄧小平文選《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2卷第357頁)

　　1987年，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說：“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職工相比，數目很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

　　在鄧小平的一系列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文革真的是“十年動亂”，工農業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怎么可能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近四十萬個工交企業以及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的國營企業固定資產又是從哪里來的?怎么可能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怎么可能會有上千萬的專業人才與全國近一億的職工?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決議》在論述建國三十二年來取得的主要成就中說：

　　“一九八○年，全國各類全日制學校在校學生二億零四百萬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點七倍。三十二年來，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近九百萬專門人才。” “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愛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力合作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

　　綜上所述，如果一個長期處于“浩劫”之中的國家，可能會有在校學生二億零四百萬人，培養出近九百萬專門人才嗎?又怎么可能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呢?怎么會有一百二十四個國家與一個長期“浩劫”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呢?如果真是“十年動亂”，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能夠得到恢復嗎?所有這些，從邏輯與情理上說得通嗎?如果真是十年“浩劫”，還能取得如此令世界矚目的成就，那么，只能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的優越性實在太強大了，那么，改革豈不是多此一舉?

　　三、文革成敗的辯證法

　　文革之初，雖然一部分老干部并不理解甚而抵制，但是，卻得到了億萬工農兵群眾的廣泛擁護與支持，在政治上斗垮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經濟建設與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因為否定文革來得突然與倉促。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還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意篡改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篡改黨的基本路線，妄圖打倒華國鋒”等一系列罪名公布了所謂“四人幫”的罪狀。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多，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全面否定了文革后，文革的偉大與勝利被“動亂”與“失敗”取代。因此，人們認為文革失敗了。歷史的逆轉與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然而，評判文革的成敗，必須要以辯證的眼光，站在歷史的高度，放眼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視野，不能因為官方認為文革勝利了，就說文革勝利了，也不能因為《決議》否定了文革，就認為文革失敗了。

　　1917年，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人民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其后，經過三年艱苦的國內戰爭，粉碎了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地主資本家的武裝叛亂，保衛了蘇維埃政權。1922年，又成立了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然而，立國69年后，這個社會主義聯盟卻轟然坍塌，社會主義改旗易幟，共產黨宣告垮臺。但是，我們又因此而說十月革命失敗了嗎?

　　與前蘇聯相比，中國雖然沒有解體，中國共產黨既沒有垮臺，也沒有明火執仗的宣布社會主義改旗易幟，但是，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了“特色”兩個字，什么是“特色社會主義”呢?就是推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保留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因此，雖然中國共產黨仍然作為執政黨，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資本主義有可能在中國復辟，這是毛澤東早就預料到的，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的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則我國還要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傳》1962年8月9日在中央中心小組上的講話)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關于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攻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示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領導權能否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是事關是否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事關社會主義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因此，毛澤東特別重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1965年6月16日，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鄭重的提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5條標準。除了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之外，重要的一條就是“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毛澤東去世后不到一個月的1976年10月6日，身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在沒有通過任何會議表決的情況下，以黨中央的名義，秘密逮捕了包括黨的副主席在內的兩名政治局常委，兩名政治局委員的“四人幫”，開創了以非常手段清除權力障礙的先河，為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筆。雖然，鄧小平在10月10日給華國鋒來信中，祝賀其“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鄧小平給華國鋒的第一封信）但是，華國鋒真的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嗎？到了1989年，鄧小平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鄧小平文選《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第3卷第298頁）通過鄧小平的評價，充分說明華國鋒既不是一個合格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更不是一個懂得馬列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所以，在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時年六十歲的華國鋒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終被66歲的胡耀邦取代，軍委主席的職務被77歲的鄧小平取代。

　　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指出：“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社會主義是否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改革之初，鄧小平卻做出了與毛澤東截然相反的結論。當人們懷疑市場經濟與發展私有制經濟會不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時，鄧小平信誓旦旦：“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四化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現在，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5頁，1979年11月26日，)當人們擔心無度的開放是否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時，鄧小平更是胸有成竹：“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鉆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鄧小平文選《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第3卷第90頁，1984年10月22日)

　　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鄧小平說：“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鄧小平文選《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第2卷第186頁，1979年6月15日)眾所周知，“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對于此，鄧小平是持贊揚態度的，因此，在改革中，他反復強調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說：“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說：“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在鄧小平看來，雇工必然要產生兩極分化，所以，他認為“還是要動的”然而，鄧小平去世后，舉國掀起了離經叛道的“改制”狂潮，頃刻之間，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土崩瓦解。雇工不僅沒有“動”，原公有制企業的職工都淪落為資本家的雇傭工，改革在向著資本主義方向迅跑。

　　鄧小平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第3卷第172頁1986年9月2日)但是，在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的條件下，產生資產階級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公布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社會41﹪的財富，貧富差距遠超美國，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只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而國際上最高則在2倍左右。不同行業之間最高與最低收入相差15倍。上市國企高管與企業職工相差18倍，國企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在胡潤“百富榜”2013年公布的中國1000名的富豪中，最高財產已經達到1350億，最少的也達到18個億。無疑，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

　　一方面，財富在源源不斷的向一部分人的手中積聚與轉移，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的人民群眾還處于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的境地，患了大病，只能依靠所謂“慈善事業”的救助，根據世界銀行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測算，我國現有貧困人口1.35億，其中農村人口1.26億。在改革了三十多年后，雖然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發放居民的基本養老金卻陷于拮據狀態，不得不依靠推遲退休年齡來填補空缺。

　　改革開放后，盡管鄧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了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他說：“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鄧小平文選《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第2卷第402頁，1982年4月10日)時下的中國，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官商勾結、貪污腐化、收受賄賂、浪費、官僚主義的態勢卻是日益嚴峻。在私營工商業者中，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制假售假等現象司空見慣。

　　文革被否定后，一些官員們時常以在文革中受到過批判而耿耿于懷，一些右翼“精英”們更是以文革中曾經蹲過“牛棚”而詛咒文革。可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算過自己的人生帳，在文革十年中，由于廣泛開展了“斗私，批修”，官員的貪腐犯罪率微乎其微，沒有一個省部級高官因為貪污受到刑事處分。而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貪腐官員的發案率只是冰山一角，但已經有十多名省部級高官因貪腐而被處以極刑。時下的中國，每年因貪污受到刑事處罰的縣處級以上官員近萬名，而在2012年11月到2013年11月的一年內，就有十三位省部級官員被立案查處。試想，對于個人而言，殺頭、做牢與受到批判、蹲“牛棚”相比，孰輕孰重，權衡利弊，如果算了這樣一筆帳，對于這一類的官員們，文革不是一種“迫害”而是一種救贖!《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那么，難道那些因貪腐而被處以極刑、因貪腐而被刑事處分的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嗎?

　　1957年，右派分子們只是抱怨共產黨是“黨天下”，只是叫嚷著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而今天的右派們則公然叫囂“開張憲政”，干脆要共產黨下野。雖然，鄧小平將右派改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然而，不管是從口號上，還是從數量上，難道今天的自由化分子不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意識形態陣地已是潰不成軍。

　　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中國農村，基層黨組織已基本癱瘓，民心已經普遍渙散，在農村基層組織中，政治不清，經濟不清、組織不清、思想不清已經成為普遍狀態，村官中的貪污腐化已是屢見不鮮。

　　雖然，在鄧小平的有生之年，并沒有完成他所倡導的改革事業，但是，他早就為衡量改革的成敗設定了標準，為人們反思改革設置了空間，他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第3卷第111頁1985年3月7日)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稱之為“共產黨”，而不是稱為“私產黨”，是因為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為人類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者做準備，什么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在政治上實現大眾民主，在經濟上共同富裕。說得通俗一點，消滅了剝削，消滅了地主與資本家就是社會主義，反之，產生了剝削，產生了地主與資本家就是資本主義!就意味著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是一個背離了共產黨根本宗旨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所以，鄧小平才說如果產生了資產階級，我們就真是走上了邪路了。說文革“多余”也好，“動亂”也罷，文革并沒有背離共產黨的宗旨，并沒有危及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危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毛澤東說：“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須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轉引自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中國六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反復證明，毛澤東對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論斷是遠見卓識的。他從來就沒有指望過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會鏟除，社會主義就成了鐵打的江山。而是認為“以后還必須要進行多次”，中國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文化大革命，只有十年的時間，還不能說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如果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就不復存在了，社會主義就會青春永駐，那么，反而說明毛澤東“以后還必須要進行多次”的論斷是一個謬誤。

　　文革失敗了嗎?沒有!文革是一種精神財富，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樣本。如果我們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根據鄧小平為改革設定的標準，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失敗的不是文革!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恰恰印證了毛澤東關于在社會主義階段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論斷的高瞻遠矚!

　　四、文革是繼續革命的必然選擇!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反復證明，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一勞永逸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仍然需要繼續革命。否則，就會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

　　鄧小平從不認為黨內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承認“某種暫時復辟”，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了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個客觀存在。推翻了《決議》中的“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的論點。鄧小平提出了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實際上也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然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怎樣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采用什么方法來解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采用什么手段來對付這些反共產黨領導、反社會主義的人?鄧小平并沒有從理論與實踐中給予明確的答案。

　　有人抱怨毛澤東，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為什么不能采取對待高、饒反黨集團的辦法，或者是采用秘密逮捕的辦法，將他們繩之以法，一棍子打死。而是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

　　革命有“武革”與“文革”兩種。奪取政權是階級或集團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面對的敵對力量是武裝的集團，當然需要采取暴力革命作為主要手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就是采用武裝革命的辦法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采用什么形式繼續革命?是“武革命”，還是“文革命”?或者是依靠法治?這個命題是毛澤東建國以后一直在探索的問題，毛澤東之所以說一生中干了兩件事，趕走了國民黨蔣介石，意味著建立了社會主義，文革則意味著保衛社會主義，可見，文革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份量。

　　走資當權派的手中掌握著制定政策的大權，可以通過對各項政策的調整，悄無聲息的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所以，與站在明處對立的階級相比，更加具有欺騙性與危險性。但是，走資當權派又是經過組織程序被推選產生的共產黨內的各級領導者，不同于武裝的階級敵人與敵對的武裝集團。他們只是黨內的一小撮，又不能代表整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是同一個政權內部的斗爭，這就是一個矛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對于這一類的當權者，是否也需要用武裝革命呢?是否也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有人說文革踐踏了法治，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然而，依法能否保衛社會主義制度?能否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早在1987年，鄧小平就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鄧小平文選《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的講話》第3卷217頁)但是，還是出現了胡耀邦、趙紫陽一類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出現了1989年的旨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動亂?特別是鄧小平去世后，全國掀起了浩劫公有制經濟的“改制”，還是動搖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地位。這就說明憲法并沒有起到約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效力。我國的刑法并沒有規定“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罪名。民法也沒有規定此類的案由，鄧小平并沒有用法律的手段解決胡耀邦與趙紫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事實足以說明，面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縱的惡劣后果，法律也是無能為力的。

　　解決路線錯誤，毛澤東的一貫態度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不主張殘酷斗爭與無情打擊。在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經歷了多次的路線斗爭，雖然，一些路線斗爭也是屬于對抗性的階級斗爭，但毛澤東同樣要采取給出路的政策，從來不主張將路線錯誤上升到刑事犯罪的層面，采用法律的手段懲處犯了政治路線錯誤的黨內同志，因此，在歷次的路線斗爭中，沒有一個犯了路線錯誤的人遭受到以法律懲處的命運。在中共七大上，不僅犯過左傾冒險錯誤的李立三依然當了中央委員，毛澤東還親自提議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王明繼續當上了中央委員。早在反右斗爭中，毛澤東就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雖然，彭德懷被打上了反黨分子，免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但并沒有受到刑事處分，仍然保留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仍然在學習政治經濟學與寫調查報告。并于1965年后，還出任了西南三線建委副總指揮。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雖然被撤銷職務，開除出黨，但也沒有將其判刑，被認為是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并沒有開除出黨，只是下放到工廠參加勞動，仍然配備車輛與警衛人員，生活待遇一概不變。否則，就沒有了“三起三落”而復出工作的機會。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轉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報》)“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轉引自中共中央[1968]170號文件)他又說：“對于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并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轉引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解放軍報》)“犯了錯誤的干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轉引自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報》

　　為什么毛澤東不主張將黨內的路線斗爭上升到法律的層面處置?為什么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因為路線斗爭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即使采用刑法處之，也達不到改造他們的世界觀與教育人民的目的，如果將劉少奇判刑、做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是否就絕跡了呢?會不會出現第二個劉少奇?胡耀邦辭職了，會不會出現第二個胡耀邦?撤銷了趙紫陽的黨內職務，是否趙紫陽一類的人物就不會再出現?事實足以證明，在鄧小平解決了胡耀邦、趙紫陽一類的走資派后的中國，由于摒棄了“文化革命”，因此，走資派還在走!

　　雖然，作為運動式的文革結束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也被明令禁止，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文化革命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也不是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的專利。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與國內的走資右派們對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一刻也沒有停息。

　　改革之初，鄧小平雖然認為不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連續發生的政治動亂，仍然引起了鄧小平的警覺，他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所謂“和平演變”，就是說，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采用飛機大炮的“武革命”，而是采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文革命”。采用各種形式，通過各種途徑，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尋找代理人與代言人，首先是鼓動私有化方向的經濟“改革”，其次是推動意在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改革”。國內的自由化分子也不是采用暴力的手段，恰好相反，而是戴起了溫情脈脈的面具，采用文化革命的辦法，打起“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旗號，通過報刊、雜志、網絡、電視等各種媒介與社會主義發起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輿論戰，一方面，向人們灌輸宗教、迷信、色情與暴力，崇尚奢侈與奢靡之風，渲染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使共產黨的干部與青年喪失理想與信念，逐步走向腐化墮落，一方面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惡意造謠、中傷，誹謗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竭盡全力妖魔化文革，毫無疑義，他們在不遺余力的革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的命!

　　鄧小平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無疑，對于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鄧小平主張采用國家機器出面干預，因此，他雖然認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認識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就在共產黨里”。 但是，他不僅沒有組織強有力的反擊，而是摒棄了“文化革命”，提出了“不爭論”，不爭論就是只管低頭拉車，而不去抬頭看路，“不爭論”就不能明辨是非，就不能讓全國人民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什么是資本主義的!由于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采用溫和的辦法并沒有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對于一九八九的政治動亂，鄧小平不得不采用“武革命”的方式來平息動亂，完全是因為放棄了“文革命”的后果!

　　雖然，鄧小平在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果斷地啟動了國家機器，糾正了錯誤傾向。但是，眾所周知，胡耀邦、趙紫陽均為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作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應該聽從中央的指揮，但事實上，鄧小平掌握著黨和國家領導權，利用個人的權威成功的解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利用軍隊的力量平息了政治動亂，但是，人總是要死的，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去世后，鄧小平復出工作，這是一個特殊的政治背景，如果失去了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如果在黨內的最高層中，出現了走資派，那么，如何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誰來啟動國家機器?

　　對于這個問題，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后，鄧小平開始反省，他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說：“現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對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國際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311頁《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南巡講話中，鄧小平又說：“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鄧小平所說的“長治久安”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連續性問題，晚年的鄧小平終于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面是很危險的，意識到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終于理解了毛澤東依靠人民群眾來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良苦用心。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階段，兩條路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因此，需要繼續革命!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采取“武革命”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同樣也是不必要的，而且還將給國家的安全與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極大的損失，依法并不能解決兩條路線斗爭的問題，那么，“文化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必然選擇。

　　既然一個國家的命運不能建立在一兩個國家領導人的威望上面，那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由誰來承擔?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的先輩用生命與鮮血換來的，對于國家的前途與人民的命運，人民是否應該默默無聞，對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于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對于官員的腐化墮落等等，人民是否具有批判與斗爭的權力?是否可以造反?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回答，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因此，他并沒有將保衛社會主義建立在自己的威望上面，而是發動人民群眾，依靠大眾民主的形式來保衛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開創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新途徑。

　　鄧小平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是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第3卷第297頁)因此，文革雖然被全盤否定，一些人雖然認為文革失敗了，但是，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可以斷定，這種全盤否定與失敗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在人類社會實現共產主義之前，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卻是永恒的，而文革作為保衛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創舉，將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足跡而愈來愈綻放出絢麗的光彩!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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