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佩特拉斯：經濟和社會危機：當代資本主義與階級斗爭

　　詹姆斯•佩特拉斯：經濟和社會危機：當代資本主義與階級斗爭(歷史退步或進步的動力)　　

        張儉松 譯

　　經濟危機及其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貧困的加深，其后果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決定因素就是“階級斗爭”。馬克思曾經精辟地將階級斗爭喻為“歷史的動力”。本文將按照從事階級斗爭的特定階級，分析階級斗爭的主要作用、階級斗爭的影響和階級斗爭在經濟決策中的反映，特別是階級斗爭中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方法。

　　在明確階級斗爭的類型和方法之后，我們將轉向分析階級斗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中的具體結果：不同國家和地區階級斗爭之后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反映了國家和地區層面上的不同階級力量之間的平衡。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們將比較和分析一系列階級斗爭的案例。尤其需要強調的是權力特殊的階級力量配置、階級斗爭的可變性和具體的偶然性，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要有效的反抗上層階級的攻擊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

　　階級斗爭的兩個方面：來自上層和外部的階級斗爭與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

　　通常情況下，人們認為階級斗爭是工人為了工人階級利益所致，而忽略了同樣值得注意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更為重要的)由統治階級通過國家來組織和指揮的階級斗爭。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整套內容，從所謂的“財政緊縮措施”到公、私領域雇員的大量解雇、大量財富向債主的轉移，都是以犧牲勞動者利益為代價以為了增強國會各部門的權力、財富和地位而設計的。在這里借用一下馬克思的話，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是歷史開倒車的動力(攫取和摧毀以前由來自下層工人階級斗爭所取得的進步)。

　　來自上層和外部的階級斗爭是在會議室、股票市場、中央銀行、政府部門和議會中進行的。決策者們來自統治階級、是他們信得過的人。作出大多數戰略決策的人是非選舉的高級職員和越來越多的當地金融機構(比如貨幣基金組織、歐洲中央銀行和歐盟委員會)，他們代表著債主、股票持有者和大銀行的利益。

　　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直接旨在增強統治階級的財富集中，增加工人退稅及減少公司稅額，有選擇地實施一些規章制度，以助長金融投機活動，降低工人家庭的退休金、健康和教育的社會支出。另外，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旨在最大化資本的集體權力，它通過對勞工組織、社會運動和勞資談判中工人權力的限制性法律而得以實現。換句話說，階級斗爭滲透到除工廠和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領域之外的許多場所。關于緊急援助的國家預算撥款是階級斗爭的場所，銀行是抵押持有者和家庭、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階級斗爭的場所。

　　“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常常阻礙公開論證的事實大多因為統治階級控制決策機構，而這些機構強加統治階級的意志。雖然公共機構的權力基礎是脆弱的，或受到勞動者的圍攻。但是，統治階級能夠參與國會權力約束不到的公開暴力活動，比如政變、指定的技術專家政體和封鎖、財政恐嚇和勒索，以及工人的解聘、政黨階層內合作者的聯合行動。

　　在嚴峻的危機期間，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統治階級性質變得透明，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加劇。國庫中數萬億美元的公共財政被轉移用來救助銀行家，數千億美元的社會減支被強加到工人身上，涉及到所有經濟領域。在經濟衰退期間，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以傾盡全力的戰斗方式，通過使工人變窮、顛倒數十年的收入增長以及先前來自下層階級斗爭獲得的利益來拯救資本。

　　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

　　來自下層的工人階級斗爭，從關于工資、社會福利的工廠罷工到保護社會立法或防止威脅生活標準的大罷工，規模不等。在關鍵時刻，面對體制崩潰、毀滅性的戰爭和獨裁統治，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的方法、參加者和成果變化很大，主要依賴于造成階級沖突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在當代，引人注目的是階級斗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帝國主義債權國工人和新殖民主義債務國工人之間的不平衡發展。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在一些更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國家——比如南非——正在加劇(那里的工人已經遭受了長時間的殘酷剝削，還經歷了與占支配地位的一黨精英相聯系的、具統治力的億萬富豪新階層的出現)。

　　階級斗爭，資本主義危機：統治階級的進攻

　　伴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是經濟的下降、日益增加的破產威脅和對國家補貼的強烈需求。在資本家、銀行家、債權人與工人、債務人和食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共同分享財富(即使不相等地)的任何基礎。對日漸萎縮的資源的競爭加劇了分享日漸縮小蛋糕的沖突。統治階級，面對你死我活的生存斗爭，想方設法、竭盡全力進行反擊，確保自己的財富需要得到滿足，國庫公款專門被用來償還其債務和推動利潤回復。統治階級的戰斗規定了誰為危機買單，誰將從危機恢復中獲益。反過來，危機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暫時的威脅，進而在危機復蘇過程中，統治階級反攻倒算，以政治、經濟、社會為托詞，顛覆半個多世紀的勞動和社會進步。資產階級斗爭拆除了社會安全網絡，削弱了整個福利資本主義的法律思想基礎。“緊縮”被用來掩飾統治階級對國庫公款的奪取，而不在意它所帶來的任何社會后果，“緊縮”是來自上層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因為它建立了獨斷的、單邊的資本權力，決定著現在和將來工資和利潤之間、就業和失業之間、債權國和債務國關于利息和本金之間的分配問題。

　　隨著危機在債務國間的加深，統治階級加強了它與工人、雇員和小企業階層間的斗爭。首先，帝國主義債權國(在歐洲的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通過掌控國家推翻憲法秩序，然后頒布宏觀和微觀的社會經濟政策法令，頒布就業、工資和財政政策法令，頒布現在和未來國家收入分配(在帝國主義債權人和當地工人之間)法令。階級斗爭已經走向全球。地區組織，像體現著成員國之間形式上平等的歐洲聯盟，日益顯露出他們自己在帝國主義中心、在占支配地位的銀行之間，聚斂財富的帝國主義機構的性質。

　　危機時期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

　　工人組織，比如行業工會、退休者協會等，面對統治階級公開的、有攻勢的全力戰爭未能做好應對準備。數十年來，他們習慣于勞資談判、偶爾短時間的罷工，來保證待遇的改善。他們的黨派(無論工黨或社會民主黨，都既忠實于資本主義利潤，又忠實于社會福利)，深陷于資本主義秩序之中。在危機的壓力之下，他們拋棄勞工，接受統治階級的方案，強加統治階級“緊縮”的觀點。勞工被拋棄，工人階級本身沒有國家管理權，沒有可靠的政治盟友。行業工會僅僅局限于日常問題和他們最接近的會員，忽視了眾多失業者，尤其是年輕的失業者和工人。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缺乏領導、遠見、組織和統治階級擁有的國家資源，用來發起反擊。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起初是防御性的，拯救剩余勞動合同，搶救就業或減少失業。正在進行的階級斗爭的根本問題是行業工會和工人們未能認識到階級斗爭的可變性。統治階級的整體斗爭策略遠非漲工資和盈利報告，還包括對勞工生活、工作、住房、退休金、醫療和教育條件的正面攻擊。勞資雙方的社會條約的執行完全被統治階級丟在一邊。它要求所有的社會要求無條件讓步，奪取國家的行政特權，來貫徹實施收入和政治權力的大規模再集中。

　　在這些條件下，流行于歐洲和美國的、可稱作來自下層的階級斗爭是什么?存在于新帝國主義債權中心和工人階級債務地區的階級斗爭較以前發展更為不平衡了。就規模、需要和強度而言，最先進的斗爭形式在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水平稍次一點的法國和愛爾蘭，最落后的工人階級斗爭形式是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低地國家。在金磚國家中間，中國和南非的階級斗爭正在加劇，而在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階級斗爭程度稍差一點。

　　每個地區的問題都是明顯不同的。在中國，工人階級正要求改變社會經濟狀況，工資、工作條件、住房和醫療狀況正獲得切實改善。在巴西，工人階級已經降低了貧困水平和失業狀況。在南非，礦工們盡管遭到國家血腥的屠殺，但他們的報酬得到了提高。

　　對于其他大多數地區，階級斗爭是防御性的。在很多情況下，維護或減少失業、勞動權利、社會保險和穩定就業的階級斗爭是失敗的。最猛烈的工人階級武裝斗爭發生在這些國家，在那里，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攻勢資本(來自上層的階級斗爭)的斗爭廣泛、深入而持久。

　　工人階級斗爭在英美國家是最弱的，在這些國家，傳統的階級斗爭和大罷工也是最弱的。他們的行業工會減少會員資格，行業工會領導人同資產階級政黨關系密切。而且，即使面對大量國家收入轉移到私人手里，利潤從工人那里轉到資本那里，具有階級團結的政治身份認同是很差的或根本不存在。

　　階級斗爭：案例研究

　　過去十年，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增長最持久、最成功的地方是拉丁美洲。在那里，資本主義危機導致廣泛的階級武裝斗爭，因此推翻了新自由主義政體，限制了資本投機和對帝國主義中心債務的償還。接著，民族主義政體重新調節國家收入，用來資助就業和社會立法。連續的民眾起義和政治干預，其結果是在大多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政權中，通過選舉，減輕危機，維持不斷提高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

　　相比之下，在南歐，資本主義的崩潰導致帝國主義債權人領導的資產階級的進攻。他們強迫實施最倒退的新殖民主義政權，進行野蠻的階級戰爭——盡管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采取防御性戰略，并在現存的資本主義國家體制框架內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但隨后沒有政治攻勢、沒有根本的政治變革及社會進攻的發生。所以說，革命運動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了。每次防御性的斗爭至多不過是暫時延緩了一套新的社會倒轉，激起來自上層階級斗爭的不可遏制的發展。統治階級強迫償還數十年的債務，同時還掠奪為未來所作的預算撥款。其結果勢必降低工資水平和社會支付能力。新的就業合同按照能使資產階級掌控更大財富而設計。經由上層階級斗爭強迫實施的政策說明了福利計劃和社會就業合同是資產階級的緩兵之計，一旦他們奪取行政特權和通過行政法令取得統治地位，最后必然被拋棄。

　　雖然西方金融階級已脫離困境，銀行已取得盈利，但實體經濟仍處于停滯狀態。工人階級通過思考和武裝斗爭已經意識到，勞資雙方談判已是名存實亡。西方國家，尤其是帝國主義債權銀行國，不經任何選舉人授權或廣大代理人的要求而掌權。政黨議會選舉從外表來看(實為空殼)依然存在。行業工會，從大多數斗爭實例來看，舉行幾乎是儀式上的抗議，只是做做樣子而已，這些完全被帝國主義統治階級銀行家和他們的政治伙伴所無視。歐洲經濟的三駕馬車戴上耳塞和眼罩，對著工人們高唱“大緊縮”;大街上，貧民們“夠了”、“夠了”的咒罵響徹行政大廈。

　　關于階級斗爭兩方面的反思

　　令人遺憾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已經從馬克思的名言“階級斗爭是歷史的動力”當中，比勞工運動和他們的官僚階層學到更多東西。他們真正是馬克思的好學生。

　　統治階級把來自上層和外部的階級斗爭作為主要戰略武器，向工人階級發起現代史上最全面、最猛烈的進攻。他們推翻了數十年的社會立法、工資和就業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顯著地降低了工人生活標準，建立了未來幾十年能夠持續、深入轉移財富的新框架。

　　勞工和左翼這些人，拒絕承認階級斗爭是政治行動的中心環節，已經遭到應有的懲罰。來自上層的持續的階級斗爭表明：每一個社會權利被否定，每一個經濟資源遭受長期大規模的掠奪，是沒有約束和極限的。新的激進的統治階級思想意識已經出現，宣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應該被拿走，必將被拿走，并將貧困的工人降格到屈辱地步。

　　來自下層階級斗爭的參與者面對新的極端的思想意識和做法，繼續采用老一套的辦法，迎合對方所謂的“務實”、“合意”的時代以及有限的階級斗爭要權衡利弊得失的說辭。他們不能認識到這些激進的改變，這是結構性的和先天的。工人運動之所以拒絕面對新階級或現實，一個是他們未能預見，一個是他們斷然拋棄事實。階級斗爭，按照勞工官僚的最時髦的說法，已被勞資雙方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新式務實諒解”所取代。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新社會階層人員的大量涌現。這些人員包括：具有重要職權的非選舉高級職員，構成類似于帝國主義總督的歐洲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干著掠奪債務國財富的勾當;大量的失業青年，他們占到25歲以下工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多部門未被社會勞動法規保護的低收入臨時工;大部分收入下降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工作在公共部門的雇員和專業人士，失去工作職位、退休津貼，面臨著延遲退休，處在“無產化”的過程中;倒閉的小企業主(小資產者)，面臨著失業、儲蓄和資產的損失;人數下滑的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面臨著解雇、報酬和社會福利的減少。

　　上述社會階層惡化的物質條件不可能通過工廠行業工會和勞資雙方談判得到改變(只有通過政治——政體的改變來解決)，而能夠通過將財源由償還債務轉到增加就業的生產性投資上得到改變。所謂的歐元區，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納貢的“迷你帝國”。歷史已經證明，改革帝國是一項無用的事業。

　　政治派別，按照目前的構成，作為反對方，只有在帝國主義框架內才能得到維持和運行，它不能有組織地推翻統治階級進攻所帶來的變化。統治階級進攻的歷史遺產和新體制薄弱環節的暴露要求新的政治運動必須考慮失產者的權重：下降的中產階級、小企業主和工人的具體要求;大量絕望的失業青年的迫切要求。怎么辦?很顯然，對于數百萬無家可歸者和破產者，議會扯皮和選舉政治解決不了問題。

　　有上千萬的人從不知道就業為何物。只有組織失業者癱瘓商品流通和服務的行動，只有防止房屋抵押贖回權喪失的共同行動，只有提供就業的公共建設工程的需求，只有占領工廠才能挽救就業，只有工人接管和經營工廠才能提供選擇的余地，以及增進對變革政體、政治革命和中斷向帝國進貢的有力支持。

　　從短期來看，最可能做得到的是加強處于附庸地位國家工人間的國際團結。像美國、德國、北歐諸國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仍然被他們尊敬的統治階級束縛著。未來的出路在于加強廣大受剝削、受排擠、受掠奪的人們內部和之間的聯系。雖然已失去一切，但他們終于認識到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挽回自己的人性和體面的生活。

　　(作者單位：賓漢姆頓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譯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馬研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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