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就中國模式提出幾個有待加以討論的問題。就我所知，中國模式的理念來自那些急于要發現一個概念概括中國發展經驗的形形色色的外國人，這種理念隨后為急于建立中國自己的發展主義身份的一些中國領導人和學者所接受。近10年來中國學者和國外的中國問題觀察家日益頻繁地使用這個術語。在美國、歐洲和日本面臨持續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成功地應對了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則凸顯了這個模式的重要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不僅優越于由美英所極力推崇的占統治地位的傳統自由資本主義模式，而且考慮到中國在過去30年所取得的巨大發展，該模式也優越于18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出現以來歐美社會所開創的發展道路。[1]然而，中國模式包括哪些內容以及它如何可以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加以應用仍然相當模糊不清。隨著中國模式的理念已經取得突出地位，它已成為中國和國外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反對者和支持者進行政治利用的目標，也成為那些已經從中國發展中獲益或希望能夠從中國發展中獲益的人和那些因中國發展政策而受損的人進行政治利用的目標，就像上面的說法所顯示的那樣，這不是很有幫助的。
這里也存在方法論的問題。大多數討論中國模式的視角都是細目清單式的，這種視角僅僅根據政權所采取的各種政策，把可能是應急反應的做法也納入中國模式之中，認為這種應急反應是有意識的設計，以至于甚至反對這種歸類的實用主義，也被納入到這一話語術語中。另一個極端是過分地強調中國例外的特點，這種中國例外論排除了中國發展作為一種模式的可能性。[2]只是偶爾存在一種這樣的描述：它努力從大量變化的實際政策中提煉出結構性的一貫的前提來證明使用這一術語、模式是正當的。即使這樣，也存在對中國歷史背景的明顯忽視，而這一歷史背景對于理解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的和實際的力量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考慮指導著下面的討論。在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中，有三個問題尤其令人感興趣。首先，我們對當今世界的模式的理念，尤其在中國政治話語下使用的模式的理念賦予什么樣的重要的意義。其次，所謂的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么？最后，在什么意義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會對他國尤其是那些有實力的、在理論上強調不受社會和政治干預的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有吸引力？在結論部分，我將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官方概念化的重要性作簡單評論，并對中國發展模式作為一個全球性理念的意義作簡單評論。
全球現代性和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可以被理解為適合中國特殊國情的特殊發展模式，也可以從更普遍的角度被理解為一個別國可以模仿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模式的相關性就超越了中國社會的邊界。
盡管大多數提及中國模式的文獻都忽視了這一點，但是這種區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國模式是中國社會特殊國情的產物，那就意味著它不可能被他國所模仿，或者只有在調整適應不同環境和需要的情況下才可以被他國模仿。這的確是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在中國政治話語中中國經驗作為他國榜樣被理解的方式。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中，中國革命是第一個（如果不是唯一的一個的話）強調必須把普遍原理與當地具體情況結合起來的革命，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和近來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提法所包含的許多原則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這些提法所表達的革命或發展戰略不僅把中國的道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道路區分開來，而且也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區分開來。有一種觀點自始至終認為中國革命的經驗對所有類似于中國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質的社會都是相關的，并在早期使中國同時成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整個來看，中國經驗提供的不是一個應當遵從的道路，而是一個把普遍性應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轉變為地方性的范例，它號召他國通過相似的進程找到他們自己的發展道路。這種必然把普遍原理與具體的、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革命實踐思想，不僅把一國的革命道路與另一國的革命道路區分開來，而且也適用于一國內部的不同地區。把馬克思主義本國化是中國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盡管這些年來有了巨大變化，但這一直是在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特點。這種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已經從中國擴展到其他地方的革命和發展之中。[3]
在全球現代性的體制下，區分普遍模式與從當地實際情況中衍生出來的模式顯得比以前更加重要，表現為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堅持國家和地方特殊性的特點。雖然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制約了（如果不是取消了的話）想象和建構這種替代性的空間，但是過去20年來我們見證了對替代性現代性要求的增加。一個重要的后果是各種模式的同時增加。現在，模式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不是像冷戰時代那樣只有兩種或三種模式。隨著世界環境的變化，一種或另一種被各國民眾認為重要的發展模式引起了人們關注，我們經常提到的“伊朗模式”、“土耳其模式”、“印度尼西亞模式”以及其他許多模式就是這方面的例子。
中國模式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強化了對特殊的現代性的強調，它繼續增強著人們對替代性模式的可能性的信心。這就更加難以判斷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這可能意味著在不同的社會之間總是存在巨大的差異，根本不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在與過去的差異可能不在于差異的新穎性，而在于差異的意識和意愿的加強。冷戰無疑掩蓋了當時許多的差異，使它們從屬于兩元或三元劃分的世界。關于現代化的霸權話語也是如此，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有自己的進步與傳統、先進與落后的兩元劃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代性的全球化使得差異的意識浮出了水面，這種意識也引起了對不同發展道路的追求，尤其是那些在全球經濟中獲得成功的國家更是如此。看起來并不缺少發展的模式，盡管不同發展模式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同樣，如果有一個中國模式的話，那它也是眾多模式中的一種。
根據這些考慮，講中國范式要比講中國模式（模范方式）更加明智，這將把注意力從需要模仿的范例轉移到不僅能提供啟發也能提供程序原則的范例上來，后者的中心是關注當地具體情況和面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這不僅僅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想的遺產一致，而且也對全球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傾向作出更直接的回應。它也將避免中國模式的理念上的模糊性，這種理念意味著一個確定的形態，這對于正在進展之中并正在試驗的中國模式而言是不公正的。
存在一個中國模式嗎？
我在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模式的理念是建立在一系列規范和實踐的基礎之上，還是主要在與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對比中衍生出其含義，就像幾年前北京共識的類似理念因其被認為與華盛頓共識的相對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樣？[4]如果的確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就需要對其目標進一步具體化，不管這些目標僅僅涉及經濟發展議題，還是也包括社會和政治目標。不管怎樣，僅僅是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并不能夠告訴我們太多關于它到底是一種指向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是其他的也許是更加保守的目標，即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與所謂的新威權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威權發展主義模式的一種變種。
如果可以講一種中國模式的話，那么這種模式的確最接近后一種看法，它與社會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這種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了其更為激進的期望，即期望建立一個公正和平等的、消除了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早期生產方式的剝削關系特點的社會。新威權主義在早期是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即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以及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的香港最有效地追隨的發展道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薩繆爾•亨廷頓于1969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5]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政治威權主義和始于建立出口區的轉包式的經濟發展相結合，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些出口區在新出現的國際勞動分工中充當了先鋒角色。新自由主義侵蝕了國家的經濟邊界，并最終帶來了眾所周知的全球化。這些政權在堅持威權主義傳統的同時，也指向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文化復興，挑戰早期現代化話語中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假設。結果也把現代性簡化為其技術性，它服務于不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成功還有賴于歷史條件，而文化遺產被認為將起到關鍵作用。[6]正是東亞社會的發展成功，使得儒家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得以復興，并成為對東亞國家成功的一種解釋。[7]
所謂的中國模式也許可以被看作是威權主義發展模式的一種變種，因為它的起源更多地歸因于東亞國家對中國的啟發和對中國經濟起飛的推動。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起始階段和整個90年代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尤其是新加坡模式起到了啟發作用，當下的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顯然忘記了這一點。但是它們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它們所提供的啟發上。東亞經濟的繁榮是中國發展的重要背景，它們在中國的發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來自東亞國家以及來自東南亞海外華人的投資和技術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起飛，這樣說也許并不夸張。這種背景也是中國發展的特殊性的一個方面，使他國很難模仿。
不管怎樣，有兩個重要的歷史性差異把中國的發展與其他周邊威權國家的發展區分開來，而這些威權體制現在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在中國之外的評論者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當中國在1978年啟動其現代化進程的時候，那時的中國是20世紀最重要的革命之一的產物，它昭示著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通過民族解放運動重新發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是擁有社會主義目標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族解放根植于社會和文化革命之中。作為發展的條件，東亞地區的其他社會也經歷了這樣或那樣的社會轉型，從二戰后日本社會的重構到中國臺灣的土地改革，到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的反殖民運動。這些轉型造就了新的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一致的社會等級結構，與這些社會不同的是，中國革命尋求的是社會和文化的轉型，以創立強調平等的、人民有發言權的社會主義社會，創立與這些目標相一致的新文化。平等主義的遺產不僅對中國發展的路徑有重大影響，而且對減緩因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因農村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新的不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是革命的目標和革命的副產品：獨立自主的發展。東亞地區的其他社會的轉型是在二戰后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完成的。中國則把避免外國對本國經濟的主導作為革命的根本前提和目標。而且，自力更生對于國內的地區發展與對于國家的發展同等重要。在改革時期，地方自力更生的遺產的重要性在地方官員對發展項目所起的作用方面得到了最為明顯的體現。（反過來，這也是腐敗活動的來源，這些腐敗活動是引起民眾不滿和使中央政權頭疼的主要根源。）[8]自力更生也使得高儲蓄率成為可能，使得國家能夠從農村提取最大量的剩余資本來資助發展。
在討論中國模式時，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對這一歷史發展軌跡的忽視，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使得中國非常獨特，因此難以模仿，如果不是不可能模仿的話。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今天的中國是這次革命的產物，不幸的是這一事實常常被掩蓋了革命的復興的傳統主義當作所謂5000年歷史傳統的繼續而被遮蔽（在北京新的歷史博物館里，這段歷史被描述為復興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引起學術界關注的高漲的民族主義是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早期告別革命的意識形態活動的產物。早期的革命民族主義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與國內的社會革命聯系在一起。但是這種革命民族主義已經被去革命化的、把包括全球所有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的愛國斗爭放在前面的民族主義所代替。這種民族主義連同對中國文化的永恒性的強調使得對于“中國性”的理解帶有種族色彩。無論如何，這種民族主義大不相同于早期對民族有著更加嚴格意義的社會和政治理解所推動的更加復雜的民族主義。革命的經驗和組織遺產對改革的貢獻在這一進程中卻被忘記了。
更經常的情況是，這場革命因其失敗的方面而被看作是否定的例子，但是失敗雖然是真實的，卻僅僅是整個革命的一部分。將革命用作證明現狀合法性的化石，掩蓋了革命對現在造成的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后果。[9]因此，幾乎沒有人提及中國在1978年之前的革命年代里經濟的迅速發展，那時的年增長率與1978年之后的增長率可以相提并論。[10]雖然幾次不妥當的熱情和冒進給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自力更生式的發展要求從人民尤其是農民手中拿走一切剩余，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從受教育狀況和衛生保健到預期壽命等，都有了持續的改善。[11]革命所尋求的社會轉型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卻帶來了把國家團結和統一起來的組織轉型，為1978年之后的基礎設施建設奠定了基礎。這些變化也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和工作文化，這對后來發展的重要意義仍有待分析。另一方面，雖然革命的組織成就為隨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它們也成為新的發展方向所必須進行的進一步變革的障礙。[12]改革時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利用這些早期成就的同時掃除這些障礙。
還有一種傾向貶低革命斗爭的民族解放色彩，更多強調革命的經濟和文化方面，而不是其政治方面。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現在已經向前推移，因為革命消除了過去兩個世紀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不平等關系。文化已經被民族主義化，但是現在強調的是與過去的連續性，而不是革命所要求的辯證的揚棄。政治殖民主義因強調過去的民族恥辱而被記住，但是它也伴隨著恥辱的清除，例如在關于上海世博會的文獻中，就避開了20世紀早期中國在世博會中所遭受的恥辱。[13]
這里的問題不在于這些事情應當被記住以便增強持續的懷疑和敵意，而在于它們對評估中國模式的含義是重要的，它超越了簡約主義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含義。與過去的革命傳統相分離，中國模式就成為威權主義發展模式的另一種版本。后者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參與者，追求意識形態和文化服從于發展的要求，而不去考慮經濟成功之外的事情。這就是中國模式在中國如何被一般看待的，也是國外對中國發展的羨慕者所想象的中國模式。這里特引用近來從新自由主義轉到中國模式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話來說明這一點：
“中國政治體制最重要的力量是其快速做出巨大的復雜的決策的能力，使得決策相對很好，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此。這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最為明顯，中國建設了飛機場、大壩、高速鐵路、水電系統，這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這與民主的印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該國的每項新投資都受制于工會、游說集團、農民協會和法院的阻擾。無論如何，中國政府的質量之所以高于俄羅斯、伊朗或者其他威權制國家，正是因為中國統治者感到要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負責。這種負責當然不是程序上的，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既不受法治也不受民主選舉的限制。但是當它的領導人限制民眾批評的時候，他們盡力站在民眾的不滿之上并改變政策以作出回應。”[14]
福山的觀察也許是大多數有關中國模式討論的代表。在他們看來，使中國模式得以運作的是中國模式中缺少民主。威權主義使得迅速和高效地動員資源成為可能，而在民主的社會里是不可能的，同樣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就是這方面的例子。黨國也許在其他方面是鎮壓性的，但是它常常是經濟上創新和高效的力量。它也優于其他威權體制，因為它相對能對危機和人民的要求作出回應。這兩種論斷都沒有提及革命的不管是在鎮壓性方面還是在回應性方面的組織和文化遺產，也沒有提示，盡管革命遺產弱化了，但也許仍然是影響人們的要求和領導人的回應的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同樣，中國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在參與全球新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中對自主和獨立的持續焦慮也很少得到關注。這種模式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起源不確定的更加高效的威權主義模式。現在更加普遍的做法是，在革命之前的、最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儒家思想中找到解釋。最終，他國可以模仿的中國模式仍然是威權主義、組織效率和創新（或者，更加準確地說，愿意實踐不同的發展模式）。
我認為，被掩飾的社會目標在理論上將繼續是這一模式或者范式的重要部分。這種健忘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在于中國的領導人和理論家急于背離他們是繼承人的革命的遺產。自從實行改革以來，中國的發展道路也產生了不平等，這很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認為革命的過去對于理解現在不再相關。中國的企業與它們的資本主義的競爭對手一樣無情（如果不是更無情的話）。早期對世界范圍內民族解放斗爭的促進已經被全面參與權力游戲以便參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所取代。不管怎樣，與許多外國評論家急于找出中國成功的來源以便效仿或分享它的利益不同，本文認為把過去看作是負擔還是啟示性源泉繼續成為中國與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理念的重要區別。至少在官方看來，改革代表著尋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一系列實驗的最新階段，這些實驗是現代中國歷史的標志。
中國模式的吸引力
在后歐洲中心的全球現代性的諸多競爭性模式中，受到關注最大的是中國模式，這是因為過去2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中國模式也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或者說明顯與美國經濟模式相對立的模式，這反映在與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相對立的北京共識之中。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隨著中國經濟超過其競爭對手，中國模式也將獲得全球霸權地位。
盡管中國模式的起源是自發的，但是中國模式在全球發展話語中地位的上升卻不全是自發的。這個理念至少自2009年以來是官方宣傳機構所公開宣傳的意識形態活動的主題。作為世界領導權的可能競爭者，中國政權提高了其透明度。[15]中國政權相對成功地應對2008—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的GDP超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位，都進一步推動了這種宣傳活動。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引起了世界對中國的關注，由此這種宣傳在可信度上收獲良多。這種宣傳活動是中國挑戰美國世界領導權的關鍵要素。這是宣傳中國模式的最佳時機，因為此時美國經濟繼續在另一個衰退的邊緣上掙扎，國家因陷入錯誤估計的戰爭之中而遭受物質上、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打擊，看起來黯淡的前景使美國民眾日益悲觀，這與大多數中國人的樂觀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中國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如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16]
這種對照也說明了為什么中國政權尋求樹立的作為美國霸權替代性的形象在全球的許多地方得到了認可。與冷戰時期不同，那時對霸權的爭奪是因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所引起的，但是，這輪霸權斗爭盡管不是全方位的，卻是關于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華盛頓共識”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北京共識”所代表的國家主導和管制的資本主義模式誰占優勢的斗爭。把這兩種模式并列在一起是可取的，但是可能有些誤導。中國經濟的確是國家主導的，但是它也是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之中發展起來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權就一直是市場和生產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中國經濟的特點是其成功地把國內的威權主義管理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的有效經濟活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不在于政權對經濟的干預，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這是新威權主義經濟的特點一樣。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在管理全球化方面尤其成功，與此同時又保持著對國家市場的嚴格控制。近來的討論注意到：
“今天的新興市場正日益被拖向一個新的、不可抗拒的國家管制的資本主義模式。他們學會了把市場經濟與傳統的專制或半專制統治結合起來，這一進程預示了在思想上對西方經濟模式的拒絕。按照這個學說，政府保持對部分自由化的經濟的控制，人民接受一個非西方式的公民交易：以公共領域的政治威權來換取相對的經濟自由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這兩種趨向在北京都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17]
我們也許可以補充一點，不僅僅是新興經濟體對中國模式感興趣，中國政權對西方經濟模式（西方經濟模式本身難以用單數來界定）的拒絕并沒有阻止西方企業競相討好中國政權以便進入不斷擴大的中國市場。雖然早期關于中國市場潛力無限的神話在當前競相進入中國的情況中有不同的反饋，但是這輪涌入的收獲看起來的確給中國模式的前景帶來了可信度。我之所以強調“看起來”，是因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是毋庸置疑的，但問題是它有多少是可以與外人分享的。觀察家們已經注意到限制染指中國經濟的可能的財富的嚴格條件，這在合資企業中最為突出，以確保外方把技術轉移給中國，同時嚴格管制分配給外方伙伴的股份份額。[18]
因未能實現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要求而批評中國政權，這從法律的角度看是正當的，但是從全球權力政治角度而言，這是完全不得要領的。如何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和獨立的情況下參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一直是20世紀早期以來中國激進人士所極力關切的問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追求國家利益的做法也許不符合那些期望全球化進一步提升和擴大它們的霸權的老的霸權中心的胃口。從中國的視角看這最有意義。不同于毛時代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從全球資本主義中退出來，改革時代國家經濟的開放通過利用全球經濟服務于國家目的，以尋求扭轉面對帝國主義的不利局面。中國政權成功地完成了這個目標，這是中國模式在南方國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那些受制于帝國主義兩個世紀的剝削和壓迫的人們看來，以及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這些成功的政策所帶來的好處超過了中國政權的不足，如限制公民權利，甚至在實現國家目標的過程中產生不平等。從這些視角看，威權主義看起來是實現長期夢想所付出的小的代價，在那些不認同歐美民主的基本假設或者以正當理由認為歐美民主是霸權的工具而不是解放的工具的人中尤其如此。
從某種很奇異的記錄來看，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嚴重問題的證據使對中國的熱情冷卻下來。黨的精英背離他們所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利用其政治權力來攫取公共財富，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這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19]不平等是一個很大的主要的問題，但正是體制性腐敗而不是不平等本身是導致大部分公眾不滿的最大根源和對政權日常抗議的潛在根源。[20]對公共財富的掠奪伴隨著對發展戰略（或者更好一點說是畸形發展）的投資，這種發展在環境上和社會方面都是破壞性的。這種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仍然很難確定，這也是國內外持續關注的話題。這種不確定性、腐敗問題和壓制民眾不滿的國家機器自然是任何“中國模式”理念的組成部分，然而，當提及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往往很快就消解在對中國“奇跡”的熱情之中，這也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東亞發展奇跡中讓人印象最深刻和最重大的“奇跡”。源自那些早期奇跡的目的論也為那些中國模式的外國支持者們提供了預測的基礎，他們認為，隨著發展中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民主和公共問責制，中國模式不好的方面遲早會消失。未來的希望足以驅散對現在問題的憂慮。
當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腐敗、不平等、環境破壞和對民眾的壓制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常態時，中國發展中的問題可能容易被忽視。然而，仍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西方企業準備，而且看起來熱情地聽從國家管制經濟的威權指令，而體制性腐敗是這種經濟的內在要素。從高端汽車和游艇的生產商到珠寶和香水的獨家制造商，這些提供奢侈品和服務的天生就無道德感的精英式的供應商們，毫不奇怪，應當尋求進入中國市場，并為中國的新富精英們增添他們魅力的光環。滾石樂隊和鮑勃•迪倫都這樣做，更不要說無數的大小公司了，對這些公司而言，中國已成為它們新的經濟生長點，這轉過來賦予那些被允許進入中國市場分享中國財富的公司以聲勢。獲取金錢和害怕被排除在不斷增長的市場之外無疑是這種服從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認為參與中國經濟從長遠來看將幫助解決中國發展中的問題，雖然這種觀點是在為自我辯護，但是還無法反駁它。這種共謀還意味著中國的威權式的新自由主義與全球新自由主義中的企業組織的反民主的威權架構有意識形態上的相通之處。
外國企業競相進入中國使得早期的威權體制向全球企業以及承擔知識、文化和社會保護、民主傳播和公共產品的教育機構開放。并不只是商業公司在對中國政權的威權實踐加以意識形態上的掩蓋，教育機構也在這樣做，而且由于它們自稱自己思想和道德的純粹性以及因此所擁有的聲望，它們在提供這種意識形態的掩蓋上更加有效。教育機構日益與商業利益結盟，像企業那樣行事。北美、歐洲和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機構和任何商業公司一樣熱衷于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21]在這些國家，他們以一種文化和經濟預期的復雜心態歡迎所謂的孔子學院，中國的基層宣傳機構。這些宣傳機構被帶到國外的校園以便勸阻在中國看來有爭議的議題的討論。[22]當這些孔子學院給大學帶來語言、文化和商業聯系的承諾時，準備抗議政府干預美國大學校園的教師和學生看起來大多數都選擇沉默。
與那些認為經濟發展和新中產階級價值必將帶來民主的人相反[23]，根據現有的證據，沒有理由認為威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不適應。事實上，可能正好相反：隨著在資源、經濟和政治優勢的全球競爭中經濟動機占據上風，真正有風險的不是威權主義而是民主和公共物品。在美國的政治領導人看來，民主的目標最重要的是促進技術創新，美國總統奧巴馬想必更清楚這一點。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無疑同意這一點。電子工程師出身的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將會贊同這一點。
盡管有勇氣談論民主，但是面對民眾對全球化所產生的不平等的不滿，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球，威權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控制這種不滿。即使中國的發展給威權主義帶來了新的名望，威權主義也絕不是中國所獨有的一個特點。斯蒂芬•帕爾默所描述的“中國效應”的確是真實的，但是只片面地關注中國政策，而忽視了全球企業和教育機構在維持威權主義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忽視它們在世界體系的新的重構中產生和加深不平等一樣，這是一種誤導。[24]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起的戰略性關鍵作用，在大多數討論中所提出的中國模式的理念明確地具備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上面所引用的說法認為，中國模式不僅優越于當代的其他替代模式，甚至也優越于那些啟動全球經濟現代性的經濟體，這種觀點需要批判性地加以對待，因為它忽視了歷史背景以及有待解決的由發展帶來的問題。以鐵路和汽車來判斷，中國是一個流動的社會，這與其他地方的停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問題同樣令人震驚：過去30年的發展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和地區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使得革命的成就倒退了；威脅到進一步發展的嚴重的生態問題；腐敗；由這些問題而引起的社會不穩定；民主赤字（不管怎么理解）連同言論自由和法治進程等問題。這些也都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產物。
然而，最重要的是發展的方向問題，這是替代模式理念的另一個關鍵方面。中國發展的成功是在現存的發展模式、主要是美國模式所設定的框架內取得的，這種模式過分強調城市化、國內外消費品的供給和相應的資源集中。盡管這種發展模式被廣泛認為在中國要比在美國更不可持續，但是到目前為止對該模式的糾正看起來大多是裝飾性的。鄉村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枯竭在繼續加劇，還在繼續依賴房地產投機和汽車制造業來拉動經濟增長。[25]這些都是領導人準備承認的問題，但是仍然看不到可能的替代模式。
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就談論中國模式似乎有點為時過早，更不用說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模式了。那些最接受中國模式的外國人看起來也是那些把經濟和技術發展放在所有其他社會和政治關切之前的人，是那些羨慕威權主義尋求逃脫民主社會問題的人，或者是那些由孔子學院所培育的把中國看作是外來的、但突然可以接受的文化大雜燴和未來急需的商業機會的一小撮人。[26]中國在減貧方面的成功是其吸引力的巨大來源。中國社會看起來的活力掩蓋了它所面臨的同樣困擾自由市場經濟的問題，尤其是深層次的不平等、文化的迷失和生態問題等。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目前存在的各種發展模式都面臨或多或少的類似問題，這些問題使其難以成為他國的榜樣。這是我們時代危機的一部分。我認為就中國模式而言，可以公正地說，不管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其成就多么令人滿意，在實現社會公正、平等等社會主義目標的運動以及基于上述理念的民主實踐方面，這種模式并沒有什么值得崇拜的。中國模式的成功或者作為競爭者的中國模式甚至可以在一些發達國家加以運用，例如美國就以此為借口來限制民主和把教育重新導向企業目標。[27]
也有一種觀點，不幸的是，是少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果的確可以講中國模式的話，那它只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模式，一個仍在進展之中但未來尚不確定的模式。非常明顯，即使是中國的領導人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上也分歧很大，這對發展戰略的形成至關重要。最近召開的201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新的五年規劃再一次表明，解決發展的社會挑戰仍然是優先議題。這些關切長期來看是否能夠克服對發展的盲目崇拜，是否能夠把發展重新導向社會主義的目標，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即使社會主義政策恢復了活力，實施這些政策將受到沖突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集團的阻礙等問題將繼續存在。同樣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社會主義必然是以人為基礎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20世紀中國的革命在把這些問題中的某些問題放置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議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問題是否仍然在發展議程之中，將對未來產生重要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和中國模式
最后，我想根據與中國模式有關的問題簡單討論一下馬克思主義。盡管在我看來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遺產對于理解繼續影響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力量仍然相當重要，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中國內外的大多數評論家認為當代中國吸引人的地方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通過否定過去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使得這種看法成為可能，忽視這一點，就是思想上的自欺欺人，甚至對共產黨領導層而言也是如此。仍然對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政策中所存在的意識形態、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脫節視而不見，是非常幼稚的。與在其他地方一樣，馬克思主義已不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關注。[28]另一方面，依靠政治說服，中國政權內的從事社會主義研究的專家學者在評估馬克思主義的弱點，或者在評估馬克思主義作為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替代者所提供的希望方面，仍繼續擁有相當大的作用。
很明顯，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真理的一個來源是共產黨合法性的一個條件，正如共產黨作為重新實現民族富強的政治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共產黨合法性的條件一樣。不把革命的過去看作是必要時可以用來應對當前問題的記憶和政策的倉庫，是愚蠢的。忽視馬克思主義對政治語言的繼續貢獻同樣是愚蠢的。很明顯，正如領導人愿意指出的那樣，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指導政策，而是當前的政策塑造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解釋。但是，馬克思主義可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理解深深根植于中國革命之中的中國模式理念的推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004年以來，在胡錦濤的支持下，中國領導層通過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來努力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活力。[29]至少在表面上，馬克思主義的復興意在通過把人類福利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目的，正如社會主義的目標所要求的那樣，以此來抗衡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它的最直接的目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為了恢復黨組織的意識形態統一，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這種意識形態與過去30年來領導人所確立的意識形態發展脈絡保持一致：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總體目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后的解釋為中介，而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直接解讀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在全球化時代適合于中國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努力，最顯著的是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領導下的努力，是基于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而這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解釋是建立在中國革命和發展的經驗之上的。
馬工程一直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何論述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如何論述革命的考察，而在過去革命則是主要的關注點。當這一工程啟動的時候，它有五個方面的任務：加強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重新翻譯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建立適合時代特點的馬克思主義體系；編寫具有馬克思主義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哲學等高等教育教材，以及編寫體現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精神的中國近現代史等教材；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后者包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除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之外，工程本身還涉及全國一些大學的相關院系以及黨校。這一工程的一個方面就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煉出被選出來的18個術語和概念的含義。在這里值得列出這18個術語和概念來，因為它們體現了當前的關注點：民主與政治文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農業和農民，經濟文化落后社會的經濟發展，全球化和時代問題，所有制和分配，政黨，戰爭與和平，勞動價值理論與剩余價值，階級、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民族，意識形態、進步文化和道德，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軍事。
近年來，黨的理論工作者一直參與全球性的尋找馬克思恩格斯檔案中出版和未出版的資料，這些資料也許可以為改革時代中國發展的理論上的正確性提供文本證據。沒有理由可以斷定參與馬工程的各種機構或者這些機構中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人員給出的解釋是一致的，他們本身在評估當前的發展方面就未必看法一致。就目前所提供的出版成果來判斷，馬工程已經產生了一個超越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最本土的意義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同于中國革命實踐。的確，有些理論文本讀起來非常像是從毛澤東到現在的革命的歷史。不過，與革命時代不同的是，當過去的哲學遺產至少在形式上被看作是激進轉型的目標，以保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歷史的假設一致時，卻有了一些嘗試，試圖找到馬克思主義與本土遺產的共同之處。[30]
有一種很明顯也許是很淺薄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比以前已經更加明確地充當了國家政策的工具，而事實上情況比這要復雜得多。更重要的觀點應該是，這種工具性所賦予它的科學普遍性的地位，提供了跨越國家邊界之間的連接，使中國經驗具有了全球相關性。馬工程與中國模式的官方宣傳的時間上的重疊可能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不管是否如其支持者們所意圖的那樣，在這兩個工程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辯證互動關系，這種相互作用最好可以通過哲學概念中的“具體的普遍性”來理解，普遍性只有在其特殊性、確定的歷史性中才能理解。[31]于是，中國模式，或者更好一些說，中國榜樣，可以理解為普遍原則的獨特性的歷史實踐。這一模式受人模仿的不是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模式而是其把普遍性與具體歷史環境相結合的做法。
重要的是克服關于中國發展討論中的絕對的形式主義，更加密切地關注指導變革的思想。在東亞空間背景下出現的1978年之后的結構轉型（改革開放）在指導中國隨后的變化路徑方面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這些轉型只有在包括1949年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革命時期的更長的時間視角下觀察時，才能最好地加以理解。這對于那些在革命和改革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的人來說，那可是一生的時間。與無休止地跟蹤易變的細節，搜尋超越時空限制的原理，或者陶醉在中國或東亞思想中相比，更加密切地關注這些結構和歷史背景也許能提供理解中國關于變革的思想的更好線索。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對待中國模式的理念，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它卷入全球權力話語中的情況，因為它在全球權力話語中有其啟發意義，并從全球權力話語中衍生出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
注釋：
[1] Tony Karon，“Why China Does Capitalism Better than the U.S.，”Time，Thursday，20 January 2011.www.time.com/time/wo
[2] 就這兩種視角的例子，分別參閱 Kevin Lu(of the World Bank)，“What is the ‘China Model’?” 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28，2011，http://voices.washin
[3] 就此問題的廣泛討論，參閱Arif Dirlik，“Mao Zedong and ‘Chinese Marxism，’” in Arif Dirlik，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oulder，CO：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5，pp.75-104。
[4] 就基本的含義而言，“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是可以交替使用的。例如，參閱俞可平等主編的《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該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從“北京共識”原文翻譯過來的。)
[5] 對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參閱Stanley Rosen and Gary Zou(ed)，The Chinese Debate o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M.E.Sharpe)，23.2(Winter 1990-91)。
[6] Peter L.Berger and Samuel P.Huntingon，Many Globaliz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我們興許記得博格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主張儒學復興的主要作者。亨廷頓則在過去40年來作為威權主義發展以及影響發展路徑的文化（文明）特殊性和同質性的提倡者，在學術界發揮了領導性的角色。提倡類似觀點的中國著名學者是何傳啟。參閱 “China Modernization Report 2009：The Study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ina Development Gateway，http://en.chinagate.
[7] 對于這一問題的批判性分析，參閱Arif Dirlik，“Confucius in the Borderlands：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invention of Confucianism，” in Arif Dirlik，Culture and Societ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The Liang Qichao Memorial Lectur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1，pp.97-156。
[8] 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時，巴德漢自始至終特別強調中國發展的兩個特點：改革初期土地分配的平等主義和分權化的作用。前者是最初刺激中國的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后者則是動員地方干部促進發展事業的重要動因。他沒有補充說明這兩個特點都是先前革命時期的遺產，這是他不太贊成的觀點。先前時期的集體化實現了更大的平等，為家庭聯產責任制下的土地平均分配奠定了基礎，這不僅有助于發展，而且也減緩了不平等的新趨勢，為窮人提供了一定的保護。處在早期這些變革前沿的地方干部現在承擔了新的角色。這兩個因素對發展的貢獻以及與這兩個因素相連的問題也以新的形成重現了早期的矛盾。參閱Bardhan，Awakening Giants，op.cit.，especially chaps.6-8。
[9] Huaiyin Li，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要了解革命時期在為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的發展奠定基礎方面的重要性，關于農業，參閱該書第10章和第11章。
[10] Penelope B.Prime，“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olitics of Accumulation in China，”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ed)，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Armonk，NY：ME Sharpe，1989，pp.136-151.
[11] Chris Bramall，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2] 最近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近30年發展的歷史背景包括鄧小平的領導、海外華人的作用、中國在東亞的位置（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東亞是擁有巨大經濟活力的地區），參閱Gilbert Etienne，“Exploding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Business Standard，Saturday，19 March 2011，http://www.businss-s
[13] 關于“國恥”，參見William A.Callahan，The Pessoptimist 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關于“世博會”，參見俞力主編的《歷史的回眸：中國參加世博會的故事（1851—2008）》，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關于世博會的批判性視角，參見Robert W.Rydell，All the Worlds a Fair：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1876-191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14] Francis Fukuyama，quoted in，“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Economist，18 January 2011，www.economist.com/bl
[15]Stefan Palm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0，p.9.
[16] See Martin K.Whyte，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Chaps.3，9.
[17]Palmer，The Beijing Consensus，op.cit.，Ibid.，p.3.
[18]隨著中國政權準備把其經濟提升到一個技術更加先進的層次，這種限制再一次變得明顯起來。創新在地方申請專利權成為參加中國經濟的條件，并要求合資企業把先進技術轉移給中國。參閱David Abraham and Meredith Ludlow，“Chinas Bold New Plan for Economic Domination，” The Atlantic，May 18，2011，http://www.theatlant
[19]Karl Gerth，As China Goes，So Goes the World：How Chinese Consumers are Transforming Everything，New York：Hill and Wang，2010，Chap.2.See，also，Richard McGregor，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0.
[20]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以2004年調查為基礎），只要財富是通過合法的渠道取得的，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接受不平等的。參閱Whyte，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op.cit.Chaps.3-4。
[21]現在自稱是“網絡大學”的紐約大學近來在國外建立校園方面走在了前列，它在阿布扎比、倫敦和上海建立了分校，授予聯合學位。耶魯大學計劃在新加坡建立一個聯合校園。與此同時，杜克大學聯合武漢大學已經開始在上海附近建設新的校園，將授予杜克大學學位。英國的利物浦大學在2005年10月底宣布將聯合西安交通大學在中國建立一個專注于技術學科的分校。有趣的是，根據一份報告，該分校將建在中國東部的蘇州工業園內，這不僅與利物浦距離甚遠，而且離西安也有一定的距離。蘇州工業園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中國的外資企業的集中地，包括了福布斯世界500強企業中的53家企業。換句話說，這所大學的建立是高等教育作為企業服務于企業的另一個例子。這種“合資企業”一直是中外企業合作的標準形式。在這個例子中，這種合作得到勞瑞特教育有限公司——一個在線跨國教育集團的背后支持。參閱Polly Curtis，“Liverpool to Establish Chinese University，” Guardian Unlimited，27 October 2005。關于上海的紐約大學，參閱“NYU Shanghai Cmpus Breaks Ground，” CNNGo，29 March 2011，http://www.cnngo.com
[22] 關于教職工反對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建立孔子學院一事，參閱Matthew Little，“Confucius Institute Unwelcome at University，Says Professor，” Epoch Times，May 19，2011，http://www.theepocht
[23]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言論，認為中國人正在做“徒勞無益的事”，試圖“阻止歷史”。Ted Galen Carpenter，“Diplomatically Insulting the Chinese，” The National Interest，May 20，2011，http://nationalinter
[24] Stefan Palmer，The Beijing Consensus，op.cit.，Chap.3。帕爾默認為威權主義可能是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的一個來源。最引人注目的揭露美國公司、新聞機構和學術界（尤其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在促進中國模式的合謀方面，參閱 Eamonn Fingleton，In the Jaws of the Dragon：Americas Fate in the Coming Era of Chinese Dominance，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2008。
[25]就新的汽車文化的有趣的討論，參閱“The Dragon Wagon：A New Pardigm，”gufnews.com，27 March 2011，http://gulfnews.com/
[26] 例如，參閱 Daniel A.Bell，Chinas New Confucianism：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要了解近期關于孔子學院的討論，參閱 Kam Louie，“Confucius the Chameleon：Dubious Envoy for ‘Brand China，’” boundary 2，38.1(Spring 2011)：77-100。
[27] 安妮-瑪麗•布萊迪把這一“模式”恰當地描述為“民粹威權主義”，參見Brady，Marketing Dictatorship：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8，p.191.See，also，pp.78-79，以了解中國政府從美國學到的關于公共關系的經驗，使不用說在“軟實力”上學到的經驗。
[28]通過中國革命過濾過的馬克思主義可能是另一回事。例如，參見Chen Chenchen，“Revolutionary Art About More than Junst Nostalgia and Irony，” Global Times，May 22，2011，http://opinion.gl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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