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當今中國社會已經面臨著較為嚴重的社會危機。由于社會矛盾加大[[1]]，階層對立、腐敗[[2]]等各種問題[[3]]引發的社會問題使得整個社會面臨著較大的內部壓力從而使得整個變得極不穩定。在種種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原因中，收入分配不公從而延伸形成的種種社會不公正，已經成為了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嚴重的因素[[4]]。本文分析了過去三十年間的收入分配數據，并構建了兩階層和三階層的收入分配模型，以試圖回答三個問題：1)為什么中國社會會進入不穩定期；2）為什么在目前社會還能維持基本的穩定？3）如果不改變當前的這種趨勢下，導致社會結構不可持續的總危機會在什么樣的狀態爆發？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旨并不是在探討具體的危機時間，而是通過歷史的數據和基本的邏輯分析來推斷這一長期的趨勢，因此，這一趨勢可能今后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顯現。
1. 問題的提出
1.1 當前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于當前中國社會內部所面臨的嚴重的內部壓力所導致的社會不穩定性，已經無需過多討論。也正因為此，社會管理逐漸成為當前社會和政治研究的主要問題[[5]]。然而對于當前社會問題所造成的原因及其深刻的后果，目前來說還遠未被重視。
1.2 分配不公、危機與社會變革
大量的研究顯示，當前主要的社會問題的原因是由于不公正產生的[[6]]，而收入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7]]。由于在經濟分配的不公正所產生影響總體來說有兩點危害：1）短期內制造社會矛盾，形成階層沖突；2）長期導致社會危機的出現，從而導致反社會意識的形成，引發對原有社會結構破壞性的變革的發生[1]。
2. 社會變革的行為解釋—研究方法的討論
2.1 社會行為研究的基本方法-經濟與非經濟方法的辨析
對于社會行為的變革，存在兩種基本的研究出發點的不同，一種是典型的經濟方法，認為社會行為最終是由于經濟因素所最終決定的。其二是典型的非經濟方法，認為決定社會變化的是制度、文化、心理、人性等各種非經濟的因素。
經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兩個起源：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即經典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第二個起源是上世紀60年代起源的公共選擇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其本質就是通過經濟方法研究政治和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和相應的研究者的集合。其基本思路是將經濟學中基本假設即效用最大，成本最小等基本假設引入到投票等政治現象中，用以解釋會現象和構造投票策略，最優的政府規模等。
非經濟的研究方法自18世紀乃至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其典型的表現為文化決定論或者制度決定論。認為某種文化、制度或者社會心理是導致社會行為和社會變遷的根本力量。
對于經濟與非經濟的方法，至今依然沒有定論。然而本文依然延續了經濟的方法來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與潛在的制度變遷，其主要理由有三:
1) 經濟方法符合人的行為的一般屬性，具有微觀基礎：
經濟方法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從人的微觀角度出發，通過研究個體的人的行為自底向上的搭起整個群體的社會行為。而在經濟方法的研究中，其中對研究個體（人）的基本假設例如趨利避害，利益最大化等假設符合人的基本屬性，因此具有微觀基礎。而非經濟研究方法，例如制度決定論并不能滿足這種基礎的微觀假設，也就是說其缺乏微觀基礎的支持。
2）經濟方法有大量的歷史和宏觀證據的支持：
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開始的定性的研究，到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對世界各國民主化進程和其他社會政治現象的定量解釋，經濟方法都有大量的歷史證據和宏觀現象的支持，具有相當大的解釋性。而非經濟方法首先是不能夠量化，其次在歷史和宏觀證據上，也缺乏系統的解釋力，這一點在下一條也有解釋。
3）經濟方法具有完整的研究體系和內在邏輯的自洽性：
這一點是經濟方法最大的優點，即相對于其他方法，經濟方法形成了從微觀基礎到宏觀證據完整的內在的邏輯結構和相應的體系，成為一種系統的、邏輯上內洽并可以量化的“科學”。而非經濟方法，無論從微觀到宏觀，在體系化的系統和內在的邏輯結構方面都有所缺乏。這也就是研究中的基本的邏輯，即在研究中，如果要提出一個新的因素（比如文化）社會行為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因素，那么就必須首先要從微觀上，說明文化是怎樣影響個人的行為的，其次說明的文化是怎樣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影響的，最后要說明在從少數的群體行為累積到整個社會行為之間，文化是怎樣影響的。這才能構成完整的解釋體系和鏈條。而更為重要的是，當塑造用一種因素解釋社會現象時，必須要保持內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如果文化決定論，就不能夠說文化在某些國家適用，而在某些國家適用于法律，某些國家某些現象又適用于社會心理解釋。而經濟方法至少是是目前邏輯一致性最好的方法。
4）經濟方法也不排斥非經濟因素：
這一點是往往被文化學者和其他社會學者所誤解和垢弊的。即，非經濟方法研究者往往用某些片段性的社會文化制度因素在社會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來否認經濟方法的研究意義。實際上，經濟方法并不排斥非經濟因素在社會行為和社會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在此斷言，絕大多數非經濟因素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最終都是通過經濟因素實現的，只要承任趨利避害，效用最大化等假設是人類個體和人類群體基本的行為屬性，那么任何其他的非經濟因素都要通過這些經濟因素來最終影響人類社會行為。因此，這就為構建以經濟方法為主線，以非經濟因素為輔助解釋的系統的解釋框架打下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方法依然是最具有解釋力和最有可能更加全面的接近真相的解釋[2]。
2.2 經濟方法解釋社會行為—集體行為的邏輯
在提到經濟方法解釋社會行為時，就必須要提到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的理論（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8]]，并且這也是本文的出發點。盡管該理論已經被大量的研究和討論過[[9]]，但實際其重要意義依然遠沒有被充分認識，并且往往被學者錯誤的批判著。
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概括就是，在集體行為中，行為人是以個人的邊際利益而不是群體利益作為行動的依據的。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為什么如此重要，是因為在我們剛才所討論的經濟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的兩種流派中（馬克思主義和公共選擇理論），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都進行了重大的突破和貢獻。
首先，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突破和補充了馬克思二元的階級分析觀。馬克思最早所采用的用二元的階級斗爭分析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運動，無意在當時的時代下具有其鮮明的積極意義，并在很多方面都表現為正確的。但由于時代和認識的局限，將社會嚴格的分為二元結構無疑是過于簡單化的。而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突破了將社會一分為二的簡單化的分析方法，而將社會變遷看做由于利益形成的多個利益集團的互動的結果。這就極大的改變了原先馬克思的二元方法的局限，具有更大的解釋力。
其次，也就是更為重要的是，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建立了打通了經濟方法解釋社會現象的橋梁，建立了新古典的邊際分析方法分析社會行為的理論基礎，從此，具有經濟學研究的系統方法可以被有效的運用在普遍的社會分析之中。奧爾森通過分析人的邊際利益出發，進而分析到集體再分析到社會行為完全是采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方法。這就使得將社會分析的方法與具有扎實系統性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體系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從而打通了社會分析與經濟分析之間的隔閡。這就產生了三個明顯效果：1）使得原先對社會行為的空洞的分析同樣建立在基于人性的微觀基礎之上，研究具有了堅實的邏輯和行為基礎；2）原先系統性的基于邊際效用的新古典框架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同樣的使用在社會分析之中，社會分析正式成為一門可以納入科學體系的一本學科。3）建立了社會現象與經濟現象的緊密的聯系：過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實際上證實了人類的社會現象如政治行為與經濟現象如市場上的買賣行為一樣，本質都是來自于人類的基本行為屬性，因此在本質和分析方法上并無實質區別。這也就間接解釋了為什么經濟結構與社會政治結構往往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穩定的民主往往產生在那些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之中，而發達的市場經濟背后往往隱藏的是穩定的民主制度。
可以說，從以上的角度來看，怎樣過高評價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都不過分，而本文如下提出的三個基本的研究假設也正是基于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之上的。
2.3 社會變遷的三個基本假設
正如同歐幾里得幾何學是建立著名的五大公設基礎上，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些根據事實依據的假設基礎上的。在我們的研究中，也同樣如此。根據集體行為理論，我們提出了支持本文研究的以下的三個基本前提假設：
假設1：邊際收入決定了社會中個體的基本動機和意愿
假設1實際上是來源于基本人性假設，社會中的個體行為是基于其趨利避害的基本屬性的，邊際收入是決定人的個體利益的主要因素，因此邊際收入決定了社會中個體利益的基本動機和意愿。在此，邊際的意思表示變化的意思，即在某一點上改變的收入。即人們在決策時主要受決策時點的收入變化決定的，而既往的收入和支出都屬于沉沒成本，沉沒成本不影響人們的決策。
假設2集體行為是基于集體行為中的個體收益的一致性的個體行為的結果
假設2 也是基于集體行為理論的，也就是說當在一個群體中大多數人都同時采取一致性的個體行為時，集體行為就產生了。而每個人的行為是受其個體的行為動機支配的。也就是說在集體行為中，當集體中的絕大多數都具有了一致性的行為動機并產生了一致性的行動，則在整體上就表現為集體行為。
假設3：社會變革是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群形成的一致的意愿的產生的行為的結果
假設3實質上是假設2的推論，社會變革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行為，在集體行為中，必然是是由參與行為的絕大多數個體的一致性行為所構成的，而一致性的行為最終是產生于一致性的社會意愿的。
3 中國的收入分配變遷
3.1中國收入分布的基本事實
從本節起，我們開始正式研究中國的收入變遷和社會結構分化引發的社會矛盾問題，并導致最終社會總危機的到來。我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收入決定人們的個人效用，也決定人們行為的基本動機，變化的收入引發人們行為的改變。收入結構的歧化導致社會內部的對立最終形成大多數人群對少數人群的對立，并導致改變社會秩序的一致性動機的產生。這個時候社會就將進入到極度的不穩定中，并隨時可能爆發重大的動亂。
我們在此首先來看中國過去20多年間的收入分布數據。圖1顯示了國家統計局在過去歷年將社會進行7個階層劃分所得到的各階層在總體收入中的分布。從圖中，一個明顯的結果是，在過去的20年間里，除卻最富有的10%的人群所占有的財富在快速增加和次富有的10%的財富緩慢增加外，幾乎所有的人群的財富在整體財富中的份額都有所下降。特別是最低收入人群最大幅度的下降。
3.2 中國社會富裕階層的變遷
由于中國種種傳統（如不露富心理）和現代因素（統計手段的缺失）的影響，對中國富裕財富分配狀況的研究一貫都是異常困難的，因此準確描述過去若干年的富裕階層變化也是異常苦難的。但是，我們依然可以根據中國改革開放的變遷經歷,根據一些片段的研究[[10]-[11]]，大致描述一下富裕階層的變化[[12]-[13]]。在此，可以將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大體劃分為以十年為期的三個階段：1985-1995,1995-2001,2002至今。
（1）1985-1994 私有經濟的繁榮和第一代富裕階層的興起
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在農村推行，1985年起，城鎮的改革也繼而開始。也就是從此時起，中國的私有經濟開始快速的發展起來。在城鎮，小手工業者，個體戶等就構成了第一代富裕階層。在鄉村，大量的鄉鎮企業逐漸由集體農村興辦起來，種田大戶和鄉鎮企業家構成第一代的農村富裕階層。總體說來，這一階段的富裕階層主要是在寬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個人努力的結果。而這一階段，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真正的自由經濟時代。也就是所謂的企業家的時代。[[14]]
（2)1995-2001 外資職員、民營企業主
從1995年開始，對外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擴大導致中國在南方逐漸建立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此時，原有的鄉鎮企業也逐漸轉制為民營所屬，而在這一轉制過程中，興起了第二代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逐漸構成了第二代的富裕階層。與此同時，外資企業逐漸進入中國市場，最早的外資企業的中方職員也因為其高收入成為了穩定的高收入群體。這一階段的富裕階層表現為民營經濟與外資經濟的結合。
（3）2002- 快速的富裕階段，權力經濟的興起
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階段。主要表現以下方面，1）國有企業改制的完成；2）新的重化工業的趨勢；3）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也正是從這時期，中國的貧富差距開始增大，這一階段也成為令人有些眼花繚亂的快速富裕階段。盡管我們無從知道到底詳細的富裕階層的構成和財富分配，但我們大體知道他們是由什么樣的群體構成的。大體來說，這一階段的富裕階層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 私營企業家：
應該承認，在這一階段，私營企業家依然成為了富裕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企業家橫跨制造、營銷等各個領域。
2） 腐敗的政府官員：
腐敗現象是于經濟發展中的尋租密不可分的，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官員腐敗也越來越嚴重，近年來，億元以上的大案已經屢見不鮮。而腐敗的官員，也已經由原先的財務、人事、工程建設領域向各個領域發展。腐敗的政府官員以及相應的家族，成為當代中國富裕階層的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
3） 國有壟斷企業高管經營者：
伴隨著國有企業改制的完成，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重新成為了富有階層的產生器。根據相關報道，國有高管的收入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據報道，千萬年薪的國企高管已經屢見不鮮。）
4） 房地產開發商：
為什么將房地產開放商獨立于私營企業家之外，是因為私營企業家主要是通過個人努力（也就是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實現的財富的積累，而房地產開放商，主要是通過與權力的結合，通過壟斷性的獲取土地和經營資質來實現快速的財富的積累。
5） 礦業主：
這一群體包括煤礦及其他礦業擁有者。與房地產開放商類似，這一群體的財富也主要是通過與權力的結合獲得壟斷性的經營權從而獲取暴利的。
6） 部分學者：
部分學者的暴富使得學者第一次成為近年來新生的富裕群體。在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資助下，部分學者一方面通過申請高達千百萬的縱向與橫向的項目經費，一方面通過大量的招收研究生來完成這些項目，而所給的報酬少的驚人。而學者的項目往往還享受免稅的待遇。這使得部分學者成為制度下的投機者。成為迅速暴富的階層。
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六類中，除卻第一類的富裕階層是通過自身的智慧努力和企業家精神積累的財富外，其他五類群體都是由于對某種權力的壟斷（政治，經濟和教育）來實現自身的快速財富積累的。
3.3 中國社會財富變遷的趨勢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得到兩點中國財富的變遷規律：
1）最富有階層的財富在快速的增長，而這一增長是以侵占其他階層的財富增長份額實現的；
2）最富有階層與權力的結合越來越緊密，中國正形成一個從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到文化教育權力的特權精英階層，這一精英階層成為了中國占有財富最多并且其財富依然快速增長的群體。
4 收入畸形，階層分化與社會危機I——— 一個兩階層的模型
為了解釋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們首先構造一個兩階段模型，將社會劃分為壟斷權力的精英階層和非精英兩個階層。根據過去的收入分配的變遷趨勢，我們構造了從改革開放初期到未來的收入的主要變遷趨勢。
4.1 財富增長趨勢的兩個因素：
各個階層的財富收入的變化的基本的公式是，一個社會階層所掌握的財富是受總體的國民財富（GDP）和所在階層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共同決定的。用形象的話來說，社會各階層的財富是由整個社會財富這塊餅有多大和相應階層所占份額有多大決定的。
在此我們還需要引入兩個基本的事實或者前設。
前設1：任何國家的GDP都不會無限制持續的快速增長
這一假設是基于國際國家發展的基本事實來的。盡管從長期來看（數千年的歷程），伴隨著歷次的技術革命，人類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持續的不斷遞增的過程。但是從中短期來看（例如幾十年），在技術相對穩定的時期內，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都不會快速的無限制的發展。以典型的發達國家為例，發達國家在起飛階段，普遍經歷過長達數十年的接近10%的經濟增長率，但是無一例外到平均人均收入到1萬美元的時候開始放慢腳步，并在2萬美元的時候基本增長就接近停滯（如果考慮價格因素，大量發達國家經濟實際上為負增長）。
前設2 精英階層會利用手中控制的財富分配權盡可能的擴大自己所占有的份額，并且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
這一前設是來自于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首先從理論，任何階層都有擴大自己階層利益的動機，但是由于精英階層比非精英階層占據更多的資源和分配權力，因此，精英階層具有更大的優勢擴展其自身的份額。其次，從現實上來看，根據對中國既往收入分配數據的分析也支持了這種前設。
一個相應的問題出現了，而這一問題也是理解我們所有論述的關鍵，即，是否有可能改變這一趨勢。我們的答案是，有，但是除非采取強有力的非常措施。根據集體行為理論，在集體行為中，行為者僅憑借個人的利益而不是集體的利益來行為。當個人利益增加而損害集體利益時，行為個人也會采取行動。在現實中這就表現為，盡管在一個社會中統治精英集團從整體上能夠清晰的認識到權力的尋租行為導致自身利益增大后有可能會失去政權使得原有精英集團的整體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但是精英集團并不是鐵板一樣的整體，而是由個體組成的。由于個體的短期尋租行為帶來的個體額外收益遠遠大于遠期精英集團失去政權后引起的個體利益損害，因此，無論精英集團整體上怎么樣清楚的認識這種趨勢的危害，由于集團內個體行為引發的這一趨勢幾乎是不可更改的。
4.2 兩階層模型的收入增長趨勢
圖2顯示了這種趨勢，在圖2a中，橫軸是年收入，縱軸是時間軸，圖中表示精英的曲線和非精英的收入曲線。圖2b是收入的增長趨勢曲線，如果從數學上講，圖2b和圖2a是同構的曲線，是圖2a的一階導數的曲線。我們分析的關鍵是圖2b，但是為了便于理解和直觀，我們將圖2a和圖2b放在一起。
在圖2a中，我們大概以改革開放時間為原點，從那時起，精英和非精英的收入都有了較快的增長。但由于非精英的經濟動力被長期壓制后的釋放，因此，非精英的收入在一開始的增速快于精英（例如國家干部在改革開放前后的幾年變化并不顯著）。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權力經濟的興起，使得精英階層的收入快速的趕上非精英階層的增長速度。進而，在未來，整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漸停滯，加之精英集團壟斷分配權力使得自身的份額更大后，非精英集團的收入開始停止增長甚至開始下降。精英集團也因而可以保持在整體經濟低迷下的自身收入增長,因此會持續保持加速狀態的收入增長。圖2b是相應的收入增長率曲線，從數學上，也可以直接對圖2a求導得到。
在圖2中，存在兩個點非常重要，即A和B點。A點為精英與非精英之間收入增長率相等的交點。B點為非精英階層收入增長由正轉為負的時候。根據OAB三點，整個的收入分配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非精英階層收入快速增長的OA階段：在OA階段，由于之前所述，非精英階層由于改革開放的政策后極大的釋放了潛在的經濟活力，收入增長很快，并顯著的高于精英權力階層。在這一時期，占大多數人群的非精英階層對社會總體狀況和未來生活的預期非常滿意，整個社會秩序較為安定，這一階段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對應于78年到90年代末的階段。
2）精英收入增長快于非精英的AB階段：在AB階段，由于精英階層逐漸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過程中利用權力通過壟斷和尋租行為獲取更多的收入分配，這時候，精英階層的收入增長開始快于非精英階層。在這時，由于精英階層的收入更多的是通過不公正的與權力結合的方式獲得的，非精英階層開始逐漸對分配方式不滿。但是由于整體經濟依然快速增長，因此盡管非精英開始不滿，但是其自身的收入絕對值依然可以保持增長，因此，雖然社會不公開始出現，社會依然能夠保持基本的穩定。這一階段，大體就對應于中國當前的階段。
3）B點后，進入極度的不穩定狀態：B點是我們整個分析的關鍵，在B點后，由于整體國民經濟速度逐漸放緩甚至停滯，但是精英階層依然通過自身掌握的權力實現自身的分配優先，因此自身的收入增長速度并不放緩，而占大多數的非精英的收入由于被直接或者間接的侵吞（例如通貨膨脹），使得整個群體的絕對收入開始下降。這時候，社會就在非精英的大眾中形成了一致的不滿意識（不公平更加劇了這種不滿）。因為任何對制度的變革，都有可能使得非精英階層獲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因此變革社會結構的一致愿望就趨于形成。此時，社會就進入了極度的不穩定狀態，大規模的以社會變革為目的的集體性事件一觸即發。
4.3 進一步的探討
截止此，對于中國未來危機窗口的分析基本的分析已經大體完成，一個基本的收入分配不均導致的基本的社會變化的趨勢已經大體描繪出來。但是一個基本的問題依然存在，即如果根據集體行為理論，其實不待B點出現，在AB期內社會就可以形成一致的動機。因為在AB期，精英階層的收入分配已經遠大于非精英階層，任何有可能的社會變革都會增加非精英階層的收入預期。因此，在這一階段，改變社會結構的一致性意愿應該已經出現。但為什么社會依然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定？
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兩階層的模型就不能夠足以解釋。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集體理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突破了馬克思主義原先的二元對立的社會階層分析框架。我們下一節開始分析。
5 收入畸形，階層分化與社會危機II——— 一個三階層的模型
社會中并不僅是二元的階層沖突結構，實質是多元的結構。中產階級已經日益成為一種社會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為了解釋上一節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慮到中產階級的作用，實際上我們即將看到，中產階級在目前的社會穩定中起到了異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目前的趨勢下，這一階層的利益最終可能會受到損害，并導致社會進入極不穩定的狀態。
如圖2一樣，圖3顯示了引入中產階級后，三個階層各自的收入變化。圖3等同于圖2b,只是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取消了收入差異圖而重點觀察收入變化率的差異。因為正如前所說，決定人際行為的關鍵是對邊際收益的預期，也就是真正決定行為的是收入的變化。
在圖3中，中產階級和最低收入群體其收入變化曲線的趨勢基本上是一樣的（因為其都不擁有分配財富和權力尋租的能力），但是由于中產階級更加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等，其收入的增長會更多一些，因此衰減時也相對的慢一些。而精英階層由于其優先分配的權力，依然保持了持續上升的趨勢。
根據三條曲線的變化，就形成了A A1 B B1 四個關鍵點。A A1分別是最低收入階層和中產階級的收入率開始低于精英階層收入增長的臨界點。B B1是最低收入階層被中產階級階層收入率開始變為負時的臨界點。根據四個關鍵點，就形成了以下的階段：
1）OA階段：最低群體和中產階層收入快速增長，社會呈現穩定狀態;2)AA1階段，從A點后段：最低收入群體增長開始低于，精英階段群體，最低收入群體不滿情緒開始累積，但其絕對收入可以增長。此時，中產階級的收入預期依然增長，因此，此時社會依然保持穩定。3）A1B階段：在A1后，中產階級的收入的增長速度開始低于精英階層，此時，中產階層開始逐步的對不公正產生不滿。但是由于此時，非精英的兩個階層的絕對收入都依然能夠增長，因此，社會依然能夠大體保持穩定。4）BB1階段：在B以后，隨著總體國民經濟收入增長的放緩和經濟與權力的結合，最低階層的絕對收入開始下降，由此最低階層變得極為不滿。國家開始進入不穩定期，但是由于此時中產階級的絕對收入還可以增長因此社會依然有保持穩定的力量。5）B1階段以后，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變為負，此時，非精英的兩大階層的收入增長都為負，社會就形成了絕大多數群體間的一致的改變社會結構的行為動機。此時社會進入極不穩定階段，大的社會動蕩隨時可能發生。結合目前的狀態，當前大體處于A1和B之間的階段。也就是中產階級和最低群體的收入增長率低于精英階層并開始下降，但是其絕對收入依然可以增長。
根據以上的分析，上一節提出的問題就很容易回答，即在A點過后特別是在A1點后，社會的絕大多數去群體已經形成了一致的不滿情緒，但為什么社會依然能夠保持穩定。這就是中產階級的穩定作用。因為盡管中產階級相對于精英階層收入增長更慢，但其依然能保持絕對的增長。在B1點出現之前，任何的社會變革都最先損害的是中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精英階層，因此中產階層有可能會因為變革而變得更壞，因此，社會雖然普遍不滿，但是并沒有形成一致的行為動機。這就是社會當前依然保持穩定的作用。
6 動蕩臨界點的估計
6.1 基本的判斷
如上所說，如果目前的分配格局不改善并且繼續惡化下去的化，中國會遲早進入極度不安定的社會動蕩期并產生一致性的改變社會結構的行為動機。那么這一點大概的時間在什么時候，就是本研究無法回避，同時也是非常現實和敏感的問題。
正如模型所述，非精英階層的收入變化是受外在經濟增長和自身所在階層的份額收入變化決定的。一種基本的可能是，因此，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狀況就成為一個判斷的基本依據。現有的經濟估計認為，中國目前至少還能保持10-20年間的高速增長，那么僅從經濟增長計算，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的話，那時起，可能在2020-2030年之間，中國會進入極度的不穩定期。
6.2 影響臨界點到來的其他因素
臨界點的到來的影響還有其他的因素進行推遲或者加速：
1）收入分配結構的扭曲速度的改變：我們所有的推論都是建立在收入結構當前的扭曲狀態會進一步加劇的假設基礎上的，盡管我們也知道這一趨勢很難在現行的制度下扭轉。但是如果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和制度化的方式例如合理的稅收體系，公正的司法體系，完善的社會服務系統等。這一趨勢的是有可能改變的，如果這一趨勢得到緩解，其社會危機的到來就會大大推后甚至消失。這也正是我們的建議。
2）國際環境的改變：如果其他的例如經濟發展和分配結構扭曲的趨勢不改變的話，國際形勢的改變例如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可能使得社會結構變得更加穩固或者不穩固，例如干涉戰爭的爆發往往使得一個民族的內部結構更加穩固和社會結構保持更久的時間。
7 結論
7.1對三個問題的回答：
在此，我們對文初提出的三個問題進行回答：
1）為什么社會會進入到不穩定期：
如果承認馬克思主義或者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的話，認為經濟動機是影響社會行為的最基本的力量。那么，根據對數據的分析發現，當前中國社會進入不穩定期的主要原因來自于依附于權力的收入分配不公正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對立；
2）為什么當前社會依然能夠保持大體的穩定：
根據分析，社會當前能夠保持穩定的原因有兩方面：首先，盡管當前收入出現了不公正現象，但是不掌握權力的非精英階層的絕對收入依然可以增長，一致的改變社會結構的經濟動機雖有出現但是尚未形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中產階級在當前制度結構下，現有的收入和階層的上升空間既然存在，在非精英內部，依然未形成一致的反對精英集團的社會行為動機，因此，社會依然暫時穩定。
3)如果不改變當前的趨勢，什么時候這種暫時的穩定狀態會消失。
當除卻依附權力的最上層階級的收入能夠增長而其他所有階層都會受到損害時，社會絕大多數群體就產生了一致的變革動機，這時，社會就進入極度的不穩定階段。具體來說，因為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是高于最低階層的，經濟增長緩慢和分配的扭曲導致中產階層的收入增長預期為負的時候，社會就形成了一致的改變現行秩序的動機，社會進入不穩定階段，大的動蕩一觸即發。
7.2 結語—-最后的建議
我們從社會行為的基本動機入手，通過集體行為理論構建了社會行為的若干基本假設，并在此假設上，通過分析中國收入分配的結構變化和利用過去的經驗數據，描繪了兩階層和三階層模型的基本收入變化。通過謹慎的行為假設和一步一步的證據支持和邏輯推導，我們不得不發現，無論是兩階層還是三階層模型，如果當前的趨勢不改變，中國未來一定會進入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而社會危機的到來的窗口時期，很可能是未來10到20年以后的時間。因此，我們的建議是，一定要抓住寶貴的時機，在危機窗口到來之前，抓住當前最為寶貴的10多年時間，盡快完善制度建設[[15]]，特別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體系，作為對權力尋租行為的約束；建立合理的稅收機制，作為二次分配的調節；建立系統全面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對最低收入階層的保障。只有這樣，收入分配畸形導致一致性的社會動機就不會形成，甚至收入分配畸形本身也會改變，國家和政治結構才能夠得以保持長治久安，才不會出現本文基于當前趨勢所做的不愿意看到的預期。
參考文獻:
[1] 在此，我們斟酌并很謹慎的使用了社會變革一詞，以描述社會原有秩序的破壞性的崩塌。
[2] 對于社會現象的多種解釋的選擇，筆者認為依然應該沿用科學研究中的奧姆剃刀定律，即在兩種對同一現象的解釋的選擇中，引入前提假設最少的解釋比引入假設更多的解釋更加接近真相，而經濟方法往往相對于非經濟方法引入了更少的前提假設（只需要對人性的基本假設，而這些假設往往是符合真實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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