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規定中國現實經濟矛盾系統
主題是主義的展開，是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統一。目的性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屬性，是主體性的集中體現。標榜“客觀、公正”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從“自然規律”、“客觀經濟規律”出發來界定研究目的，而他們是超然世外，不食人間煙火的，是為了“發展物質生產力”而宣講他們所掌握的“客觀經濟規律”的。這樣的經濟學家只能來自太空，是外星人地球考察團成員。現實的和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都是生于地球的人類中的一員，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活人，也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代表自己相關的社會群體就經濟問題發表議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的目的，不論講多少“客觀經濟規律”，也不論是如何努力地在“發展物質生產力”，實則只有一個，就是增加利潤、增殖資本，是資本人格化的邏輯表達。而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奉為“普世價值”的“GDP主義者”，則在“發展生產力”的名義下，將鞏固行政集權體制，維護其既得利益作為目的。GDP的短期增長，引發了更深層、全面的經濟矛盾。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就是在勞動社會主義指導下規定中國現實經濟矛盾系統，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這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研究，是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本質區別的。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體現于經濟矛盾的各層次，是規定經濟矛盾系統的核心和綱要。以規定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研究目的與對象相統一的集合。
主題是主義的展開和具體化
主題，這是在小學讀課文、寫作文時老師都要首先強調的。小到一篇短文，大到一部學術著作，以至一個學派的學說體系，都有主題。從字義上說，主題就是所要論說的主要問題，只有主題明確、充分，文章才成其為文章，著作才成其為著作，學說才成其為學說。這里，文章和著作的主題是比較好理解的，而一個學派的學說則由眾多人世代研究，包括諸多文章和著作，它的主題又怎么確定？或者說，一個學派是否應該有，又如何有共同的主題？關鍵就在主義。一個學派之所以能夠形成，眾多研究者的個體感知和理性思維能夠聯合，共同關注相同問題，從各自角度和層次進行探討，形成總體上的共識，構建有統一邏輯的學說體系，其核心和根據就是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幾百年來出現的各個學派和學說，都有一個主義在主導著。
主義是主題的核心、根據、前提，主義不是外在于主題的，而是內在于主題，展開并具體化于主題之中。當我們說主題是主義的展開與具體化時，并不是說先要專門研究主義，然后再確定主題。主義是抽象，主題是具體，這是從邏輯關系上講的，是一派學說體系中的關系。在實際的研究中，二者是統一的，主義是在主題的不斷研究中逐步確立的，一旦確立就會為主題作研究的指導并展開于主題，在主題研究的深入發展中不斷地充實主義。
主義與主題的這種關系，在已有的政治經濟學歷史上得以充分體現。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利益和意識的集中概括，已經形成二三百年，其中因時代、國度及階層、集團的差異，分為若干支派，相互分歧甚至爭論頗多，但這并不影響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就是：探討有效配置和利用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實現利潤最大化。各學派、各經濟學家的分歧和爭論，只因時代、國度、階層、集團的差異，以及研究者主觀條件（包括思維能力、知識量等）的不同，而對同一主題產生的歧異。也就是說，二三百年來，數以十萬計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都在針對同一主題做文章。這個主題實際上就是從對經濟矛盾的認知中，探討如何最有效地實現資本所有者的利益。雖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往往不愿意或不能準確地使用“經濟矛盾”這個術語，但經濟矛盾是現實存在的，也是他們所能面對的唯一對象，他們都是針對經濟矛盾的某一層次或環節進行研究。不論差異多大，都是同一大主題中的各個小的分題，也正是這眾多分題的探討與論證，才使總體大主題不斷實現和充實。
之所以如此，根本就在于主義。盡管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愿意承認，甚至掩飾其主義，但他們都相當明確自己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的利益。這就足夠了。把握了利益，也就把握了主義；明確了目的，也就明確了主題。即令在最枝節的問題上發表議論，也是符合主題的。這一點，所有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都知道并做到了。至于在總體資本主義框架內，還會分出若干屬于各支派的“支主義”，從而又有支主題，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制度主義等等都有自己小派別的支主題。正是支主題的研究對其支主義的展開與具體化，才使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總主題得以實現，使其總主義得以充分地展開于具體的論證中。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從西斯蒙第開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雖然在概念體系上尚未擺脫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但在主題上卻與之有了質的差別，他們不是把探討增加利潤、增殖資本作為主題，而是將從經濟矛盾的分析中探討維護勞動者利益作為主題。這種差別是由主體和主義決定的，并體現于對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所提出的概念的改造上。馬克思明確地從勞動者（無產階級）主體確定主義，并由主義展開主題，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體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是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規律，探討變革資本統治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的途徑。以《資本論》為主干的理論體系是這一主題的論證，并以此確立了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相抗衡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在“馬克思主義”的名號下形成的一派政治經濟學，從第二國際理論家和列寧及“蘇聯模式”教科書的信從者，在總體上說還都力求依循馬克思所確立的主題，根據具體情況展開研究，但由于對主義的理解已有偏頗，因此他們確立的支主題在一定程度上與總主題有些出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和“蘇聯模式”教科書。伯恩斯坦是第一個明確地從唯生產力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從唯生產力論反對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的暴力革命。而“蘇聯模式”教科書在主題上的缺陷，也在唯生產力論，雖然早期在維護勞動者利益和鞏固政權上尚有合理性，但隨著政權的鞏固及行政集權體制既得利益者對它的固守與利用，這種合理性也就消失，代之更為露骨地將唯生產力論解釋為“唯利潤論”，以致放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將為官僚資本的集權專制進行論證作為主題。這種變化體現于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蘇聯部分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主題的轉變上，中國的“GDP主義”經濟學家尤為突出，他們將發展生產力歸結為增加GDP，以GDP的增長作為維持行政集權體制的論據，進而著力探討把公有資財“私有化”并使其私有者獲取更大收益。“GDP主義”經濟學家將西方資本主義奉為“普世價值”，放棄了社會主義，也就放棄了馬克思提出的政治經濟學主題。
一些政治經濟學者可能會故意不承認自己的主義，或者真的不清楚自己的主義，但他的著述卻不可能沒有主題，他也不至于不承認自己著述的主題。而只要有主題，我們就可以從他的主題中推論出其主義。比如，西方許多經濟學家都不承認自己是信奉資本主義的，他們或者是以“客觀的、自然的規律”將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作為規定經濟關系的根據，或者更具體地論說“利潤最大化”的方式方法，或者從總體上為資本化的國家提供政策建議。只要他們的主題是為資本所有者階級謀利益的，那么他們的主義必定就是資本主義的。再如，今天中國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也往往以“只研究問題，不論主義”的姿態出現，或者還會以“社會主義”名義說話，但只要弄清他們所論主題，就可以清楚其所宗主義是什么了。那些“私有化”論的鼓吹者，常從“國家富強”角度發表高見，什么“腐敗有助改革”，什么“農民工低工資是中國國際競爭優勢”，什么“高房價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什么“教育產業化”，什么“醫療市場化”，等等。只要了解了他們的主題，并從中認知其是為哪些人謀利益的，就不難看出其中貫徹的主義。也正是他們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所概括的主義，主導他們去發這些主題的論說。
我們不諱言主義，更不能空談主義。主義只有展開、落實于主題，才是真正的主義，有生命的主義，開花結果的主義。
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其對象和目的統一，是有目的地研究特定對象的體現。與那些號稱“客觀、公正”者不同，我并不承認“客觀”，只承認客體。客體是現實的存在，是研究的對象。客體是被“觀”的，而非由客體自己來“觀”。如果由“客”來觀其自身，并將結果表達出來，還用我們研究嗎？現實中所有的客體，不論是經濟和其他社會矛盾，乃至自然物，都是不能自己認識、論述自己的，因此“客觀”是不曾出現的。客不能自觀，只能由研究的主體去觀客體，這就是研究，就是論述。所有的研究都是“主觀”，而非“客觀”。至于“公正”，你的“公”是什么？是全人類共同利益嗎？這不是不存在的，或只是存在于自然災害時及設想中外星人入侵地球時，除此之外，人類是分為國家、階級、階層、集團，乃至個體的，其利益是矛盾的、沖突的，尤其是在經濟生活中，矛盾比比皆是，你的“公”在哪里，“正”又在何方？只能是階級、階層、集團的“公”，是階級、階層、集團總體利益的“正”。不明白這些，妄談“客觀、公正”，已將自己放在外星人赴地球考察者的位置上了。
主題不是憑空設定的，必須有切實的研究對象。對于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說，對象就是現實存在的中國經濟矛盾。然而，單有經濟矛盾又不能構成主題，對于各個學派的研究者來說，不論依循什么主義，對象都是中國經濟矛盾，但主題卻不同。客體對象不能直接成為主題，主題的規定，必須是研究目的與對象的統一，也就是說，按照特定目的對作為對象的中國經濟矛盾進行研究。研究目的，是主體從其主義出發形成的，是展開和實現主義的主動因素。研究目的對研究者的研究活動的指導，貫徹于收集現象材料到全部思維過程，從而體現于對研究對象的界定上。這也就是為什么針對同一個研究對象，不同的研究者會形成不同主題的原因。
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GDP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面對中國經濟矛盾的，而其主題卻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是對立的。“GDP主義”的主題，是用各種方式增加GDP，以此鞏固行政集權體制及其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他們的觀念中，勞動者只是增加GDP的“資源”、“要素”和手段，其利益只在于能夠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至于什么社會地位，什么權利，什么素質技能的提高，都不屬于勞動者，也不在“GDP主義”經濟學家的主題之內。也正因此，“GDP主義”經濟學家所注意的經濟矛盾是以體制既得利益者為根據的，他們并不去分析因體制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而是努力掩飾矛盾，甚至為矛盾進行辯護。更多的，則是為鞏固體制獻計獻策，如何排除不利于體制穩固的因素，如何能夠使私有企業利潤最大化，以刺激、保證老板們對體制的擁護。
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應按其主義的要求，以勞動者為主體去研究包括勞動者在內的社會經濟矛盾，其對象與“GDP主義”經濟學家是同一個，但目的卻有不同。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如何維護和實現勞動者的利益。注意，是勞動者作為勞動者，而不是使勞動者變成非勞動者，因此，不能以規定非勞動的剝削者的標準來規定勞動者的利益，勞動者有自己的利益標準。“GDP主義”經濟學家及其所推崇的資本主義“普世價值”，是將占有物質財富的量作為衡量利益的唯一標準的。由于這個標準是現代文化的主導并通行于世，因此，勞動者本人也會用這個標準來規定自己的利益，據此，他們看到了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現實經濟矛盾的。“GDP主義”經濟學家也注意到了這種不平等，為了緩和矛盾，消除勞動者的不滿情緒，就詐稱只要蛋糕做大，勞動者也能和權貴、資本所有者“共同”富起來。這是連他們本人也不會相信的鬼話，但他們就是堅持用這些話來掩飾矛盾。勞動社會主義者當然要從對物質財富的占有來分析經濟矛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特別是在規定勞動者利益的時候，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只是一個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將勞動者的利益也規定為占有物質財富，那么，就不會有勞動社會主義。勞動社會主義是從勞動者作為勞動者來規定其利益的，因此注重的是發展人，而非占有物。人的發展，就是人作為勞動者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勞動才能發展人，只有勞動者的發展才是人的發展。人作為勞動者，勞動者作為人，他們的發展在于勞動，在于素質技能的提高，而為了提高素質技能，又必須提高社會地位。在資本雇傭勞動社會，勞動者要通過斗爭，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在民主勞動社會，勞動者要實現并保證自己的社會主體地位。只有這樣，勞動者素質技能才能提高并有充分發揮的條件，社會生產力才能發展，勞動者才能公平地占有并享用豐富的物質財富。而勞動者對物質財富的公平占有和享用，又是進一步提高素質技能的條件。勞動者由此而持續發展，人類史前期的經濟矛盾得以解決，中國經濟得以進入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真正人的經濟。
研究的目的主導著研究的方法，“GDP主義”經濟學家從其目的出發，在方法上掩飾日益尖銳的經濟矛盾，甚至用偽造統計數字的手段，將損失說成效益，將對立說成和諧。同一個經濟矛盾，在他們的觀念和話語中，是與勞動社會主義者不同的。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要求不回避任何矛盾，并以辯證的系統抽象法揭示矛盾，規定其規律，探討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進而成為社會主體，由此提高和發揮素質技能的途徑。
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社會地位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經濟權利的矛盾是經濟矛盾系統第一層次即基本矛盾的核心和首要內容，并具體化于經濟矛盾系統的各層次，中國經濟矛盾也是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經濟權利矛盾的具體形式，其制度、體制、結構和機制、經營管理、對外關系各個層次的矛盾，都是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經濟權利矛盾的展開。因此，當我們將中國經濟矛盾規定為對象，并以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和素質技能作為研究目的時，目的既是主觀的，又是對象矛盾演化的內在要求。勞動者作為勞動、生產的主體，本應是經濟和社會的主體，但由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的相對低下，在歷史的特殊階段出現了階級統治，統治的、主導的經濟權利被非勞動者階級所掌控，勞動者作為被統治者并不擁有主導經濟的權利。經過幾千年的努力，勞動者素質技能逐步提高，并據此斗爭逐步增加經濟權利，以與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發揮相統一。經濟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研究，就要以歷史的發展為前提，揭示現實經濟矛盾各層次中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經濟權利的矛盾及其具體形式，探討提高勞動者經濟權利，成為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的途經，以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
而這也就是中國勞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它是主義的展開和具體化，也是主張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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