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研究綜述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股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從中國文藝界發端，并隨后蔓延到思想理論界乃至全社會的，與改革開放相伴生并將干擾整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否定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思潮。在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這一思潮總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出質疑、否定，甚至采取極端手段，企圖將我國的改革開放引向邪路。對此，我們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正因為我們與其進行了殊死的斗爭并取得了勝利，才保證我們順利地走進了新的世紀。但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我國各項事業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的同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又死灰復燃、喬裝改扮，以學術化的面目積極地活躍在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它正在吞噬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健康細胞，并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這里面不乏有黨的高級領導干部，馬克思主義一元化領導地位受到極大挑戰，以至于有些人一提自由化思潮、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就被冠以老“左”的帽子。這些情況都表明，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尤其是對其在新世紀新階段的變種的研究和批判刻不容緩。
一、學術界的研究概況
學術界對這一思潮的研究，曾經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一度成為熱點問題，但后來隨著1989年政治風波的平息，對這一思潮的研究又冷了下來，與那些流亡海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念念不忘”西化中國的狀態相比，我國學術界現在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
（一）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的著作、文集
關于這方面的著作和文集主要有：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理論處編寫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輯錄》、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編寫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論文集》、華原的《痛史明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及其教訓》、鐘文主編的《反“和平演變”干部導讀》、王霽主編的《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思潮》、李崇富著的《較量——關于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戰略沉思》、梁柱主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趙智奎主編的《改革開放30年思想史》、梅榮政著的《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高瑞泉、楊揚等合著的《轉折時期的精神轉折——“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思潮及其走向》、陳曉明、周宏、孫強合著的《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新發展》等，但是對這方面內容進行專門論述的綜合性專著只有梁柱主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一本，其他只是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安排為一章或者是一節。
（二）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論文
在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中輸入關鍵詞“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檢索，截止至2010年3月，直接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題的論文共有396篇（含組編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張運濤發表在1981年第4期《商業經濟與管理》上的《提高對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識》的文章。以這篇文章為發端，學術界圍繞著鄧小平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觀點進行了廣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在1987年和1990年前后出現了兩次高潮。這三百多篇文章中，有結合自己本單位、本部門工作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的文章，蔡澄清的《蕪湖一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學生加強法制教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于1987年第3期《中國戲劇》的《中國劇協舉行主席、副主席工作會議——戲劇工作者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等等；也有從學科角度出發來談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本學科影響的文章，如唐紀夫的《試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倫理學研究的影響》、林華的《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法理學的影響》、楊誠的《必須清理少數民族文學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等等；還有一些以短評或者是卷首語的形式來表達自己觀點的，如1990年的《文學評論》雜志刊登了編輯部撰寫的《卷首語》：《劃清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學術問題的界限》等等，這些文章短小精悍、殺傷力強，但學術價值不高。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圍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展研究的文章日趨減少，通過搜索我們只發現了9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站在同情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這樣算下來只有7篇文章），主要有李強的《鄧小平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陳前、吳敏先的《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戰略思考及其現實啟示》等，而碩士與博士圍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則為0篇。
二、學術界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本質、特征及其哲學基礎
1.關于含義和本質
胡喬木在 1981年8月8日 中央宣傳部召集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做出了詳細的分析。他指出，“為什么說我們把目前社會上存在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資本家進行雇傭剝削的自由，維護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自由。這是資產階級自由的最本質的東西，資產階級的其他各種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競選自由、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自由等等，歸根結底都是由這種自由派生出來，并為它服務的。”“這種思潮的實質，就是自覺不自覺地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內擺脫社會主義的軌道和實行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制度。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1]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更多的則是圍繞鄧小平關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斷展開了自己的分析。
彭英、胡繼慧認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的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思想和體制的自由化，即無限制的言論自由和多黨制，根本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2]
周緒紅、周建輝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股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對立的社會政治思潮，其實質是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搞全盤西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3]
黃龍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針對四項基本原則而提出的關于中國發展前途的另一條主張。它的實質是否定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而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4]
在陳曉明、周宏、孫強三人合著的《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新發展》一書中，他們從方向和道路的角度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指的是一種傾向于在中國進行資本主義實踐的思潮，其本質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背離四項基本原則，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因此，能否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事關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問題。”[5]
梁柱、張守民在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一書中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嚴格的政治概念”，它“作為一種思潮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歷史轉折時期的產物，是這一時期我國政治生活中發生的反社會主義傾向的集中表現。它的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并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竭力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推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6]
2.關于特征
黃龍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理論特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主要理論是政治上實行‘多元化’、‘多黨制’，經濟上的‘多元化’和‘私有化’。
（2）思想特征。堅持‘自由化’立場的人的思想特征，集中體現為以超政治、超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作為評價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模式的標準。……實質上，他們宣傳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3）組織特征。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為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變社會主義中國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大肆鼓吹在我國建立一個政治反對派。……為此，他們成立了一些非法地下組織，一旦時機成熟，就由地下活動轉為公開的組織活動，1986年的學潮和1989年的動亂，便是例證。（4）行為特征。主要表現在:利用書刊、新聞、演講、研討等手段宣傳其政治主張，煽動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利用大學講臺、在大學建立‘理論市場’和‘政治特區’；成立非法組織，并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人身攻擊，用散布謠言等手段丑化黨和政府的形象等等。”[7]
陳前、吳敏先主要從鄧小平的論斷出發，概括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基本特點：“其一，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鮮明的反共性；其二，資產階級自由化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和迷惑性；其三，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者在思維方式上具有很強的盲目性和教條性；其四，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其五，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對我們黨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和腐蝕性。”[8]
3.關于其產生的哲學基礎
孫伯鍨、侯惠勤參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一書的撰寫工作。在這本書的第十七章中，他們在其原有的《試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哲學基礎》一文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人道主義歷史觀和‘社會主義異化’論、主體性實踐哲學和‘全盤西化’論、‘新自由’論和‘新啟蒙’論”。[9]
（二）鄧小平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鄧小平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李強認為，“鄧小平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的創立者和重大實踐活動的領導者。在我們黨的文獻中，‘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從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算起共有32篇，在這段時間，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處于發展的初期，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和文章有8篇，占25%。《鄧小平文選》第3卷內容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幾乎占到一半。《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九九七）》查詢‘四項基本原則’有44條記錄，查詢‘資產階級自由化’有30條記錄，查詢“自由化”有36條記錄。這樣的比例和頻率在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文選》和《年譜》中是沒有的。”“1979年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剛一露頭，鄧小平就親自出面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1983年，理論界出現了一股宣揚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思潮。鄧小平對此不但明確表示反對，而且要求主要的當事人公開澄清錯誤和寫出檢查。1987年，鑒于胡耀邦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重大失誤，鄧小平同意胡耀邦辭去黨的中央總書記職務。1989年，鄧小平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關于動亂性質的判斷及果斷采取措施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10]
陳前、吳敏先認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于如何才能確保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這一頭等重要的大事始終高度重視。他在反復強調要防止‘左’的干擾,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同時,對來自‘右’的干擾,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給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針對到底有沒有必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根本謬誤何在？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反對和防范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等諸多問題,他都從關系黨和國家前途與命運的戰略高度給予了長期深入的思考。可以講,他的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他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立場相當堅定,態度十分鮮明,見解極其精辟,思慮非常深遠”。[11]
2.鄧小平明確指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任務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張曉紅認為，“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一貫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他在這方面論述很多,特別是他概括的四項基本原則,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落腳點,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對促進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想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他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一項重要任務”。[12]
彭英、胡繼慧認為，“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性與長期性。在他的文選中多次提到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同志發表的重要論斷，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和危害，指出了黨和國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原則、方針，以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和重要性，這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強大思想武器”。[13]
3.鄧小平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初就敏銳地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
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的觀點高度一致。其中有林的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從堅持鄧小平理論的角度，正面闡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并引出了鄧小平理論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有關論斷。他認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改革開放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立起來，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宣揚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越來越放肆地宣傳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揭露：‘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14]
（三）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腐敗的關系研究
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的意見比較一致，都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腐敗現象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并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存在是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
劉翠萍認為，“腐敗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一切剝削階級社會的共生現象。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在本質上同任何腐敗現象是不相容的。近幾年來腐敗現象的蔓延與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系，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結果。”她還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腐敗現象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因果關系，而在本質上又是同一的，它們都是與四項基本原則對立的，都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面臨的危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懲治清除腐敗是我們黨一貫的立場。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只有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抵制形形色色的反動思想的侵蝕，才能有力地遏止、清除腐敗，而懲治和清除腐敗就使自由化喪失了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同盔軍，削弱了自由化在我國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所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腐敗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5]
沈學明認為，“腐敗現象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相互依存，又互為因果的。一方面，腐敗現象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下簡稱自由化）泛濫的土壤和溫床；另一方面，自由化又是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和條件。”他接下來提出了兩點原因即“首先是因為，腐敗現象和自由化具有許多共同點。”這其中他又提出了四個方面，“產生的根源相同；嚴重的危害相同；問題的性質相同；斗爭的長期性相同。”第二個原因是“自由化助長了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直接沖擊反腐敗斗爭。”最后他認為“實踐充分說明，自由化是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政治思想根源，是對反腐敗的嚴重干擾，實質上是政治思想上的腐敗。只有把反腐敗和反自由化恰當地結合起來，才能標本兼治，有效遏制各種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保證反腐敗斗爭健康發展。”[16]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傳播途徑和手段
在這個問題上，黃龍認為當代西方國家進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滲透的途徑和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在意識形態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開動種種宣傳機器，利用種種途徑，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第二，在經濟領域，首先在理論上他們鼓吹經濟‘多元化’，其次在實際行動上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經濟合作和‘貸款’等方式，利用貿易關系，把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納人資本主義軌道；第三，在政治領域，首先在理論上鼓吹‘政治多元化’，他們利用我們黨內存在的一些腐敗現象，渲染夸大，丑化和攻擊共產黨，降低共產黨的威信，使廣大青年學生失去對共產黨的信任和支持。其次在組織方面，努力尋找其政治代理人，不斷地培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另外，在對待我國的青年留學生給予‘特別的關注’，他們費盡心機，委托有關高等學校、基金會、科研機關、企業公司、新聞出版等部門和社會上著名的專家、教授、學者等給那些自認為‘有希望的青年人才’，提供各種‘深造和施展才能的機會’，使他們受到西方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社會政治觀點的薰陶，在政治上和生活方式上都完全西方化，妄圖把他們變成回國以后的義務宣傳員和政治代理人。”[17]
（五）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方針
周緒紅、周建輝主要選取和引用了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若干措施并認為“首先，對資產階級的東西要有科學的分析。其次，我們要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要用我們自己的歷史來教育青年；要揭露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最終要用我們的發展來說服那些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此外，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中，仍然要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膽地吸收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決不能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改變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18]
黃龍認為，“第一、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國人民的“向心力”和黨員干部“反腐防變”的能力。第二、在經濟領域里，要千方百計同心協力搞好經濟建設，增強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第三、要努力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提高黨的威信和戰斗力。第四、要深人進行教育體制改革，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轉變教育觀念。”[19]
三、目前研究的不足
目前學術界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研究，視域較窄，尤其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尚待研究的問題很多。比如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含義的界定，現在距離鄧小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下定義已經快30年了，這三十年間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變化很大，但我們對它的含義的界定仍然停留在鄧小平的層面上，對其學術性含義的研究不深；再比如更多學者僅僅局限于改革開放以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而對這一思潮與1957年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這一歷史事件結合起來研究的較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演變，尤其是新世紀新階段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變種、及對變種的評價鮮見于學者的研究，即使研究也是從思想政治的角度去研究，而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的角度，尤其是從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論爭的角度去研究的很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思想方法研究的不夠；
[參考文獻]
[1]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頁.
[2][13]彭英、胡繼慧：《始終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J].《法制與社會》，2006，（9）.
[3][18]周緒紅、周建輝：《再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J].《湖南大學學報》，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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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曉明、周宏、孫強：《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新發展》[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6][9]梁柱、張守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M].人民出版社，2002.
[8][11]陳前、吳敏先：《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戰略思考及其現實啟示》[J].《政治學研究》，2007，（1）.
[10]李強：《鄧小平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3）.
[12]張曉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4，（5）.
[14]有林：《鄧小平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J].《中華魂》，2004，（8）.
[15]劉翠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社會腐敗現象》[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
[16]沈學明：《反腐敗斗爭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J].《中華魂》，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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