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巨大變化。不久前，中國又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短短30多年時間里，為什么中國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換言之，中國發展道路取得成功的理論依據究竟是什么?深入的研究啟示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深藏于馬克思關于社會形態的理論之中。然而，長期以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卻沒有引起理論界的充分重視，而附加在這一理論上的種種錯誤的認識和其他的原因，又使人們遲遲未能認清它的重大價值。本文試圖追隨馬克思的思路，澄清他的社會形態理論的原初含義，從而闡明它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根本性指導意義。
馬克思理論探討中的另一條線索
眾所周知，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在馬克思一生的理論探討中交織著兩條不同的線索:一條是主線，也是明線，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資本論》就是馬克思這方面理論探討的最重要的結晶。另一條是副線，也是暗線，即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資產階級人類學的批判性研究。青年馬克思偏向于對哲學人類學的研究，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則偏向于對實證人類學的研究，其成果散見于馬克思的論著、筆記、文稿和書信中。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自己闡明了這兩條研究線索之間的邏輯關系:“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1](P43)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作為“人體解剖”是基礎性的，而他對前資本主義的研究，即人類學方面的研究，作為“猴體解剖”則在邏輯上是后續性的。對馬克思理論探討中的前一條線索，研究者們早已耳熟能詳，這里就不再贅述了。我們的重點是考察長期以來被理論界忽視的另一條線索，即馬克思對人類學的研究，而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正是在其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被闡發出來的。
從19世紀50年代起，馬克思開始了他的實證人類學研究之旅。據美國學者諾曼·萊文對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收藏的馬克思的全部讀書筆記的研究，馬克思在1853年這一年中就讀了8本論印度的書，11本論俄國的書。[2](P171)比如，馬克思閱讀了法國醫生兼旅行家弗朗斯瓦·貝爾尼埃的《大莫臥兒等國游記》后，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貝爾尼埃完全正確地看到，東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3](P256)
在1860年代，馬克思閱讀了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俄國的農村制度》，鉆研了毛勒關于中世紀馬爾克公社的農業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5]并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對毛勒的相關著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老毛勒的這些書(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學，但同時也具有親切而易讀的文風。”[4](P43)
在1870到1880年代，馬克思在理論探討上實現了一個漂亮的轉身，即幾乎擱下了對《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撰寫和修改，把注意力轉向對實證人類學的研究。為了直接閱讀俄國人類學家的著作，馬克思還自學了俄語。1876至1878年間，馬克思研究了古代斯拉夫制度。[2](P171)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間，馬克思閱讀并寫下了“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1880年底至1881年3月初，馬克思閱讀并寫下了“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1881年4月，馬克思閱讀并寫下了“亨利·薩姆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摘要”;1881年3月至6月，馬克思閱讀并寫下了“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摘要”;1881年8月至9月，馬克思閱讀并寫下了“約·布·菲爾《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村社》一書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從1870年代末到1880年代初，馬克思還寫下了《歷史學筆記》，摘錄了施洛塞爾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貝特的《英國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休謨的《英國史》、馬基雅弗利的《佛羅倫薩史》、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塞居爾的《俄國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國人民史》等，馬克思所摘錄的史料的時間跨度是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后17世紀上半葉，[5](前言，P1)這也正是實證人類學研究十分關注的時期。
現在我們要詢問的是: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晚年馬克思顛倒了研究主線和副線之間的關系，把主要的注意力轉向實證人類學?人們通常是從“證實論”的角度出發去理解馬克思的“這個漂亮的轉身”的。所謂“證實論”，是指晚年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興趣轉向實證人類學，主要是通過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證實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及其相應的研究結論的正確性。
毋庸諱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闡釋中，這種“證實論”的動機是存在的。在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當馬克思提到自己正在研讀毛勒關于德國馬爾克制度的近著時，欣喜地指出:“我提出的歐洲各地的亞細亞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這個觀點在這里(雖然毛勒對此毫無所知)再次得到了證實。”[4](P43)也就是說，馬克思原來只是推測，在歐洲社會的演化史上，也曾存在過“亞細亞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而這一推測在毛勒的著作中得到了證實。同樣地，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1884)中，恩格斯也說過:“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6](第四卷，P1)這段話表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摩爾根關于古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中得到了證實。正如中央編譯局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前面的“說明”中所指出的:“摩爾根的劃時代的發現，證實了馬克思對原始社會的觀點和唯物史觀。”[7](PIV)
盡管這種“證實論”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證實”在馬克思那里只是一種邊緣性的、附帶性的動機。如果像不少研究者那樣，把這種動機解釋為晚年馬克思轉向實證人類學研究的根本動機，那就不但誤解了馬克思，而且也忽視了馬克思在這一研究過程中加以完善化的重要成果——社會形態理論。
事實正是這樣。在十月革命后，以梁贊諾夫為代表的蘇聯學者由于未認識到晚年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重要性，遲遲沒有發表這些筆記。直到1941年，馬克思關于摩爾根摘要的俄譯本才被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9卷加以出版;馬克思關于柯瓦列夫斯基摘要的俄譯本刊登在《蘇聯東方學》雜志1958年第3、4、5期以及《東方學問題》雜志1959年第1期和《亞非人民》雜志1962年第2期上，前后花了5年時間;馬克思關于菲爾摘要的俄譯本發表于《亞非人民》1964年第1期以及1965年第1期和1966年第5期上，前后花了3年時間;至于馬克思關于梅恩、拉伯克摘要的俄譯本直到1975年才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加以出版。令人驚奇的是，這五個人類學筆記的出版竟然花了34年
其實，正是所謂“證實論”遮蔽了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晚年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重要性。然而，與東方學者不同，西方學者卻很重視這些筆記。二戰后，收藏這些筆記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向國外研究者開放。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出版了《卡爾·馬克思民族學筆記》英文本，但未收錄馬克思關于菲爾的摘要。1974年，這本書就出了第二版，隨之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及其他譯本。在西方學者中，除了勞倫斯·克拉德以外，諾曼·萊文、斯坦利·戴蒙德、莫里斯·布洛赫等人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了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2](P161～165)但這些探討或者把晚年馬克思的實證人類學研究理解為對其早年哲學人類學興趣的回歸;或者把這一研究理解為對《資本論》第二、三卷的背景知識的補充;或者引申出馬克思、恩格斯對立的結論;或者在“兩個馬克思”外又發現了“晚年馬克思”等等，并未抓住晚年馬克思人類學轉向的根本動因，因而也不可能對馬克思從人類學研究中概括出來的社會形態理論的原初含義作出合理的闡釋。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6](第三卷，P777)這就啟示我們，只有從這個視角出發去看待馬克思，才能真正揭示他晚年人類學轉向的真正秘密。我們認為，晚年馬克思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人類學，其直接的動因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后，歐洲陷入了沉寂，革命中心開始向東方轉移，馬克思希望借助于實證人類學研究，深入地了解東方社會的性質，從而為未來的東方革命指出一條明確的道路;而其間接動因則是:通過對非歐社會，尤其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超出歐洲中心主義的視野，探尋人類社會演化的普遍規律。而這個普遍規律不是別的，正是馬克思在長期思考中不斷加以完善的社會形態理論。顯然，只有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去理解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馬克思的實證人類學轉向，才會引起對馬克思人類學研究的偉大成果——社會形態理論的高度重視。
社會形態理論的原初含義
一提到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所謂“五形態說”。在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四章二節中，斯大林寫道:“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8](P137)在斯大林看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構成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五個不同的社會形態，而這五個社會形態對所有國家的歷史發展都具有普適性。顯然，這是對“五形態說”的經典性表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種學說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理論界一直占據著主導性的地位。然而，“五形態說”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兩個致命的挑戰。
一是馬克思本人從未以這樣的方式表達過他的社會形態理論。在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中，馬克思提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9](P25～27)從馬克思敘事的背景來看，顯然也暗含著他對另外兩種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和未來共產主義所有制的認可。盡管這里合起來也有五種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但與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態說”并不是一回事。何況，當時的馬克思還沒有開始接觸實證人類學研究方面的資料，尤其對史前社會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這從他對前面三種所有制語焉不詳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中，馬克思在概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后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6](第二卷，P33)如果加上馬克思語境中暗含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這里也有五種社會形態，但與斯大林提出的“五形態說”也不是一回事，因為斯大林完全沒有注意到亞細亞生產方式，而在馬克思那里，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其社會形態演進理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是斯大林把“五形態說”表述為普適性的社會形態演化理論，其實，這種學說只適合于歐洲。即使如此，也得加上一個補充條件，即在斯大林所說的“原始公社制的”和“奴隸占有制的”中間插入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所有制。如前所述，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自己對毛勒著作的研究時已經指出，在歐洲各地存在著“亞細亞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
由此可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斯大林的“五形態說”都不是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準確概括。況且，從我們前面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出版史和傳播史的回顧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從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馬克思的人類學理論，甚至根本沒有接觸過晚年馬克思寫下的五個人類學筆記。這就啟示我們，必須從馬克思本人留下的文本中去探索其社會形態理論，從而探尋這一理論的原初含義。
每個不存偏見的人都會發現，馬克思系統地加以表述的不是“五形態說”，而是“三形態說”。在敘述這一學說之前，有必要指出，在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演化問題的思考中，存在著一個視角轉換，即從青年時期的哲學人類學視角轉向成熟時期的實證人類學視角。
法國哲學家盧梭是馬克思最喜歡的作者之一。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5)中，盧梭已把人類社會的演化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狀態，人與人之間完全是平等的;第二階段是私有制狀態，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第三階段是盧梭理想中的共和國狀態，人與人之間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了新的平等關系。[16]在盧梭的影響下，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中表達了類似的想法。盡管馬克思把自己論述的重點放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制的批判上，但他的論述方式已經蘊含著以下三個社會發展階段:異化前的、公有制的階段，異化了的、私有制的階段，揚棄異化、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的階段。在某種意義上，“三階段說”是馬克思后來提出的“三形態說”的雛形，但青年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和私有制產生前的歷史階段的理解還不過是哲學人類學上的一種猜測。在對現實斗爭的參與、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對黑格爾及青年黑格爾主義思想的清算中，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并在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同時，把視角轉向實證人類學獲得的研究成果上。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從經濟關系與人的發展的角度提出了“三形態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1](P104)
顯然，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第一個社會形態是以“人的依賴關系”作為根本特征的，這種社會形態還處于自然血緣關系和狹窄的地域關系的制約下。毋庸諱言，原始公社、亞細亞所有制、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從屬于這一社會形態，馬克思在這段話中所說的“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可以說把上面提到的不同的社會形式都包含進去了。
馬克思提到的第二個社會形態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種社會形態已經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商品)交換，從而為人的多方面需求和能力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顯然，這種社會形態指的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形態，從手稿的上下文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正是指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思提到的第三個社會形態是以“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作為根本特征的，實際上就是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因為“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全面性。”[1](P108～109)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強調:“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第二編第二部分“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馬克思談到了亞細亞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之間的差異，并追溯到原初的“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1](P471)但在當時，由于史前人類學研究資料的匱乏，馬克思還無法對第一社會形態中的原始公社作出更明確的論述。
在晚年人類學筆記，特別是在“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中，馬克思才借用柯瓦列夫斯基的部分表述，明確地概括道:“總之，過程如下:(1)最初是實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體耕種的氏族公社;(2)氏族公社依照氏族分支的數目而分為或多或少的家庭公社，即‘南方斯拉夫式的家庭公社’。”[17]由于人類社會演化的起點——氏族公社通過實證人類學提供的材料得到了科學的規定，這樣一來，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三形態說”也從以下兩個方面被進一步完善化了。
一方面，對第一社會形態的內涵和差異獲得了新的認識。如前所述，在稍晚于《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中，馬克思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6](第二卷，P33)在這段話中，亞細亞生產方式被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但在晚年人類學筆記所蘊含的社會形態理論中，以土地公有和集體耕種為特征的氏族公社[18]被置于最前面的位置上，而亞細亞生產方式則被闡釋為氏族公社解體后形成的次生或再生的所有制形式。
從亞細亞生產方式開始，歐洲社會與東方社會的演化出現了不同的路向。對于歐洲社會來說，經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過渡后，相繼出現的是“古代的”(相當于奴隸所有制)、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第一社會形態在歐洲的表現形式是:氏族公社、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社會(或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對于東方社會，如印度、俄國、中國等國家來說，亞細亞生產方式一直延續下來，與歐洲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頡頏。因此，第一社會形態在東方的表現形式是:氏族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
另一方面，對第二社會形態的內涵和差異也獲得了新的認識。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第二社會形態的根本特征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馬克思指稱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但在其晚年人類學思想中，馬克思展示出第二社會形態在東方國家，尤其是俄國發展的新的可能性，這就是馬克思在1881年2月至3月間寫給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所說的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但馬克思認為，這種跨越需要兩方面的條件:一是俄國農村公社長期以來保持的土地公有制度不被破壞;二是能夠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馬克思這樣寫道:“如果說土地公有制是俄國‘農村公社’的集體占有制的基礎，那么，它的歷史環境，即資本主義生產和它的同時存在，給它提供了大規模地進行共同勞動的現成的物質條件。因此，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0](P437，注[1])
但是，如何才能使俄國的農村公社在高利貸和外在的資本主義因素的滲透下繼續生存，并得以復興呢?馬克思毫不猶豫地指出:“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10](P441)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明確指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6](第一卷，P251)
有了上述兩方面新內容的補充，馬克思的“三形態說”不僅在內容上被充實化、完善化了，而且在表述上也變得明晰化了。我們認為，“三形態說”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就其抽象的表現形式來說，它揭示了人類社會演化的普遍規律;就其具體的表現形式來說，它有差異地揭示了歐洲社會與東方社會不同的演化模式。
馬克思“三形態說”的抽象表現形式是:第一個社會形態(人的依賴關系)→第二個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第三個社會形態(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
馬克思“三形態說”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以下兩種。一種是歐洲社會形態的演進模式:第一個社會形態(氏族公社、亞細亞所有制、奴隸制、封建制)→第二個社會形態(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三個社會形態(未來共產主義所有制);另一種是東方社會形態的演進模式:第一個社會形態(氏族公社、亞細亞所有制)→第二個社會形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第三個社會形態(未來共產主義所有制)。[11](P40～41)
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依據
如前所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革命的預言并沒有落空。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了。人們(包括列寧在內)通常把俄國革命的勝利歸因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顯然，這一解釋思路仍然奠基于馬克思關于歐洲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模式，即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發生的。事實上，早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5—1896)中，列寧已經認定，資本主義在俄國經濟中占據著主導性的地位。
顯然，列寧沒有閱讀過晚年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也不可能看到馬克思致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如前所述，這些復信草稿撰寫于1881年，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出版只相隔14年!但馬克思和列寧對俄國當時的國情卻作出了不同的判斷。事實上，馬克思當時期待的俄國革命，并不是歐洲社會形態演進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發生革命)，而是東方社會形態演進意義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跨越(即在資本主義制度旁邊發生革命，但仍然“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雖然列寧不了解馬克思這方面的思想，但他在實踐中很快就意識到這方面問題的重要性。實際上，列寧早在建黨的過程中就與普列漢諾夫發生過關于俄國社會性質的爭論。普列漢諾夫認為，從俄國所處的地域和社會結構來看，俄國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與印度、中國相似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征。而列寧則認為，俄國本質上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直到20世紀20年代，列寧才認識到，俄國至今還沒有擺脫半亞細亞的不文明狀態。[12](P85～88，P97)盡管列寧在實踐中對俄國社會的性質獲得了新的認識，并試圖通過“新經濟政策”來刺激蘇聯經濟的發展，但列寧的過早逝世，又使蘇聯在其發展道路上出現了失誤。堅持“五形態說”的斯大林始終從馬克思關于歐洲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出發去看待蘇聯社會的性質和發展道路，他和他的后繼者們一方面陷入了軍備競賽，另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馬克思所說的“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重要性，終于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蘇聯理論界的影響下，中國史學界也掀起了一場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但當時史學界的領軍人物郭沫若、李亞農等把馬克思關于歐洲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生搬硬套到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中，認為中國不但存在著封建社會，也存在著奴隸社會。1938年，斯大林的“五形態說”問世后，這方面的爭論也就難以為繼了。盡管中國史學界存在著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誤判，但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于從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就像俄國革命的勝利為蘇聯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準備了必要條件，中國革命的勝利也為中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準備了相應的條件。
馬克思的這些珍貴的筆記及其社會形態理論表明，馬克思非但不主張把歐洲社會形態演進中的“奴隸制”、“封建制”簡單地套用到東方國家，尤其是印度、中國和俄國上去，反而經常闡明為什么東方國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所有制形式。比如，在“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中，馬克思指出:“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職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義的，羅馬就是證明)和蔭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認為這是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別的不說，柯瓦列夫斯基忘記了農奴制，這種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個基本因素。”[7](P283～284)馬克思所說的印度的情況同樣適合于中國。
真正說來，中國既未存在過羅馬意義上的奴隸社會，也未存在過中世紀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其實，馬克思早已明確指出，中國傳統社會體現為以農村公社為基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而在“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財產只是作為公共的土地財產存在”。[1](P481)實際上，正是亞細亞生產方式長期以來保留著的這種土地公有制，為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準備了重要條件。正如馬克思在談到俄國的農村公社時所指出的:“俄國吸取這種生產方式的肯定結果，就有可能發展并改造它的農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壞(我順便指出，俄國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形式是古代類型的最現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經歷過一系列的進化)。”[10](P444)
這樣一來，我們不但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也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獲得了新的理解。我們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秘密不應該到馬克思關于歐洲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中去尋找，而應該到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形態演進的理論中去尋找。要言之，與俄國革命一樣，中國革命也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20]而是在東方社會意義上的、在資本主義制度旁邊爆發的、既要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又要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來說，關鍵是如何掌握市民社會的領導權;而對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來說，關鍵是如何發展生產力。顯然，看不到這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都無法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由于蘇聯共產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蘇聯最終仍然落入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現在，全世界的希望都轉向了中國。
與此同時，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也獲得了新的理解。這條發展道路既不能用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解釋，也不能用俄國歷史上存在過的理論來解釋。其實，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是爆發俄國革命，而俄國革命的前提則是俄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沒有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后的一切都不可能發生。這種情形同樣適合于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現有的一切也不可能發生。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只有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才能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作出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正確地指引這一發展道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是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與當代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偉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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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馬克思.歷史學筆記[M].中央編譯局馬恩室譯.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張凌云.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與當代社會主義[M].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12]孫承叔.打開東方社會秘密的鑰匙:亞細亞生產方式與當代社會主義[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注釋：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5-876、890頁。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寫的一個注中指出:“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后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公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村社是或者曾經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的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后，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于彼此對立的階級。”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2頁注[2]。
[16]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談到，盧梭關于“平等—不平等—平等”的思想體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精神。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483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頁。馬克思的上述結論也在恩格斯寫于1882年9至12月的《馬爾克》一文中得到了印證。恩格斯這樣寫道:“有兩個自發產生的事實，支配著一切或者幾乎一切民族的古代歷史:民族按親屬關系的劃分和土地公有制。”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頁。
[18]如前所述，斯大林在敘述“五形態說”時把“原始公社”放在最前面，這也是許多研究著作中常用的概念，而我們在這里為什么用“氏族社會”呢?因為“原始公社”這一用語在馬克思那里具有遠比“氏族公社”復雜的含義。比如，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1873)的一個注中，馬克思指出:“仔細研究一下亞細亞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會得到證明，從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樣產生出它的解體的各種形式。”馬克思在這里把“原始社會”理解為人類社會演化的起點，但在1881年致俄國學者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初稿中，馬克思又指出:“各種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形成一樣，在這些歷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類型)的解體的歷史，還有待于撰述。”顯然，馬克思在對俄國古代社會的研究中，意識到了“原始社會”概念的多重含義。
[19]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中，毛澤東寫道:“中華民族的發展……從原始公社崩潰，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現在，已有了大約四千年之久。”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頁。
[20]這個主題后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中得到了詳盡的探討。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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