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歷史在這里沉思——蘇聯解體近20年的思考

歷史在這里沉思——蘇聯解體近20年的思考　　

周新城　　

《環球視野》第360期，摘自2010年第5期《政治學研究》　　

    內容提要：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并最終解體，是20世紀末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蘇聯解體究竟給我們提供了什么？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政治派別對此有完全不同的判斷和詮釋。在蘇聯解體近二十年之際，要正確研究蘇聯解體，應該把握好幾點：首先，要解決立場問題，就是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防止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其次，找到正確的方法。研究蘇聯解體的方法必須堅持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最后，還需要正確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具體分析各種因素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得出經受住歷史檢驗的結論，汲取教訓。　　

    光陰荏苒，2011年，蘇聯解體就將進入第20個年頭。回想20多年前，當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工作，兼任蘇聯東歐研究所所長，在蘇聯政局發生劇變的時候，我可以說是集中全力進行跟蹤研究，以便向有關部門報送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段時間里，看的材料越多，越感到迷茫，弄不清楚蘇聯究竟發生什么事了，還會往哪兒發展。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罷工，明天那里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沖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干什么。戈爾巴喬夫幾乎天天講話，言必稱“改革”。“改革”是一個頗吸引人的口號，誰能夠反對改革呢！然而看多了他的講話，結合局勢的變化，又感到他主張的“改革”有點不對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我慢慢把握住了蘇聯政局變化的本質：戈爾巴喬夫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和路線，引導蘇聯的改革。他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完全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用他的話來說：斯大林模式遭到了戰略性的失敗。（他說的“斯大林模式”內涵十分廣泛，包括理論、政黨、社會制度等等，總之是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全部），因而他改革的目標不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炸毀一切”，建立起西歐社會黨所主張的那樣的政黨和社會制度，即把共產黨改造成社會民主黨，把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當時蘇聯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混亂現象正是他所希望出現的那種“民主”的模樣。　　

    大體上到1989年下半年，我形成了一個看法：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者，在他的思想路線指引下，蘇聯不可避免地會復辟資本主義制度，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將葬送在他的手里。1989年12月，國家教委要我們編寫一份有關東歐局勢的材料，供各高校政治課教師教學參考，我在這套材料的總論中寫道：“東歐局勢的變化證明，戈爾巴喬夫是隱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配合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需要的叛徒。”這一論斷一出，國內外輿論嘩然，譴責之聲不斷，無非是說“左”吧！然而蘇聯局勢的變化，尤其是最終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證明這一論斷是站得住腳的，我至今仍堅持這一看法。　　

    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20世紀末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我國人民對蘇聯演變問題十分關心，這是因為如何分析和認識蘇聯的演變，涉及到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馬克思主義靈不靈這一類根本性問題。今天，劇變風暴刮起的塵埃早已落定，有關材料大多已經公開，事情的性質、起因、結果應該很清楚了，然而不同階級、不同政治派別卻對此有完全不同的判斷，至今仍爭論不休，事情類似于20世紀中期的斯大林問題。當時毛澤東評論說：“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不可能作出定論。”現在看來，不僅20世紀，而且進入21世紀，也仍然存在不同意見，分歧甚至更大了。蘇聯演變問題同斯大林問題是密切相關的，一定程度上是徹底否定斯大林這股思潮延續下來的結局，而且其影響比斯大林問題更為深遠。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蘇聯演變問題，不同階級、不同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也是一種正常現象，估計今后很長時間里也難以有一致的看法。　　

    一、在意見分歧甚至對立的情況下，我們應怎樣研究蘇聯演變問題　　

    首先要解決一個立場問題。我們必須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研究蘇聯演變問題是為了吸取教訓，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防止我國出現類似蘇聯這樣的悲劇。這是我們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目的所在。如果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唯一出路，那就違反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種把蘇聯演變說成是“擺脫了歷史迷誤”的進步現象，說俄羅斯從此走上了“人類文明的正道”的觀點，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蘇聯政局劇變以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欣喜若狂、彈冠相慶的場面，我們至今記憶猶新。這種場景足以證明蘇聯演變是多么符合他們的利益和愿望！我們不應與他們同流合污。　　

    社會科學工作應該有社會責任感，應該考慮我們的研究工作為誰服務、得出的結論對誰有利，也就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多年不講了，好像講立場有點過時了，甚至有點忌諱似的。然而不管承認與否，或者自覺不自覺，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科學的性質決定了這一點。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人們在社會關系中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在階級社會里分別屬于不同的階級，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上，基于不同的利益，對同一個問題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本身具有階級性，這一點連資產階級學者也是承認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就指出：“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是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索洛這一看法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必須指出，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這是因為，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它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了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它的利益是同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相一致的。在工人階級那里，階級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　　

    二、除了立場問題，研究蘇聯演變還需要有正確的研究方法　　

    蘇聯演變是一個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復雜的歷史事件，其中有國際的因素，也有國內的因素；有黨外的因素，也有黨內的因素；有歷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經濟的、社會的、民族的因素。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事件，要作出科學的分析和結論，必須有正確的方法。　　

    從一些討論會的發言、報刊發表的文章中經常看到這樣一種傾向：我國在強調什么工作、抓什么問題，就有人說蘇聯的演變正是由于這項工作沒有做好，或者正是由于出了這個問題才造成的。例如，我們強調發展經濟是首要任務，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說蘇聯的演變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我們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就說蘇聯是“左”葬送了社會主義；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說蘇聯是因為沒有搞市場經濟才垮臺的；我們抓反腐敗，提出腐敗問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就說蘇聯是因為腐敗、以權謀私而瓦解的；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馬上就有人說蘇聯之所以垮臺，就是因為沒有提出和實踐“三個代表”，如此等等。講到國內的事情，經常有人拉上蘇聯問題作為陪襯。這樣的研究方法，貌似聯系實際、總結教訓，實際上是把科學研究庸俗化、實用主義化了。事先有了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不是從蘇聯演變過程的實際材料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從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出來的，然后隨便找一點蘇聯的材料來加以論證。這種方法會把蘇聯演變這樣一個嚴肅課題的研究工作引入歧途，不可能真正總結出教訓來。　　

    列寧曾經指出：“社會科學的惟一科學的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方法。”唯物主義就是要從客觀存在的實際出發。原則不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而是對實際材料進行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正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所作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必須從蘇聯演變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內在聯系。而不能從某種既定的原則出發來剪裁蘇聯演變的材料，更不能用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來對蘇聯演變的原因進行簡單的推理。正確的方法應該是，詳細占有蘇聯演變過程的第一手材料，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分析，從中得出帶有規律性的結論。　　

    從實際材料出發，必須注意盡可能全面地了解蘇聯演變的整個過程，尤其要把握這一過程的基本事實，而不能抓住個別事例就下結論。蘇聯演變是一個多因素促成的復雜的歷史過程，切忌不作全面研究，引用某一方面的、甚至某幾個材料就作出論斷。列寧曾經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 因此，我們在研究蘇聯演變問題時，必須從事實的總和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中去把握蘇聯演變的過程。　　

    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另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是必須抓住主要矛盾。蘇聯演變是多種矛盾綜合起作用所造成的，然而這些矛盾在整個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如果不分主次去研究像蘇聯演變這樣復雜的事件，勢必如墮煙海，不知從何著手，或者只能停留在對現象的羅列和描述上，而不能把握事情的內在聯系和本質。因此，應該從在蘇聯演變過程中起作用的各種矛盾中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整個事件的綱，進而“綱舉目張”，就可以把事件的各個環節作為一個系統研究清楚。這是毛澤東教給我們的方法。他說：“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們必須運用這一方法來研究蘇聯演變問題。　　

    三、研究蘇聯演變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對于像蘇聯演變這樣重大而又復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事件，應該怎樣分析呢？早在1914年，列寧就對分析復雜的政治事件談到一個方法論性質的意見，他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只有研究某一社會或某幾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向的總和，才能科學地確定這些意向的結果。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不同。”歷史的發展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推動的，為了說明歷史的發展，就必須分析“社會關系以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階級、從過去到將來的許多過渡階段的復雜情景”。他再三告誡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主場”。　　

    這些觀點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然而近年來有的人不愿講、或不敢講了，因為我們曾經犯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于是處處回避“階級”、“階級斗爭”這些詞，研究社會問題時躲著階級分析方法走。其實，“以階級斗爭為綱”同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兩回事。“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它取決于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毫無疑問，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以后，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階級矛盾轉換為落后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工作仍以階級斗爭為綱，把抓階級斗爭作為中心工作，試圖通過抓階級斗爭來帶動其他工作，那顯然是錯誤的。然而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分析社會問題、尤其是研究重大的歷史事件，就必須堅持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正如江澤民指出的：“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研究蘇聯演變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看不清事情的本質，得不出科學的結論。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斗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包括自稱的所謂“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整個過程顯示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黨外敵對勢力和黨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沆瀣一氣，全盤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制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做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工作，搞亂了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動搖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第二步，敵對勢力在廣大黨員和群眾思想混亂的基礎上，瓦解黨的組織，制造政治動亂，乘亂一步一步奪取政權，而共產黨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導致無產階級政權被顛覆，共產黨被解散、蘇聯被肢解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第三步，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奠定經濟基礎。　　

    蘇聯演變的過程，從政治斗爭的角度看，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回合。　　

    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戈爾巴喬夫非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縱容和鼓勵。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蘇聯社會上各種“非正式組織”如雨后毒蘑菇般冒了出來，1987年底，非正式組織就達3萬多個，而到1989年2月則發展為6萬多個，至1990年8月又陡增到9萬多個。這些組織的宗旨，絕大多數都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活動由地下轉為公開，它們公開組織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一時間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舉行的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以至民族沖突接連不斷。據蘇聯官方公布，僅1989年一年，全國就舉行了5300次群眾性集會和游行示威，參加者達1260萬人次，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穩定。　　

    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臺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并不滿足于非正式組織的建立和公開活動，而是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則認為：實行“民主化”、“多元化”，必然會導致在某一階段建立一些政黨，多黨制并不是悲劇，不應當像魔鬼害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宣布蘇共準備同新成立的政黨合作并進行對話，同時決定修改憲法，取消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這實際上是蘇共主動從法律上放棄領導地位，允許敵對勢力向共產黨奪權。　　

    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在取消共產黨領導以后，敵對勢力利用地方權力機關換屆之機，在選舉中通過報刊、電臺、電視臺頻頻發表競選演說，并組織各種群眾集會進行聲援，聲勢奪人；而蘇共中央卻不斷向下發指示：“不準干預”選舉，因而共產黨的候選人幾乎毫無聲息。結果，大批“持不同政見者”、政治反對派以及各種犯罪分子進入蘇維埃，并在許多地區取得了多數地位。在“8•　19”　事件之前，蘇共已在七個加盟共和國（包括俄羅斯）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等）失去了政權，淪為在野黨。敵對勢力并不以奪取部分地方政權為滿足，他們的目標是奪取全國的政權。在政局急劇動蕩的情況下，　1991年4月23日　舉行了“9＋　1”　會議。這次會議撇開合法產生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政府，以共產黨與反對派“平等對話”的方式，決定有關國家命運的大事，實際上推翻了現有的中央政權，成為一場政變。　　

    第四回合，借“8•　19”　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敵對勢力以共產黨在這一事件中“未能站在譴責和抵制的堅決立場上”為由，宣布解散共產黨，沒收蘇共財產，查封蘇共的各級機構及其報刊，停止蘇共的各級組織和活動。隨后，宣布蘇聯解體，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復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么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提出一個又一個政治要求，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四、決不能認為蘇聯向資主本義演變是“人民的選擇”　　

    有人以蘇聯演變過程中，曾經有幾千萬人次的反共游行、集會、罷工等活動，而在“8.19事件”后解散蘇共時又沒有遭到有組織的反抗為根據，證明蘇聯的演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的選擇。這種判斷是錯誤的。歷史上一切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倒退行為，都是反動階級以蠱惑人心、裹挾群眾的手段強加給人民、違背人民群眾意志的，蘇聯的演變也不例外。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猖獗一時、肆無忌憚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方針的支持和縱容下，敵對勢力通過蠱惑性欺騙宣傳煽動起來的。這類活動表面上聲勢不小，但骨干人數卻不多，大多數群眾是并不贊成的。至于說到解散蘇共時沒有什么有組織的反抗，這并不能證明廣大黨員擁護解散，而恰恰證明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惡果，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造黨，使得共產黨改變了性質，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已經處于不攻自垮的狀態，因而不可能有組織地反抗解散蘇共的決定。事實上，蘇聯的演變不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為以及解散蘇聯的決定并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　　

    　1991年3月17日　蘇聯曾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結果是，參加投票者76%的人贊同保持蘇聯，但此后僅9個月時間，葉利欽等人就強行解體蘇聯，這難道是“人民的選擇”？顯然，這是反人民的。1990年前后，為了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而高達80%的人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月（即蘇聯解體前7個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1000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支持取消社會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直到　2001年12月8日　，也就是解散蘇聯的《別洛韋日協議》簽訂10周年之時，俄羅斯就解散蘇聯一事舉行的民意測驗顯示，多數俄羅斯人（72%）對蘇聯解體感到遺憾，只有10.4%的人贊同解散蘇聯，13.4%的人對此漠不關心，其他人認為難以回答。可見，蘇聯演變和解體并不反映人民的愿望，不是人民的選擇。　　

    五、正確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前提　　

    蘇聯演變問題研究工作中觀點的分歧，往往是同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分不開的。很明顯，如果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認為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無成就，“對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那么，蘇聯演變的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本身，從而向資本主義演變就是必然的、甚至是進步的；如果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是“三七開”，認為成績和經驗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點和問題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那么，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原因就不應該到社會主義實踐中去找，向資本主義演變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處于次要地位的缺點和問題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范圍內、依靠社會主義自身的力量加以解決，而不需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總結歷朝更替的教訓，提出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論斷：“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國存，史亡而國亡。”這一論斷說明了正確對待歷史的重要性。蘇聯演變為這一論斷又增添了一個注解。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正是在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所謂“民主化”、“公開性”的縱容和支持下，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把蘇聯的一切描述成一團漆黑、一無是處，從而動搖了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在此基礎上進而煽動群眾、制造政治動亂，最終奪取政權的。所以，如何評價社會主義實踐，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關系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　　

    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第一，應該采取歷史主義態度，即結合具體的環境和條件來評價。有許多事情，例如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等，在當時是必要的、正確的，但隨著條件的變化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切忌用現在的、已經變化了的條件來評價歷史上的事情；第二，應該全面分析，既看到問題，也要看到成績，而且應該分清主流和支流。必須從整體上考察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切忌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更不能帶著偏見去觀察，先有了結論，然后去尋找符合這個結論的材料，而對不符合這個結論的材料視而不見。第三，必須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它的具體實現形式——體制、運行機制區分開來，正確認識缺點和問題的根源。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和弊病，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的，而是在具體的體制、運作機制環節上出現的，或者是由工作方法、具體政策造成的，因而糾正這些失誤和弊病，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體制和改進工作。切忌籠統地談論失誤和弊病，并把它們歸咎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上。　　

    在談論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敗得失時，還應該看到，蘇聯是人類歷史上把社會主義從理想變為現實的第一個實踐，是一種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探索（巴黎公社只存在72天，留下的經驗很少）。這種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寬容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責。對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前人進行嘲笑、譴責乃至攻擊，認為“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這種態度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全面正確地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　　

    六、分析蘇聯演變同社會主義實踐的關系時，在方法論上，必須注意把改革的必要性與垮臺的必然性區分開來  　　

    談到蘇聯演變的原因，人們往往提到蘇聯演變是執政的共產黨犯錯誤的結果。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如果共產黨不犯錯誤，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被顛覆的。然而這樣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有時甚至會導致錯誤的結論。應該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事業，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出現失誤是不可避免的。再一般地說，人的認識不可能同客觀世界完全一致，主觀脫離客觀，就難免犯錯誤。必須具體分析所犯錯誤的性質。有兩類錯誤：一類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具體工作中犯的錯誤，這一類錯誤，哪怕是帶有全局性的錯誤，像我國“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共產黨只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完全可以糾正，不會改變黨和國家的顏色。另一類錯誤是共產黨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并執行一條錯誤的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那么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結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蘇聯演變正是后一類錯誤造成的。　　

    這兩類性質的錯誤說明的是這樣兩個不同的問題：前一類錯誤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解決實際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種手段，正因為出現失誤和存在弊端，所以必須進行改革；后一類錯誤則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垮臺。因為，執政的共產黨自己都不搞社會主義了，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在這個國家里，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就難以繼續存在下去。我國學術界有人經常羅列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和弊端（從數量上說，這是很多的，而且孤立來看，有的問題還十分嚴重），以此作為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在方法論上的缺點就是沒有區分不同問題的性質：把說明改革必要性的問題當作必然導致垮臺的原因了。　　

    七、必須具體分析各種因素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的作用　　

    上面講過，蘇聯演變是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所造成的。為了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我們應該全面地考察所有有關的因素。但是僅僅停留在羅列這些因素上還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分析每一種因素與蘇聯演變這種結局是什么樣的關系，即要具體分析這種“關系”的性質。要把潛在的可能的關系與必然的因果關系區分開來。有的因素是長期存在的，只是在出現了與演變有必然聯系的因素之后，兩者相結合，才成為演變的現實因素；有的因素只要一出現，就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　　

    在國際國內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著作中，關于蘇聯演變原因的說法很多。但是，概括起來，無非是三大類因素。第一類是外部因素，即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這一類因素不容忽視，美國一些政治家更看重這一因素的作用。但是西方國家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的作用終究只是外部的，和平演變戰略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就推行了，一直沒起多大作用，只是到了80年代末才發揮巨大影響。“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決定性的還是國內的因素。　　

    第二類是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列舉這一類因素的各種具體表現，往往成為研究蘇聯演變原因的主要內容，有人把這一類因素中的某些表現稱為蘇聯演變的“深層次原因”，仿佛正是這些失誤和弊病是導致蘇聯演變的根本的、決定性的原因。這是值得商榷的。我們不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確犯了很多錯誤，有的還十分嚴重，然而這些錯誤在整個社會主義實踐中是支流。這些錯誤的不良后果引起了人民群眾的不滿，給敵對勢力提供了煽動群眾、制造動亂的可乘之機，但它們終究只是演變的一種潛在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能否變為現實，取決于黨的路線。如果共產黨有一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完全可以通過改革糾正錯誤，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把中國與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問題不在于社會主義實踐是否有失誤和弊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難免的），而在于如何對待這些失誤和弊病，這里，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因此，決不能認為，第二類因素是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如何分析這一類因素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是我國學術界研究蘇聯演變原因問題上分歧的焦點所在。　　

    第三類因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一條錯誤路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貫徹這條路線，使得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最后毫無反抗地接受解散的結局；貫徹這條路線，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使得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貫徹這條路線，縱容和鼓勵敵對勢力開展奪權斗爭，共產黨拱手讓出國家政權。所以，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是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它與蘇聯演變解體是一種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聯系。　　

    蘇聯演變是這三類因素的合力促成的，但前兩類因素早已存在，它們只是一種潛在的因素，只是在第三類因素推動作用下才轉化為蘇聯演變的現實因素。　　

    八、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葬送的　　

    社會主義是一個經常改革的社會。因為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矛盾，也是在不斷出現矛盾而又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通過改革解決矛盾，是社會主義向前發展的動力。改革才能使社會主義保持蓬勃發展的活力。但是，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確的。必須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種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即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拋棄社會主義，實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戈爾巴喬夫推行的就是后一種改革，在一片“改革”聲中葬送了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以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作為出發點的。他宣稱：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極權的”、“官僚專制的”、“專橫的”社會主義，理由是存在各式各樣的壟斷：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造成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這是政治壟斷；經濟上，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統治地位，排除了人們對所有制的自由選擇，這是經濟壟斷；思想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起指導作用，妨礙了“吸收先進思想”，這是精神壟斷。這些壟斷導致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出現異化現象：政治壟斷導致“人與政治、政權的異化”，經濟壟斷導致“人與財產、生產資料的異化”，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改革就是要消除壟斷、克服異化，“形象地說，應該炸毀一切”，“告別過去”，“根本改造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辦法是實行多元化，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取消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簡單說來，就是按照西方國家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模式改造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內容。這樣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全面的資本主義化。　　

    順便說一下，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的改革，從根本上講，是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致的，可以說是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繼續和深化。　　

    可見，不應籠統地談論改革，不要天真地認為一切改革都是好的。講到改革，必須問一問改革的性質、對象和目標，即改什么和想改成什么樣。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不要上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打著“改革”旗號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家”的當。　　

    九、在蘇聯演變過程中戈爾巴喬夫的作用，主要是指他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危害  　　

    戈爾巴喬夫自稱，他“終生的目的是消滅共產主義”。當葉利欽等人宣布解散蘇聯、戈爾巴喬夫不得不離開剛坐暖的總統寶座時，他自稱“感到安寧”，這是因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身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居然把消滅共產主義作為“生活的目的”，把他稱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叛徒，決不為過。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出現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局面是在所難免的。　　

    有人不贊成戈爾巴喬夫應對蘇聯演變承擔責任，說：把蘇東劇變的原因歸罪于戈爾巴喬夫等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背叛，歸因于他的所謂的‘新思維’使蘇聯已經起步的改革背離社會主義方向，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這是夸大叛徒的作用，是“叛徒史觀”，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這種看法是值得探討的。　　

    應該指出，我們在談到戈爾巴喬夫的叛徒行徑時，并不僅僅指他個人的行為（當然，他個人是有責任的），主要指的是以他為代表的一條背叛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錯誤路線。如同列寧說考茨基是叛徒，主要指的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一樣。以戈巴喬夫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從意識形態來說，它是一股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從社會制度來說，它是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從歷史作用來說，是從社會主義倒退回資本主義的橋梁。“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的。正如列寧所說的：“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也不例外。概括說來，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是它產生的外部條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它產生的內部條件。我們不來詳細分析這股思潮的根源，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需要專門討論。這里，我們只想強調一點，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我們黨的一位領導同志曾精辟地指出，戈爾巴喬夫“新思維”那一套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思想政治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什么‘全民黨’、‘全民國家’，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蘇聯今日的演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種危機。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這股思潮在蘇聯東歐國家泛濫起來的時候，我們黨嚴肅地指出了這股思潮的危害，提出要分清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應該說，這至今仍是理論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十、蘇聯演變是不是具有必然性　　

    在討論蘇聯演變問題時，經常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蘇聯演變是不是必然的？撇開政治立場不說，單從認識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應該區分兩個層次來說明。如果從社會發展規律來說，蘇聯演變不過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漩渦，它不是客觀的必然趨勢，而只是發展中的一種曲折。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是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這一規律就不會改變。但這一規律是通過階級斗爭實現的，因而它的實現過程不是直線的，出現一些反復、曲折是難以避免的。蘇聯演變只不過是這種曲折性的表現。我們不應該由于出現蘇聯演變這樣的曲折（盡管這是十分嚴重的挫折）就懷疑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客觀必然性。如果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階級斗爭的具體環境，即當時當地的階級力量對比來說，由于執政的共產黨領導集團的叛賣，使得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敵對勢力的力量占了上風，壓倒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就形成了這樣的階級力量對比看，蘇聯演變又是必然的。為了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其原因，防止階級力量對比發生蘇聯那樣的逆轉。一方面我們應總結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尤其要分析他們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端，堅持改革，與時俱進，努力消除敵對勢力的可乘之機，消除演變的潛在的可能的因素，使社會主義立于不敗之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像蘇聯共產黨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具有光榮革命傳統而又有豐富經驗的政黨內部，為什么會產生一批主張改旗易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精英”，探討如何保證黨政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社會主義、忠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防止出現蘇聯演變那樣的局面。　　

    正如我國一位詩人仿《阿房宮賦》所說的：“蘇共之亡，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認真研究蘇聯演變的原因，汲取其教訓，完全可以避免像蘇聯解體這樣的悲劇重演，完全可以避免出現“后人復哀后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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