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飛：當代社會思潮與中國文化建設--讀《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

當代社會思潮與中國文化建設

--讀《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

何雪飛

再有半年多的時間，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90歲華誕。這轟轟烈烈的90年，大體可分為30年革命斗爭，30年社會主義建設，30年改革開放。盡管站在不同階級立場的人透過各種意識形態的人所看到的歷史與現實圖景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對立，但所有觀察敏銳的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認眼下的中國與世界正在進行劇烈的變化與調整，中國正處于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或者說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新的時代。

云杉同志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一文高屋建瓴，是對新時期中國文化建設的系統性、戰略性、前瞻性思考。為了在下一個30年中，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強國、文化強國，在當前特殊歷史背景下，總結中國共產黨3個三十年的歷史，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教訓顯得尤其必要。下面就學習云杉同志的文章談幾點體會。

一、從歷史經驗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1840年以來，中國逐漸淪為資本主義列強欺辱、瓜分的對象。從那以后，找到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使中國人民重新站起來，就是歷代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主要歷史責任。而中華民族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伴隨著曲折的歷史實踐逐漸深化。洋務派著眼于“科技”、“經濟”、“物質”層面，大搞新型工業，加強國防，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確，經濟實力的差距的確是中國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晚清中國的GDP從數量上雖然遠遠高于大英帝國，但中國的GDP是蠶絲、瓷器、茶葉等為主，而英國則是蒸汽機、輪船、大炮。傾全國之力打造的亞洲先進的“北洋水師”在甲午中日海戰中全軍覆滅，洋務運動的思路宣告徹底破產。隨后中國人將變革的焦點集中到了政治制度領域，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則主張廢除帝制，實行西方政體。辛亥革命后，中國搞了十幾年的西式“憲政”，結果是黨派林立，政客遍地，軍閥混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國家竟然越來越衰敗，人民越來越貧困，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吸血越來越厲害。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華民族才迎來了一線曙光。

正如云杉同志文章中所說：

【歷史和現實表明，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一個政黨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自覺的程度。”“回顧近90年的奮斗歷程，我們黨總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覺醒和覺悟，來把握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推動事業發展。】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發展壯大，并力挽狂瀾，徹底扭轉中華民族的命運，歸根結底在于，她代表了最先進的階級，創造了最先進的文化。

晚清政府之所以屢遭列強欺辱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經濟、軍事的落后，不如說是政治、文化的腐朽。北洋水師的軍事實力絲毫不差于日本海軍，但卻一敗涂地，關鍵原因在于清王朝官僚階級的腐朽、糜爛與軟弱。當時世界列強主要是資產階級主導的國家，他們憑借優勢的經濟、軍事勢力向全世界擴張勢力，有利于緩解國內階級矛盾，也最符合資本寡頭的利益。西方資產階級打垮了王權、馴服了教權，為了追逐更高利潤、掠奪更多資源、消解西方社會勞動者的反抗，西方資產階級向東方擴張侵略，“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東方的統治階級總是被西方的資產階級斬落馬下，表面上是由于生產力落后與武器落后，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者被后者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俘虜。東方大國的統治者要壓制本國勞動者的反抗、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資產階級投降（一些小國反而有更多的獨立空間）。于是，宗教與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者（封建地主）總是向直接的露骨的剝削者（資本家）投降，并向后者轉化，成為后者在東方的代理人。按照這種模式，一個全球統治體系得以形成。

而像中國這樣的不發達國家，一則經濟、軍事實力落后，二則政治、文化腐敗，國家內部階級矛盾更加激烈，因此面對列強的侵略壓榨，統治階級為了實現本階級利益最大化，其首選不是向外來侵略者反抗而是向他們下跪，“寧贈友邦，勿與家奴”，聯合外國資產階級共同欺壓本國人民。因此絕大多數落后國家的統治階級（無論是官僚地主還是資本家階級）都表現出了軟弱性、買辦性。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整個上層階級已經徹底腐朽，而中國又是西方各個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掠奪的主要對象，因此要想學習德國日本那樣，依靠上層精英，通過社會改良的方式逐漸躋身世界強國的途徑實際上已經被堵死。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再到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直到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變革的領導力量一步步從社會上層精英逐漸下移，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的主角也從晚清重臣李鴻章張之洞變為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再變為孫中山直到最終是毛澤東們組織下的中國工農群眾。

近代以來，只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真正實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崇高宗旨。遙想那革命斗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在一種史無前例的文化氛圍中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赴湯蹈火，他們將中國人民真正組織與團結起來，按照毛主席的話說，是感動了“人民”這個上帝，得到了“人民”的真正擁護，擁有了無窮的力量，戰勝了最強大的敵人，中華民族的面貌才從此煥然一新。是的，人民群眾中蘊含了無窮的偉力，但是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組織其意識形態和文化特征就是都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己任，他們或者鄙視蔑視人民，或者將人民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看不到人民中的無窮力量，也無法喚起這種力量。

中國共產黨初創之時，從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上看，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相比，硬實力遠遠落在后面。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贏得勝利靠什么？靠的是軟實力，靠的是無比堅定的信仰，靠的是崇高的精神力量，靠的是真正能夠扎根于人民得到人民的徹底擁護。總而言之，靠的是先進的文化。

為什么北洋水師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卻慘敗于日本，日本擁有強大的軍事優勢卻敗于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國民黨蔣介石擁有軍事、經濟優勢卻在三年解放戰爭中迅即土崩瓦解，而美帝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霸主卻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敗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歸根結底在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文化優勢和道德優勢：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黨員“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澤東的共和國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毛澤東的軍隊是人民子弟兵，用藏民的話說是為了解放人民的“金珠瑪米”（菩薩兵）。因此毛澤東可以在軍事、經濟實力遠遜敵人的情況下做到以弱勝強。所以歸根結底不是毛澤東的智商比蔣介石高--蔣介石自己也很清楚，毛澤東的人民戰爭，他學不來，更做不到。蔣介石也曾派兵到敵后搞游擊戰，結果這些慣于欺壓人民的國民黨老爺兵由于脫離人民而一敗涂地。相反毛澤東的八路軍卻在敵后依靠人民發展出大片大片根據地，敵消我長，將大部分日本軍隊拖死在根據地周邊，徹底扭轉了二戰的根本格局。這就是精神的差距、文化的差距。

在李鴻章、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眼里，只看到經濟軍事的力量，看不到更利用不了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們被日帝美帝的飛機大炮嚇破了膽，當然不知道日帝美帝的根本弱點和他們一樣是脫離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終必然會被人民所拋棄。他們面對外來的西方資產階級侵略者只能主動或者半主動地依附、投降。

當年汪精衛們賣國也有一套似乎可以自圓其說的邏輯：因為經濟上軍事上比日本、美國落后，打不過人家，因此投降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最好的選擇；政客們搞焦土抗戰等于禍害人民，而只有投降日本美帝才能最大程度保全百姓利益，才是真正的愛國愛民。早年的汪精衛和如今的劉曉波的邏輯可以說如出一轍。直到今天，還有林思云、章詒和之類的自由派文人要為汪精衛翻案。

這種漢奸、買辦、投降邏輯是落后國家剝削階級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精英主義價值文化的必然結論。強盜、征服、侵略邏輯則是發達國家剝削階級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精英主義價值文化的必然結論。

歷史結論是，無論是希特勒、東條英機、布熱津斯基們的強盜邏輯還是汪精衛、蔣介石、劉曉波們的洋奴邏輯，都在毛澤東的人民邏輯、人民文化面前不堪一擊。高呼人民萬歲并真誠實踐這種無產階級文化價值觀的毛澤東戰勝了世界上的一切貌似強大的敵人。

正如云杉同志的文章所說：【可以說，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不僅關系到文化自身的振興和繁榮，而且決定著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前途命運。”“有沒有強烈的文化擔當，反映著一個政黨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個政黨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標志。】

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宗旨。近代歷史經驗證明，什么時候這種文化能夠得到高度認同、堅持、落實與發揚廣大，我們的事業就會蒸蒸日上，反之必然是遭受清政府、國民黨、蘇共那樣的亡黨亡國之下場。

二、新中國60年來文化建設的得與失

云杉同志文章說：

【改革開放以來，對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逐步清晰的過程。】

【文化的靈魂是什么，就是凝結在文化之中、決定著文化質的規定和方向的最深層的要素，就是核心價值觀。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文化立場、文化取向、文化選擇。講軟實力、文化力，從根本上取決于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歷史和現實反復表明，如果沒有這個最核心的東西，一種文化就立不起來、強不起來，一個民族就沒有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一個國家就沒有統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動。】

【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根本，應當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果，它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也為先進文化建設指明了正確方向。】

【正如毛主席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我們現在講“老祖宗”不能丟，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必然。】

1、“老祖宗”為何不能丟

革命傳統革命文化等“老祖宗”不能丟，不光是因為她是“老祖宗”，而是“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必然”。一定程度上講，要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這些“老祖宗”必不可少。

改革開放時代，始終存在要不要老祖宗的爭論。

多年以來，以普世價值派為代表的極右思潮利用主流媒體極力散播各種歪曲性的輿論，影響廣泛。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要拋棄馬列毛等老祖宗，就是要與中國革命和毛時代做徹底切割，要徹底顛覆當前憲法黨章，按照《零八憲章》之類的東西，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

對于這種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奉若神明的“普世價值”思潮，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眾所周知，無論是在毛時代，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憲法》一直在修改中。然而，無論怎么修改，憲法的精髓--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不能篡改。人民大眾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毛澤東創建的中國共產黨，這是歷史的結果與必然。毛澤東得到中國人民的擁護，建立了共和國，而當今改革者的權力，實際上來自于毛澤東。中國的改革的合法性在于，改革領導人將改革定性成毛澤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對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遺產的繼承上，需要建立在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上。體現在當前憲法里面，便是經濟上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為主體經濟，分配上以按勞分配為主，政治上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工人階級為國家領導階級，工農聯盟為國家基礎等等——這些對國家主體特征的描述相對于毛時代而言，是一種保留與繼承。

比如當前《憲法》規定：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只有堅持這些原則，改革開放時代與毛時代才是一個整體。如果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走向了徹底美國化的資本主義道路，整個社會必然兩極分化。那么這種改革就喪失了他的合法性，這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復辟，是一種非法的顛覆政權的政治行為。

改革開放后，無論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科學發展觀，在理論層面，都堅持經濟上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政治上人民民主專政，工農階級是國家主人。毛時代及改革開放時代的探索都是為了解放人民、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只有這樣，毛時代及改革開放時代才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在性質上有根本性差異的兩個社會、兩個政權。

綜上，黨章、憲法所規定的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決定我們無法將改革開放與毛時代及中國革命做切割。黨章、憲法規定，改革開放的中國，仍然必須繼承與發揚中國革命與毛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遺產，在主體特征上與毛時代社會保持相似性、統一性。黨章、憲法規定，改革開放的中國，從根本上仍然是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并且要穩步地、不斷地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如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老祖宗當然不能丟。

2、正確總結兩個時代的文化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會出現要不要老祖宗的爭論，之所以在文化建設問題上會出現一些曲折和反復，這與毛澤東在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誤有密切關系。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三座大山對中國人民的壓迫日趨嚴重。面對中國勞動人民的反抗，中國的統治者選擇向強大的西方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國外資產階級）、封建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官僚資本主義（本國大資產階級）日益勾結起來，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19年，青年毛澤東當時寫道“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這個人目睹了勞動人民的苦難，看不得勞動者受苦。當他初入長沙城時，沿街的乞丐及城頭懸掛的造反者的頭顱給了他強烈的震撼。當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終于認識清楚勞動人民才是歷史與文明的創造者，他終于認識到，“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傳統文化在毛澤東那里得到升華和揚棄，于是他崇拜的偶像也從孔夫子、曾國藩變成了馬克思、列寧。從此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烙上了深深的“人民至上”的文化印記。

高度重視及保持我黨的“文化”先進性，高度強調共產黨員大公無私的價值觀，強調黨員要為人民服務從而破除改造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這是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但是，物極必反，過猶不及。毛主席晚年犯了脫離實際的極“左”錯誤。回過頭來看，毛主席晚年搞起“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其深入骨髓的革命文化發展到一種極端狀態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說“革命的進展不是在它獲得的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中，相反，是在產生一個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反革命勢力的過程中，即在產生一個敵對勢力的過程中為自己開拓道路的，只是通過和這個敵對勢力的斗爭，主張變革的黨才走向成熟，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黨。”由于中國反革命勢力——三座大山是如此之強大，集人類最反動勢力于一體，中國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成為世界勞動人民有史以來最成熟的黨，成為最徹底革命的黨。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革命精神的集大成者。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從他成為黨的領袖開始，他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智慧源泉、力量源泉，更是共產黨的道義源泉。從教育每個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到牢記“兩個務必”、警惕“糖衣炮彈”，直到文化大革命，顯而易見，毛澤東整個一生高度重視文化主導權問題。毛澤東深知消除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困難。毛澤東奮斗的一生，在他自己看來，可以說都是在和這個價值觀所主導的精英們奮斗的一生：第一件大事，將認真實踐資產階級文化、利己主義哲學的三座大山的總代表蔣介石趕到了幾個海島上。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與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試圖徹底消除資產階級文化利己主義價值觀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影響，號召全黨“繼續革命”。

毛澤東在做第一件大事的時候，由于自己在物質力量上身處十分弱勢的地位，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統一戰線，重視團結與包容。以往舊有的革命，包括毛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其動員群眾的根本邏輯，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反饑餓、反剝削、反壓迫、求解放，仍然是滿足群眾“利己主義”的愿望，只不過處于被剝削地位的勞動人民奪回自己的勞動果實是天然正義的。許多革命者參加革命、參加造反，歸根結底是為了捍衛個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解放，而只有如毛澤東等極少部分革命者—即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團隊--才是為了捍衛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解放，并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

而一旦政權在手，毛澤東則將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強調到極致，從而忽略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文化觀念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一定人群、一定范圍內的合理性。這表現在毛時代，經濟上追求單一公有制和一大二公，分配上追求平均主義，而文化上終于在文革期間發展到在全國范圍內大搞“狠斗私心一閃念”、“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文化改造運動。毛澤東甚至敵視軍銜制、敵視合理合法的收入差別，竟然將比較平等的八級工資制視作資產階級法權。毛主席身邊的人都清楚，毛主席一生艱苦樸素，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其晚年鑒于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教訓，出于擔心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恐懼，毛澤東過于夸大了黨和國家的陰暗面，他對各級領導干部、對各個共產黨員要求過于苛刻，將一些整體上比較好的干部視作資產階級分子，而一些野心家、陰謀家、投機家也趁機興風作浪。更荒唐的是，毛澤東甚至將那種要求干部徹底無私等極端苛刻的要求加在了普通群眾身上。“六億神州盡舜堯”，這只是毛澤東的浪漫想象。實現與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徹底決裂，那是共產主義社會才可能的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允許大部分群眾和一部分干部自私自利，將個人物質利益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甚至是首位。因此，必須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局部范圍內存在的合理性。

事實是，即便是在毛時代，像雷鋒、焦裕祿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優秀黨員也是少數，而像毛澤東這樣德才兼備的人則更少。

文革的失誤在于，按照所謂“狠斗私心一閃念”的標準，絕大部分干部群眾都不合格，似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于是，文革期間很容易搞成“全面內戰，打倒一切”。事實證明，文革恰恰傷害了一大批對黨對社會主義事業衷心耿耿的老干部。

改革開放后，出于對文革錯誤的反思，國家將重心調整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但是需要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整個社會從到處都“狠斗私心一閃念”當然不對，但是如果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泛濫，到處都是“精神空虛”或者“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甚至“美軍來了，我帶路，拿美元”之類的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哲學，這是不是更不對？更關鍵的是，黨內不少高級干部被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價值觀侵染，腐敗分子層出不窮。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也趁機發展壯大，如果任由這種局面進一步發展，整個國家就走了滿清王朝、國民黨政權的老路了。

從歷史經驗看，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再像文革那樣，逼迫每個干部甚至每個人去當雷鋒當焦裕祿當白求恩。普通群眾，尤其是生活貧困的普通群眾，優先考慮自己的物質利益是天然正義的，這正是共產黨干部應該注意且遵循的“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當前的突出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一大批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們也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文化侵染，于是高薪養廉卻越養越貪，他們過于看重自身的物質利益，拋棄了革命文化，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樣的腐敗分子在金錢收買下很容易蛻變為為西方敵對勢力服務的漢奸，這樣一批黨員干部客觀上變成為潛伏在黨內的汪精衛、蔣介石、葉利欽。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關鍵問題是，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恰恰是要命的問題。正如鄧小平曾說過的，“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對改革開放的誤導，眼下中國的兩極分化程度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嚴重，基尼系數比美國還高，中國新生資本家階級的暴富速度恐怕也是舉世無雙。外國資本壟斷了絕大部分產業，自主創新乏力，經濟安全問題突出。國企私有化政策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幾千萬工人下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導致民生三座大山使民怨沸騰。由于人民貧困，內需不足，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催動房地產泡沫及向西方廉價出口資源，經濟增長得不償失。黨中央其實早在10年前就高瞻遠矚地提出要防止兩級分化及自主創新等問題，近幾年更是高度重視，但是這些問題要得到根本解決看起來卻困難重重。

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鼓勵改革者：要大膽闖、大膽試，錯了再改回來。但我們看到，糾正普世價值思潮、新自由主義思潮給改革開放帶來的誤導、破壞是如此的困難。因為普世價值派、新自由主義派官員們所犯的錯誤不是一般的認識性錯誤。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由于經驗不足、理論不足，對客觀實踐的復雜認識不足，所犯的錯誤比比皆是。解放前如大革命的失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解放后如大躍進的失誤等等，可以說，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在失敗和挫折中不斷吸取教訓，進而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這些錯誤很快得以糾正的原因在于，當時共產黨的文化傳統還在發揮有效的作用，大部分干部并沒有喪失自己的信仰，他們還要革命，還要反剝削、反壓迫，還要解放人民，服務人民，因此認識上出現偏差、實踐中出現偏差很容易糾正過來。但普世價值派、新自由主義派官員所犯的錯誤卻與此不同。當年，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李立三、博古等搞左傾冒險主義時，他們主觀意識上還認為自己是在搞革命，認為自己的方法、實踐能解放勞動人民。但是在今天，那些極力推動中國與美國接軌，大搞國企私有化、盲目引進外資、大搞教育醫療住房私有化產業化、大搞所謂政改（其實就是要讓資本家徹底控制政權）的普世價值派和新自由主義派官員，他們早已經拋棄了共產黨的革命文化，拋棄了為人民服務的信仰與宗旨，早已經不再相信社會主義能救中國。他們蛻變為腐敗分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及漢奸洋奴分子，他們信奉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由主義邏輯，崇拜的是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和金錢選舉游戲。而只有將中國推向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才能無法逆轉”，這些資本主義改革者才能獲得最牢靠的利益保證。

總而言之，共產黨犯錯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丟掉自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傳統，丟掉自己的信仰。哪怕是一時認識上出現全局性的失誤，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當，將中國經濟搞成了資本主義，也不是什么根本性的大問題。只要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團隊的信仰還在，革命文化還在，糾正這些失誤并不困難。換而言之，只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信仰、宗旨不變色，不被西方“轉基因”，我們經濟上真的搞了一段資本主義、經濟上走了一段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為我們有信心有能力逐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正如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根據地實行的經濟政策不是消滅地主和資本家，而是減租減息，活躍市場交易，保留了大部分經濟剝削和基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要政權不變質，一旦時機允許，消滅剝削，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就很從容。

三、當代社會思潮與中國文化建設

云杉文章說：

【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雖然各種各樣的文化表達和文化思潮不斷涌現，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始終占據主導。】

【特別要看到，中國還面臨著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事關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應當認清形勢，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樹立強烈的憂患意識，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優勢，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維護我國的文化安全，拓展我們的戰略利益。】

【現在，有的人以所謂重新評價為名，搞歷史虛無主義，認為革命文化是“過去時”，今天講革命文化沒什么意義，隨心所欲地戲說歷史、消解紅色經典，對英雄人物、歷史人物進行顛覆性評價。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也是對文化的褻瀆。】

【我國對外開放在更大范圍展開，外來文化大量涌入，這既給我們吸收借鑒世界文明成果帶來機遇，也給我們的民族文化帶來挑戰。】

【西方價值觀的影響，與無孔不入的滲透是密不可分的，他們的影視作品、主流媒體等無不體現著他們的價值取向、價值標準。相比之下，我們有的傳播媒介、文化作品卻沒有他們做得那么自覺、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揚“講責任太累”、“講崇高太虛”，貶損、褻瀆、消解我們的主流價值觀念，誤導和扭曲人們的是非標準、美丑標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關系的深刻變化，人們的思想活動日趨活躍，新的觀念、新的意識不斷生成，這為社會發展進步注入了活力。同時，一元與多樣、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后、本土與外來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社會思想意識更加多元多樣多變，社會思潮也更加紛繁復雜。】

1、文化安全防線失守：極右思潮大泛濫

由于全黨在改革開放初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對文化安全、文化建設問題不太重視，長期存在鄧小平所說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弊端。因此，消解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全盤西化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改革開放時期趁機發展壯大并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改革開放。當然，出現這種局面的歷史根源仍然是前文所述的毛時代的“極左”失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思潮出現了極左思潮與極右思潮相互攻擊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刺激的局面。

客觀上看，文化大革命所傷害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大多能夠正確對待歷史。像鄧小平、陳云、李先念、黃克誠、彭真、王震等在改革開放時期都堅定捍衛毛主席的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也有一批干部和知識分子，由于在文革中受了點沖擊，則對毛主席、對黨、對社會主義產生刻骨的仇恨，他們不是站在勞動人民的角度、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去總結評價歷史，而是將個人利害得失看作高于一切。用李慎之的話說，叫做“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因為由于革命中的失誤導致他們利益受損，這些人便要仇恨革命、仇恨毛主席。這批人以趙紫陽、李慎之、李銳、杜導正等人為代表，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能夠在全社會泛濫，其國內根源便是這些黨內的高級干部。

在趙紫陽、李慎之、李銳、杜導正等人看來，文革留下的最大教訓就是要保護個人的“自由”、“財產”、與“人權”，因此拼命鼓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鼓吹普世價值思潮，要在中國徹底實現經濟與政治的私有化。這批人自稱是“兩頭真”：早年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跟著共產黨走了幾十年，因為文革中受了點苦，到晚年猛然回頭發覺還是蔣介石對，中國還是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投機分子往往在革命高潮時投機革命，在革命退潮時搖身一變投機反革命，追名逐利是其根本動機。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遇到史無前例的挫折，趙紫陽、李慎之之類的高級干部在中共黨內大批出現，一點也不奇怪。這批人為了追逐個人名利，竟然連形式邏輯與歷史常識都不顧了：

1、“自由”“財產”“人權”都是有階級性的。封建地主、腐敗官僚和資本家們如果擁有“自由”“財產”“人權”，勞動人民就沒有“自由”“財產”“人權”。勞動人民幾千年斗爭得不到解放，歸根結底在于受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影響，即使是造反成功，不過是換了一批新的統治者而已。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高尚的革命者進行革命造反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是為了人民的“自由”“財產”“人權”。也只有毛澤東這種人才是人類解放的旗幟和希望。李慎之們晚年所追隨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自私自利的價值觀念，恰恰是人類的枷鎖。

2、“財產權”從根本上說其實就是生產資料所有權，這才是第一人權。在一個社會里，生產資料的控制者，同時也必然是媒體、政府及軍隊的控制者。不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沒有“自由”和“人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都被資本家階級壟斷，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不占有生產資料。資產階級憑借這種生產資料所有權，它可以不提供任何勞動而獲得絕大部分生產利潤，這其實就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勞動成果，這就是資本剝削。因此工人階級被馬克思稱為雇傭奴隸，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勞動人民沒有真實的自由和人權。

由于計較個人得失、追逐個人名利，趙紫陽、李慎之等人晚年終于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而去，而對蔣介石、胡適等美國洋奴認祖歸宗。可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如果文化改造不徹底，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念還在頭腦中潛伏，就很容易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手中獵物。

當然，極右陣營中也有一些骨干并不是被文革刺激才從毛主席共產黨的擁護者變為極右，而是一直堅持極右立場的美蔣余孽（即美帝-蔣介石集團余孽）。如當前右翼代表茅于軾公開聲稱57年反右運動中他“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他“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正所謂“魔眼看人，世人皆魔”。這些自由主義官員、學者因為自己信奉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那么共產黨的革命文化、高尚文化在他們眼里便是騙人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唯有個人自由、個人利益重要，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便嚴重背離了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傳統。正是這批力量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自由主義極右思潮的泛濫。

2、“妖魔化毛澤東”與文化轉基因

普世價值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等極右思潮的泛濫給改革開放帶來極大的破壞。其路徑便是從文化防線入手，逐漸攻破經濟防線、政治防線。正如云杉文章所強調的，文化安全問題極其重要。

可以說中國文化安全防線一旦失手，勢必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蘇聯在解體前，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安全程度遠遠高于當今中國，但是由于蘇共內部文化安全防線被攻破，蘇共高層意識形態出現紊亂，進而導致蘇聯的亡黨亡國的悲劇，隨后就是蘇聯地區人民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方面受到史無前例的損害。可見，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從文化防線進攻，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已經成了一個普遍規律。

西方敵對勢力攻破我們文化防線的一個關鍵突破口，便是對革命歷史和革命文化中代表性的人物形象進行徹底顛覆。

蘇聯的文化防線被攻破進而亡黨亡國開始于斯大林的被妖魔化，而中國的文化防線被攻破則開始于毛澤東的被妖魔化。也許若干年后，如果我們總結中國亡黨亡國的根源，那一定是中國文化防線被攻破，而敵人的核心任務就是“妖魔化毛澤東”。

毛澤東先是將西方壟斷資本的在華代理人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隨后又在朝鮮越南兩個戰場讓美帝臉面喪盡，阻止了美帝繼續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妖魔化斯大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后，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毛澤東也成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抗剝削壓迫的最光輝的一面旗幟。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么毛澤東死后，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而作為西方壟斷資本在中國的新代理人，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官員、學者及媒體則成為這項任務的具體執行者。

被曝光的美國中情局“十戒”（形成于1950年代）中第一、二、五、九條分別是：

第一條：“盡量用物質來引誘敗壞他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

第二條：“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核心是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方式，就是我們成功的一半”。

第五條：“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臺詞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九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的刻苦耐勞的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中情局“十誡”已經在中國大面積實踐——大大小小的詆毀毛主席形象的造假書籍、文章不斷在海外及國內的報紙、刊物、網絡上廣泛流傳。近年以來，在美國敵對勢力的運作下，“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得以實施，逐漸形成了海外民運刊物、網站為造假中心，以國內報刊（《炎黃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及漢奸文人（如高華、徐友漁、秦暉、沈志華、李銳、李慎之、楊繼繩等）為深人加工、深入開發中心，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鳳凰網、凱迪網（貓眼看人論壇）、天益網、新浪、網易、騰訊等網絡媒體為傳播主平臺，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資料為輔助手段的一整套攻破中國文化安全防線的機構。而我們所觀察到的，也僅僅是一個龐大鏈條的小小分支而已。

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為了推倒擋在他們面前的巨人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

多年以來，他們炮制了諸如：毛澤東導致了蘇區肅反擴大化（反AB團與富田事變），毛澤東的奪權陰謀導致西路軍的失敗、皖南新四軍失敗，毛澤東不會打仗、紅軍全靠朱德，毛澤東打勝仗全靠情報準確，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后使用陰謀導致楊開慧被害，《沁園春.雪》作者是胡喬木，大躍進期間有三千萬人被餓死，毛澤東鼓動了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共產風，毛澤東女友眾多生活淫亂，毛澤東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爭奪個人權力，毛澤東使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迫害要為此負責，毛澤東挑起了文革期間的武斗，毛澤東的稿費高達億元，毛澤東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謠言。將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全面顛覆。毛澤東在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地宣傳下，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君，毛澤東時代成了上下五千年來最黑暗的年代。在極右普世價值派官員控制的主流媒體制造的主流話語中，文革、文革造反派比蔣介石、汪精衛、日帝、美帝還要壞。在他們的話語體系里，毛澤東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生活腐化，荒淫無恥，屠殺了幾千萬無辜百姓，迫害了幾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

筆者就毛澤東形象問題在大學生群體中做過廣泛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凡是對政治、歷史話題感興趣的學生，絕大部分都已經被上述“妖魔化毛澤東”的文化轉基因工程所洗腦，許多人直接閱讀過相關非毛化的材料，還有很大一部分學生是道聽途說，但是卻比較相信這些傳言。可見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已經導致了多么嚴重的危害。

毛澤東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奠基者。可以說一旦將毛澤東妖魔化，就徹底顛覆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而作為其對立面極右普世價值思潮便可以開始趁機擴張泛濫。

3、文化安全防線失守的嚴重危害

當前，西方壟斷資本所極力傳播的極右思潮泛濫給中國帶來史無前例的危害，同時也給西方壟斷資本帶來史無前例的戰略利益。

第一、 催化了大量共產黨干部的腐敗墮落

在任何一個國家里，要防止官員腐敗，需要兩套機制。一是官員自身的免疫力，官員自身要有一定的修養、道德、信仰。二是監督制約機制，來自下層人民群眾的監督及來自上層的監督。如果官員們完全沒有良知，他們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線、一門心思追求個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監督制約機制都不會起到作用。

共產黨干部要拒腐防變，靠的是干部對共產黨核心價值觀的信仰，靠的是對黨的忠誠，對人民、對國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產黨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影響，那么在這些干部看來，原來共產黨所謂神圣偉大的東西都是騙人的謊言。假如連共產黨及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都是一個生活腐化、墮落無恥、追逐個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讓這些干部去堅守那些騙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這種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狀態下，腐敗、墮落，就是干部們的唯一選擇。如果一個基督教信徒，突然發現原來所謂耶穌是個騙局是個邪惡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亂。有人研究過大大小小的腐敗官員，沒有一個人是真心愛戴毛澤東、崇拜毛澤東、信仰共產主義的，這些腐敗官員幾乎都是中情局“妖魔化毛澤東”文化戰工程的受害者。

歷史上中國人傳統道德信仰的導師是孔夫子。毛澤東則是孔夫子的否定之否定，升華版。建國后，中國人在道德信仰方面的導師就是毛澤東。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經人人必讀、人人會背、人人實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等等是無數人真心堅守的信條。毛澤東本身光輝、偉大的革命實踐，更是干部及人民學習的榜樣，毛主席的這些教導真正地記在了他們的心上。在那個時代，由于毛澤東是偉大而神圣的，毛澤東、共產黨所代表的道德與信仰也是偉大而神圣的，共產黨的信仰曾經吸引與團結了千千萬萬的人。

當最偉大的毛澤東被妖魔化后，其他的幾代領導人也必然失去光彩。既然之前共產黨奠基者毛澤東的偉大與神圣都是謊言與騙局，那么后續的種種“特色”理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光彩之處，也只能是個騙局。傳統文化早已衰落，而毛澤東業已被妖魔化，在改革年代里，共產黨這個符號就不再與任何高尚、神圣、偉大的東西相關聯。妖魔化了毛澤東，金錢就成為這個社會唯一的信仰。而西方壟斷資本家們，才是金錢的主人。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員一旦腐敗，必然容易變為漢奸。

第二、瓦解了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

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方式是完全對立的。公有制要有效率，需要公有制的文化環境。毛澤東時代的國企之所以效率高，關鍵原因是企業內從工人到干部，有一批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改革年代，國有企業最終紛紛垮臺，極右勢力有意扼殺是宏觀因素。從企業內部看，干部腐化、工人喪失積極性是微觀因素。當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整個社會上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文化遭受重創，拜金主義抬頭，人人追逐物欲。毛澤東被妖魔化后，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公有制存在，剩下的就是國企的瓦解、國際壟斷資本的長驅直入，所以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地化才看起來勢不可擋。

今天的國企問題多多，這與改革開放后，許多國有企業廢除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有關。

毛時代國企的鞍鋼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在國企管理領域的體現。其核心邏輯是通過三套系統約束干部精英知識精英的墮落腐敗，實現國家政治清明、經濟高速發展：

1，總結儒家道家佛家傳統。通過一系列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文化感召激發干部的公心善念，使干部們自覺地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

2、借鑒西方近代的制度成果。充分發動群眾，通過“工人參加管理”、“工農代表直接掌握各級政府、企業權力”、“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信”、“檢舉信”等方式，從制度上約束干部的腐敗，使干部腐敗、特權行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3、將法家那套嚴刑峻法用在干部身上。對干部及知識分子的腐敗墮落行為懲罰十分嚴厲。典型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等人。

因此，在整個毛時代，國有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十分迅速。而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勞動人民。

改革開放后，毛時代的三套防止干部腐敗的制度文化逐漸被極右勢力廢除。92年后，一大批毫無政治覺悟、自私自利的人成為各級國企的領導。而毛時代的工人享有的民主權力又被剝奪，廠長負責制使國企領導將國企變成個人的獨立亡國，98年后則發展到國企干部蓄意搞垮國企，進而MBO侵吞國企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國企逐漸腐敗、進而效率低下，而此時國家對外資、私企則進行大量政策優惠（如減免稅收、放縱逃稅等等），國企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而毛時代的制度與文化則根源于紅軍、八路軍的傳統。如果在基本堅持與發展毛時代的文化與制度，國企不可能搞不好。搞好國有企業，難道真的比兩彈一星還難？真的比推翻三座大山、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打敗美帝還難？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八路軍、紅軍的是世界上戰斗力最高的政治軍事組織。用毛澤東思想搞公有制，也必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經濟組織，毛時代工業化的輝煌成就已經做了最好說明。普世價值派要想在歷史上顛覆這個結論，需要徹底消滅整個人類的近現代史的真實記錄。

第三、促動了中國社會思潮的混亂與分化：瓦解了執政黨的政治基礎

極“左”思潮可以說是在90年代末期開始萌芽，進入新世紀后逐漸泛濫。此種思潮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出現，是值得我們認真梳理的。

在對政治、社會一無所知的人看來，極“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對毛澤東的強烈肯定以及對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認毛澤東晚年犯了“極左”冒進的失誤。毛澤東犯了晚年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這不僅是執政黨的決議，而且這些結論通過一系列的書籍、雜志、影視等意識形態產品，本來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不料“極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時間重新開始煥發活力。

其實，極左思潮的出現與擴張，乃是西化極右勢力誤導改革開放，大搞市場化私有化外資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結果。

以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今天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如汪暉、孔慶東、王紹光、甘陽等恐怕還沉浸在右翼陣營中高喊“全盤西化”的口號，而何新這樣的國家主義者反倒成了他們的第一啟蒙者。而陳云、王震、李先念、鄧力群、魏巍、馬賓、李成瑞等老干部雖然不像李銳、李慎之等人徹底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但由于他們在文革中間都受到嚴重的沖擊與迫害所以對文革的負面性深有體會，改革開放后自然也對毛心存非議，他們認同《決議》，熱心擁護改革開放。雖然都反對文革的“極左”做法，但陳云、王震等老左派與李銳、李慎之等傷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前者參加革命時就已經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共產主義理想，所以他們反文革是為了國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個人恩怨個人仇恨，他們與毛沒有私仇，也不會徹底背叛共產黨。而在李銳、李慎之們看來，文革則是典型的沒有個人自由、個人人權，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實際上就是說革命傷害了他們這些小資知識分子，他們反文革主要是在為個人復仇、發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徹底反毛、徹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雖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還沒有“左”到重新認識毛澤東與文革、反對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現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西化派集團，這個集團全面認同資本主義理念，甚至意圖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西化派的雙軌制、市場化、物價闖關等一系列激進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非毛化導致高級干部信仰喪失，以“官倒”為特征的大規模腐敗逐漸浮出水面，這些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由于毛時代的慣性影響，在八十年代，人民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反感腐敗追求民主的動力很強。西化派意圖利用這種民眾的怨氣徹底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實現與西方資本主義徹底接軌的目標。這便是在國內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環境下發生的那次著名的“動亂”。應該說，趙紫陽西化集團的出現與惡行，激化了老干部的進一步左轉。據說，當時在很多革命元老級別的老干部（如陳云、李先念等）中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趙紫陽就是毛澤東當年要極力防止出現的“走資派”。應該說，在這些革命元老看來，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尤其是西化派集團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據說王震晚年的遺言是：毛澤東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極右的“西化派”的影響在92南巡后更加甚囂塵上，鄧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張更是在經濟領域大肆鋪開，而許多政治運行規則實際上也已經與美國接軌：資本逐漸開始控制權力，官員成為資本家的走狗。這種在左派看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場景直接刺激了“極左”的毛澤東主義的復興。比如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曾任李先念秘書的李成瑞因為認定由于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當前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占主體，資本主義已經復辟，而黨中央卻毫無作為，事實上已經徹底拋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他近幾年愈發激進，成為“極左”代表。魏巍、馬賓、李爾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異。這一“極左”派別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顯然是資本家與官僚掠奪工農大眾的制度，因此必須反對。既然資本主義已經復辟，那么毛澤東當前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舉動就是偉大的，他當年告誡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義將來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幾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們通過歷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關系：極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極右勢力影響中國改革時間越久，中國與美國全球化接軌的后果代價越嚴重，兩極分化的程度越嚴重，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就越大。從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在全盤西化派即極右西化派主導下，市場經濟突飛猛進，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新生的資本家階級事實上成為強勢階級，而勞動者工農群眾成為弱勢群體，領導階級地位名存實亡。魏巍、馬賓們這個階段的思想立場此時亦更加激進，盡管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誰都多，但他們卻出現了徹底反對改革、全面肯定毛澤東和文革的傾向。鄧力群在改革開放初期可以說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對文革的認識在晚年竟然也發生很大變化，開始更多地肯定毛澤東，認為文革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繼續革命的理論沒有錯。

進入新世紀，那些尚且健在的從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干部們，如果沒有徹底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對毛澤東對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經與《決議》里所蘊含的徹底否定的情感姿態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碼，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高瞻遠矚的，文革實踐上沒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隨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大肆推進、戰略龍頭產業被外資并購、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被西化派搞垮侵吞、兩極分化與美國匹敵，工人農民成為社會公認的第八階層與第九階層（最后一階層是流浪漢之類），“極左”思潮的泛濫已經不可阻擋。而到了這個年代，假如當年的元老們如陳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還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恐怕也會有不少人同情這種“極左”思潮。

四、筑牢文化防線，急需正本清源

極左思潮出現，還與極右派常年打著擁護鄧小平的旗幟歪曲鄧小平理論有直接關系。

鄧小平理論究竟是什么，當前急需正本清源。鄧小平同志通過反思毛時代的極左失誤，提出了改革開放。在如何發展經濟這個問題上，他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歷史機遇做出很大的理論創新和歷史功績。但是鄧小平也一直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毛澤東所留下的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不能發生絲毫改變。另外，在新形勢下，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文化傳統，如何保證共產黨黨員干部的信仰不變，宗旨不變，要解決這些當前突出性、根本性問題，眼下仍然離不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基礎理論是共產黨的建黨基石，鄧小平理論本來對這些基石是全面堅持、全面繼承的，所以鄧小平理論重點強調經濟層面的改革。如果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只強調鄧小平理論，而忽略了馬列毛，那么共產黨便喪失了立黨基石，只剩下經濟層面的改革創新。其結果必然是“改革無止境，開放無禁區”。只有改變什么，而沒有堅持保持什么，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會被改得面目全非，改革開放必然走入徹底私有化的資本主義迷途。更根本的問題是共產黨干部的信仰必然陷入誤區。試問，如果將鄧小平理論和國際共運及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作徹底的切割，那么如何保證共產黨員的信仰？

而中國極右派的策略是以妖魔化毛澤東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鄧小平理論的方式反鄧。筑牢文化防線，保衛文化安全，除了堅決反擊對毛澤東的妖魔化外，同時也必須反擊對鄧小平理論的歪曲。

極右派的戰略陰謀是將鄧小平歪曲包裝成一個真正的走資派，只是他講究策略，講究時機，不像趙紫陽那樣著急，他要慢慢來，逐步地將中國全盤西化而已。他們制造了種種謠言，用這種謠言綁架全黨實現他們的全盤西化的圖謀。　　

應該說，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被這種歪曲鄧小平理論陰謀所誤導。而這種陰謀無疑將更加刺激極“左”思潮的興起。

比如前幾年，香港出版沙士所著的《遺囑》，其內容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一般人難以分辨真假，極容易相信為真。該書主旨是說鄧的遺囑是中國最終要與美國接軌，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并且將這個遺囑交托給了第四代。該書及其核心部分內容長期在互聯網上流傳，有關部門沒有任何封堵（中國互聯網整體上掌控在極右派手里），也不見任何辟謠。毫無疑問，這種局面使那些本來就極度失望的社會主義人士、在私有化市場化改革中利益受損的人民群眾更加否定鄧小平及其后來的黨中央，向極“左”思潮靠攏。　　

再比如，極右派核心人物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黃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謠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的文章中宣稱：“我至今記得一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第一句，‘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這三句話聯系起來看，給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鄧小平其實歸根結蒂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全盤西化的。

但是據學者奚兆永考證：“所謂鄧小平的三句話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為了宣傳自己的觀點而制造的一個謠言。”

另外，極右勢力常年累月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言論可以說汗牛充棟。鄧小平理論里有大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擔心改革開放走向邪路出現兩極分化、出現新資產階級等內容，這里不再引述。這里僅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某些部分為例：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這樣，就模糊了生產力、綜合國力的性質，為他們大搞資本主義鋪平道路。同時，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體模糊化，極右派搞的改革實際上是在擴大兩極分化，提高了極右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農民生活水平。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　　

●鄧小平說過不講姓“社”姓“資”，但他主要是指一個具體的機器，一項技術，充其量是對一個局部來講，從來沒說過在全黨全國的路線、道路、方向上不講姓“社”姓“資”，否則就是違背憲法黨章。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不講姓“社”不姓“資”歪曲為在國家發展道路，在改革路線上不講姓資姓社。極右派指責馬列毛鄧派反改革，后者自稱為社會主義改革派，而極右派則從來不強調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盡量不用這幾個字，像避瘟神一樣躲避這幾個字。

在南巡講話中，對于特區，鄧是要明確要問姓“社”姓“資”的。而且判斷特區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當時特區這個全國最資本主義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鄧小平覺得應該進一步改革開放是有現實基礎的。那么今天呢？莫說特區，就全國范圍而言，公有制還是主體嗎？外資還只占四分之一嗎？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他們搞的改革開放永遠正確，問題都是毛澤東的遺毒。誰要是“看”，誰就是反改革。誰要是糾正改革中的錯誤，誰就是反改革。假如今天誰要是提出來“證券、股市問題這么多，是否考慮關閉？”這樣的問題，極右派肯定給你帶上極“左”，四人幫分子的帽子。

○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段話的意思歪曲成“大膽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句話改成“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號的“左”指的都是極“左”。而不帶引號的左則包括馬列毛鄧等理論，而共產黨本來就是左派。極右派通過歪曲，達到了他們反黨反毛反鄧的目的。　　

○ “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與鄧的指示全面對著干。因為要與美國接軌，所以他們鼓吹嫖娼合法化、腐敗合法化。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鄧小平警告：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右勢力主導改革開放，“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這段很難歪曲，所以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由于這段很難歪曲，所以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同上，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五、結語：改革的首要問題

云杉同志文章說：

【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引領文化建設，才能在紛繁復雜的社會意識和社會文化生態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區分先進與落后、劃清積極與消極，有效引領各種社會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響，不斷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改革的首要問題。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戰略上不能再犯一點錯誤。

如何有效引領各種思潮，鞏固全黨全民的思想基礎，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打好基石？毫無疑問，正確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是關鍵。

當前極右思潮（即全盤西化派、新自由主義與普世價值派）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最大的敵人。

持“極左”觀點的，主要是那些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層工農大眾和同情底層人民的中產階級。我們與極左思潮是人民內部矛盾，需要有效地引導。這種思潮的出現，是極右勢力對改革開放進行嚴重破壞，非毛化、西化勢力影響力嚴重泛濫導致的必然結果。這些人本來是共產黨的鐵血核心，他們在極右勢力的誤導蠱惑下，他們誤以為當前全盤西化派極右勢力已經掌控了最高權力，因此為了捍衛社會主義，捍衛憲法，采取了激烈、激進態度。由此產生出來的矛盾當然是人民內部矛盾。

當前，極右派勢力在利用他們掌控的資源和權力在極度渲染夸張“極左”思潮的危害，他們不去分析“極左”思潮的來龍去脈，也無法對癥下藥提出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案。他們通過一系列的有意誤導與陰謀操作，試圖裹挾黨內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將左派群眾當做主要敵人，離間我黨和基本群眾之間的關系，妄圖使這兩者火拼，為極右勢力、普世價值派和民運勢力的活動開辟更大的空間，以坐收漁翁之利，準備顏色革命。

綜上所述，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力量為核心，團結包括極“左”思潮在內的左翼健康力量，要重點清除極右派對于改革開放的誤導與破壞，著重提防極右勢力上下勾結密切配合發動顏色革命。粉碎他們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搞全盤西化，以思想解放的名義傳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以鄧小平的旗號反黨反憲法反毛反鄧，通過造謠、歪曲鄧小平理論來破壞改革開放、離間黨和人民的關系的陰謀。

眾說周知，當前極“左”思潮并不反對當前的憲法和黨章，他們只是認為憲法和黨章中的核心條款如四項基本原則、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民主、按勞分配為主、工農為國家主人等等，并沒有得到落實。而極右勢力卻是要借改革開放在中國落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從根本上反對中共有史以來的一切憲法和黨章，因此才出臺與毛時代黨章憲法及當前憲法黨章完全對立的《零八憲章》。

結論是，只要中國共產黨從思想路線上正本清源，真正地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祖歸宗，明確要解決中國當代現實問題離不開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而且用馬列毛的東西解決改革開放中的失誤剛好是對癥下藥；只要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思想上與新自由主義思潮、普世價值思潮徹底劃清界限；只要中國共產黨擺出落實憲法所規定的公有制、按勞分配、人民民主等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姿態，下定決心全力以赴去復興公有制經濟以改善民生、落實人民民主，引導好、駕馭好、控制好私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路徑，使資本家階級不再禍害人民，也不再影響和控制各級政權……——總而言之，只要中國共產黨堅定地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那些持極“左”觀點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老同志及底層工農大眾必然重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鐵血核心，他們會堅定地擁護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只有如此改革開放才能最終成功，而中華民族才能真正進入穩定發展的崛起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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