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中國需要國家文化戰略

    中華民族正在經歷一場偉大的歷史復興，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快速而深刻的變化，也無一例外地感受到了這個快步前行的巨人給世界帶來的震動。中華民族的復興注定不可能是一個靜悄悄的事件，它注定要成為全球矚目的大事。對此，國際社會對中國將帶給世界的影響有種種猜測是很正常的，中國國內的民眾也容易對自身的未來有種種不確定感。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中國將何去何從，的確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人們對此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同樣關注于經濟實力背后的文化。因為文化會決定經濟實力如何使用、經濟增長后勁是否充沛，以及我們將成為一個怎樣的社會。
    不久前，由求是雜志社主辦的《紅旗文稿》半月刊在2010年第15、16、17期上，連續三期刊登了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這一連載文章從文化的角度，對中國社會的文化現狀做了總結，也對中國未來的文化建設和發展做了系統的闡述，全文約2萬字，我基本認可該文的內容。在此，針對文中提到的幾個方面，闡述一些本人的理解。
    首先，《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一文對于文化在歷史進步中的意義有較為準確的認識。文章提到：“過去，我們對文化作用的認識，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為一種手段、作為一種支撐來強調。現在看來，文化作為歷史文明的積淀，作為社會發展方向的引領，解決的是人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對文化意義的正確認識下，在面對“從哪里來”的時候，作者指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至今依然是我們最為重要的文化來源之一。此外，無數先輩在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艱難歲月里形成的紅色文化也是我們今天國家主權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根源。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在城市景觀中，有人在樹上纏繞很多小燈泡，掛上很多裝飾，這的確算一種文化。但是，那棵樹所生長的土地以及土地中的養分，是更加重要的文化。我們不能因為泥土、水分太普通而忽視它的文化價值，沒有這些司空見慣的文化基礎，那些裝飾和燈泡只能掛在一顆假樹上，那是沒有生命的文化。
    其次，文化既是土壤，也是果實，它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在這樣一種觀念下，作者在面對“到哪里去”的問題時，也就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斷。別人的果實更適合別人的環境，簡單移植未必能有同樣的收獲。春秋戰國時期的晏子曾經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果如此，文化也同樣如此。因此，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國社會“長期居于正統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始終占據主導”，這就是文化土壤的不同。暫且拋開這兩種文化土壤的優劣比較，就現實來說，中國傳統的文化土壤里，更適合生長“和諧社會”的果實。而在西方社會，以美國來說，作者指出：“美國就始終把反映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文化作為根本內容，以此來打造‘美國夢’、強化‘美國精神’。”即便我們不去批評美國壟斷資本所造就的文化，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在美國看起來似乎不錯的壟斷資本文化，不加鑒別地照搬到中國，能否結出同樣的果實？或者只能如晏子所言：“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結出一堆歪瓜裂棗。
    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種種猜測。從文化的角度，我們很能理解西方世界這一不安猜測的原因。西方文化是一個富于侵略性的文化，西方大航海時代500年以來，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擴張，無一不伴隨著武力征服和侵略。當我們今天也開始、或某些人強烈主張全盤照搬西方文化的時候，西方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很容易就產生重大的疑問：難道未來中國強大了，也要像西方一樣，在全世界實行武力征服和侵略？當我們在文化上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時，不管我們如何強調“和平崛起”、“韜光養晦”，我們都無法消除西方的這一懷疑。中國只有明確樹立不同于西方慣于侵略的“和平競爭文化”，才能讓西方國家的無端猜測、指責顯露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狹隘。
    再次，如果基于上述對文化的認識，有人提出應該改變我們的文化，將我們的文化土壤變得同他人一樣，以便結出同他人一樣的果實，這種觀念也要不得。作者指出，當今某些人為了盡快達成這一洗心革面的目標，便大力否定中國傳統，作者認為，“那種數典忘祖、蔑視傳統、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隨心所欲地戲說歷史、消解紅色經典，對英雄人物、歷史人物進行顛覆性評價。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也是對文化的褻瀆。”對此，我表示高度的贊賞。悠久歷史文化的形成，某種程度上有它的自然原因，就好比森林、草原、沙漠、海島，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徹底改變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既然在漫長的歷史中曾經結出全人類最優秀的文化成果，我們就應該承認，它不是瀚海沙漠，不是文化生命的惡劣環境，而是特別適合誕生優秀成果的文化沃土。對于現實來說，當我們不能把自己搬離這片大地，栽種到其他土地，我們的選擇就只能是珍惜自己生長的土地，愛惜自己的家園。然后，用我們的努力，根據現實條件，將自己的家園建設得更加美好。所以作者指出，我們需要“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如果我們不愛自己生長的土地，我們怎么可能用心將它建設好？
    第四，作者同樣指出，尊重自己的傳統，并不等于排外。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歷史上就是具有極大包容力的。但我們同樣應該看到，“開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學習借鑒也不是照抄照搬”。《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一文的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正確地描述了一種辯證關系，這一認識也是當今世界被廣泛接受的“多元化”思潮。我認為，要真正落實“多元化”，首先必須破除文化領域的“美國中心觀”，即一切以美國為標準；其次要破除“西方中心論”，即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先進和文明。由此，作者明確提出，我們需要“文化自信”。我認為，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信基礎上，我們才能正確地對待自身傳統的優劣，也才能客觀地看待其他文化的長短，才能將堅持優秀傳統與開放包容協調地結合起來，造就我們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沒有“文化自信”就沒有正確的開放和包容。沒有“文化自信”的開放和包容，幾乎等于“文化自殺”。只有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我們才能在建設新家園的過程中，培養我們正確的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五，不管是“文化自覺”、“文化自信”還是“文化自強”，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的作用。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要“進一步完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創造性，引導他們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貢獻聰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識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對于這一觀點我要做一個補充。這一觀念的來源在于過去的一種政治主張，即政權以工農兵為主體，因此，知識分子成為一個不同于工農兵的特殊群體，所以才需要“團結”它。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觀念更深的源頭來自西方社會的歷史。在西方歷史中，知識長期都是被壟斷的，所以才會造成知識分子群體與民眾之間涇渭分明的劃分。而在中國歷史上，由于紙張、印刷、學校教育等基礎條件的發達，中國很早就不存在知識壟斷的現象。因此，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知識分子本來就廣泛地來自于工農兵大眾，同時，又能回到民眾之間。所以，對于當今中國現實來說，我們更需要的應該不是“團結”作為特殊群體的知識分子，而是社會管理者本身的知識分子化。我們國家對于干部素質所提出的“知識化”的要求，實際上就是這一體現。這一問題涉及到對“知識分子”定義的理解。以知識為生的人，并非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真正含義是指那些在本知識專業外，同時深切關懷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事物的人，而且，這種關懷必須是超越個人及小集團利益之上的。“團結”一說容易模糊“以知識為生”和“知識分子”的關系。當范仲淹“先憂后樂”觀念在今天依然對社會管理者具有重要意義的時候，實際上就是要求社會管理者本身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換句話說，為了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團結”外部的知識分子的確需要，但同時還需要大量培養自身的知識分子。
    第六，重視文化、發展文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就是教育。署名“云杉”的這篇文章只是很簡單地提到了“教育人民”，而沒有展開討論，這多少是一個遺憾。文化的教育作用不僅僅體現在大眾傳播領域，還非常集中地體現于學校教育，甚至是學校課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教師的講解。《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一文對于這個問題沒有展開討論，我想可能是因為作者本職工作的原因，對此也無可厚非。然而，學校教育對于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的確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作者在文中指出，要“自覺地承擔起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責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作者認為，“科技、市場如同鳥之雙翼，借助它們的力量，文化就能飛得更高、飛得更遠。”對這一觀點，我覺得也有必要做一點補充。市場化對于文化的確很重要，然而，要廣泛傳播真正屬于人民大眾的文化，我們必須警惕壟斷資本對于文化和媒體的操縱。一般來說，壟斷資本操縱文化有三種主要的方式，一是將文化機構私有化，使得文化機構更傾向于傳播有利于壟斷資本的文化觀念；二是用廣告投入來影響文化傳播的內容和范圍；三是在教育領域培養符合壟斷資本利益的文化代言人。前面提到，作者在這篇文章非常敏銳地指出：“美國就始終把反映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文化作為根本內容，以此來打造‘美國夢’、強化‘美國精神’。”我在這里想補充的是，美國實現這一文化目標所采用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用壟斷資本來操縱文化機構和文化市場。因此，在我們需要繁榮文化市場的時候，有必要對此保持相應的警覺。
    總體而言，我對《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一文表示贊賞。如果國家的文化政策能夠切實按照這個方面去努力，以此構建中國文化發展的長期性國家戰略，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文化事業會有一個良好的局面。作者指出，“推進文化建設，既要有緊迫感，也要看到長期性，有足夠的耐心和堅持，做到重在建設、注重積累，持之以恒、久久為功，決不能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風驟雨、搞運動的方式來進行”。這一認識是恰如其分的。對此我還想說，當今天我們能在一個高度上認識到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萬里長征走出了第一步”。古人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一文就是一個正確的起步。雖然不一定能很快收獲，但是，這個方向性的起步，值得全社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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