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模式”話題的熱烈，中西體制的優劣比較又重新進入公眾視線。非官方主流輿論一般認為，西方體制優于中國，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就是對西方的模仿與復制，只不過中間遇到阻礙，走了彎路，變成現在不倫不類。支撐這種觀點的最有力論據，不是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成熟理論，而是上世紀末兩大陣營之爭西勝東負的結局。但是，隨著近30年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另一種聲音也逐漸響亮，那就是認為歷史的路徑不只西方一條，中國正在走出一條獨特而卓有成效的新路。隨著東西冷戰而終結的意識形態之爭，似乎又開始重燃戰火，并且方興未艾。
體制比較是復雜的事，很易陷入因視角、標準的不同而“雞同鴨講”。但是，正像汽車走得好不好主要看發動機一樣，體制比較也有一個簡潔而不易混淆的切入口，那就是比較兩種體制的驅動力：它們分別是被什么驅動，體制運行的動力從何而來？
徒法不能自行，體制運行靠的還是人，體制的驅動力其實就是對體制內官員的驅動力。西方由于實行競選，主要官員（包括各級行政首長和議員）由民眾選舉產生，要躋身于此官員行列，必須贏得選民選票。所以，西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驅動力主要來自下方，來源于選民，政客以滿足強勢選民的需要，作為政治主張和行為的基準。隨著問題、情勢的不同，選民的組織化程度、強弱及需要都會發生變化，所以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同時，體制內也有制衡政府力量的設置，政府能動用的力量有限；就是此部分有限的力量，也必須根據選民力量和意愿的變化不斷調整，不能長期穩定在一個方向上。不但要分散兼顧，而且須隨時變化，所以這種體制的行動效率較差，政策缺乏連續性；但它變化更靈活，調整更及時，能較快反饋和貼近多種多樣且多變的民眾需要。
在中國，政府官員主要由上級任命，最高領導人由前任指定，所以體制的驅動力主要來自上方，官員逐級服從上級指令。指令的形成，源于決策層對現狀的主觀認識和判斷。因此，整個政府系統以某種人為提煉的社會整體利益目標作為工作方向。這樣的體制，目標單一、穩定，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長期使力在一個方向上，所以在目標方向上效率高，政策穩定。缺點是關注面單一，易忽視除目標外的其他社會需要；反饋現實變化的速度慢，調整滯后，在現實中，政策變化經常搞成了“危機應對”。例如，中國革命是以社會主義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所以建國后前30年中國專注于社會主義“平等”目標，效果頗顯著，卻因不能兼顧民富，造成嚴重的消費品匱乏，民眾生活困難；后30年不得不“改革開放”，專注效率，專注經濟發展，同樣成效顯著，卻造成官員腐敗、官民矛盾、貧富分化和環境破壞等問題。現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欲解決已形成的新問題，但如果不改變這種長期集中力量于單一方向，難以兼顧其他目標，調整滯后的體制模式，結果很可能是再花個30年高效解決今天的問題，到時又形成其他嚴重問題。
所以，中西兩種體制各有所長，各有其適應性，不能抽象說誰好誰差。具體說，西方體制較適合經濟和生活水平較高，在國際競爭中已居優勢，效率增長的壓力不大，民意壓力卻較大的社會。現在西方體制運行成功的國家，大多是這種情況；在廣大后發展或發展中國家，學西方的多，運行良好的罕見。中國現在的體制較適合那些在國際競爭中承受較大壓力的后發展國家，在那些國家，效率是最重要的，沒有高效率，其他都只是空談。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在人權意識普及的背景下，有了效率，社會公平自然會逐漸增進；僅有人權、公平而無效率，以后未必還能獲得發展機會。最近薄熙來有段話，說“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做“蛋糕”的人本身就沒有積極性，這個“蛋糕”就永遠做不大。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積極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這話其實只適合于計劃經濟體制，市場體制之所以具有效率優勢，就在于將人的基本需要都納入了一種競爭機制。就像穿上“紅舞鞋”，你不能不拼命跳舞，哪怕是處于不公平的境遇，哪怕是在“血汗工廠”；它甚至可使人搶著去爭奪那些有生命危險的礦工位置。不公平在市場條件下的弊害，不是損害個人積極性，而是可能導致不穩定，影響市場秩序；同時減少內需，使經濟增長失去內在動力。所以，以“強政府，低人權”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其優勢主要體現在“趕超”階段。邁過這個階段后，又需要重新選擇道路。
中國體制最易遭批評者攻擊的一點，是它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西方政治理論把合法性說得很玄，其實它主要是通過構建社會成員的認同，降低體制剛性，減少社會緊張程度，增加彈性。它最終要落實在怎么對待反對者的問題上，因為只有體制或政府的反對者，才會利用它的合法性困難。
體制的擁護者往往是受益者，但任何體制都不可能讓所有人受益，更不可能永遠只受益、不付出，所以，任何體制在任何時候都不乏反對者。合法性解決得好的社會，或者是通過某種意識形態實現超越利益立場的思想統一（這一點在信息時代和市場條件下較困難，中國前30年的相對成功，既是由于官方理論未遭實踐挫折而具有強大說服力，也是由于信息封閉單一，利益結構簡單），減少反對者；或者是通過程序容納和消解反對的勢力與聲音，二者都可以降低治理的成本和難度，以及社會緊張程度。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的中國又是最不好治理的，由于沒有解決好政治合法性問題，壓力集中在政府身上，對統治者的要求高，責任大。不斷增加的“維穩成本”，很大一部分與合法性有關。
不過，合法性在今日中國并非迫切問題，它只是一個長期問題。現在主要還只是部分知識分子操心這事，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程度高。但是，隨著城市化的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民眾收入的提高，要求解決合法性的呼聲會越來越高，越來越普遍，因為這涉及到一種隨著智識而增長的普遍人性或曰“權利意識”：為什么由你來統治我，為什么我對此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隨著這種呼聲越來越強烈，解決合法性問題終究不可避免，因為它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利益（權利）所在，不能滿足這種要求，就妨礙、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對很多人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用其他利益替換的代價越來越高，直至無法替換。
一些支持中國體制的人對此的回應是：合法性只是個偽問題，中國政府的支持率比西方政府高；中國有問題，西方存在的問題未必就比中國少；選舉不等于人民當家作主，它更多只是一種程序、一種作秀。例如美國，你只能在兩個傻子中選一個，選別人都沒用，這難道代表了民眾參與決策，決定領導人？
確實，競選式民主只是一種程序，但這種程序也并非只是擺設，它至少可產生三方面重要作用。其一，為社會不滿情緒和反政府、反體制的力量提供一個宣泄渠道，把反對容納在體制內，消解在程序中。這樣可減少對體制的沖擊，減少體制剛性，降低社會緊張程度。不像中國政府，什么矛盾都要自己硬扛，動不動就搞成“你死我活”。
其二，由于參選官員（或議員）需要競爭選票，一定程度上必須迎合民意。這就一定程度改變了官民之間的傳統關系。不能否認，中國官員的官權、官威比西方體制下高得多，官民力量的對比也懸殊得多，這是由驅動力自上而下的中國體制決定的。
其三，它可以讓民眾有一種政治參與感。長期而言，這一點最重要，如上所述，它對應了一種人性需求。隨著民眾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狀況的改善，他們心目中的需求排序會發生變化，要求政治參與的意識會越來越強烈。這種需求，雖不能用物質數量或經濟業績衡量，但它同樣是人的一種利益，一種精神利益。國家政權要么滿足它，要么以越來越多的其他利益替換它，否則它會變成政權的對立面和反對力量。
說美國民主只能在兩個傻瓜中選一個，這顯然簡化了事實。只設兩黨是為便于操作，節約成本。這種制度的關鍵，是建立了一種面向選民的競爭格局，兩黨既競相取悅選民，也競相趨優。競爭中，政治方案并不限定是出自兩個候選人之手，其他人有什么更好的、更具吸引力的方案，兩人必然會競相吸收；人才也一樣，如果出現了公認優秀的執政人才，兩黨都會競相爭取。所以，由于建立了競爭機制，具體競爭雖然只由兩黨或兩人操作，選擇面其實覆蓋了全社會的多種可能性。
比較中國和西方誰的問題更多，其實意義不大。因為各自問題不同，對各自的意義也不一樣，就像窮人和富人的問題不同一樣。當下中國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和影響，確實被有些人有意無意夸大了。但群體性事件對中西兩種體制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對西方而言，群體性事件是合法的、正常的，至少是為體制所容忍的，不具有顛覆意義，只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利益博弈的一種方式；而對中國來說，群體性事件大多對體制具有顛覆力，難以容忍，表現出來的，只是沒壓制住的，還有更多矛盾潛伏著，社會結構較緊張。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確實比西方嚴重，但這主要不是因為制度，而是由于發展水平——窮人病一場就可能要命，富人哪怕體質更差，常年病歪歪，但各種醫療資源撐著，人家可以就是不倒。問題嚴重的原因雖與體制無關，結果卻對體制造成壓力。部分壓力會直接指向體制，盡管換一種體制可能后果更糟，但大多數人都只看到已發生的，看不到可能發生的。所以在輿論上，反對派總具有天然優勢，現狀中的一切弊端都可歸咎于政府：做得好是應該，出現問題就該死。1949年以前中共之所以成為民心所向，部分原因也在此。
政府的支持率在中西也具不同含義，因為西方基本允許批評政府聲音的公開表達，以及對陰暗面的較充分披露，中國則這方面管制甚多。這種信息和表達的不同尺度，必然會影響民眾對政府的觀感和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信息管制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和治理成本。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新聞自由并不只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狹隘群體利益，它可以通過賦予民眾知情權和表達權，形成一種對官員的監督和制衡力量。這就是毛澤東在著名“窯中對”中所說的“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監督的前提是知情，是透明。這個問題在前30年并沒有解決好，這也是毛澤東要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這方面問題更嚴重，中國的官員名義上是公仆，其實是大老爺，這是由體制及其自上而下的驅動方式決定的。
有人說，西方也有新聞管制，并非真正自由。確實，西方也會管制輿論，有時可能處理比中國更嚴厲。但西方所謂“嚴厲”，只是對違規處理的嚴格；在對違不違規的認定上，西方比中國寬松得多。許多在中國屬禁區的，在西方可以無忌。就像一則笑話所說的：美國人說“我們很自由，我們可以罵美國總統”；中國人也說“我們很自由，我們也可以罵美國總統”。
西方對輿論當然也有導向，在那兒資本的力量很強大，整體而言（不絕對）那是一種有利于資本的輿論環境。但資本的壟斷與政府的壟斷不同，它不能強制，只能引導。雖然資本的意志占主流，但不可能讓其他人發不出聲音。弱勢群體的聲音、反主流的聲音縱然弱小，想聽的人還是能夠聽到（不需要翻墻），一定條件下就能形成共鳴。這對主流、對精英構成一種制衡，使其行為多了不少顧忌。西方也有左翼、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能發出聲音，縱然資源少、聲音小，但陳勝、吳廣揭竿就能起義，并且席卷天下，如果某種主張真能獲得那么多人認同，資源少也會形成氣候，讓聲音壯大起來。
但是，新聞開放確實也是雙刄劍。經歷過21年前新聞開放的人，都會對那種沖擊力有所體會。那時還只是有限的開放，社會矛盾也沒有現在這么多。今天中國的這個體制和社會，能不能承受那種沖擊，很難說。
所以，我并不贊成現在的中國輿論應當自由到西方那種程度。中國現階段積淀的矛盾太多，經濟水平不夠發達，人均收入低，容易出亂子，經不起折騰。我贊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輿論管起來。但是，無論如何應該保障輿論監督官員的功能，中央應支持輿論對各級官員腐敗、侵害民利、行政不當、亂作為或不作為的報道與監督，為權行無忌樹起一道藩籬，這是輿論的本職功能——首先應該承認自己存在的問題，包括新聞不自由，然后再解釋問題的原因、不自由的理由。如果連基本事實都否認，必然喪失基本說服力，立論也只能立在沙堆上。
我贊成在今日中國暫不談民主，因為它對大多數中國人不具有迫切性，反而可能造成混亂，導致不穩。今天大多數人迫切的，是經濟和生活狀況的改善，而改善的前提是穩定、有序。以后中國要不要搞民主，需要到時候再具體分析。在這兒不要說什么“普世”，縱然民主、自由是普適的，中國傳統的、現在的很多東西又何嘗不是？大家都普世，誰重誰輕、誰先誰后？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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