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盡的宗教
劉仰
說宗教，還得從歐洲開始。政教分離之前，基督教主宰一切，直到文藝復興，提倡個人主義，自由選擇信仰，導致了宗教的衰落，從此世俗王權爬上歷史舞臺。宗教統治曾讓歐洲暗無天日，中國人卻很幸運，從來沒有受過宗教的控制，世俗政權一直普照天下。
歐洲早期歷史上也有一個民族主義或國家利益紛爭的時期，這就是古希臘時期城邦之間的戰爭，因此，有些人把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起源追溯到斯巴達的軍國主義。但是，古希臘城邦的范圍相對整個歐洲來說太小了。亞歷山大征服的疆域雖然很大，但存在歷史短暫，而且主要不是在歐洲內部。羅馬帝國的征服也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征服，因此，歐洲早期民族主義的紛爭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就古希臘的利益紛爭而言，它不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范圍廣大；羅馬的征服不像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那樣，是同一種文明背景下對等的沖突。因此，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紛爭的危害，在歐洲早期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中國人則早早從切身體驗中意識到這一紛爭的危害性，從而形成了對于戰爭的排斥心理，并成為中國此后2000多年間的文化傳統。歐洲由于缺乏這種切膚之痛，因而沒有完成擺脫野蠻戰爭的文明進化。直到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它才真正體會了利益沖突的惡果，和平主題成為社會主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說，歐洲人在21世紀才達到中國人2000多年前就已經達到的認識水平。
日耳曼人的野蠻入侵，造成羅馬帝國的滅亡。此后，基督教成為統治歐洲的主要力量。在這里要說明一下，不管歐洲宗教有多少派別，為了敘述方便，除了特指，本書將所有歐洲宗教統稱為基督教。羅馬帝國滅亡后，興起于羅馬帝國內部的基督教卻在文化上征服了各個野蠻的日耳曼人部落。基督教盡量消除各個民族的差別，不希望產生與宗教統治相對抗的其他力量。基督教思想統一、文明統一的方式，既帶有明顯的愚民色彩，也帶有強烈的武力特征，同時具有一神教所特有的單向融合性和排外性。所謂單向融合性是指，它認為只有自己正確，只能自己融合他人，而不能被他人融合。排外性是指，對于不同的信仰者，要么是歧視，要么是武力民主，如對于猶太教、民主教或其他異教徒。與之相比，中國古代產生了更合理的世俗文化，這一占據統治地位的世俗文化，使得基督教、民主教、猶太教、佛教、道教、拜火教等各種宗教，在中國都能和平共處，并且，各自都能實現自己相應的利益，而不會被外力剝奪。比較而言，中國古代和歐洲基督教都形成了一種世界主義，中國的世界主義主張和平共處，不同文化自愿融合，而歐洲基督教的世界主義則是強制性標準的普世價值。雖然歐洲的宗教統治后來被主權國家取代，但是，它所塑造的歐洲文化心理并沒有消失。這也成為歐洲文藝復興后500年來最為矛盾的現象。
由于基督教的統治過于主張清貧生活和思想統一，同時又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因此，文藝復興的動機，一是擺脫宗教的思想禁錮，二是追求物質滿足的享樂生活。當東方的富足成為歐洲榜樣的時候，基督教的統治搖搖欲墜。排斥宗教性，提倡世俗享樂成為歐洲人文主義的核心，而這一點，在中國早已經完成了。基督教主張人在現實社會要受苦，死后才能獲得永恒的幸福，這一點遭到強烈批判。人文主義代表之一，生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1511年完成了《愚人頌》一書，在猛烈抨擊和辛辣諷刺教會之外，還通過愚人之口宣布說：這個世界上，有來源不明的快樂。事實上，這個快樂就是出于人本性的享樂。葡萄牙、西班牙離開歐洲遠航，就是從這一物質享樂主義出發，到遙遠的東方尋找富足。
1517年，由德國教士馬丁•路德引發一場遍及全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使得歐洲各地對于教會的繼續統治已經不抱希望，羅馬教會的勢力范圍大大縮小。那么，有什么權力可以填補教會統治消退后的權力真空？
還是那個伊拉斯謨，1515年來到西班牙，為西班牙未來的國王--年輕的查理五世寫了一本書，名叫《基督教君主制度》。按照這位文藝復興巨人的設想，教會讓出世俗統治權后，其權力真空由君主制來填補。伊拉斯謨的君主制還是在宗教指導之下的，與后來的絕對君主制相比，可以算是絕對神權與絕對王權之間的過渡。西班牙后來也確實按照伊拉斯謨的設想，將王權部分置于宗教之下。不過，西班牙后來的衰落也與此有關。
在歐洲其他地方，填補權力真空的是更加世俗化的王權。早在1512年，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就寫了一本書《君主論》。該書討論的是意大利城邦之間小君主的權力斗爭術，與宗教關系不大。這本書也成為現代政治學的起源。馬基雅維利在法國宮廷逗留多年，《君主論》是在他死后出版的。1527年,馬基雅維利去世，1532年，《君主論》在意大利出版。1548年，《君主論》第一個譯本在法國出版。這本書于1559年被羅馬教會列入禁書，其蘊含的力量可見一斑。
《君主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跨過了伊拉斯謨基督教君主制的界限，直接探討完全世俗的絕對君主的統治術：這一不受宗教控制的君主，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雖然馬基雅維利長期被人批評，但很多啟蒙思想家都為他辯護。例如，斯賓諾莎認為，馬基雅維利是一個熱愛自由，為保衛自由出謀劃策的人。狄德羅、盧梭等人認為馬基雅維利假裝為國王獻策，實際上是為人民獻策。《君主論》是一本共和派的書。到了20世紀，有人甚至把馬基雅維利當成被統治階級的解放理論。這一問題的實質，就是國家主權屬于誰。為了從基督教手中獲得社會統治權力而出現的國家主權概念，因為對抗基督教神圣性的需要，也被賦予了神圣性。不管是世俗君主專制，還是后來的民主共和，國家主權的神圣性從未改變。
1577年，在批判馬基雅維利的名義下，法國人讓•博丹首次提出了現代意義的獨立主權概念。博丹認為，主權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對臣民的最高權力，是在一個國家中進行最后指揮的絕對權力和永久的權力，因此，主權是永久的、非授權的、不可拋棄的。從法理上說，這種主權概念的合理性是非常可疑的。這一主權概念，首先是為王權服務的，絕對的主權簡單等于王權。法國國王所說的朕即國家，就是這個意思；其次，這一主權是沒有約束的，不可挑戰的。這種絕對性，其實是對以往絕對神權的反彈，是拒絕神權干涉王權的堅定態度。但是，在以后的歲月里，當神權再也難以抬頭的時候，這種絕對主權把世界帶入了瘋狂的戰國時期。雖然歐洲后來的歷史讓這一主權受到了內部制約，但在對外關系上，不受約束的絕對主權延續了約400年。
主權國家概念的出現，是為了對抗基督教會的整體統治。與此同時，追求世俗生活幸福的潮流，使得主權國家在歐洲紛紛出現。因此，在文藝復興后，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潮流就是專制君主取代宗教統治。然而，徹底拋棄基督教并不容易。雖然在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時期，拋棄基督教成為強大的聲音，法國甚至建立了一個新的理性教，但基督教還是變換方式生存了下來。其典型就是英國宣布成立國教，英國教會與梵蒂岡脫離關系，受制于英國國王。這一行為的實質，是一種妥協，既保留了宗教習慣，又避免讓宗教統治超越國家主權。英國的這一方式與宗教改革之后形成各種各樣的新教教派是一致的。事實上，新教教派在統治上并不比梵蒂岡教會更溫和、更人性，包括后來成為美國神話之一的清教徒，他們只是想把教會原先的絕對統治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英國由于最早并最成功地將宗教置于世俗化的國家主權之下，因而獲得了良好的發展。而在歐洲其他地區，新教教派或傳統基督教會與世俗政權之間，沒有像英國一樣確立穩定的依附關系，即：獨立的宗教完全受制于國家主權，因而，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超越英國。
從基督教統治到君主專制，是歐洲完成主權國家的第一步。在這個過程中，民族主義有時候與國家主權相一致，有時候并不一致。在那個年代，代表國家主權的是專制王權，隨著歐洲幾個王室的婚姻聯親，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變成專制王權的陪嫁、聘禮，轉瞬之間倒手，換了新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情，老百姓對此往往沒有什么反應。因為，在任何王權底下，他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對于各國王權來說，統治權力從來不會因為民族而成為界限。因此，當法國強大的王權成為歐洲奢華、附庸風雅的楷模后，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國為榮。歐洲其他王室宮廷里，都以說法語為榮，都以模仿法國宮廷生活為時尚。這種現象在后來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是不可想象的。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的充分結合，是在民主觀念形成后出現的。
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現代化的關系比較簡單。大致來說，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從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再到美國建國，就是一個拋棄基督教，或者說限制基督教的過程，也是一個宗教多樣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被稱為宗教自由，直白一點說，就是可以隨便信仰的自由。從現實結果看，西方國家中宗教控制越是統一的地方，富裕程度相對就越低。從盛衰交替的幾個西方國家來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強大的宗教勢力，王權所代表的國家主權與基督教統治的界限并不清晰，因而，這兩個國家失去了曾經的霸主地位。荷蘭的宗教復雜，對弱小的世俗政權的影響比較大，因而，荷蘭也未能持久。法國在宗教問題上有嚴重失誤，它既反對一切宗教，又試圖建立新的國教。即使理性教取代傳統的基督教，但依然是政教合一的翻版。因此，法國未能實現它的抱負。
然而，法國的啟蒙運動實際上為歐洲探索了一種可能。基督教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統治，當基督教的統治消退后，個人主義至上，追求絕對自由和利益的風氣，因為失去道德約束而蔓延。在這個過程中，啟蒙運動試圖建立一種新的道德體系，他們從中國找到了榜樣。
中國古代也是一個道德統治的國家，與歐洲基督教統治不同，中國的道德體系不借助于系統化的教會或其他宗教組織，而是完全世俗化的道德系統。這讓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感到興奮，他們看到了中國人獨特的實踐，因此他們試圖在法國乃至歐洲也建立相同世俗道德體系。理性教是這一實踐的嘗試，但最后依然走上政教合一的歐洲老路。同時，由于追求物質享受的社會風氣在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下難以阻擋，啟蒙運動后的世俗道德建設并未取得顯著的成果。
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西方國家，在宗教問題上與老歐洲相比有顯著的不同。美國確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則，從而保證任何宗教都不能因為自己的絕對正確性而挑戰其他宗教或教派，避免了因信仰而產生的社會沖突。此外，美國明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將世俗政權的地位確立在宗教之上。從此以后，政教分離成為現代國家的普遍特征之一。
回溯中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政教分離原則早就是中國的傳統。
中國在漢朝時期出現了本土的道教，但是，道教始終沒有獲得對世俗政權的控制，反而始終受制于世俗政權。唐朝時，外來的佛教影響甚大，中國差一點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佛教國家，在唐朝之前的某些小國那里，已經開始出現這種傾向。但是，中國人以天才的方式，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了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政教分離從此成為中國不可改變的穩固傳統。也正因為這一優秀的中國傳統，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宗教在中國很少形成教派沖突。明朝的建立借助了一些宗教力量，但最終也沒讓宗教控制世俗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明經過教派之間不斷的流血沖突和暴力行為，演變到美國，最終形成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其實都是以中國古代為榜樣。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沒有理由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反而更應該重新審視我們傳統中的優秀成分。
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著宗教地位降低的過程，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卻總有人試圖加強宗教的地位。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西方傳教士。這不得不讓我們想到一個事實：接受西方傳教士宗教傳播的民族，例如黑人、印第安人，結局都很凄慘。試圖在中國強化宗教地位的，也有中國人。康有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他想借鑒英國和法國的模式，在中國建立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儒教，并想將其樹立為政教合一的國教。這種方式與中國人曾經普遍有好感的美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結果遭到猛烈批判。其不良后果之一是，讓儒家學說遭受了100年的不白之冤，使得很多中國人難以用客觀的心態認識儒家學說的真正價值。因此，當今天依然有人宣稱中國應該發展宗教才能走向現代化，我不得不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中國的現代化所需要的道德建設，不需要任何超主權的宗教體系，而只需要從自己優秀的世俗道德傳統中，挖掘并形成適應于現代的道德原則。換句話說，如果西方的宗教自由是指選擇信仰的自由，那么，中國的宗教自由更應該是不信仰的自由。
（《環球視野》第313期，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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