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發展與歷史本質

為進一步防止新自由主義“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更加‘理性’的姿態混跡于世”，故把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12期的拙作發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發展與歷史本質^*

——著重人的異化復歸-人力產權實現的視角　　

程 言 君　　

【內容提要】追溯前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的“經常變化和改革”，60年來，已呈現雛型初建、定型確立和完善成熟三個歷史階段和雛型、定型和成熟型三種歷史形態。其變中不變的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本質，表現為推進人的異化的復歸，人力產權自主實現。單一公有制和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都可能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單一公有制已成為歷史，排解新自由主義的干擾，是當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重要而迫切的歷史任務。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基本經濟制度 人力產權新自由主義　　

作者　程言　君（1954-），徐州師范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徐州市委　黨校　教授（江蘇徐州 221009）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①]追溯前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60年來的這種“經常變化和改革”，在歷史過程上已呈現雛型初建、定型確立、完善成熟三個歷史階段，相應，在歷史形態上呈現雛型、定型、成熟型三種歷史形態。其變中不變的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本質。從人的異化復歸歷史過程視角，審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又不能搞私有化[2][②]，其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歷史本質，用產權理論術語表述，即人力產權自主實現。近60年的中外歷史經驗表明，單一公有制和新自由主義都有可能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單一公有制已成為歷史，排解新自由主義干擾的危險性，已是當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重要而迫切的歷史任務。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型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俗稱“單一公有制”，之所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型基本經濟制度（簡稱雛型基本經濟制度），既因其建構發展從新中國建立即開始，并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之路，沒有照抄照搬蘇聯，又因其處于初始狀態，有待發展定型。　　

雛型基本經濟制度，主要通過改造沒收的官僚資本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即“三大改造”）而建立起來的。其中，對蘇聯無償移交的在華企業和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所獲資產的改造部分，占的比例很小。　　

1、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的時間跨度和歷史必然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3][③]其貢獻，除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外，更具歷史意義的，是實現了由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但過渡時期建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化程度等多方面，存在初建期特有的欠確當性和穩定性。因而，從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就一直處在變動調整中，力求完善定型，但始終沒有完成，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才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因而，這一歷史階段建構的基本經濟制度，理應謂之雛型基本經濟制度。而這一歷史階段即“雛型初建”歷史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大約30年。　　

把“三大改造”之前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雛型初建時期，有兩個依據。一是1950年新中國已接管官僚資本企業2800余家，國營工業固定資產已占全國的80%，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4][④]。二是1950年建立互助組250多萬個，1951年發展到460多萬個，并試辦了300多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至1952年底全國互助組發展到830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3660多個。[5][⑤]這一時期公有經濟的建構，不僅為“三大改造”奠定了基礎，而且積累了經驗，構成“三大改造”的前奏，理應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初建起步期。　　

值得進一步深思的是，從現在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角度看來，相對于“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格局而言，雖然“三大改造”使公有化程度過高了些，但并不意味著“三大改造”不具歷史必然性。至今依然有人認為“三大改造”有空想色彩，搞早了，堅持“補課”論。其實，“補課論”不僅漠視了新中國建立之初的公有經濟對社會性質的決定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性質，而且漠視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倒確實充滿主觀空想色彩。　　

當時的國際形勢決定了新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方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予以極大的支持，如蘇聯從1950就開始援助的156個建設項目[6][⑥]等等。當然，更重要的是，蘇聯用12年（1928－1940）創造的資本主義需要50—100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奇跡[7][⑦]，所顯示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決定性地告訴我們，必須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拒絕承認、接受新中國。新中國宣布成立的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就照會美國駐北京領事館，表示愿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8][⑧]。而美國卻組織西方各國“企圖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新中國”（如朝鮮戰爭、“巴黎統籌委員會”[9][⑨]等等），以至直到1979年中美才建交。相比較，蘇聯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即予承認，第三天即建立兩國外交關系，18個社會主義國家緊隨其后。在這種國際形勢下，新中國怎么可能，又如何投向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呢？　　

當然，新中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依據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和中國國情進行的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性質。即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消除雇傭勞動制度，建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實現人的異化的復歸，推進人力產權自主實現，由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和中華民族站起來并力求盡快復興崛起的歷史必然性所決定。僅就當時貧窮落后和文化水平極低（新中國成立時，全國文盲率高達80%，農村應在95%以上。）的廣大農村而言，就迫切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提高生產效率。列寧認為“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的”，而提出“共耕制”以改造小農經濟。恩格斯曾設想：“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10][⑩]其實，無論馬克思等經典理論家的研究，還是一些現代最新經濟理論以及人類歷史發展，都基本表明，社會化大生產和極低水平的生產力，都需要公有制來高效配置資源獲得較快發展。現在回頭看，“中國模式”迄今的歷史成就和國際影響，不僅已經說明新中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正確，而且說明“三大改造”對人類發展進程做出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偉大貢獻。即便不談這些，就是對于其間過分追求公有化程度的人民公社化這一左傾教訓，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組織制度形式的探索啊！怎么能視之為“加強了政府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全面控制”[11][11]呢？ 實在不可思議！　　

對于“三大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出發點，毛澤東曾一再詳細闡釋。　1953年7月29日　，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政治局會議上分析說：“在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1953年12月，毛澤東在審閱《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送審稿時，又加寫改定了這樣的話：“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調整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12][12] 　　

2、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調整的中國特色和曲折復雜的歷史過程　　

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調整歷史過程的艱難曲折，除在于社會主義作為中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缺乏經驗外，雖然有蘇聯這個榜樣，但從建構的第一天起，就沒有照抄照搬蘇聯，而是走出了一條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之路[13][13]。　　

首先，無論由初級到高級的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道路，還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成功“和平贖買”，都創造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建構理論和建設經驗。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無疑，這一結論是客觀的，但并非成功“和平贖買”對人類發展進程做出的偉大貢獻的歷史價值全部。把物的改造與對人的改造有機結合和“三大改造”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道路、政策和策略等等，不僅在當時，就是對于將來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中、高級段過渡，也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價值。何況，僅就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大國里，從實際出發，突破蘇聯經驗的框框，成功地把基本經濟制度變革與經濟發展、國內外政治斗爭等等巧妙結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變革、發展之路而言，也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奇跡。　　

其次，“三大改造”后的雛型基本經濟制度經過了復雜曲折的調整過程。由于對國情和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實現形式認識的欠缺，以至于在“三大改造”巨大成功帶來國民經濟突飛猛進（全國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長77.5%；1957年比1952年增長128.3%，年均增長18%。[14][14]）的情況下，出現了急于求成的左傾。浮夸風、“共產”風加上不期而遇的自然災害，致使國民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因此，1959年2、3月間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等十四句糾“左”方針[15][15]。但是，廬山會議及其以后，左傾錯誤一再發展。其結果，不得不一再采取糾“左”措施。如1962年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先后出臺工業70條、農業60條、商業40條、手工業35條等一系列法規、制度等等。所有這些，對于消除“左”傾錯誤，調整穩定雛型基本經濟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后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割“資本主義尾巴”，又把公有化推向了極端。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止所形成的“單一公有制”，已較為嚴重地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改革開放，勢所必然。　　

3、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的重要歷史地位和重大歷史意義　　

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十分重要。可以說，沒有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奠定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就不可能有現在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事實上，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社會制度發展史上，開拓了公有經濟制度的歷史新紀元，奠定了新中國上層建筑賴以建立、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在人的異化的復歸歷史上，奠定了中華民族由異化轉向復歸的歷史前提，開辟了中華民族自主實現人力產權，由此當家作主站起來的新紀元。而這后一點，應該是最具歷史意義的。把這一時期的新中國視之為“把整個社會變成牢籠和使上億人遭到迫害”[16][16]，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似乎具有仇視性。 　　

把俗稱“單一公有制”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雛型基本經濟制度，既肯定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又肯定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初建期的欠確當性和穩定性。由“雛型初建”向“定型確立”的升華，是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必然。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型基本經濟制度　　

定型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第二個歷史形態，即目前通常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謂之“定型”，原因有三。一因其由“雛型”升華成型而來，二因其由憲法確定下來，三因其還欠完善，有待發展成熟。　　

1、定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確立的時間跨度和歷史過程　　

定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歷史階段，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97年黨的十五大，經過了一個近20年的“摸著石頭過河”，邊探索邊發展直至水到渠成的漸進定型確立歷史過程。　　

1978年12月，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17][17]，也標志著雛型基本經濟制度質變升華的開始。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社員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附屬和補充，絕不允許把他們當成資本主義來批判和取締。”1982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是新中國第一次確立個體經濟的法律地位。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方針。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鼓勵非公有經濟發展。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六條第2款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標志著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定型確立建構的基本完成，即標志著當前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誕生。　　

2、定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確立的重要歷史地位和重大歷史意義　　

把非公經濟納入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范疇，意義重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由“雛型初建”到“定型確立”建構發展的20年中，實現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辯證統一發展。把非公經濟由公有經濟的補充，提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基本經濟制度范疇，使非公經濟由社會主義制度外到制度內，在理論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創新和發展，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上，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單一產權形態雛型基本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體制多種產權形態定型基本經濟制度的嬗變升華。　　

不可否認，歷史地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定型基本經濟制度，還深深打著資本主義胎印。因為允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合法存在，也就允許人的異化-人力產權異化的合法存在。有人據此認為，這意味著代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本超越了馬克思界定的資本主義制度。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是一種打上社會主義烙印的、依附于并服務于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應該僅僅是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第二次否定暫時難以徹底的表現，是社會主義脫胎于舊社會的一種胎印，必然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成熟而逐漸消失，具有暫時性和非本質性。即其合法性歷史地位僅僅與社會主義最初歷史階段相聯系。所以，那種認為代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本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18][18]，而具有了跨越多個社會制度的觀點欠深刻，不準確。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　　

經過近50年的艱難嬗變，至黨的十五大定型確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發展到第三個歷史階段，即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歷史階段。　　

所謂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第三種歷史形態，目前看來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公有經濟制度已經發展完善到足以充分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程度；二是人的異化現象不僅得到遏止，而且人力產權的基本生存權在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時，全面發展權、公平共享權和經濟、社會管理權得到較為充分的自主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備這兩個特點，即完成由“定型確立”到“完善成熟”的建構升華，也許是一個更為漫長的歷史過程。　　

1、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歷史階段的時間跨度　　

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嬗變的30年“雛型初建”和20年“定型確立”兩個歷史階段的經驗，未來的20年，即從1997年黨的十五大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似乎必然是完成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的20年。其實，很可能不然。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由“定型”到“成熟型”升華完成的歷史時間跨度，很可能超過20年。目前看來，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是社會形態質變升華的歷史跨度。當然，基本經濟制度定型確立后的完善成熟，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內部的階段性質變升華，要比社會形態的質變升華容易得多。但這并不能否認社會形態質變升華的歷史跨度對此研究的參考價值。因為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成熟，不僅僅取決于國內發展，國際環境的重大影響不可小覷（如國際環境對蘇東各國的影響，可謂大矣！）。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中國模式”的核心內涵，其發展完善的成熟程度，決定著甚至標志著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成熟程度。　　

社會形態質變升華的已有歷史[19][19]基本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誕生確立到完善成熟，可能需要150年左右的時間。奴隸社會取代原始社會，中國用了大約1900年，世界整體用了3000年。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度，中國和印度用了500多年，世界整體用了1000多年。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主義制度，英、法、俄用了約200年，世界整體用了500多年。那么，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需要多少年？在考慮到社會形態質變升華歷史跨度逐漸縮短的歷史現象的同時，目前至少還需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再爆發，且現正嚴重爆發的百年一遇的金融-經濟危機，雖已充分表明其不可持續性和歷史過渡性，但其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這個世界；二是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70多年后，出現了蘇東資本主義化，但目前大多數蘇東國家發展不僅已“陷入近20年來的最低谷”，而且“西歐和一些國家金融機構購買了這些國家銀行的2／3以上的股份，有的甚至是90％以上” [20][20]，潛伏著不斷加深地淪為西方新經濟殖民地的巨大危險性。俄羅斯已深感私有化的“死路、絕路”性質，痛定思痛，“新社會主義”思潮涌動，俄國各地紀念十月革命92周年活動非常（“據俄內務部統計，俄全國當天共有38個地區舉行了479場群眾性活動，約15萬人參加。”[21][21]），這是否昭示著俄羅斯人民在反思中覺醒呢？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并被譽為“中國模式”。由此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社會主義作為較之資本主義更為優越的社會制度，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歷史方向進一步得到肯定。因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倒退到資本主義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已經開始改變資本主義主導世界市場經濟的歷史方向，但資本主義主導世界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從而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定型確立到完善成熟，并作為“中國模式”引導世界歷史發展方向，或許至少是一個100年左右的歷史過程。　　

2、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對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重大貢獻　　

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于”，是黨的十六大對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貢獻。黨的十六大指出：“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22][22]。黨的十六大這一貢獻，既是對定型基本經濟制度五年實踐探索的肯定，又是對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原則的確定和部署安排。　　

黨的十七大對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重大貢獻，集中表現為重申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23][23]這一重大貢獻再次提升了非公經濟的歷史地位，其意義不容低估。　　

3、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對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的意義　　

黨的十七大明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同為市場主體，一樣擁有在市場上公平競爭的平等地位，這一為二者通過市場實現平等競爭、優勝劣汰而形成相互促進關系所作的歷史定位，進一步拓寬了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的“統一”路徑，實踐意義重大。而且，非公經濟的這一市場主體的地位定位，對于非公經濟來說是歷史性的。即便1956年以前，非公經濟也沒有取得如此合法地位。而“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形成過程，其意義是多重的。　　

一方面，可以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下更加充分的市場主體體系基礎。另一方面，非公經濟地位提升進一步產生的“鯰魚效應”，對公有經濟發展造成的更大外在壓力，利于公有經濟體制、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創新。再一方面，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階段，即初級階段來說，似乎這是一條解決資本在中國的歷史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路徑。“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4][24]同時，“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5][25]馬克思指出的這種資本雙刃劍的前一種性質，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允許出現，而其創造巨大生產力的歷史作用，正是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希冀。這就是說，必須按照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正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打造適應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相應的民主政治制度等上層建筑，在保障人的異化復歸的歷史深度和政治高度上，使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權、全面發展權、公平共享權、經濟（社會）管理權等人力產權充分自主實現，在人民當家作主地站起來、富起來的前提下，利用資本推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作用，加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四、當前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歷史任務　　

當前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歷史任務，是充分認識和排解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改革傾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異化，準確把握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的關系，把兩個“毫不動搖”“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1、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的主輔關系和平等競爭、相互促進關系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的主輔關系[26][26]，即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是主體，非公經濟是輔佐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輔體。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這一歷史定位，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所決定。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并形成對整個國民經濟足夠強大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公有制經濟才具有“引導”非公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根基、資格和實力，從而才能保障經濟、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沒有對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不存在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沒有了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經濟為主體或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的經濟基礎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資居主體地位的經濟基礎上[27][27]。非公經濟的輔體地位，由其雇傭勞動制度性質所決定。深刻認識和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主輔關系，蘇東慘痛教訓值得記取。　　

蘇東各國社會主義解體迄今為止約20年的基本歷史結論是，資本主義各國受剩余價值規律決定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所驅使，其對待社會主義各國的基本原則，是在“全球化”“市場化”等所謂“市場經濟規律”幌子下，通過“休克療法”或漸進式全盤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手法，使社會主義各國成為其經濟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因此，那些希冀通過投向“資本主義文明”，分享一杯“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殘羹剩汁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實際的。全盤私有化化掉的不只是社會主義經濟，而是誘致社會主義各國亡黨亡社會主義甚至亡國（如蘇聯等）。對此，美國前總統尼克松針對美蘇簽訂援助協議一事，說得很清楚：“美國的關鍵戰略利益不在于從經濟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毀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曾寫過影響很大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一書的俄羅斯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200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俄時痛切地說：“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死路、絕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28][28] 這些痛定思痛后的肺腑之言告訴我們，深刻認識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性和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的死路、絕路性質，關系社會主義乃至國家的興衰存亡。　　

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的平等競爭、相互促進關系，是指公有企業與非公企業共同作為市場主體，在市場中的平等關系。而不是說二者作為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平起平坐。非公經濟是非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二者無論在歷史地位上還是在歷史性質上，都不應該也不能同日而語。　　

2、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關系的正確處理[29][29]　　

正確處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之間關系的原則，即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于”。即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又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兩者必須不可偏廢地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但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改革傾向，割裂了兩個“毫不動搖”之間的正確關系，閹割了兩個“毫不動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使之發生了“兩個異化”。　　

第一個異化，是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異化為只堅持第二個“毫不動搖”。近些年來，這種異化現象嚴重的地方，出現了大量假以“產權改革”，依賴賣公有資產來發展私有經濟的現象。尤其那種不惜賤賣公有資產，甚至公然把公有資產送給私人，幫助私有資本掠奪公有資產的現象，嚴重違背了“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原則。與此伴隨的數千萬國企職工，通過買斷工齡等方式使之成為自由人的所謂改制，應特別值得重視。因為這種現象在利用公有資產再造一批私有企業家的同時，廣大國企工人被剝離成了幾乎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群體，近乎出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建立初期“圈地運動”所期望出現的實際效果！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所謂“產權改革”，實際上完全閹割了兩個“毫不動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　　

第二個異化，是把“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異化為對非公經濟只鼓勵、支持，不加以引導。對非公經濟加以引導，就是使之具有服務于社會主義的性質。那種對非公經濟只鼓勵、支持，不加以引導，甚至縱容其非法經營，就喧賓奪主地閹割了第二個“毫不動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向本質，違背了“堅持公有制為主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的十六大精神和黨中央的一貫精神。　　

當然，“兩個異化”現象的出現有認識不到位問題，但無論主觀愿望如何，其實質，是把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毫不動搖”，異化為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兩個“毫不動搖”了！雖然新自由主義神化已在全球走向破滅，“華盛頓共識”成了過街老鼠，但作為壟斷資本主義走向全球的意識形態和理論基礎，其消亡，是個自然歷史過程，其歷史相悖性的解剖批駁，是一個歷史性任務。而與胡錦濤“12.18”講話精神相悖的《中國經濟60年》的剛剛（《財經》2009年第20期）發表又告訴我們，正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排解新自由主義對完成建構成熟型基本經濟制度歷史任務的異化，具有現實迫切性。　　

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人力產權自主實現歷史本質[30][30]　　

如前所述，現階段非公經濟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范疇使人的異化現象合法化，具有暫時性和非本質性。這里要進一步論證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歸根到底的歷史本質，是人的異化的復歸，人力產權自主實現。　　

1、人力產權范疇和人力產權實現及其異化復歸與人的異化復歸的關系　　

社會是人的社會，經濟是人的經濟。人是社會、經濟的主人，是人之于社會、經濟的客觀本質。人力產權范疇是人的這一客觀本質屬性——經濟、社會主人的產權理論術語表述，特指人基于自身素養、能力和經濟、社會主人身份，所必然具有的基本權利。與人的兩個基本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相應，人力產權范疇有兩個層面的內涵。從人的微觀自然屬性角度看，人力產權指人作為自身人力的載體或天然主體，擁有對自身人力相關的一切天然性權利。這些天然性權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等構成的權利體系。從人的宏觀社會屬性角度看，人力產權指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擁有的一切社會性權利。這種社會性權利，是由基本生存權、全面發展權、公平共享權、經濟（社會）管理權等構成的權利體系。　　

人力產權實現既是個歷史狀態（靜態地看），又是個歷史過程（動態地看）。作為一個歷史狀態，靜態地看，就人力產權的微觀自然屬性而言，人力產權實現指人力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等等權利行使的自主狀況；就人力產權的宏觀社會屬性而言，人力產權實現指人的基本生存權、全面發展權、公平共享權、經濟（社會）管理權的組織制度保障狀況。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動態地看，人力產權實現是一個人力產權異化復歸的過程。產權制度不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度的法律用語。人的異化用產權理論術語表述即人力產權異化，表現為社會屬性的人力產權沒有保障甚至基本或完全被剝奪（如奴隸社會的奴隸[31][31]），自然屬性的人力產權成為異己的力量（見“3、人力產權產生和異化復歸的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發現的與“否定之否定”過程相應的人的異化的復歸過程，也就是人力產權異化的復歸過程。人的異化與人力產權異化，是根源于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而出現的人自身權利和社會地位異己化的兩種表述。人的異化復歸與人力產權異化復歸，無論在歷史的邏輯的統一性上，還是在歷史本質或歷史過程上，都完全是一回事。而在現時代內涵上，人力產權異化復歸則比人的異化復歸更豐富具體，實踐上也更具可操作性。　　

2、人力產權自主實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本質　　

人類社會發展史，首先是人自身的發展史，集中表現為人的異化復歸史。在產權制度下，則集中表現為人力產權異化復歸的實現方式變遷史。馬克思發現的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的產權關系形態，即人力產權實現方式否定之否規律。事實上，人的異化的復歸，人民當家作主，人力產權自主實現，作為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歷史本質，現已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當前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時期的歷史本質。即新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作為人類發展否定之否定規律的第二次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其實質，是實現人的異化的復歸，使人力產權自主實現，讓人民當家作主。這一點，無論在新中國60年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中，還是在由其決定的上層建筑的建構發展中，是一以貫之的。當然，這種“一以貫之”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構發展的 “雛型初建”、“定型確立”和“完善成熟”各階段的充分程度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既顯示了“一以貫之”的歷史過程性，又顯示了“一以貫之”的漸進性和復雜性。　　

3、人力產權產生和異化復歸的自然歷史過程　　

人力產權產生和異化以及異化的復歸，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原始社會末期，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產權制度，但原始氏族大家庭解體出現的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小家庭，標志著私有產權的確立。其意義，正如恩格斯所說：“個體婚制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的進步。……開辟了一個一直繼續到今天的時代， ……。”[32][32]而這個“一直繼續到今天的時代”，即產權關系時代。小家庭作為人類最初也最微觀的利益主體、市場主體，奠定了商品（市場）經濟和現代產權制度最基本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最初的歷史作用，即個體私有產權對原始公有產權的否定。正是在這個否定過程中，首先確立的是自然人的人力產權，其次才是物力產權，即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等私有產權。[33][33]　　

從人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看，人力產權是產權關系時代每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因為說到底，人力產權是基于生存權、發展權實現的權利，構成一個人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其重要性，誠如馬克思關于人對自己所處的關乎自己生存、發展的自然條件的一貫態度一樣，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馬克思說：“人把他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看作是屬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與他自身的存在一起產生的前提；把它們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這種前提可以說僅僅是他身體的延伸。”[34][34]但是，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出現以后，人力產權這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便發生了異化。這種異化，具體表現為人力產權的兩個層面關系規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層面，人力產權本質上是產權主體即人們之間無尊貴卑賤的相互依存關系規律；人力產權實現過程中人的要素與物的要素關系層面，人的要素是物的要素的主人的規律），異化為人是物質生產要素奴仆的規律。這種異化的徹底性，資本主義社會最為典型。價值或物質生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異化既表現為雇傭工人成為生產資料壟斷者的奴仆（雇傭工人因其人力產權的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等，在一定時間內和一定程度上被生產資料壟斷者所攫取而成為奴仆。馬克思說：“對對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它能夠占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35][35]），又表現為生產資料壟斷者成為剩余價值規律的奴仆——人格化的資本。即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使人與人之間或人力產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和人支配物的客觀本質或規律，徹底異化為物支配人的經濟規律。因而，馬克思指出，這種異化是不可持續的，必然出現“否定的否定”。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36][36]這一“否定的否定”規律，即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規律。其必然結果，在人的本質歷史形式上，馬克思稱之為人的異化的復歸。人的異化的復歸表現在人力產權實現方式上，即人力產權回歸主體，自主實現。　　

4、馬克思“否定的否定”方式理論的人力產權自主實現內涵和制度選擇　　

馬克思關于“否定的否定”規律的實現方式，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37][37]。“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雖然學界至今依然莫衷一是，但答案無論如何，至少有兩個基本要點是必不可少的。一是確立“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主體，即讓每個人成為自身人力產權的主人。二是建構讓每個人成為自身人力產權主人的基本經濟制度。那就是取消導致人的異化的生產資料私有壟斷制度，讓人首先在經濟上站起來，進而成為社會的主人。具體說來，在現代社會，在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又不能搞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情況下，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把這兩個基本要點濃縮為一點，建構并不斷發展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說，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是中國社會主義60年歷史的必然選擇，又是世界社會主義90年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人歷史發展至今的必然選擇。由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市場經濟現代產權制度，作為生產力資源配置制度，應比以往任何產權制度更加突出人民當家作主、人力產權自主實現的歷史本質，這是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中國模式”的基本人本內涵。　　

“中國模式”之所以舉世矚目，最根本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決定的上層建筑，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人力產權自主實現激發出了人民為自己而勞動的高度積極性，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奇跡，不是也不可能是“市場經濟”或者“市場化”。新中國前30年建構的雛型基本經濟制度，使得GDP年均增長6.5%，奠定了新中國后30年改革開放的經濟基礎。改革開放30年GDP年均增長9.9%，成為當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通過改革開放對前30年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必然結果。其中，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定型建構的完成和由“定型”向“成熟型”發展的升華，“市場經濟”或者“市場化”，只是這一歷史過程的外在工具形式。“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來實現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而告終”，“把整個社會變成牢籠和使上億人遭到迫害”，“正是因為有市場化改革對于嚴峻挑戰的成功應對，才迎來了今日的輝煌”[38][38]等等謬論，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更“要凝聚共識，堅定告別新自由主義的決心。這場金融危機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辨清了新自由主義的嘴臉。然而，它畢竟是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短時間內是決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必然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更加‘理性’的姿態混跡于世。”“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以免遭受新的傷害。”[39][39]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38、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程恩富、馬艷、馮金華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創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余斌：《馬克思經濟學的哪些原理需要發展》，《海派經濟學》2008卷第21輯。　　

【5】李寶元：《人本發展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ssence on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view on person's disassimilation regression and manpower property right realization　　

                               Cheng Yanjun　　

SUMMARY:Although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developed changfully and reformed frequently during the last sixty years, it has presented three historical stages(that is,the embryonic constructing form, the stereotypia establish and the mature) and three kind of historical shapes (that is, the embryonic form, the stereotypia and the mature).the invariable isthe historical essence that the people are their own master, which shows advancing human's disassimilation regression and independent realizing the manpower property right.The sol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nd the new liberalism, all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rui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 sol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has become the history. It is the important and urgent historic task of currently constructing the matur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o mediate the disturbance of the new liberalism.　　

KEYWORDS: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historical stage; historical shape; historical essence; realization on manpower property right; “two unwavering” ; new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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