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的深厚基礎在于高教靈魂喪失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中央反腐決心與人民反腐意志呈現出少有的歷史性的堅定和不容置疑。反腐、據腐、打黑、倡紅，從認知層次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那種“初級階段腐敗不可避免論”，市場經濟下“腐敗潤滑經濟論”等奇談怪論，都已經成為歷史的垃圾。從意識到“最大的腐敗是用人的腐敗”到根治制度性腐敗，全面整治大貪小腐，逐步擴展到對教育腐敗、學術腐敗，尤其是高校腐敗的懲治與預防上。應當說反腐力度空前，反腐氛圍有利。然而，盡管腐敗已經成為百姓與執政黨，人民與共和國之間的巨大的障礙與隔閡，反腐、打黑與肅貪依舊在認知層級與意識形態水準上存在誤區和漏洞。事實上，腐敗的最深、最大、最可怕的源頭是思想腐敗。會不會發生顏色革命，由腐敗走向賣國和國際屈從甚至背叛，關鍵在于社會主導良知、社會主流意志和國家與民族魂靈。
一、兩手都要硬的道德威力不及新自由主義的軟實力
海外經常擴散所謂中國全民腐敗。這不但子虛烏有，危言聳聽，言過其實，而且混淆視聽，甚至包藏禍心。但是對于權力尋租、關系逐利、資源“受賄”的熱衷，對于義利善惡的模糊，卻的確是舉國性的全民性的。這是新自由主義、國際資本與帝國主義和各種西方乃至全球性的非共產主義理論、學說、思想、道德長期示范、傳遞、腐化、滲透的結果。
當發展是硬道理這種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被曲解為不問姓社姓資只管率先富裕起來時，當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原本以社會改革試驗為檢驗被巧妙地轉化為資本運作，管理層收購的私有化套現時，當初級社會主義多元分配被改造成要素占優資本老大的落袋為安時，當價格雙軌制演化成特權、市場游戲、資源配置雙軌制時，當轉型經濟、搞活國有經濟變成了空手套白狼游戲，理論界竟然以主流學者和改革設計大家的名義，鼓噪所謂“溫水煮青蛙”論、冰棍縮水論，更甚至發生公開地主張，與其“搞活大型國有企業”，不如“搞死大型國有企業，直到最后形成了幾近輿論一邊倒，話語權變成壟斷語言暴力，即私有化、股份制、全球化成為最理性的產權結構、最現代的企業治理結構、最合宜的世界經濟平臺，以腐敗作為私下和幕后推手，形成化公為私，巧設套利騙局，處處以金錢擺平，就會在社會形成一種氛圍，一種思潮，一種涌動，即上述的那些勾當與合謀非但不是什么違法亂紀、良知泯滅的惡行與劣跡，簡直可以成為推進“國退民進”的時代潮流，成就亙古中華中興大業的偉大實業家作為。再加上遠遠超過馬克思所說的讓資本家鋌而走險的“利潤”，甚至是無本萬利的誘惑，并且有著大形其道的移民國際避風港，前腐后繼，一腐高過一腐，長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就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了。
如果到處充斥著只有財大才能氣粗，悶聲發大財方為真英雄，那么金錢（財富）價值、商業取向、經營道德、交易文化、厚黑哲學、虛無歷史、享樂人世等等黑暗、墮落的價值觀，就會借助于廣告、商標、宣傳、輿論、行為，甚至于機關、學校、家庭、社區的社會互動與往來，大行其道，大彰其力，大暢其威，腐敗意識與機理，腐敗意愿與作為，就會在起先的商業化倫理缺位或西方流行的商業道德例外論之下，一步步地從思想模糊到意識困惑，從被動無奈到積極熱衷，從羞羞答答到振振有詞，從偷偷摸摸到膽大妄為，從而由淺規則到顯規則，由零星偶然到家常便飯，從簡單低級運作到精心包裝策劃，從局部個別肆虐到大面積腐敗擴散，形成淺規則成常規約束，黑箱操作、灰色交易、地下黑道經濟，變成人際正常往來和普通經營方式。這樣，資本運作就會變成人生、官位、職場的通行規則與操守，經營違法犯罪就會變成法不責眾下的腐敗通吃，黑道經濟逐漸變成流氓霸市經濟，黑社會就會走向前臺，同幕后的資本勢力結合，形成同正面、官方、社會的無休止的博弈與較量。
因為，從主流經濟學到商業倫理，新自由主義把理性約定甚至美化包裝成人性或人之天然屬性，而理性的根本內涵又是他們定義的自私遺傳基因，是與生俱來的生物學屬性上的自私、自利和自衛，并進一步通吃為，人們的利他行為也是一種獲取名聲的自私算計，于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但成了鐵律，而且進一步上升為一種倫理上的自我張揚和刻意放大與追求，變成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這樣的語境和社會氛圍下，為公、為他人、不為己不但是傻子、白癡，而且要成為受詛咒、遭圍剿、被誅殺。英雄、模范、榜樣的大公無私、偉大崇高不僅僅遭戲弄、受冷凍、被封殺，而且成為不通人性、不解情理、不辨是非的政治邪惡和洪水猛獸。于是，“共產主義的幽靈”、社會主義的倫理、助人為樂的雷鋒精神、英雄模范的獻身苦干作為，就被徹底顛倒。君不見雷鋒班的復員干部，到了地方繼續做好事的舍己為人，竟不但不被家人、周邊理解，而且被社會正常所不容。于是乎，好人被視作有病，精神不正常，一心為公、為他人，被界定為精神病患者，直到將其送到瘋人院為止。
新自由主義搞亂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人性、自然理性和價值觀上，造成了黑白顛倒、是非混淆。
新自由主義搞亂了人心，污染了民情，毒化了人類精神與文明。
新自由主義徹底背離了啟蒙運動與理性運動的人本主義精神，在粉碎了神本主義、教本主義、君本貴族世襲專制之后，徹底顛覆了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和諧、平等、自主精神，把人世間最狹隘、最封閉、最自私、最無恥、最卑鄙的小人之境、之心，推向宇宙，推上前臺，推向最高峰，從而，使得國際金融大鱷、世界財富大亨、全球經濟霸主們，可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無管制、無邊界、無防范，一切在自愿、自由、“自利”的旗幟或幌子之下，大肆巧取豪奪。其中，發展中國家的腐敗、黑道，就成了他們最有力的內部人接應，成為他們最易于策動的買辦、漢奸、狗腿子的天然溫床和文化給養。
如果說歷史上的糖衣裹著的炮彈威力不那么大，因為其易于被識破，那么今日新自由主義的軟實彈，就是從道義制高點，人性與社會自然理性上，徹底瓦解和渙散攻擊國之斗志，形成遠超出不戰自潰的戰略效果，因為其追求的是主動逢迎，熱烈接軌靠攏，竭盡巴結效忠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蘇聯東歐的瓦解，亞洲金融風暴下的敗北，拉丁美洲的經濟陷阱，中國的反腐困局與難境，無不向世人，向當代，向歷史昭示著這一人類文明的悲哀與悲劇。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取向規導不及“打左燈向右轉”的靈魂鼓噪
中央精神、部署，及其理論與政策界定是一回事，主流學派、學者的話語權掌控者們的解讀和宣導是另外一回事。君不見打著小平的旗幟閹割鄧公的靈魂，以改革開放的權威解讀者之身份和名義，到處宣揚性產業公開、正式化，到處為兩極分化辯護的“輔佐小平”們嗎？
首先，小平的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說的明確、直白，那就是要在政策上容許勞動致富。理由是由于人的能力、貢獻不同，應當允許一部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通過個人勞動率先富裕起來。這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容許的，甚至是這一原則的合理體現。它在物質財富尚未達到極大豐富的情況下，比較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并有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利于國富民強。然而，在私有化、全球化和中國歷史上的幾千年的窮奢極欲的私家富有文化基因之下，資本掌控、權力尋租、投機暴富、黑道霸富卻大行其道，以至于在短短的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就從一個舉世公認的收入和財富乃至福利和社會機會相當平等的國家，一躍而變成了吉尼系數可以同美國等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比肩。而更為恐怖的是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又處于比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低的境地。這表明財富正在以遠遠超出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向資本集聚，并同時以同樣的速度遠離勞動大眾。而其在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含義則更為發人深省：剝奪了剝奪者，在革命和建設的數十年后，又再次被在改革開放名義下的新資本同國際資本合謀所“剝奪”。這種歷史的循環與天大的“玩笑”決不是鄧公的勞動先富所求，更非鄧公一再強調的二次飛躍等所要求和期盼的共同富裕。評斷這些大小“輔助小平們”的試金石只有一個，那就是看他們是否在共同富裕的把握、解讀與“支招”上故作失語，每每“顧左右而言它”，或者以什么進一步改革開放而搪塞。他們同中央、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改革開放完全是南轅北轍，他們的陰謀最終會被徹底粉碎，但他們已有的危害和仍然的能量不可掉以輕心。
其次，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是有針對性的有前提的。這無論在四項基本原則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還是在三個有利于上，都有明確的規導。而且，事實上，發展不同于單純的增長，更非簡單的GDP增長。發展的指向、內涵，比之增長要豐富得多。在鄧小平最后的年月，其同他的弟弟談話中的看來發展起來的問題不比發展本身要少，分配是個大問題，中國要出問題也是在黨內等等一系列的發問和擔憂，同毛主席在給周總理的詩詞中表達了同樣的憂心忡忡：江山靠誰守？忍看夙愿付諸東流？
雷潔瓊女士在參觀毛澤東遺物展覽后，留下了這樣的評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精英意識與精英靈魂的通天之道和擎天之理。這是粉碎一切古今中外卑鄙小我狂人的偉大心聲。這是人世間橫掃一切貪贓枉法、欺世盜名、沽名釣譽、巧取豪奪的“天道帝志”。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而科學社會主義是奠基在《資本論》之上的。《資本論》又是基于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學說、勞動力商品學說、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觀和國家與革命的學說之上的。因此，勞工神圣、勞動光榮、剝削有罪、公有必然、無產階級專政必勝等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規定。
當改革開放被那些打左燈向右轉的騙子鼓噪成改革教、市場原教旨主義時，在其精心包裝下的西方文明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和人文理論，就被粉飾、宣揚、拔高成普世價值。于是一切正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的東西，反倒成了僵化、保守、過時的象征，從而被標簽為、當作是不與時俱進的陳腐東西，甚至成為他們把持與操縱的話語暴力下的反改革、反開放的政治把柄。于是乎，腐敗、罪惡、墮落就從后門溜出，從正門登堂入室，在現代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與藝術等國際學術思潮的外衣或皇帝新衣之下，成為今人頂禮膜拜的新寵。
靈魂的腐敗與良知的墮落是一切腐敗與墮落之源與大本營。靈魂家園的喪失是一切正義喪失之本。文學的躁動、藝術的反思、學術的顛覆、理論的顛倒，都永遠不是什么純情的藝術把玩，愜意的學術推敲，單純的理論探究。它們同宣傳、教育和娛樂，同商業運作一道，都是最終指向政治生態建構和社會資源與財富配置游戲規則變動和游戲本身的。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杜勒斯的第三代、第四代寄托似乎在蘇東已經成功。但言及全球，“歷史的終結”似乎應該是“歷史的開始”，顏色革命的定論尚為時過早。處于低潮與黑暗的前夜，不一定就是敗北，反倒經常是高潮與黎明的前奏。全球金融海嘯已經把他們最后的一塊遮羞布撕的粉碎。人類文明的新曙光已經在古老的東方中國悄然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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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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