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線玩偶 何談“公式”
——王八蛋“理論”透視錄1
史必勝
[作者按]
經過近一二年的“嚴打”，加之進入經濟危機寒冬，各路精英龜縮，逐漸沉寂下來。然而，精英們實在情急，驚蟄未到，便開始蠕動了。凡精英者，無論是改革遺老還是開放惡少，皆志大才疏，不學無術，可卻附庸風雅，動輒擺出理論面孔說教。理論是抽象的產物，是思維再現上的具體，沒有論證，沒有“體”一下、“系”一下，是不能叫做理論或理論體系的。好吧，對于這種無理無論、無體無系的“理論”，這里權且稱之為“王八蛋理論”。我國先前視龜為“圣物”，譬如《禮記·禮運》里將龍、鳳、麟、龜稱“四靈”。如此“圣物”，乃人世間精英也者。古代好多名家的名字中有個“龜”字，日本的“龜田”也算得上大姓。由此說之，“王八蛋”不是一個壞名稱，望諸君萬勿自卑自賤。至于坊間將王八蛋演繹為“忘八端”或“龜與蛇交而生蛋”之類，另當別論，不在本錄集旨意之內。
王八蛋理論即精英理論。違反客觀事實，違反社會發展規律，違反基本常識，這“三違反”，就決定了精英理論是很反動、很無聊的。市場經濟下，越是反動無聊的東西，就越興盛、越誤國害民。怎么辦？總是要回敬一下，喜怒笑罵皆文章是了。
某報選載1月16日人民日報署名符號的文章，題目是《感于“杜氏公式”》。文章把杜潤生之“可以包產到隊、可以包產到組、也可以包產到戶”一句話，奉為“杜氏公式”，頂禮膜拜，全然不顧小崗村的私有經濟已經破產的事實。
真是不得了啦，“中國特色”又創新出“公式”啦！那么什么是“公式”呢？詞典上說，公式是自然科學中用數學符號表示量與量之間的關系式。杜氏只念過幾天師范，又一直混跡官場，沒有擺弄過“數字符號”，似與公式之類無緣，可精英們卻制作出了“杜氏公式”。無獨有偶。科斯只寫過二本小冊子，二三篇文章，從案例到案例，除了講養牛人的牛吃了種田人的苗，就是講養牛人的錢種田人能不能要這類古老的故事。沒有命題，沒有論證，這對于“大師”級人物是丟人現眼的事。于是乎，精英們忙碌起來，把“權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作為命題，制造出了“科理定理”。“單干戶”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杜氏公式”顯然是老掉牙的東西。私有制在西方人種茹毛飲血之后就出現了，“科斯定理”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兒。然而，經過“特色”呀、“帕累托效率”呀之類時髦包裝，就化腐朽為神奇了。在精英那里，公式、定理都是“終極真理”，“終極真理”在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就固若金湯、萬世一系了。
為了說明“杜氏公式”的普世性，文章以瑞士的一個農場和農場主為例。文章說，“上世紀90年代，我曾到瑞士圣加倫市郊參觀一個蘋果園，農場主約瑟夫和他的母親一道經營著95公頃的蘋果園，不僅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而且實現了硬件電腦化、軟件社會化。”文章說，約瑟夫“擁有95公頃土地，標準的地主；大量的動產不動產，地道的資本家；長年累月在地里勞作，有國家頒發的“農民”證書，標準的農民；所有儀器儀表親自操作，自食其力，典型的工人；有自己的實驗室，算得上名副其實的科技工作者；種的蘋果20%直接售出，80%賣給超市，也是商人。”
對于這么一丁點兒杜撰的故事，作者還要“理論”一番。全文“理論”了什么？我們為什么說這番“理論”是別有用心的王八蛋“理論”呢？
第一，文章故作疑惑，提出“給約瑟夫劃階級成分，到底該劃什么”，結論為“我們已有的理論規范實難界定”，這是瞪眼睛說謊，把清水攪混。
誰都知道，劃定地主、資本家的依據，關鍵是剝削。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法》和同年8月《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規定》，對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小手工業者、手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自由職業者、小商小販等，有明確的詳細的規定。其中，關于地主與富農的區別、富農與反動富農的區別、中農與下中農區別，做出了準確的說明。文章泡制出一個“約瑟夫”，移花接木，影射比附。為了為反動地主階級翻案，竟然把舊中國的劉文采、周扒皮之類惡霸地主打扮成瑞典的當代的“約瑟夫”，拿“約瑟夫”說事。況且，中國從未將什么“農民”、“科技工作者”、“商人”劃為階級成份。至于“理論規范”，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到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什么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分析得完整全面，精辟入里。說是“實難界定”，只是用來欺騙80后和90后那些未經世事、天真爛漫的青年，以售其奸。
第二，把所謂“可以稱為地主、稱為資本家、又可以稱為工人、農民，也可以稱為商人、科技工作者的‘四不像’人物”，說成“這是一種新人”，是用障眼法為剝削階級翻案。
翻開歷史書，到處可以看到，在舊中國，存在身為地主，但有“第二職業”，兼營工商業的情況；存在身為資本家，但在農村從事土地買賣，置田置業的情況。世界上沒有“四不像”動物，麋鹿被說成“四不像”，所謂角似鹿非鹿，頭似馬非馬，身似驢非驢，蹄似牛非牛，其實，任何動物都是按其固有屬性被界定的。麋鹿就是麋鹿，動物學上屬哺乳綱，偶蹄目，鹿科。同理，世界上沒有“四不像”人物，“約瑟夫”首先是地主，兼營工商業。在我國土改中，這種情況劃為“地主兼工商業者”。文章中的這種“四不像”人物明明是舊人，卻說成“一種新人”。無產階級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民主政權之后，共產黨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造就社會主義新人。這種新人，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徹底決裂，是完全新型的人。農村的社會主義新人，只能在改造小農經濟、逐步實現社會化現代農業經濟的過程中，在走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培養和造就。說“包產到戶”、“土地私有化”出現了“一種新人”，如同把強盜說成良民一樣，只能是包藏禍心，公開欺騙。
第三，鼓吹單干戶“迅即給廣袤的農村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場主是“一種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為民主社會主義吹喇叭、抬轎子。
文章羞于繼承祖師爺的“理論”遺產，不再把生產力的代表歸之于客體（科學技術），而是歸之于主體，但這個農場主主體是剝削者，實際是繼承了祖師爺的師爺“理論”。毛主席指出：“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這里沒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影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多種場合全面地闡釋過生產力與科學的關系，其基本思想是：生產力包括科學的力量，但人是第一位的。瑞士全國750萬人，從事農業的人口占3%左右。據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起，瑞士的農場平均每年減少1250個，平均數量以1.8%的平均速度遞減（統計資料統稱“農場”，沒有說明是家庭農場還是商業農場）。目前，瑞士“地表面積超過20公頃的農場，都面臨破產的邊緣”。有些農場之所以保留，是農場主從事第二職業。瑞士的合作社、農業經營聯合組織等大量存在，可該文只字未提。請問，古今中外，存在過“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反而促進勞動生產率下降，其本身處于破產、半破產境地的情況嗎？作為舊的生產力的代表，我國小崗村個體經濟已經破產，瑞士的個體農場也處于不斷破產之中。
文章領著“約瑟夫”繞來繞去，實際上只奔一個主題，這就是當代中國不存在剝削階級，也不存在剝削者。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剝削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就在中國“特色”社會里。這個剝削階級、剝削者每時每刻地騎在工、農、商、學、兵的頭上作威作福，屙屎屙尿。
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階級社會里，任何人都是社會的、階級的。分工和私有制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階級決定人們的社會生活狀況和個人命運。階級分野的基本標志，是它們在社會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是“一種身份，多種角色”。身份是他的階級性所決定的社會地位，而角色是基于階級的分工所形成的社會活動的形式、狀況和職能的社會表現。身份決定“角色”，“角色”離不開身份。“約瑟夫”首先是地主或農業資本家之身份，其次才是什么“商人”、“科技工作者”等不同社會角色。試想，作為被剝削階級成員的工人、農民，他們除了屬于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出賣之外，就沒有什么可以出賣的了，就沒有什么實驗室可以做科技研究的了，何以成為“商人”、“科技工作者”呢？文章通過“約瑟夫”制造出“四不像”人物的假象，制造出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人人怡然自得的虛幻的人間樂園，從而制造出民主社會主義的陷阱和騙局。這就是事情的本質、文章的價值。
戲法人人會變，妙處各有不同。明明是漢奸、賣國賊，卻說成“愛國人士”；明明是盜竊國庫者，卻說成 “功臣”；明明是騙子手，卻說成“能人”；明明是可憐的妓女，卻說成 “性工作者”；明明是貧苦的電梯工，卻說成“空間位移工程師”；明明是癩蛤蟆，卻說成上國道的 “小吉普”；明明是尾巴插撣子的狗，卻說成“大尾巴狼”……顛倒的歷史、顛倒的世界、顛倒的正義、顛倒的公平，難道還要顛倒下去嗎？
時候不早了！“約瑟夫”，你老娘叫你回家吃飯了。
附文：有感于“杜氏公式”
文章來源： 人民日報
資深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這個“可以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面對當年“可以包產到隊，不能到組”、“可以包產到組，但不可到戶”的“大是大非”的詰難，以充分的事實說明：“可以包產到隊，可以包產到組，也可以包干到戶”，給爭論了30年的“原則”問題以明確的答案，迅即給廣袤的農村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杜老本人也因此獲得中國發展百人獎終身成就獎，他的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述，日后也被人稱之為杜氏“公式”。
世界本來就多元。形形色色“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存在，組成豐富多彩的客觀存在。習書法我們可以學楷書，可以學行書，也可以學草書、隸書；照相我們可以拍正面，可以拍側面，也可以拍背影；欣賞音樂，可以喜愛古典，可以喜愛時尚，也可以喜歡前衛；看戲可以看喜劇，可以看悲劇，也可以看正劇、荒誕劇；品古詩，可以誦“大江東去”，可以吟“楊柳岸曉風殘月”，也可以賞“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看大山，可以仰止，可以“一覽眾山小”，也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
改革開放之初，聽一位學者講座，講到人類社會形態的劃分，有按生產關系劃分的，即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有按生產力劃分的，為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對于從小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我，真有別有洞天的感覺。
上世紀90年代，我曾到瑞士圣加侖市郊參觀一個蘋果園，農場主約瑟夫是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小伙，和他的母親一道經營著95公頃的蘋果園。然而除了農忙季節雇些短工外，并不請長工，一切自己動手。參觀中才知道，人家不僅是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而且實現了硬件電腦化、軟件社會化。參觀之后同行中突然有人提出怪問題：如果按我們的習慣，給這個約瑟夫劃階級成分，到底該劃什么？劃地主么，擁有95公頃土地，標準的地主；劃資本家么，大量的動產不動產，地道的資本家；劃農民么，風吹日曬，長年累月在地里勞作，還取得了國家頒布的“農民”證書，標準的農民；劃工人么，所有機器儀表親自操作，自食其力，典型的工人；還有自己的實驗室，算得上名副其實的科技工作者；種的蘋果20%直接售出，80%賣給超級市場，也是商人。那么到底該劃什么階級成分？我們已有理論規范實難于界定。于是我揣摩，也許這是一種新人，一種可以稱為地主、稱為資本家、又可以稱為工人、農民、也可以稱為商人、科技工作者的“四不像”人物，一種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應該制造些新的尺度的。于此可見，“可以”的天地是相當遼闊的。事實證明，如杜老“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于一身”， 是完全應該也完全可能的。見仁見智，互擅勝籌，相互容納，集思廣益，激蕩出美好的旋律，這是一種襟懷，一種氣度，一種雅量，一種自信。
禁忌太多，禁令太多，不僅讓人有動輒得咎、“未敢翻身已碰頭”之慮，也容易讓自己神經兮兮，自己嚇著自己，不是健康社會的常態。家長對孩子“不可以”越多，孩子長大后就容易變得膽小怕事、唯唯諾諾、無所適從；“文革”中參觀一所中學，進門就是一面墻的“不準……不準……不準”， 真不知是學校還是少管所？連我們這些大人心口都堵得慌，又何況天真爛漫的孩子！
自然，作為一個健全的社會，有“可以”還須有“不可以”。在高速公路的行進中，“加速器”與“煞車器”都必不可少。但竊以為還是得以“可以”為主，“不可以”為輔，這是民主法治文明社會進步的標尺之一。（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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