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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佶:論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社會經濟矛盾中的內在統一

劉永佶 · 2010-01-27 ·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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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解決人類存在和發展中的矛盾。哲學的產生及其與神學的分離,開啟了對社會與自然的科學研究,而對社會經濟矛盾的探討,是哲學研究的基礎和主要內容,這種探討的深化,逐步從哲學的總體性研究中分化出專業性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以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為前提,展開和充實了其基本觀念、社會觀和方法論,為資本主義制度規定了理論框架。而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新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社會觀和方法論,以此為前提,他創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在對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中,證明和充實了他的哲學創新。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理論體系的基本與主要內容都是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它們的形成過程中,這兩門學科都是內在統一的。這種統一不是出于研究者的偏好,而是由其共同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決定的。但當資本主義派系確立了在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之后,其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開始分離并 “專業化”和僵化,表明了資本主義在理論上的沒落。而20世紀中葉以后,社會主義派系也因不能從內在統一中研究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導致教條化和停滯。明確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內在統一,深入研究現代社會經濟矛盾,是社會主義理論創新和發展的必要內容?! ?/p>

一、       資本主義哲學的形成及其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展開與充實  

資本主義是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其理論體現、貫徹于社會運動和制度中。資本主義發端于歐洲13、14世紀的市民社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和手工業主的勢力不斷增加,推動工業生產方式取代農業生產方式,由它們構成初級的資產階級,即資本所有者集結的社會群體,每個資本所有者都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執行著資本增殖的職能,并固守資本的所有權。資本所有者之間不時有利益的沖突,但他們又深刻地意識到總體性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形成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資本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集中體現,是在資產階級形成和發展中隨著由其主導的社會運動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確立的。資本主義理論體系中,哲學是基本觀念和基礎,政治經濟學是其主干內容,它們是同一個理論體系的兩個層次或環節?! ?/p>

資本主義是在反對封建主義和集權專制主義的斗爭中形成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必須批判封建主義的哲學觀念上帝主義,批判并否定其經濟、政治制度。為此,其首要任務就是對社會經濟矛盾的探討,論證資產階級的利益及其與全人類利益的一致。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哲學的名義下對封建主義的神學進行批判,這種批判還是籠統的總體性的,尚無學科的劃分,但已經分了相應層次,包括基本的哲學觀念、認識論和方法論、自然觀、社會觀,以及經濟、政治、倫理等。初期的資本主義哲學以自然神論表現出來,進而演化為唯物主義?! ?/p>

自然神論的代表人物有但丁、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培根、笛卡爾、伽桑狄、斯賓諾莎、萊布尼茲、沃爾夫、伏爾泰等人。自然神論是資產階級與專制君主結盟的產物,自然神論者擁護君主專制,反對天主教會以神權干涉政權,主張消除封建割據,推行重商主義,要求寬松的工商業發展環境。自然神論者雖然不否認神,但他們所說的神已非人格化的上帝,而是類似中國人所說的“天命”,是創造、支配世界的理性,并具體化于世界萬物之中。馬克思認為“自然神論——至少對唯物主義者來說——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簡便易行的方法罷了?!?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 name=_ftnref1>[1] 自然神論在法國的代表笛卡爾將上帝說成“一般的自然”,是自然界的秩序和規律。伏爾泰則認為上帝不過是物質運動的規律或理性,以上帝名義騙人的天主教教皇是“兩足獸”,主教們是“惡棍”,宗教裁判所是攔路搶劫的強盜。他主張“自然法權論”,贊成以開 明 君主制取代封建領主制?! ?/p>

隨著資產階級勢力的壯大,其與封建領主制及自然神論者主張的開 明 君主制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哲學也就演進到唯物主義。唯物主義的創始者是霍布斯,馬克思指出:“霍布斯消滅了培根唯物主義中的有神論偏見?!?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name=_ftnref2>[2]霍布斯之后,洛克又進一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了經驗主義,并堅持物質自然的觀點。他們構筑了英國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觀念、認識論、自然觀、社會觀,并對經濟矛盾進行了分析。受霍布斯、洛克的影響,法國的狄德羅、梅特里、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更為堅決地批判上帝主義,毫不客氣地清算自然神論,明確論證了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的自然性,并論證了唯物主義哲學各層次的內容。  

唯物主義是成熟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和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是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它不是思想家主觀臆造的,而是在對社會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中形成的,是對資產階級利益和意識的集中概括。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有:一、基本觀點。哲學家們之所以要論說世界本原,目的是為他作為人對人生和社會關系做出符合他及其代表的群體(階級、階層、集團)利益的論證尋找前提。上帝主義者之所以主張上帝創世,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知了上帝,而是因為他們的利益需要用上帝名義來維護。唯物主義者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這種觀點的提出,當然與自然科學的成果有關,但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上帝主義也將這些成果作為上帝造人造物的論據,而在于用這些成果可以證明上帝的不存在,進而從物質推論出以上帝名義界定的社會等級是不合理的,人是自然的物質世界的一部分,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霍爾巴赫寫道:“自然,從它最廣泛的意義來講,就是由不同的物質、不同的組合、以及我們在宇宙中的不同的運動的集合而產生一個大的整體。”[3]對于人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霍布斯指出“生命只是肢體的一種運動,它的起源在于內部的某些主要部分。”[4]梅特里進一步提出了“人是機器”的著名論斷,從食物、疾病、年齡、相貌、天氣、社會關系等對人的影響說明人是自然的動物,并據此否定了“上帝造人”的命題?;魻柊秃障到y論證了人的物質屬性,說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不過是長長的一系列必然的、相互聯系的運動?!?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5" name=_ftnref5>[5]“人是一個各種不同的物質組成的有機的整體?!?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6" name=_ftnref6>[6]  

二、認識論和方法論。唯物主義者認為,意識是物質形態的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唯物主義者從物質的自然性和人是物質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觀點出發,認為意識是人的物質構成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反對將意識的來源歸結于神?;舨妓拱讶松硗庵锿ǚQ為“對象”,它們對人的眼、耳及其他部分發生作用,形成感覺,感覺產生思想和概念。洛克在批判“天賦觀念論”的同時,系統論證了經驗主義認識論,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說”,強調只有經受感覺和經驗,才能形成觀念和知識。梅特里明確指出,人的觀念來自外界事物對各種感官和大腦的作用?;魻柊秃諏⒏杏X稱作人的“第一種機能”,是人的器官所特有的,“因作用于這些器官的物質客體的出現而引起,這些器官的運動或震動傳達于腦?!?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7" name=_ftnref7>[7]進而形成思維、反省、記憶、想象、判斷、意志等活動,再形成思想和觀念。依從經驗主義認識論,唯物主義者提出了其方法論,其共同點就是研究必須依靠感覺和經驗,理性思維要在充分的經驗材料基礎上進行實證。比較、分類、歸納、分析是主要的思維形式。但霍布斯受唯名論影響,只承認個別事物的實在性,不認事物一般的實在性,認為只有感覺經驗是實在的,而一般概念、理性認識不過是感覺經驗的“名稱”、“符號”,是人們主觀上相互同意而約定的。他這種觀點影響到洛克,形成了靜止的、孤立地分別考察的只分不合的思維方法,以至受到貝克萊以唯心主義的質疑,并成為休謨以實證主義修正唯物主義的突破口。法國唯物主義者則相對注重理性思維和概念的作用,特別是狄德羅,已認識到事物發展和普遍聯系,認為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不停的激流。一切都在變,一切都在過渡。理性認識應該也能夠理解對象的辯證運動。英、法兩國唯物主義者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形成的必要前提,但也因其區別而導致經濟思想的差異。  

三、社會觀。這是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其主要內容。包括對人的存在與利益和對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國家的規定?;舨妓固岢霾槁蹇?、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堅持的觀點是:人作為自然物質的特殊形式,處于物質運動的鏈條之中,人的存在和活動從屬于動物的活動,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式。人的各種感受和心態,歸結起來就是愛與憎,愛與憎形成利與害,趨利避害是人的基本利益。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國家是唯物主義社會觀的三個基本范疇,也是探討社會經濟矛盾、政治和倫理的出發點。自然權利是唯物主義基本觀念的集合,又是探討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依據?;舨妓拐J為,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由此,這種自由就是因他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適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8" name=_ftnref8>[8]自然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所有權。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讓每個人都服從的情況下,每個人相互行使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9]這對所有人都是不利的,因而人們逐步認知了“理性的誡條或一般法則”,即為了個人利益,必須放棄或出讓一部分自然權利,人們“權利的相互轉讓就是人們所謂的契約。”[10]但只有社會契約還不足以保證個人利益和契約的履行,還應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共同權力機構,這就是國家。由國家保證社會契約的執行,協調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對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國家,洛克和法國唯物主義者以及孟德斯鳩、盧梭等人,都進行了探討和充實,并在英國“光榮革命”后的漸進變革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中得以運用,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基干。對于國家的形式,除霍布斯外,其他唯物主義者和啟蒙學者 都反對 君主制,主張民主制或立憲君主制?! ?/p>

四、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規定。這是唯物主義社會觀的展開,也是其作用于資本主義運動和制度的具體形式。(一)保證財產的所有權,鼓勵對物質財富的占有與競爭。唯物主義者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一國的富強和文明程度,應盡最大可能將勞動、資本、土地和其上的資源都用于發展生產。為此就要保證財產的所有權,鼓勵并促進對物質財富的占有與競爭。生產力是人類認識能力、活動能力的集合,社會變革要以促進每個個體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和競爭為目標。自然權利的核心是財產所有權,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將財產所有權與勞動相統一,但又認為已經歸人所有的物質財富再作為勞動條件(生產資料、工具等)所產生的財富,應歸其所有者。這就是資本所有權,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權利。其他唯物主義者都從保證財產所有權出發論證了自由競爭的必要性和制度變革。所有唯物主義者幾乎都在其著述中論證了經濟觀點,有些人如配第、魁奈、斯密等因對經濟的專門研究,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二)以政治民主保證財產所有權及其所有者的自由。唯物主義所唯的“物”,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物質財富,唯物主義就是唯物質財富主義。為了保證財產所有權和自由競爭,必須建立以所有權為依據的民主政治。洛克強調國家政治權力源自個人自然權利的集合,因此必須確立個人對國家機構的選舉和控制,其首要環節就是立法權。由立法權控制行政和司法,保證個人財產所有權和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權就是財產所有權的集中體現,洛克以后的唯物主義者和以唯物主義為依據的政治思想家,都把立法權與所有權統一,并主張按所有財產的數量規定選舉權。政治民主實則成為“財主”或“資主”,是財產所有者保證其所有權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三)以財產所有權為依據的文化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對文化的規定集合為個人主義,即以財產所有權為依據對價值觀、思想和道德的規定?;舨妓故莻€人主義基本觀念的提倡者,他認為,保全生命、追求幸福既是自然權利,也是價值觀的體現,而其核心,就是在固守和擴大本人財產所有權的同時,承認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他的這種觀點被洛克等人認同并加以充實。以財產所有權為核心的價值觀擴展到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考察中,就形成個人主義的思想體系。而對社會關系的界定和協調,既有政治法律的方式,又有道德的方式。霍布斯借用孔子的話說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1" name=_ftnref11>[11]霍爾巴赫認為是在自愛的基礎上,正確對待他人,把個人利益同總體利益結合。唯物主義者從保證個人的并尊重他人的財產所有權角度規定道德,從而形成了其系統的文化個人主義?! ?/p>

以上是唯物主義的主要內容,作為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唯物主義從總體上規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經濟矛盾。不論是對世界物質性的規定,還是關于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探討,都集合于社會觀,并展開于經濟、政治、文化的規定。自然權利范疇中的財產所有權,既是資產階級利益的根本,也是唯物主義社會觀的基本和核心,從這個核心出發,唯物主義者系統論證了資產階級的經濟理念,不僅從一般意義上對經濟矛盾進行了規定,也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創造了理論前提。而其圍繞財產所有權對政治、文化的規定,又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條件。  

政治經濟學是唯物主義哲學中關于經濟矛盾規定的具體化,是從總體性的哲學中分化并形成專業學科的,其根據和出發點是唯物主義哲學社會觀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國家范疇,側重探討自然權利中的財產所有權的規定與保證,以及國家對社會契約的法律規范與協調。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矛盾是政治的基礎,而與它幾乎同時形成的政治學所研究的政治關系與制度則是經濟的內在機制。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相輔相成,在探討資本主義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時,必須充分考慮其政治學的因素。  

政治經濟學是以市民社會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根據而形成演進的。哲學的自然神論階段形成了重商主義經濟思想,蒙克萊田還提出了“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但重商主義者尚未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到哲學的唯物主義階段,在霍布斯、洛克的著作中,對經濟矛盾的研究已成其學說體系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洛克的《政府論》在論述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時,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做了原則規定,以致后來制度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康芒斯認為是洛克構造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念。[12]在霍布斯的影響下,配第展開了從唯物主義對經濟矛盾的專門研究,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而被馬克思稱作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的布阿吉爾貝爾,開了在法國從唯物主義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先河,他尤其注重自然規律,并據此批判了重商主義政策。法國政治經濟學創始期的代表魁奈的著作更明確地體現著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念,他對自然權利、自然秩序和《經濟表》的規定,是政治經濟學得以形成的基礎?! ?/p>

承繼前人成果,斯密構建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他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者,深受本國唯物主義的影響,并在法國游歷時進一步接受了唯物主義及魁奈等人的理念。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全面展開了唯物主義的社會觀,從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范疇出發,系統論證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及其要求的經濟制度,批判了以重商主義為代表的舊集權制經濟。斯密認為,人的自然權利中最重要的是財產所有權,占有物質財富是個人的基本利益,也是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明確個人利益和權利并理性地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經濟人”。社會契約和國家以各種方式制約人的經濟行為,形成理性的經濟秩序,保證經濟人的所有權和自由競爭。他認為,人之所以追求、競爭對財富的占有,一是出于迷戀發明、改良的本性本能,二是實現和維持社會地位的需要。在社會契約和國家制約下,從個人自然權利出發參與競爭、占有物質財富的“經濟人”,不僅可以實現個人利益,而且必將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斯密系統地探討了財富、生產和分配、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的用途,闡述了勞動、資本、土地的所有者在經濟中的權利和關系,重點論述了資本所有者在發展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從理論上規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 ?/p>

斯密創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不僅證明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社會觀,而且運用和體現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重商主義者依據的哲學觀念是自然神論及經驗主義方法,因而他們在方法上是以君主專制國家的總體利益為前提,從增加本國財富和國力立論,并以對商人活動的經驗總結為基本方法。到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和魁奈開始將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于經濟研究,但因英、法兩國唯物主義者有重經驗和重理性之分,因而配第的方法是以歸納為主,魁奈的方法以演繹為主。斯密吸取了前人方法,同時受休謨實證描述法的影響,形成了他所特有的二重方法。馬克思指出:“這是兩種理解方法,一種是深入研究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學,另一種則只是把生活過程中外部表現出來的東西,照它表現出來的樣子加以描寫、分類、敘述并歸入簡單概括的概念規定之中?!?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3" name=_ftnref13>[13]第一種方法可以稱作“抽象法”,第二種可稱為“描述法”。這兩種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相安無事地存在并發揮作用,表明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是以后政治經濟學分化的方法原因。  

薩伊和李嘉圖進一步以唯物主義社會觀為依據,在斯密已有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擴展。相比之下,薩伊側重于描述法,李嘉圖側重于抽象法。薩伊強調財產所有權是經濟制度的根本,并明確政治經濟學是在哲學規定財產所有權的由來及其轉移、保障的法律和方法的前提下“把財產所有權看作鼓勵財富的積累的最有力因素,并滿足于財產所有權的實際穩定性”,強調“只有財產是權利和現實的東西的場合下,生產的源泉即土地、資本和勞動才能發揮其最大生產力。”[14]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探討“這些生產要素怎樣個別地和協同地執行生產工作?!?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5" name=_ftnref15>[15]探討如何將所有權貫徹于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形成自由競爭的制度和機制,使生產要素發揮最大生產力,從而增進財富。李嘉圖同樣認為財產所有權是發展生產力的保證,尤為突出資本在發展生產力中的作用,將資本所有者視為生產力發展和全人類利益的代表。他認為最合理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導并把資本積累作為目的的制度。為此,政治經濟學的功用就在于論證資本主導的制度,并保證資本積累的社會機制,其關鍵,就是提高利潤,“人們積累只是為了使積累能夠生產,而且也惟有這樣使用,它才會產生利潤。沒有積累的動機就沒有積累。”[16]不論是勞動者的工資,還是地主的地租,都應服從資本利潤和積累的需要。為了發展生產就要保持有效需求,因而馬克思說李嘉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對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7" name=_ftnref17>[17]  

經斯密、薩伊、李嘉圖的努力,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得以形成,它以財產所有權為基礎,以資本利潤為核心,以積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價值、貨幣、工資、地租等概念為主干,建立了系統論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制度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是唯物主義哲學觀念的具體化,更是唯物主義哲學觀念的充實與實現,唯物主義由政治經濟學而貫徹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體制、政策、管理之中?! ?/p>

二、       馬克思對哲學的革新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建  

資本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形成過程,是由眾多思想家完成的。早期的哲學家雖然從總體上探討了社會經濟矛盾,但并未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雖然信從并展開唯物主義哲學家們的觀念,但畢竟沒有對哲學的系統論證。這樣就容易給人一種假象,似乎這兩門學科是分別形成和發展的,說到關系,也只是外在的聯系。而馬克思對哲學的革新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建,都是他本人完成的,這二者在他那里充分體現出內在統一性?! ?/p>

馬克思作為法律系的大學生和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從對黑格爾哲學的繼承與批判開始他的哲學革新與對社會經濟矛盾的研究。從邏輯和時間順序上說,他對哲學的初步革新先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而他將革新了的哲學觀念運用于社會經濟矛盾的研究過程,又不斷充實對哲學的革新,進而再體現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建中?! ?/p>

馬克思對哲學的革新,首先,是從實踐界定哲學的性質。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8" name=_ftnref18>[18]這是對哲學的革命性觀念。從上帝主義到自然神論到唯物主義,都通過對世界本原的思辨或實證得到某種界定,以此作為論證其所代表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從而使哲學顯得玄奧難解。馬克思將哲學的性質及其目的明確為“改變世界”,抓住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解釋中得到合理的解決?!?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9" name=_ftnref19>[19]“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20]實踐并不是不要解釋世界,而是以實踐為目的去認識和解釋世界,認識也只能來源于實踐,并在實踐中得以證明。只有在實踐過程中,才能解釋世界。  

第二,明確哲學的主體性與階級性。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家,將世界和哲學的主體,或者說成上帝、天命,或者說成自然、絕對精神,而他們是作為某個主體代言人的身份來立論的。馬克思則明確指出哲學的主體是人,是實踐的社會的人?!叭说谋举|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1]以前的哲學家也都是社會某一階級或群體的代表。“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22]馬克思聲稱自己是市民社會中無產階級的代表,他的哲學就是要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消滅其存在的現實社會制度?!罢軐W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3" name=_ftnref23>[23]馬克思創立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哲學,改變了早期社會主義者以舊唯物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狀況,促使社會主義獨立、系統發展?! ?/p>

第三,馬克思的哲學是“新唯物主義”[24]或“完成了的人道主義”[25]。這里包含四層含義:一是批判地繼承了唯物主義關于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的自然性基本觀念。二是充分肯定了費爾巴哈人道主義哲學的進步意義,1844年8月馬克思寫信給費爾巴哈說道:“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給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而共產主義者也就立刻這樣理解了您的著作。”[26]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再次強調“費爾巴哈的功績”之一是“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現實的科學,因為費爾巴哈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理論的基本原則?!?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7" name=_ftnref27>[27]為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打下了真正的基礎”。三是發現了費爾巴哈的局限,并在克服其局限的過程“完成了”人道主義。馬克思1845春寫到:“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但是,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于這個世俗基礎本身應當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8" name=_ftnref28>[28]四是從社會關系的總和規定人的本質,以勞動為人本質的核心要素,并由此規定人性、人的價值和人權,明確自由和解放的人類發展目標。在對世俗基礎的社會經濟矛盾的分析中,在對它的革命實踐中,馬克思形成了他的社會觀和辯證法,進而研究政治經濟學。  

第四,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過程中分析社會矛盾,形成新的社會觀。馬克思自稱是黑格爾“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29],對黑格爾哲學有深刻、系統的理解。他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是從法哲學入,再從法哲學出,形成了自己的社會觀,而其間的過程又是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黑格爾的哲學是對自然神論以來幾百年歐洲近代哲學的思辨性概括,他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和演化,但用“絕對精神”來說明這種存在和演化,并認為人的感覺和理性思維也是絕對精神的體現,主張“思有同一”論,認為人的主觀邏輯可以認知客觀邏輯。法哲學是黑格爾社會觀的集中體現,他以絕對精神對唯物主義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國家三個基本范疇進行了改造,強調“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30],是市民社會和家庭乃至個人的主導和制衡。黑格爾從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利益出發,認為最合理的國家形式是君主立憲制。馬克思寫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他指出黑格爾顛倒了私有財產和國家的關系,并不是國家決定私有財產,而是私有財產構成國家的本質,私有財產所有權在市民社會處于基礎和核心地位。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促使馬克思展開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他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1" name=_ftnref31>[31]正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的概括,構成馬克思的社會觀?!叭藗冊谧约荷畹纳鐣a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2" name=_ftnref32>[32]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得出的社會觀,即對社會基本矛盾的規定,又成為他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 ?/p>

第五,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繼承和革新。黑格爾在哲學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形成了系統的思辨辯證法,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和繼承,是與確立基本哲學觀念、社會觀相統一的,而且都集合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由此革新了辯證法,形成了他特有的哲學方法論。馬克思寫道:“我的辨證方法,從根本上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3" name=_ftnref33>[33]馬克思的辯證法是與他的社會觀和哲學基本觀念相統一的,并具體化為他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p>

馬克思在哲學上的革新,開創了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也為創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提供了邏輯前提和方法論原則。他之前的社會主義者雖然也關注經濟矛盾的分析,但由于以舊唯物主義為哲學觀念,只能以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不成熟的勞動價值論來論證產業工人的利益,不僅不系統,而且很難促進產業工人的階級聯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社會主義哲學觀念的指導下才能形成體系,而社會主義哲學觀念也只有通過對經濟矛盾的研究和驗證才能確立?! ?/p>

對于馬克思來說,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并不是兩個分立的學科,而是他研究社會經濟矛盾的兩個內在統一的思維層次。從時間上說,他研究哲學是在先的,但并不是完成了對哲學的革新之后才著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而是在初步哲學革新時就認識到必須研究社會的經濟矛盾,“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贝篌w上說,他1843年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在1843年底到1844年開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既是他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始,又是他哲學革新的繼續。1845年馬克思就寫出了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創立了“新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后,他與恩格斯合作寫出了《神圣的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包括對經濟矛盾分析的哲學著作。1846年寫作了《哲學的貧困》,1847年寫作了《雇傭勞動與資本》,將哲學上的革新展開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1848年馬克思又與恩格斯合作了《共產黨宣言》,表明社會主義理論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統一中的確立。19世紀50至60年代,馬克思移居英國,集中研究政治經濟學,寫出了《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之后又將上述成果修正、匯集于《資本論》,創立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顿Y本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系統論證,也是他對哲學革新的展開、驗證和充實、發展。正如列寧所說:“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他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34]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大階段:一是19世紀40年代,提出了異化勞動學說;二是19世紀50年代,異化勞動學說向剩余價值理論轉化;三是19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確立剩余價值理論體系。在這三個階段及其形成的兩個體系中,都充分體現著哲學革新與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統一。這種統一既是觀點和原則上的,也是方法論上的?! ?/p>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原則,就是勞動創造財富,勞動與財產所有權相統一,從勞動出發探討經濟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它體現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過程,其中生產是決定性環節,他明確并反復強調政治經濟學研究要與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相統一。這充分體現于異化勞動學說和剩余價值理論中。  

異化勞動學說。勞動是自霍布斯、洛克、斯密到黑格爾都相當重視的概念,他們用勞動作為規定人的自然權利的核心財產所有權的根據。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而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35]馬克思從勞動者思想代表的角度,把勞動規定為人的本質活動,是實踐、改變世界的主要內容,在他革新了的哲學觀念中勞動實際上已成為核心性概念。而勞動概念的核心地位又取決于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與革新。從洛克到斯密、李嘉圖都將唯物主義社會觀中財產所有權的概念展開于政治經濟學,形成初級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指出:“現代英國國民經濟學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大進步是,它把勞動提高為國民經濟學的惟一原則?!?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6" name=_ftnref36>[36]勞動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基本觀念上的結合點,但由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其思想家們并不能明確并貫徹這一原則。馬克思認為,勞動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是規定價值、財產所有權以及資本、雇傭勞動、利潤、工資等概念的前提和依據。異化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重要范疇,其義為異己化,即從自身產生出相異的對立物,它又會再異化,是自在與自為之間、意識和自我意識之間、客體和主體之間、思維與感性之間的對立轉化關系。馬克思改造了異化范疇并以它規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中的勞動,即異化勞動?!皠趧铀a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個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7" name=_ftnref37>[37]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概念規定了“私有制、貪欲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的本質聯系,以及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8" name=_ftnref38>[38]在規定了異化勞動概念之后,他規定了私有財產概念,指出:“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這是一種外化的實現。”[39]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兩個概念的規定,確立了他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并圍繞它們“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40" name=_ftnref40>[40]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展開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兩個概念規定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各范疇,由此形成異化勞動學說體系?! ?/p>

剩余價值理論。這是對異化勞動學說的充實與升華,主要體現于《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馬克思堅持并發展他的基本觀點和原則,首先改造了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由洛克、配第提出經斯密、李嘉圖發展了的早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唯物主義社會觀中財產所有權范疇的展開。但他們都把資本作為生產的主要原因,因而其勞動價值論不可能徹底,斯密甚至提出了另外兩種價值論,并由薩伊擴展為要素價值論,而李嘉圖所堅持的勞動價值論又在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矛盾中陷入困境。政治經濟學要發展,必須改造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異化勞動學說中并未注重價值范疇,直接從勞動的異化規定資本主義經濟本質并改造各具體范疇。這有明顯的局限。經過19世紀50年代的“再從頭”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對異化勞動學說的反思,他認識到價值在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重要和必要性,于是集中研究了價值概念,對勞動價值論從四方面進行了改造:其一是明確價值創造的主體只能是勞動者,其二是明確了勞動的抽象性與具體性,區分了社會勞動與私人勞動,其三是明確商品價值由勞動創造,價值量取決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其四是對價值形態的分析。  

以改造了的價值概念為前提,馬克思指出,資本作為貨幣,作為價值的存在形式,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對立,既體現勞動的異化,也體現財產私有制度。馬克思進一步將資本分為可變部分與不變部分,并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至此,他發現了以前政治經濟學所未發現的一個實質性問題:工人所出賣的并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資本家不是以其全部資本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只是以其可變部分購買,不變部分是用來購買生產資料的。這樣,就將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具體化、明確化了,其統一性也就突出了。對以上分析的綜合,形成剩余價值概念的規定,即以可變資本購買勞動力使用權的資本家,超過其購買的勞動力價值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和強度對勞動力的使用所創造并歸資本家所有的價值。馬克思進一步從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及勞動力價格——工資的規定中,論證了這種生產方式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如何決定生產關系,并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在規定剩余價值概念的基礎上,馬克思規定或改造了資本積累、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資本再生產、利潤、平均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一系列主干概念,形成了剩余價值理論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他對哲學的革新通過系統抽象法而貫注于概念運動的體系中。  

從方法論上說,馬克思在哲學上革新黑格爾思辨辯證法的過程,是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展開的,并具體化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系統抽象法,其主要內容,一是從實際出發,詳細占有材料;二是抽象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統一,在詳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系統抽象,解決了哲學家在空洞議論中對理性與經驗、抽象與實證關系的分歧;三是將抽象思維的各種形式,從比較、分類到判斷、概念、推理、論證等辯證統一,以概念為核心,并將判斷中的分析與綜合、推理中的歸納與演繹有機地運用;四是以概念運動為研究方法和研究過程的主干與主導,各思維形式都集合于概念運動,規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并確立核心概念,使前導性概念、主干概念和輔助概念圍繞核心概念運動,構成概念運動與聯系的體系;五是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統一,定性研究是對經濟矛盾性質的認識,定量研究是對經濟矛盾數量關系及其變化的認識,它從屬于定性研究,是定性研究的展開;六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這是系統抽象法的原則,是馬克思革新了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具體化,是對現實矛盾與歷史的認識過程和經濟矛盾發展過程關系的辯證規定。正是在系統抽象法的形成和運用中,體現了馬克思對哲學的革新。如何概括系統抽象法中的哲學方法與觀點,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也是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       在對社會經濟矛盾的統一研究中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都產生于近代社會經濟矛盾與變革的實踐,它們的生命力,它們的發展,都來源于對社會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解決。他們的關系不是上帝、天命、自然所界定的,也不是研究者主觀隨意和偏好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經濟矛盾演化所要求的,是研究者思維層次及其聯系的體現。只有在對社會經濟矛盾的統一研究中,才能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p>

古代人類并沒有哲學和各學科的區分,思想家對人生存和發展的探討是籠統的,是對當時的矛盾總體性的論說,雖然有所側重,但并無學科的區別。古代中國和古希臘時期都是如此。后人所說的“古希臘哲學”、“中國古代哲學”,不過是以現代學科的劃分來稱謂古時的思想,而當時的思想家并沒有“哲學”這個學科的觀念。哲學大體是在16、17世紀形成的,從其中分化出政治經濟學等學科,大概是從19世紀初開始,西歐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逐步確立,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封建、反專制的任務已經完成,哲學乃至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也都歸入大學中分立的講堂,成為某些人的“專業”,他們不再重視對社會經濟矛盾的研究,而是在總體上為其依賴的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宗旨下,各自在書齋里從事本學科的“科學化”。在科學化的名義下,從原來由哲學總體研究的內容一塊一塊地分割、隔離,留給哲學的就只剩下以形式邏輯探討實證的方法與現象學的表層研究了。在哲學被“科學化”分割的同時,政治經濟學也步入“科學化”,即將經濟中的各要素都以貨幣計量,化為同一貨幣單位,再以數學方法來研究所謂的“純經濟”,按照數學公式來設計模型、預測動態,數學推理和符號演算成為主要內容,至于社會經濟制度、體制的矛盾,各階級的經濟關系,以及政治、文化等因素對經濟的作用,通通都因不能以貨幣計量和數字化而被排除于經濟學的研究之外。如此計算出來的經濟學,不能說沒有價值,但其預測很少準確,只能為決策者和經營者提供參考。這種情況表明資產階級在其居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下已經掌控了自己和社會的命運,并具備了充足的經驗和常識,不需要像18世紀末19世紀初那樣仰仗經濟學家指導他們如何建立制度和體制,怎樣進行積累和管理了。尤為重要的是,像各具體學科從哲學中分化獨立一樣,政治經濟學也被金融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貿易學等等更具體的經濟學科所分割,以至只剩下將前人所規定的原理、公式等常識以現代化語言加以解說,并配以相應的數學模型?!翱茖W化”了的政治經濟學也和哲學一樣,開始被淡化、邊緣化,馬克思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大約在資本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被“科學化”分割的同時,馬克思革新了哲學并創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社會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也在于對社會經濟矛盾的研究與解決,在于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指導。而當它們也被教條化地切割為各門專業性學科,并分門別類進行注解和講授之后,逐漸變成論證政策的工具。二者在教學和研究中的分離,使哲學不再關注社會經濟矛盾,政治經濟學則失去了觀點原則和方法論的指導,從而也脫離現實的社會經濟矛盾。不論是前蘇聯還是中國,雖然都有龐大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研究隊伍,但除了從“經典著作”尋章摘句和論證政策之外,很少有對社會經濟矛盾深入的揭示,在經濟體制發生問題需要改革的時候,并不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見解,因此逐步被淡化。而政治經濟學也因各具體經濟學科的分化和獨立,日益空泛,成為“經典著作”注釋和政策論證的匯編。對社會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尷尬處境,人們可以找出諸多外部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在揭示和論證社會經濟矛盾中我們這些從業者做了些什么?應怎樣按馬克思所確立的觀點、原則、方法,沿著他的思路發展社會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哲學與政治經濟學關系問題的關注。這并不僅是兩個學科的關系,這種學科的關系只是問題的表層,其深層或根本在于如何對待社會經濟矛盾?,F在的資本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視其既有制度是天然合理不可更易的,因此不承認其矛盾,并為之進行辯解,這是它們被淡化、邊緣化的主要原因。而那些以“專業人士”身份從事這項職業的人,也不愿改變這種觀念,只做那些資本主義制度所容許他們做的 “科學論證”和“數學演算”。無論哲學還是各具體學科,目的都只能是揭示矛盾、解決矛盾,而非依形式邏輯和數學等工具性學科的標準自行“科學化”。對于不愿意改變既有制度的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來說,供養一批脫離現實社會經濟矛盾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要求他們以其“科學化”的形式來為既有制度辯解是很劃算的。這正是資本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步入沒落的原因。脫離社會經濟矛盾就不可能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就像它們的形成一樣,不會因統治階級代言人的主觀愿望轉移。社會經濟矛盾仍然存在,而且日益尖銳復雜,不會由于“科學化”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回避與辯解而消失。與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同樣,促進它們發展的根據和理由,也在于對社會經濟矛盾的揭示與解決。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已經不能由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和其他統治階級的思想代表進行,只能由在現代社會經濟矛盾中受損害和壓制并主動變革的勞動者階級的思想代表來從事?! ?/p>

為了發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就要破除人為地將它們分化隔離而設定的界限,明確二者的內在統一關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經濟矛盾演化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的區別與統一,都源自社會經濟矛盾,是對社會經濟矛盾研究中人類知識水平和思維層次的體現,并沒有一個先驗的、絕對的界限。人類是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才進行哲學和科學研究的,哲學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學科,都是在探討人類生存的內在因素、社會關系和外部條件,由此導引社會發展,而發展了的人類又會遇到新矛盾,提出新問題,要求哲學和各門科學再探討。學科的劃分是研究細化和深入的表現,但并不是絕對的,如何劃分只是在特定的認識水平上才有其合理性,認識水平提升,各學科的關系就會進行相應的調整。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是所有人都存在其中并關注的基本矛盾。在市民社會和商品經濟發展中形成的資產階級思想代表,關注經濟矛盾是其第一要務,他們最初以哲學名義的科學研究,也勢必將經濟矛盾作為重點。當政治經濟學從哲學中分化對經濟矛盾進行專業性研究以后,并不是取得了研究經濟矛盾的專利,哲學也沒有義務回避經濟矛盾的研究,而是應該變原來將經濟問題作為總體性研究的一部分為一般性的研究,同時從一般性上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方法論導引,并使之與各門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聯結。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要關注社會發展的一般性矛盾和總趨勢,并從一般層次上吸納哲學及各門科學的研究成果?! ?/p>

社會經濟的一般性矛盾,存在于所有特殊的經濟制度中,并與政治、文化內在聯系。不論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哲學在形成時都將對社會經濟的一般性矛盾與對經濟制度的變革,以及經濟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作為主要內容,從而顯示出強旺的生命力和社會功效。資本主義哲學因其回避社會變革脫離社會經濟矛盾而步入沒落,社會主義哲學必須記取其教訓,密切關注社會經濟的一般性矛盾,強化上述內容的研究,才能有所發展并在社會變革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時下中國哲學界有一股盲目效法西方“主流派”的傾向,以“科學化”來“改造”中國的哲學研究。其盲目,一是忽略了中國與西方所處社會矛盾階段的差別,二是不知哲學的性質和使命,將現代西方主流派哲學家的沒落當成時髦。這種對哲學的“科學化”,不能說毫無用處,但脫離了中國現實社會經濟矛盾,回避社會變革,也就失去了哲學家在“改變世界”中的功用。中國的社會主義哲學研究者要在克服教條主義束縛的同時,排除西方“主流派”的干擾,明確哲學的性質和使命,密切關注中國及世界的社會經濟矛盾,揭示其一般性規律和演化趨勢,探討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和途徑。要做到這一點,哲學就必須結合并指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同時綜合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探討其共性和聯結點?! ?/p>

同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突破教條主義的制約,擺脫對西方經濟學“主流派”的盲目追隨,在批判吸收其中某些技術性分析方法的同時,認清其沒落與無能。社會經濟矛盾并不因學者們的主觀愿望而轉移,更不是隨他們能否認知或故意掩飾而變化的?,F代世界并不像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們所宣傳的那樣已經進入“全球化”的大和諧,“地球村”中的社會經濟矛盾不僅尖銳復雜,而且包含著巨大危險。僅從近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與能源食品價格的暴漲,就可以看出金融資本的統治給人類帶來的普遍災害。油價、物價、股價如精神病式的起伏,將全人類的財富都搜刮進極少數金融大亨的錢袋,而其中起作用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斯密所發現并已經異化為“魔掌”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機制。而為了占有物質財富的競爭和壟斷,不僅導致人間極端的貧富分化,形成了以物質財富為權力的對人類新的專制統治,還造成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空氣嚴重污染和地球暖化使人類陷入空前的危難之中。當今天的經濟學家還在正面教授這只手在“市場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并以供求關系與各種函數、公式來灌輸“普世公理”時,其“科學性”已浩然無存。以這樣的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既不能明確世界經濟的一般性矛盾,更不能揭示中國經濟的特殊性矛盾,反而會在服從“主流”的過程中,將中國經濟自動納入金融資本的控制范圍。明確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規定其主體性和特殊性,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任務,為此就應在總體上把握現在世界經濟的一般性矛盾和大趨勢的前提下,著力探討中國經濟的主體、主義、主題和主張。形成并運用正確的方法論是完成這個歷史任務的關鍵。這就需要依循馬克思的思路,總結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分析社會經濟矛盾的演化,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哲學的基本觀念和社會觀,充實和發展辯證法。這既是哲學研究的任務,也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任務。馬克思革新哲學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歷程告訴我們,哲學所要探究的問題,“必須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答案,而政治經濟學也必須從哲學的視角和方法進行研究。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區分只是人類知識體系外部形式上的表現,而非對象客體和研究主體先驗地具有的,更不是不可逾越的。對于一個研究者來說,其思維形式和方法,取決于研究目的與宗旨,沒有必要給自己設定思維層次的界限,而應服從目的與宗旨,對對象客體進行材料的收集、實證與抽象?! ?/p>

揭示和解決中國的社會經濟矛盾,不僅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當蘇聯因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而導致理論僵化和制度劇變之后,如何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是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制度發展的重要根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要勇于擔當為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理論導引的責任,堅決克服由外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錯誤傾向,辯證地、切實地揭示現實經濟矛盾,集合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意志,提出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張和方略,才能勝任。為此,就必須加強哲學基本觀念、社會觀和方法論的研究。對于通行了幾十年的以蘇聯教科書為基本框架的哲學體系進行深刻反思,認真總結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蘇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全面分析現代世界的矛盾,更新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哲學,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奠定必要哲學基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并不能坐等哲學上的發展成為結果以后,才去被動地接受。政治經濟學研究者應主動地在對經濟矛盾的研究中,發現問題,進行哲學的思考,并與哲學研究者相結合,在給他們提出問題的同時,提供必要的對經濟矛盾的哲學認識。哲學研究者也應密切關注探討經濟矛盾,從而使社會主義哲學的發展有切實的依據?! ?/p>

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堅持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制度的大國,在整個人類已因資本統治而陷入空前的經濟危機,并面臨環境污染,地球暖化等巨大災害的時候,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工作者有著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以發展的社會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指導本國的現代化,并以此為根據,豐富和促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使人類徹底擺脫資本對人類前途的危害。也正因此,必須拋棄將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分離的教條主義觀念和方法,將二者的研究內在統一起來。  



[1]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5頁。

[2]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5頁。

[3] 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0頁。

[4]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頁。

[5] 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60頁。

[6] 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67頁。

[7] 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86頁。

[8]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7頁。

[9]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4頁。

[10]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8頁。

[11] 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20頁。

[12] 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1-22頁。

[13]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1-182頁。

[14] 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36-137頁。

[15] 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36頁。

[16]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03頁。

[17]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124頁。

[18]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19]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20]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頁。

[21]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22]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23]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頁。

[24]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2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頁。

[26] 馬克思:《致費爾巴哈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0頁。

[27]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8頁。

[28]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頁。

[2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30]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58頁。

[3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

[3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頁。

[3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34] 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7頁。

[3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3-164頁。

[3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106頁。

[37]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頁。

[38]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頁。

[39]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頁。

[40]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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