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

梁柱

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不僅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毛澤東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原則，已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毛澤東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因而，認真研究毛澤東思想和當代中國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一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著力倡導和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原則，培育了保證黨取得勝利的良好學風。應該說在這方面的思想價值是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遠的指導意義，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的。

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面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復雜問題。同時，又由于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主觀性、片面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系。毛澤東緊緊抓住黨內思想方法上兩條路線的對立，倡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對于確立黨的正確的思想原則，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確立并積極倡導的這條思想路線，有著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把思想方法的問題提到了思想路線的高度，也就是說，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一條思想路線提了出來。我們黨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沒有受到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影響，加上當時中國革命危機日益成熟，黨成立后即投身于實際的革命斗爭。因此，同歐洲一些國家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國黨內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認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思想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同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占多數的特點相聯系，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革命的問題凸顯出來。黨內一些同志雖然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這種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后果。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但是，“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成現成的靈丹妙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力氣地包醫百病”。他稱“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1]這就從確立指導中國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則的高度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由上可見，   要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要反對教條主義。黨的七大在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時，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是對理論、對典籍的一種完全錯誤的態度。七大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對我們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對馬克思主義采取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益縮小，而由于種種主客觀的原因，使得那種對西方的迷信，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的影響正呈上升態勢。應當看到，在蘇東社會主義解體后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總體態勢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有了很大的市場。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出現，使那些歷史的短視者覺得需要另找出路，轉而追求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其實，在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的形勢下，這是一種并不奇怪的歷史現象。但是，他們那種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大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毫無疑義，反對對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已成為我們今天思想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其次，指明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是包括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這構成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表明，毛澤東是始終重視理論的，只是反對那種空洞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他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2]這正如他在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這時就把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稱之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由此可見，把理論與實際、堅持與發展、學習與創造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毛澤東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的態度。

在毛澤東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是普遍真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實現中國化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基點，所謂的中國化就會走入歧途。同時他又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3]他尖銳地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上述兩個方面的統一，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學風，也就是他所說的“矢”和“的”之關系。

毛澤東是在黨內主張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主要的倡導者和領導者，同時也是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最熱忱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毛澤東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他為了正確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畢生致力并倡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要求把學習理論同研究歷史、研究現狀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指出：這個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他特別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4]由此可見，他始終是把黨的理論建設看作是黨的建設的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是加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證。

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在內要求。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只有認真學習、真正弄懂它，才能發揮它作為指導思想的作用，也才能在實踐中發展它。毛澤東從我們黨的狀況出發，指出：“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他說：“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5]毛澤東不僅自己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列著作，而且積極推動全黨學習理論，他先后為黨內學習理論開列過5本、12本和30本馬列著作的閱讀書目。他認為，“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6]這就是說，只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才能提高全黨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才能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倡導12本干部必讀書時曾說：“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7]可謂語意懇切感人，殷切期望躍然紙上。毛澤東深知，如果不讀馬、列，不倡導讀馬、列，那對黨來說是十分危險的。1970年8—9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會上出現林彪、陳伯達“稱天才”的語錄鬧劇，欺騙了不少同志。毛澤東曾對此痛心地指出：“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他特別提出：“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當認真讀書學習，弄通馬列主義”。[8]永遠記取這樣的歷史教訓，切實加強理論學習，對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提了出來。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9]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10]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實際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他嚴肅指出：“許多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11]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

毛澤東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原則，是我們黨在理論上成熟的重要標志，從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許多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寫的，但仍然是我們必須學習的。這不但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如果不了解過去，就會妨礙我們對當前問題的了解；而且因為這些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后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這是十分正確的。

首先，毛澤東思想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多方面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些原理和經驗會長期起作用。毛澤東思想作為正確的思想理論和經驗總結，是反映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多方面的規律性的認識，具有客觀的真理性和歷史的延續性。拿民主革命時期來說，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發展階段理論所體現的正確處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關系的思想；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關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中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和相關策略的思想；關于人民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思想；關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思想；等等。這些都具有普遍的、長期的指導作用。而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等方面的思想，同黨在新時期的工作有著更加直接的關系。例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從批評體制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一系列的重大關系，提出了一系列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初步地為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這正如1975年鄧小平在這篇講話被整理成文稿后給毛澤東信所說的：“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又如，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不僅加深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認識，而且他對這些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表現特點的論述，即矛盾的相適應方面是基本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為大力發展生產力和民主政治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鄧小平在新時期談及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時，他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出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當然，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12]再如，毛澤東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和方針政策，如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中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少數民族工作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實行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等等，在新時期仍然在繼續貫徹，起著指導各項工作的作用。                  

其次，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既是貫穿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面，也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個基本點。毛澤東確立的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原則，形成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他倡導的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觀點，轉化為黨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立足點，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必然結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這是毛澤東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的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這里要指出，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始終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于中國的實際，解決好“矢”和“的”的關系。在他看來，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和革命行動的方法，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他引導全黨用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深入考察客觀實際，指導自己的行動。他十分鄙視主觀主義的指導方法，嚴肅指出它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他在一處讀書批注中曾感嘆：“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他在另一批注中又明確指出：“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13]這些告訴我們，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又是檢驗和發展理論的重要依據。這種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毛澤東所概括的思想方法論，是貫穿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方面，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而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則是這種思想方法的具體的、鮮活的體現。這是毛澤東思想具有偉大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它將長期指引我們正確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                   

再者，毛澤東思想是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源頭和重要成果，它的長期指導作用也表現為黨在理論工作中堅持的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必須珍惜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這就為黨在理論工作中堅持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恩格斯在1887年就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14]這個觀點，對于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是富有啟迪意義的。毛澤東思想同樣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科學體系，為爾后在新實踐基礎上的發展開辟道路。黨的十五大報告曾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黨的十六大又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譜寫新的理論篇章”。這就正確地指明了源與流、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從而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指明了方向。我們可以從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的理論和歷史的延續中，看到這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這 是大家十分熟稔的問題，限于篇幅不再贅述。總之，我們不要丟掉根本，又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是   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確的態度。 

三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毛澤東依據當時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黨面臨的新任務，明確提出了現在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命題，為黨勝利完成新時期的歷史性任務，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1956年，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多事之秋。而這一年召開的蘇共20大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則是其始作俑者。對于蘇共20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此時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這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后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15]在這里，毛澤東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顯然，在毛澤東看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波瀾壯闊的斗爭，是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一次結合的過程。現在，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提到黨的面前，毛澤東敏銳地提出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毫無疑義，這第二次結合的歷史使命，就是要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歷史課題。這反映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反映了他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戰略思考。究竟應如何實事求是地反映毛澤東倡導的這第二次結合的內涵呢？應當說，毛澤東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歷史性任務的同時，又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深表憂慮；而后者，引發了他對如何防止黨和國家被變質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條能夠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所以，50年代以后毛澤東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是兩大探索，而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性課題，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問題。

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的探索有著明確的主題，這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相聯系的。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照搬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16]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恢復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制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于中國共產黨有豐富的反對教條主義的經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也同樣不能照搬外國。這正如毛澤東后來談到建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7]這使得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體制及管理體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制”。[18]這樣，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新課題面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這時，正是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我們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審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說，要走出一條有別于蘇聯、東歐、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是這個時期探索的主題。毛澤東提出的許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像毛澤東在這時探索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現實出發，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作為中國工業化道路提了出來，并據此確立了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以及后來明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應當說，這條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確立，對于要走出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義。

上述表明，毛澤東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外國經驗。他在這時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19]他以學習蘇聯為例，指明教條主義的危害。在民主革命時期，“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毛澤東強調，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否則革命就不能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就不能成功。同時他還強調，向外國學習必須要有民族自信心。毛澤東指出，我們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正因為這樣，“有些人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這就容易產生崇洋媚外、迷信外國的思想。毛澤東號召大家“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20]我們既要善于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又要重視和發展民族的東西。要學習外國的長處，來創造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造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東西。要堅決反對全盤西化，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總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上述這些重要觀點，對我們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中，正確處理中國和外國、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外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的同時，還努力探索一條能夠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這是毛澤東畢生致力于爭取人民主權和維護人民主權的一大戰略思考。當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僅是初見端倪的時候，他就提出以民主新路來跳出“其興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在為建國作思想上和政策上準備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并警示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這就實際上把黨執政后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1958年，當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開始大力兜售“和平演變”戰略的時候，毛澤東最早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鐘。從這時起，他就把七屆二中確定的防止腐蝕方針同防止“和平演變” 結合起來。在毛澤東看來，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毛澤東一再指出并力圖解決這一歷史課題。雖然在探索如何保證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考，諸如要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要防微杜漸、拒腐防變、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等等重要思想，仍有著重要的思想價值。

這里還要特別指出，如何防止黨和國家各級干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防止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的滋生，是毛澤東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他最為擔心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建國后的一個時期，在執政的環境中，黨面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革命隊伍中確有少數人出現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對此，毛澤東從對人民負責、捍衛人民政權性質的高度，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及時地通過“三反”、整黨等斗爭，制止住了這種腐敗現象，保持了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使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在這次建國初期的反腐敗斗爭中，毛澤東嚴肅地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他指出：“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21]他要求各級黨政主要領導，以身作則，站在運動前列，做好發動群眾工作，主動公開檢查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等錯誤。為了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薄一波回顧這一斗爭時曾提到，當時在處決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問題上，有同志考慮劉、張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希望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當薄向毛澤東轉達這一意見后，他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薄寫道：“由此可見毛主席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下的決心和所做的深思熟慮，他當時的心思完全傾注在如何維護黨的事業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錯誤干部的多數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的果斷作出，實際上是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22]

   在毛澤東看來，腐敗現象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一種表現，他甚至認為，資產階級糖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因而對懲治腐敗現象毫不手軟。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同黨內諸如貪污受賄、以權營私、蛻化變質等腐敗現象進行毫不調和的斗爭。他曾經用“懶、饞、占、貪、變”五個字，形象地揭示了一個干部發生蛻變的規律。他極力尋求克服陰暗面的方法，并為此作了種種嘗試，由于當時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會使后人變得更加聰明。毛澤東在兩大探索中所積累的正面經驗及其在曲折發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經驗，都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具有從自己的錯誤經驗中學習的傳統，我們正是通過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學習和比較，才獲得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今天，我們正面臨由于蘇東演變引發的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正進行的歷史性變革的關鍵時刻，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兩大探索的重大戰略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其合理的因素，繼續完成毛澤東提出的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