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沖突，或帝國主義時代的沖突？
--《帝國的話語政治》座談會上的發言
汪暉
無論是在歷史研究領域，還是作為一個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劉禾的這本書都是一本重要的作品。這個書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國際政治的符號學轉向，通過一些具體的案例，劉禾把符號學與話語分析結合起來，以此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方法論。這本書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樣，看起來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劉禾試圖將她所說的對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討貫穿整個的解釋系統，進而提供現代史研究的一個新的視野。這是我的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符號學和話語理論是她解讀文本的方法，劉禾由此展開了一個建立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歷史世界和思想世界。這一點，與通常歷史研究把歷史材料當證據而不是當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樣。文本細讀的每一個切入點都很小，但勾連文本的意義世界的語詞卻極為關鍵。作者顯示了很強的解讀能力，通過文本、語詞、細節與語境之間的復雜勾連，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話語政治和權力關系。從這點來說，與這本書取材的非連貫性相映照，它的觀點和方法的連貫性非常強。
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的對話對象。一個是美國的中國研究，不僅是國際關系研究和現代史研究中的費正清這一派，而且也是貫穿在中國研究中的多種現代化敘述，尤其是這些敘述提供的現代化的目的論。現代化的目的論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已經面臨許多挑戰，但在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研究中卻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在當代中國有關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普世價值的爭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套現代化論述的基本框架。我記得劉禾曾在《讀書》雜志發表文章，談及對當代鴉片戰爭研究的批評。當代中國的近代史研究逐漸地拋棄了原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移植了美國近代史研究的許多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劉禾對話的對象是雙重的。
這部著作的另一個對話的對象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敘述。這一點從她的書的標題和里面的敘述可以看得很清楚。雖然馬克思主義不是她批評的主要對象，但由于馬克思主義敘述跟其他的現代化敘述共享著目的論的歷史觀，她也必然涉及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敘述。也正是通過對上述歷史敘述的對話，她轉換了近代歷史敘述的一些范疇，比如她不再討論帝國主義問題，而是討論帝國問題。帝國與帝國主義是經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區別的概念。這本書的方法論主要是符號學和話語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場言，則主要是后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敘述共享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但馬克思主義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植根于對生產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從經濟關系中衍生出來的。資本主義是一個擴張體系，它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表達是帝國主義，它在區域和人口關系中的表達是殖民主義。但所有這些層面的擴張都與一個敘述的重心相關聯，這就是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及其與近代國家形式之間的結合。劉禾受到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等理論的影響，她把帝國問題擴展成為整個近代史敘述的基本范疇，這跟傳統的歷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是不一樣的。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這一基礎范疇上分析帝國主義現象，后殖民論述把帝國和帝國主義擴展成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釋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維度。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許多的理論家試圖對帝國和帝國主義做出區分，他們從不同的傳統比較帝國和帝國主義，薩米爾·阿明、漢娜·阿倫特從不同的角度對此所做的論證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將帝國主義描述為一個貫穿漫長歷史的現象，而并不必然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時代相關聯，這樣也就打破了早期社會理論在帝國與帝國主義之間做出的清晰界限。從一個符號現象來看，帝國主義是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并不局限于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時代。因此，后殖民敘述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敘述近代殖民主義現象：是以民族國家為內核的帝國主義現象，還是帝國的現象？對這一點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響到對主權的論述。
這本書在主權的論述上有一些特點。首先，我注意到劉禾引用了卡爾·施米特的觀點，突出了主權作為例外權力的特征。卡爾·施米特的主權例外論是在與自由主義法學的對話中產生的。自由主義法學的特點之一是把現代國家看成一個非人格化的、純粹程序的法的體系，但施密特認為主權不能從這個純粹程序化的法制體系中推導出來，它是例外的權力。這個論述里面的主權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權力。施密特認為現代國家實際上不過是一個世俗化的神學世界，看起來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實際上永遠無法擺脫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劉禾的敘述里面，在第五章對維多利亞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論述中，多少可以看到這一點，即主權體系跟人格化之間的關系。這個敘述針對的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法學理論，因為它發現了民主法制體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現代主權的特征。這個邏輯與規范化的民族國家理論是對立的。按照劉禾的概念，現代的主權是一個符號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權體系。這個主權體系經常把自己描述成跟傳統世界完全不一樣的主權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殖民主義理論都試圖揭示兩者之間的連貫性—盡管這三者的立場有著重要的差異和對立。
馬克思說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強調現代權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 劉禾的切入點是符號問題。衍指符號（super-sign,用衍指符號翻譯這個英文概念很特別）是她的敘述里面很有趣的一點，這也是她將話語分析嫁接到符號分析中產生的結果。她一方面從符號的角度入手來分析這些現象，但另外一方面又側重分析符號所承載的軍事和政治權力關系。軍事化過程在符號技術發展當中產生過巨大作用。劉禾舉了《魯賓遜漂流記》的例子，強調禮拜五是怎么被拋入這個權力關系之中的，追問這個事件發生的動力機制。里面引用了一個細節，關于槍在禮拜五與魯賓遜之間的關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釋這個關系的時候，劉禾引入了阿爾都塞的詢喚機制，例如警察與行人之間的關系就是這一詢喚機制的產物。從這點上說，她的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傳統是有關系的。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從葛蘭西的霸權學說，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和詢喚的理論，都試圖分析出國家機器的兩種不同的功能，即強制性的和意識形態的功能。劉禾強調現代世界的構造也是符號生產的過程，但同時反復揭示這個符號化過程與強制性權力之間的非常隱秘的聯系。現代的權力體系有著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過符號解讀和話語分析才能揭示出這個機制背后的權力。
我在這里舉一些相關的例子，有的跟劉禾的討論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們去了解這些問題。例如，劉禾在書中提到中國概念的不確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論》里面有一段很長的注釋，我在討論西藏問題時曾經用過，這里拿來作為一個參照，因為他也是講這個不確定性。印歐語系的確立是在黑格爾的時代，他說，由于印歐語系的發現，我們終于有一個討論“世界歷史”的實證根據了。但在康德時代，印歐語系還沒有完全確立，許多人還在討論藏歐語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語和西歐的語系之間建立關系，但最后失敗了。在討論中國的時候，康德以注釋的方式談及中國及西藏，顯示了一種從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國的取向。他說：
為了把這個大國寫成它所自稱的那個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類似的稱呼），我們只需翻閱一下格奧爾吉的《藏語拼音》（指意大利奧古斯丁派傳教士格奧爾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7]所著《藏語拼音》，羅馬1762年。——譯注）一書，第651-654頁，特別是注b。——據彼得堡的費舍爾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參加遠東探險。此處稱引，見所著《彼得堡問題》[哥廷根，1770年]第2節“中華帝國的各種名稱”，第81頁。——譯注）的說法，它本來并沒有它所用以自稱的固定名稱；最常用的是Kin這個字，即黃金（西藏人叫作Ser），因此皇帝就被稱為黃金國王（全世界最輝煌的【國土】）這個字在該國國內發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傳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緣故）則可以發音像是Kin。——由此可見，羅馬人所稱的Seres（絲綢）之國就是中國；然而絲綢是經由大西藏（推測是通過小西藏與布哈拉，經由波斯，等等）而供/（117頁）應歐洲的；這就提示那個可驚異的國家之于西藏并且從而與日本的聯系從許多方面來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以印度斯坦相比；同時他的鄰人所給予這個國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卻沒有提出來任何東西。（康德：《永久和評論》，見《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第117頁腳注）
康德對于中國的興趣源自以絲綢之路作為連接東西方的世界史興趣，但他沒有弄清這條通道的真正脈絡。康德的這段話中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他是從歐洲傳教士的西藏知識中理解中國的；其次，他強調中國沒有“可以自稱的固定名稱”，因此從西藏語音來界定中國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區分了大西藏與小西藏，以說明將中國與歐洲聯系起來的絲綢之路是以西藏為中介的。這個例子證明：不僅是在印歐語系被發現后的時期，而且是更早的時期，至少從羅馬時代開始，試圖命名這個地球上的各個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爾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劉禾在關于China的論述及有關比較語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我覺得是重要的。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結束，比如現在關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爭論就是例證。CCTV是英語簡稱，如果是“中國”的拼音的話，當然不應如此拼寫。
不過，關于中國的命名，我有一點點補充。中國這個概念原本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 1907年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是最早提出中華民國概念的文章，實際上也將中國概念與民族國家概念掛了鉤。但中國概念的不確定性和中國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長的歷史里面不斷重復和提煉的，地域的不確定性并不代表這個概念本身沒有確定性。比如說清代經學里面反復討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如今文經學中有關“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討論，恰恰是要通過中國的不確定性來達到對中國的界定。到晚清時代，最終選用中國這個概念作為國名，不是隨意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通過打破原有族群關系和地域關系來重建認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時代的中國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內外的相對化觀念，這也意味著重新界定中國的努力是持續發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臨如何將自身納入中國王朝正統譜系的問題。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在各種復雜關系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回到劉禾所討論的國際法和符號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敘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形成的國際政治的赤裸裸的權力關系現在經常被包裹在符號化的世界里，不加解構式的歷史分析，人們就會被其普遍價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從中國引進了丁韙良翻譯的、惠頓所著的《萬國公法》。幾乎就在同時，日本政府派出了一個考察團到歐美考察，在德國，他們見到了卑斯麥。卑斯麥跟他們談到了國際法，大意是國際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對于霸權國家而言，國際法又不能當真。大久保利通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臺灣和朝鮮時，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國際法，但又在不同的語境中破壞國際法，其實這是歐洲國際法誕生以來的常態。亞洲地區的權力競爭，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而且也是不同的國際規則之間的競爭、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的競爭。國際法與朝貢體系的矛盾也是兩個不同的符號體系之間的重大沖突。這一沖突不僅發生在沿海地區，而且也發生在內陸。比如，英國為了打開西藏的大門，逼迫尼泊爾、不丹、錫金等相繼與之簽訂條約，除了貿易和領土問題之外，締結這類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是用一套符號體系來重新理順新的宗主關系。為什么要對這種關系及其符號加以解碼？這是因為現代符號系統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騙性。傳統的符號系統并不需要訴諸形式上平等的符碼，但現代主權理論是建立在平等話語基礎上的，若不對話語實踐過程加以解碼，這個體系就能夠自我合法化。
我希望上面的評論可以說明這部著作的貢獻。但我也有一些不滿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書名可以直譯為《帝國的沖突》,但全書主要在分析和解構西方帝國的符號系統，而對中國的符號系統及其與西方符號系統的斗爭過程未做深入的分析，這就是使得題目中的“沖突”概念難以完全落到實處。清朝似乎是一個被動的、無力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積極的、斗爭的一方。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當時的情況是清朝在軍事上獲得了勝利，但康熙要請傳教士來幫助劃界，條約也以拉丁文本作為正文文本，俄文、滿文作為附件。這個動作也是一種建構客觀性以使雙方承認的努力，其中當然涉及符號問題。為什么要用歐洲傳教士的測量技術？為什么要用拉丁文？這些做法背后的觀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與俄國、英國有什么區別，如何描述它們之間的斗爭？中國王朝不但是積極地創造自己的符號系統的主體，而且它對西方列強的符號抵抗也持續到最后，盡管來自王朝的抵抗越來越弱，但新的抵抗主體和抵抗形式也在發生，是否也存在相應的符號建構過程？
其次， 用帝國之間的沖突來描述鴉片戰爭，突出了不同政治體之間的對等性，同時也暗示了民族國家概念的局限性。這是我同意的。但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沖突界定為帝國之間的沖突，而不是帝國主義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沖突，就需要做一個補充，說明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區別？這就回到后殖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的敘述策略的問題，兩者都批判殖民主義，但后者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是與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相關的。這牽涉如何解釋帝國的擴張行為背后不同的動力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特別關注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新的歷史主體—從自在向自為轉變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誕生過程。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因此獲得了一個歷史內部的主體的支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敘述的目的論進行批評是有道理的，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近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建立在對一個生成中的主體的認識的基礎上。離開這個問題，僅限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所包含的黑格爾主義因素（進步主義和目的論）進行批判，并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從黑格爾的國家到馬克思的階級主體，他們試圖從歷史內部重構理論與歷史的統一，由此，他們也將道德批判轉向了真正的歷史批判。因此，從理論上說，要用帝國間的沖突來取代對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這樣一些問題：承認不承認十九世紀發生了大轉變？這個大轉變在經濟形態（尤其是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和政治形態上的含義是什么？要不要討論這個轉變所帶來的新的矛盾和沖突與先前的矛盾和沖突之間的差異？這一矛盾和沖突導致了舊帝國的衰落，在這個地基之上，究竟產生了哪些代表未來的力量？或者，對于目的論的批判最終徹底消解了這些問題？
第三，還有少數細節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斟酌。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劉禾在分析《萬國公法》的翻譯問題時，特別提到了漢字“權”、“權利”與英文right之間的對譯問題，這是書中除了有關“夷”字的翻譯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衍指符號。劉禾指出“權-right”構成了一個衍指符號，這是有根據的。《萬國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條目中的right就被翻譯為“權”，但是，在《萬國公法》中，與“權”、“權利”發生對譯關系的英文詞并不只是right，還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這一點研究該書翻譯的學者王健指出過，我也曾對此做過一點分析。從這個角度看，“right-權”這個衍指符號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單純了，還得考慮“權”這一漢字的多義性在翻譯中的作用，以及這一多義性逐漸單面化的過程。只有在充分地說明了這個翻譯過程的多義性和復雜性之后，有關“right-權”的符號-意義系統才能被清晰地確立起來。鑒于“right-權”這一衍指符號在全書中的重要性，說明這一過程恐怕是必要的—顯然，這一符號-意義系統的確立不是通過《萬國公法》一本書的翻譯過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廣闊和深遠得多的社會過程和翻譯實踐。
載《讀書》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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