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的“級別類型”架構理論（39）

論道德的“級別類型”架構理論（39）　　

聽嬋釋禪　　

綱目提要：　　

        一、治國安邦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互相配合、互相補充過程。　　

二、道德的“級別類型”架構理論。　　

三、不同的社會制度具有不同的“公共道德”倡導價值取向。　　

四、對于傳統“公共道德”的“現代化”繼承和發揚光大問題。　　

一、治國安邦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互相配合、互相補充過程　　

所謂“道德”，就是人類、國家和民族，以及國家和民族統領下的政府、政黨、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和人民等共同“倡導、認可、約定而形成”的，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可以使其相對應人群獲得“和諧穩定共存共處”效果和利益的具有最基本“公共性和普適性”意義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簡稱叫：“道德”，全稱應該叫做：“公共道德”。是全體“公”眾，“共”同倡導、認可、約定的在人類生存、生活和社會發展等過程中所形成的共識，并在其相應人群里“普”遍“適”用的“思想理念”集合的“常規性文化或是文化現象”。 “道德”離開了人類的群體性“公共”活動，也就不成其為“道德”。一個獨居山野，不與任何人交住的人，是完全可以任性而為的不需要“道德”發揚和約束的人。但只要變成兩個人及以上，那就必然地要出現需要互相關照、相互幫助，共同維護生存等的“道德”。所以，“道德”是針對“人類整體”而言的； “道德”是針對各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道德”是針對各個國家內部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和其人民等的“人群集聚體”而言的。　　

道德是法律之母，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規章制度等都是“道德”所演化、演變、派生出來的“子孫后代”。法律是程序性、規范性、可操作性并需要強制力執行的“規范性道德”。所以，也有人把法律法規等叫做“硬道德”。“以德治國”，說的就是以“道德”治理國家，簡稱叫“德治”。也是通常人們常說的那種響應力和約束力不是很強的“軟道德”治理國家的“德治”。從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來看，其以儒家等的“三綱五常和忠孝仁義禮智信”等的基本“道德”治理“封建社會國家”的一些輝煌實踐，就是“以德治國”的成功典范。但必竟“以德治國”對人們“行為”的發揚力和約束力還是很“柔性軟性”的，且隨意選擇性很大，寬泛適用性很強，特別是長期以來的多元化縱橫交錯的“大道德、中道德、小道德，簡稱大道、中道、小道”魚目混珠，人們所遵循的“哪種哪類道德尺度”也不好把握和稱量等，住住就會出現“小道壓中道大道，中道壓大道”的“逆道”之倫。比如：用“普通法律法規政策”等的“中小級別的硬道德”壓迫欺凌玩弄國家根本大法“憲法”這個“大級別的硬道德”；用“收人錢財、替人消災，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等的封建和資本的行業、企業”等的“中小級別的軟道德或是叫職業道德”來壓迫欺凌玩弄人類、國家和民族稟承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等的“大級別的軟道德”，所以人們通常把其稱為“無道”。“軟硬道德”都不講的皇帝，往往被人罵做“無道昏君”。這也是古往今來的“公共道德”沒有進行嚴格的“級別類型”分類所形成的“逆道無道”之缺陷和弊端。　　

 也正是由于人類自身自私自利，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等的天性和生存生活等的需要和壓力，以及“道德”本身沒有那么大的響應力和約束力等原因，致使很多人不能響應“道德”的號召、發揮“道德”的影響力，忍受不了“道德”的約束力而破戒，這不僅損害了各個人群聚集體內遵守和發揚“道德”人們的利益，而且也破壞和抵消了整個人類、國家和民族等的“和諧穩定共存共處”和“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公共道德”規范力的“力道”。也正是鑒于這種軟性“公共道德”對保持和維護人類、國家和民族等“和諧穩定共存共處”局面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所以人類、各個國家和民族等才依據在“各種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所“倡導、認可、約定而形成”的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做為依據、標準、標桿、模型和藍本等去派生、演化、演變出來一種具有程序性、規范性、操作性并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去執行和兌現的更高一層次的硬性“公共道德”，我們把其簡稱之為“法律”，全稱包括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規章制度”等。可以這樣說，包括人類、國家和民族等宏觀層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所走的道路和路線、基本國策、治國方略、大政方針”，及其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規章制度”等都是人類、國家和民族在所實行的“各種不同社會制度”下所“倡導、認可、約定而形成”的最基本的軟性“公共道德”所派生、演化、演變出來的“硬性”衍生產品。于是又有了“依法治國”或是叫“法制”之說。儒家的“以德治國或是叫德治”與法家的“依法治國或是叫法治”，其實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互相配合、互相補充的過程。封建社會依據“三綱五常和忠孝仁義禮智信”等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制定的法律法規等數不勝數。即使一個家庭的子女不孝順父母，根據“孝義”這種家庭倫理“公共道德”所制定的法律法規都要對其子女進行很嚴格的法律刑罰制裁。至于不守綱紀，不“忠”于國家、朝廷、皇帝皇權等，根據“依德而出的法律”就更是殺頭之罪。很顯然，在各種社會制度下都是一樣的如此“法依德出”。有誰見過只講“德治”而不講“法制”和只講“法治”而不講“德治”的國家和民族。只不過是其由于歷史條件和社會制度的有所不同而各有所側重罷了。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循環和演變過程”的高度發達，因此也就演生、演變、演化出來了太多的利益主體和太多的經濟利益關系需要調整，所以也就依據“金錢至上、保護資本、保護剝削壓迫”等資本主義“公共道德”隨之派生、演化、演變出來了多如牛毛的“經濟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等的程序性、規范性、可操作性和強制力執行的“經濟法”來加以應對。而在封建主義社會，其“市場經濟”并不是很發達，需要調整的經濟利益關系和利益主體并不是很多，所以其“經濟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等東西也就用不著那樣的繁文縟節了。但并不是說你這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條文汗牛充棟了，也就必然地使你這個國家就“法制”了。是否“法制”的標準，還是要用人類的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去評判和檢驗。你頒布的法律再多，但都有是違背人類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準則的，都是維護少數即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的，你這法律不僅談不上什么“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的“道德和道德精神”，更離真正的“法制和法制精神”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對于“人治”一說，有人常把用“道德”治理國家這種相對的不規范化、不程序化、操作性和強制力不強和隨意性太大等說成是“人治”。其實，所有的成文法律法規政策等不要說其正確合理與否，就是“執行”這一條，又有哪個法律法規政策等可以離開了“人”的具體操作執行，就可以自動達到天下大治的。歸根到底，“法治”，其還不是“人”在“治”理的更規范程序一點、更好操作一點，不服氣可以用強制力執行的“人治”嗎。也就是說，不管是“德治”，還是“法治”，宏觀地講都是“人治”。更不要小瞧“軟公共道德”的“德治”的力量，很多國家的總統后選人即使是象有男女作風的“搞破鞋”的“小道”不道德，那也是當不成總統后選人的。某些全無治國安邦之才的無知無畏的主流精英，常常通過以反對所謂的“人治”做為借口，片面地強調所謂的“法治”來弱化“以道德治國和去道德化”，來為自己的“無德和無法無天”開脫，是必須要給予徹底批判的。　　

可以這樣說，任何社會和社會制度條件下都需要“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兩者的相輔相成的互相配合、互相補充。任何社會和社會制度下都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單一性質的 “德治或是法治”。一個不注重“以德治國”的國家和民族，必然地會迷失人類“和諧穩定共存共處”的根本，必然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道德危機、墜落和成為“無道之國”，其所制定的所有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等也就必然會因缺乏“公共道德”之母的喂養哺育而失去健康的體魄和機能，也必然地要迷失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不知所往，而只是一堆沒有根基隨風而倒的墻頭草，哪種即得利益的聲音更強勢其就要倒向哪方，在這種“多元化縱橫交錯的“大道、中道、小道”魚目混珠的“混亂公共道德體系”下，以“小道壓中道大道，以中道壓大道”的為維護即得利益集團利益而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的所謂“公共道德”，和在其指引下所制定出來的法律法規等，也必然是不能充分地反映和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公共道德和法律”，其終究也不是人類所真正需要的代表“文明進步”的主流“公共道德和法律”的聲音，因為法律之母的“公共道德”首先被“無道”了。所以，我們必須對人類的所有各層級的“公共道德”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級別類型”劃分和“好壞優劣”的鑒別，從“人類、國家和民族、國家內部的各行各業”等那浩如煙海的“公共道德”中找出哪些是人類終極追求的最基本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哪些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大道”基礎上演化、演變、派生出來具有本國本民族特點的“公共道德，也即中道”；哪些是各個國家內部各層級組織和其成員在“大道、中道”基礎上演化、演變、派生出來的具有本層級組織和行業特點的“公共道德或是叫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也即小道”。由此，也就為紛爭不休的“戰國時代”式的多元化縱橫交錯且“大道、中道、小道”魚目混珠的“公共道德”，象梁山好漢那樣排了坐次，制定了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先后次序和各種“公共道德”演化、演變、演生的前提條件。其必將為人類認清應該堅持或是拋棄“什么樣”的“公共道德”，并做到“小道服從中道大道，小道中道服從大道”之“人間正道”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道德的“級別類型”架構理論　　

“各個層級人群”各有各個層級人群共同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公共道德”，有大道、中道、小道與主流道德和非主流道德，及優劣好壞之分的不同的“級別類型”。按著“級別類型”劃分理論，聽嬋釋禪將“公共道德”劃分為三大類，也即：一是人類需要共同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 二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各自倡導并要求其國家和民族內部的所有各層級組織和其成員等需要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次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中道”。  三是國家和民族內部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和其成員需要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第三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小道”。各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可以形成兼容并蓄式“主流公共道德體系”或是“非主流公共道德體系”。但卻必須形成“小道服從中道大道，小道中道服從大道”之“人間正道”的承續發展規律和內在邏輯關系。　　

一是人類需要共同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也即是“整個人類”具有全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等共同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并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有如“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的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在社會主義社會，象“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這樣的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則是整個社會的“主流公共道德”。但在封建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其就是“非主流公共道德”。 國際公約和國際通行準則等，就是以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為依據派生、演化、演變而來的，是國際“公共道德”的規范性、可操作性等的“硬公共道德”的初級表現形式。當然，現實里的那些貨色，其中也不乏違背“公平、平等、民主”等公共道德，按照“盜也有道”的強盜邏輯制定出來的東西。　　

“大道”是人類需要共同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其關系到人類生存、生活、發展等的最根本性的主流文化價值取向。比如：人類“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生存、生活、發展等權力和義務；人類“公平正義”與“和平和諧地共存共處”等的權力和義務；人類共同應對環境惡化、資源耗費等的權力和義務等，都是人類之“大道”。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精華和精神，無疑就是“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大道。毛澤東倡導并實踐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載體形式，其做為社會財富分配的具體實現方式，就是最能體現經濟政治文化對全體社會成員都呈現出“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大道”性社會制度。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即體現了的“人人享有行使由“民”做“主”也即“當家做主”的相對均衡均等的政治權力，又體現了其社會財富分配相對均等均衡化的“按勞分配和以公權力分配”的經濟權力。而這正是“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最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最高級別類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共道德”的根本內容。 比如：社會主義“公共道德”中的一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和根據這種“公共道德”所制定的《婚姻法》等，就把幾千年“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妻妾成群”等的封建主義“公共道德”給摧毀了。這就是“道德”不可戰勝的神奇而巨大的沖天偉力。不過，資改派們通過“金錢至上的把包括人、權力等在內的天下所有的人和物都商品化的等價交換”的資本主義“公共道德”，又把“多妻制或是多夫制”的倫理道德給變象地演化派生回來了。　　

有人說，毛澤東總結的“造反有理”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的精髓。這話也是很有道理的。“造反”，即有“戰爭暴力的流血式”與“改革改良的和平演變式”之分，也有從上至下與從下至上的暴力或是和平式之區別。 但都是把一種社會根本制度“改造改革”成為另一種社會根本制度；或是把某些方面維護這部分人利益的具體社會制度體系“改造改革”成為維護另一部分利益的具體社會制度體系；或是“改造改革”成為維護整個人類與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制度體系等的改“造”成為其“反”面的“造反”。 “造反有理”，即是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等最具“普世價值”意義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手段和工具，也是追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獨享邪惡、貧富分化、獨裁自主、剝削壓迫有理、大私無公、金錢至上”等的最具“普世價值”意義的“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的手段和工具。毛澤東主席領導人民通過“暴力流血”式的革命性“改造改革”或是叫“造反有理”推翻了封建主義、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了“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資改派卻通過“和平演變”式的“改造改革”或是叫“造反有理”過渡回資本主義、封建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雖然不同，但其“造反有理”的實質和性質又有什么不同呢？社改派“造”了資改派的“反”，反過來資改派又“造”了社改派的“反”。沒有這個“造反有理”的這個手段和工具，還真就很難各達其所要“發揚光大、遵循遵守”各自主義的“大道”呢！現在真社會主義者們能否通過“和平演變”式的“改造改革”或是叫“造反有理”過渡回你那理想的社會主義，還真是需要一番較量和本事呢！　　

二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各自要求其國家和民族內部的所有組織和個人等需要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次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中道。 也即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在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最基本“公共道德”基礎上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本國和本民族特點的基本“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中道”是各個國家根據本國的民族道德傳統和所處的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所“倡導、約定而形成”的服務本國并影響他國和民族的“公共道德”。而象“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大道，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理所當然”的“主流公共道德”。也即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的這些“中道和大道”是同一樣的“公共道德”。而象“獨享邪惡、貧富分化、獨裁自主、剝削壓迫有理、金錢至上”等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大道，也會成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或是封建資本主義“理所當然”的“主流公共道德，也即中道。當然，還有諸如“公正、效率、全局、科技、開放、發展、規劃、計劃、公共、公益、協調、和諧、穩定”等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理所當然”的“主流公共道德，也即中道”。但在“資本主義和封建資本主義”國家里，可就不一定都講這些“公共道德”了，即使講，也很可能把其做為“非主流中道”來講。但在“社會資本主義”國家里，對這些“中道”還是大多數要講的。比如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講“全局性、和諧性、穩定性、科學發展性、規劃計劃性、科技效率性”等，就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至少中央政府會很不高興的。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國家里，講不講這些可能就不是很大的事。　　

三是國家和民族內部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和其成員需要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第三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也即小道。也即各個國家內部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和其成員在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最基本“公共道德”和具有本國和本民族特點的基本“公共道德”兩者的基礎上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本層級組織特點”的“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比如：政府公共職能道德，行業公共職業道德，企業公共職業道德，家庭公共倫理道德等。可以說，即使連邪門歪道的“盜竊”行業，也還有個“盜也有道”的適用其“盜竊”行業人群，并由其行業組織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本盜竊行業特點”的“公共道德，也即小道”的行為規范和準則。而其之所被稱為“邪門歪道”，就是因為其“小道”違反了人類和國家“最基本和基本”的公共道德的“大道和中道”。　　

政府（指包括行使所有國家公權力的在中國就是黨政軍人大政協司法等所有有管理國家職能的大政府），雖然掌握了國家的大多數公權力，但就對一個國家而言，其必竟也僅僅是一個層級相對較高并與一個國家總人口相比所占人員比例并不是很多的其中之一的層級組織系統或是行業。其與企業、家庭等層級組織在一個國家所占的人口比例相比更是小得多。但在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時代，其對執政共產黨及其政府的“公共道德”所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社會主義特點的最基本的“行業或是職業道德”，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主流公共道德”。而資改派為政府官僚們所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具有資本主義或是封建資本主義特點的最基本的“行業或是職業道德”，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幣’服務或是全心全意為資本家和地主服務”的最高行為規范和準則，或是“主流公共道德”。在資本主義國家，其為政府提出的“職業公共道德”就是：“為納稅人服務”的最高行為規范和準則，或是“主流公共道德”。也就是說，納稅人一般是資本家和有錢人，那些納不了稅的窮人和納稅很少的普通勞動者則一般不在其政府服務之列，只能到一邊涼快去。這很顯然是赤裸裸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府。當然，對于有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和以天下為已任的想為天下人謀福利謀幸福的“共產黨”來說，其本身的“職業公共道德”就要比任何其它層級組織“規定”得高很多，除了毛澤東給定義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性“最高級別類型”的“職業道德”外，那“最高級別類型”的有如“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先天下人之憂而先憂、后天下人之樂而后樂”等的“公共道德”算在其“職業道德”之中也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當然，還有很多“高尚”的“公共道德”也要列入其“職業道德”之中的。　　

也就是說，“公共道德”也是“分層級、主流和非主流、及好壞優劣”之分的。但各層級、主流和非主流、和各好壞優劣的“公共道德”是客觀存在的，關鍵是人類、各個國家和民族、國家內部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家庭等各層級組織等想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什么樣”的“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歸根到底，對于人類、國家和民族、國家內部各層級組織等的所有“公共道德”來說，就必須要發揚光大、遵循和遵守：“小道服從中道大道，小道中道服從大道”的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公共道德”這種發展規律和內在邏輯。否則，就只能出現以追求企業（律所）和個人（律師）利潤最大化企業行為的黑律師用其本行業的“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的“職業道德”或是“行規幫規”的“小道”壓迫欺凌玩弄“法律法規政策”等的“公共道德”的“中道”， 壓迫欺凌玩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等的人類最基本的“公共道德”的“大道”。而中國目前的所謂律師制度，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形式上是“半個”資本主義訴訟代理制度，實質上還是封建老一套的“收人錢財，替人消災”和“律所門朝南開，有理沒錢沒權別進來”的“資形封質”雜交而生出的怪胎。也即其是戴著資本主義用金錢鑲嵌并只能花費足夠的金錢才能請得動的所謂的維護“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等的法治精神高帽，而實質上卻是一個只具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行為”并與其它任何私有制企業沒有任何區別的封建私有制小作坊而已，還奢談什么維護法治精神和法治正義，不給錢看看還有積極性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嗎？ 既然主流精英不是要學習西方法律訴訟制度模式嗎？要學那就學徹底點，就再弄一個“陪審團”制度出來，正好來個“法院、陪審團、律師”的三權相互制衡，反正大家有都是工夫，要玩就玩的規范些，上點檔次，省得黑律師們上下其手，搞的司法界烏煙瘴氣的。當然，在資本主義“金錢開道”的法律訴訟模式下，就是再處加上一個“陪審團”，也不見得就能多多少“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因為有錢人是完全可以進一步把所有“陪審團”全部用錢收買下來的，那些打著“民主”旗號搞的所謂的評委會等又有幾個是干凈的，就是最好的實證。由此可見，在中國其司法潔凈之路還有多么慢長的路要走啊！但“有”，總比現在這種“兩個和尚”抬水吃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各得其錢”的伸手不見五指好得多。　　

三、不同的社會制度具有不同的“公共道德”倡導價值取向　　

對于“不同的社會制度”而言，也決定了人類、國家和民族等將會必然地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什么樣”的“公共道德”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也即代表不同階級和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政府、政黨、行業、企業等社會各層級組織”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對“公共道德”，也即對“大道、中道、小道”的倡導、認可、約定是很不相同的。　　

一是在“封建主義”社會里，由于盛行的是保護統治階級和地主剝削階級利益的“官本位”主流文化，也就決定了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皇族和朝廷”，必然地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忠教仁義禮智信等的最基本“公共道德”的行為準則和規范。 而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又把這種最基本的“公共道德”通過不同的具體演變、演化方式，轉化成國家和民族的大道，轉變成朝廷、皇族、行業、地主莊園等的職業公共道德，派生出家庭的倫理公共道德。使各方面都有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公共道德”行為規范和準則，并形成完整的“多層級的公共道德體系”。其依據這些“公共道德”所制定的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等咱先不說其正確合理與否，就這“以德治國”的分門別類、詳細認真勁的“體系化”過程，你就不能不服人家的治國安邦的真功夫、真高手。　　

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盛行的是保護“資本和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的利益的“金本位”主流文化，也就決定了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資本家和政府”，必然地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資本統治下的“金錢至上、大私無公、剝削壓迫合理”等的最基本“公共道德”的行為準則和規范。資本主義的道德是“金錢至上、為富不仁、大私無公、剝削壓迫有理”等，是維護資本剝削和壓迫的“公共道德”。而由些類“公共道德”派生演化演變出來的法律法規等就只能是保護剝削階級和資本家的利益，而一個充滿了保護資本剝削和壓迫的法律法規等又如何能體現“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最基本的“大道”呢？其實，資本主義社會也講所謂的“平等民主”，但那是“有錢才能做主”的“錢主”，是在有錢人那個階層才有“平等”；也講所謂的“公平正義”，但一個存在“資本剝削壓迫合理”的制度下又哪來的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正義”；也講所謂的“自由人權”，但對勞苦大眾的生存權、就業權、保障權等卻不是很講，講的只是少數人的絕對自由人權，并依此為非作歹，講的是這些壞人即使犯了法有了罪，還要打著“自由人權”的旗號，對其進行百般呵護得比誰都舒舒服服的。這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大講“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剝削壓迫合理；另一方面又大談所謂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沒有什么“具體實現方式”的虛偽性、欺騙性和危害性。而毛澤東時代是有“公有制”這種實現“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的具體實現方式的。　　

社會主義社會為“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人類“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賦予了保護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并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全新內涵。也就是說，東西是好東西，就看你把他裝上什么樣的內涵，就看你用什么標準，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去說話。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不能因為資產階級用了這些裝滿“維護和保護少數人利益”的這些已被糟蹋到家了的“名詞”，就拋棄不用這些名詞了，關鍵是看社會主義者把他們賦予以什么樣內涵，以什么為評判和檢驗的標準。也就是說，批判資產階級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就要批判其內核、內容和實質，批判其是給“什么人”以這種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我們不能在批判的過程中將“嬰兒和污水”一同倒掉。若如此那是會讓資產階級笑掉大牙的。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絕不是“唯我獨尊”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國家和民族的“虛無主義、唯心主義者”。　　

三是在“封建資本主義或是叫官僚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盛行的是保護“官僚、資本家、資本和官商勾結”等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利益的“官本位和金本位”雜交而形成的主流文化怪胎，也就決定了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資本家、官僚、政黨和政府”，必然地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官僚和資本”統治下的“三綱五常”、忠教仁義禮智信和“金錢至上、大私無公、剝削壓迫有理”等的最基本“公共道德”的行為準則和規范。　　

四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盛行的是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人本位”的主流文化，也就決定了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民和政府”，必然地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人民當家作主”，也即“以人為本”條件下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等的最基本“公共道德”的行為準則和規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精華和精神，就是“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的這種即具有“普世價值”的公共道德，也是社會主義的“人本位”的主流文化，更是“人類”所追求的具有終極意義的最高級別類型“大道”。社會主義的這些廣泛發揚遵循的“公共道德”，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壓迫和資本土地剝削的社會制度下，只處于一種理想的或是萌芽的狀態，在“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才開始了真正地處于生長和發育狀態，但與社會主義社會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公共道德”的廣泛普世性、普適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來比，卻還是有天壤之別的。　　

五是在“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盛行的是即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也保護“資本和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的利益的“人本位和金本位”雜交矛盾的主流文化，也就決定了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人民、資本家、政黨和政府”等不同方向力道的博弈和各自所倡導的“公共道德”的沖突激蕩，也就必然地要倡導、認可、約定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即講“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等社會主義最基本“公共道德”，也時刻不忘發揚“金錢至上、大私無公、人不為已、天誅地滅、剝削壓迫有理”等資本主義的最基本“公共道德”的行為準則和規范。  　　

以上談的是“最高級別類型”的封建主義文化、封建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的各種社會制度下的“公共道德”問題。而對于“次級別類型”的愛國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文化、英雄主義文化、科技主義文化、理想主義文化、實用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教條主義、賣國主義文化、環保主義文化等的各種“文化思想潮流形態”和其信仰信奉者而言，其也有各自“主義”下所形成的被其信仰信奉者共同“倡導、認可、約定而形成”的，并需要“自覺或是強制性”發揚光大、遵循遵守的可以使其相對應人群獲得“和諧穩定共存共處”效果和利益的具有最基本“公共性和普適性”意義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的“公共道德”。這種“次級別類型”的各“主義”旗幟下所形成“公共道德”與“最高級別類型”的各“主義”旗幟下所形成的“公共道德”之間與文化級別架構理論所闡述的道理一樣，都是可以起到或是添磚加瓦、豐富完善，或是起到拆臺破壞、摧殘推翻的作用。而“貓論、摸論、唯生產力論、不爭論”等所犯的毛病，都是用“實用主義、現實主義、教條主義”等的“次級別類型”的文化思想潮流條件下所形成的“次級別類型和第三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來指導“最高級別類型”的公共道德的以“小道中道壓迫欺凌玩弄大道”的“逆道”之倫。因為沒有道理，或是爭論不過，所以就“不爭論”；因為要回避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所以只講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的“唯生產力論”的“生產力標準”，等等。但造成的后遺癥則是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修復的。這就是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事業，必將帶來許多危害的問題。　　

四、對于傳統“公共道德”的“現代化”繼承和發揚光大問題　　

盡管各種“不同”社會制度條件下所“倡導、約定而形成”的“公共道德”的精髓、精華和精神是可以通過適應新的社會制度的“現代化”過程加以繼承并發揚光大的，但其所能承繼的是原來社會制度的“主流道德”，還是“非主流道德”就說不準了。比如，在封建社會雖然也在畸角旮旯里講講“公平正義、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的大道，但這些“公共道德”卻從來不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主流公共道德”。他們只是少數俠義俠客之士身上流淌的血。只有毛澤東時代才把其上升為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通透并融會貫通于“大道、中道、小道”的“主流公共道德”。因此，對傳統公共道德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繼承和發揚光大，還要首先進行“去粗取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認真梳理，分清各社會制度條件下公共道德的“各級別類型”，主流與非主流，特別是“好壞優劣”。分清哪些是完全不能用于現代社會制度的公共道德；哪些是經過“改造和現代化”過程可以用的公共道德；哪些是不用改造和現代化過程就可以直接拿過來用的公共道德等，并通過“大道、中道、小道”地整理和“體系化”過程，使其成為人類、國家和民族、國家內部的各行各業乃至家庭及其成員等“倡導、賦予”的符合其當下社會制度的最基本“公共道德或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等。并依據這些“文明進步”的公共道德“制定和修改”各種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規章制度，使各種“軟性”的公共道德真正地“硬”起來。從而實現“德治與法治”的有機相互配合和相互補充，發揮其“治國安邦、富裕人民，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綜合社會效益和效果。儒家所倡導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基本公共道德，其無疑都是有合理內核并經過“現代化”后可以為現代社會的“公共道德體系”建設服務的。比如：人民“忠”于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祖國，黨員“忠”誠于自己的組織，員工“忠”于職守，丈夫妻子“忠”于自己的家庭，子女“孝”順自己的父母，同志間互相尊敬、愛護，公仆對人民講仁愛、講義禮、講信諾、講誠信、講啟蒙發智等等這都沒有什么不好。而西方發達的“社會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其滲入了太多的社會主義“公共道德”的內核，其所提倡的“最高級類型”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公共道德，也有其符合社會主義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合理內容，也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吸收的。比如：其建立健全的保障和保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體系”等都是“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在這方面所體現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我們又有什么不可以學習和吸收的呢！　　

總之，對于社會主義各級別類型“社會公共道德體系”的建立和健全來說，一個最基本、最首要的評判和檢驗標準：就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做為最終的評判和檢驗標準。任何不符合這一根本評判和檢驗標準的為少數人謀利益謀福利的所謂“社會公共道德體系”建設，以及依據這些“法律之母”所制定修改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和規章制度等，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的。而這里所說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那就是保障和維護一個國家和民族里的每一個人“衣食住行用”的基本“生存權”；可以滿足每一個人保持生命延續和再生產勞動能力的基本“就業收入權”；可以滿足每一個人的基本“生老病死和受教育”的“社會福利保障權”等等。而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的這些“根本利益”獲得了根本的保障和維護，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公共道德”的提升才真正地有了保障并為其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201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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