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裝自由派的法西斯本質
——2009年，元旦題記
大慶油田 胡志越
2008歲尾，展開了鬧劇一般的“憲章簽名”，當代中國的幾個機會主義分子（諸如：劉曉波、余杰之流）慷慨陳詞，為利益集團做如是說：“二十世紀后期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
面對他們的簽名文本，我忽然發覺錯亂的思維也可以帶來錯亂之美。錯亂的邏輯猶如帶褶皺的衣服，通過自我安慰的熨斗進行熨燙，又可帶幾分華麗、帶幾分嬌媚、帶幾份虛榮來裝點世界。或許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證據來說明什么，用自我安慰的熨斗可以撫平世界。真理是什么呀？是符合事實嗎？那神安在？撇開神而追求神圣——于是，所謂的“真理”就變成了“血統、世襲、裙帶”的招牌。但是，有人需要這面招牌并且在這個招牌下掛一個巨大的幌子——叫做“憲政改革”。恨不能立即將現行憲法修改成為：“瘋狂攫取全民財產有理、瘋狂攫取全民財產有功、瘋狂攫取全民財產光榮！攫取了、還要攫取！”等等；如此這般，只有通過憲政的肯定，方可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利益集團方可在憲政的大旗之下，從事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方向的偉大事業。
真理是神圣的安排，憲政是階級的安排。兩個政治上的不同術語，在中國竟然神奇地捆綁到了一起，以顯示利益集團的主張帶有絕對的正統性、法理性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那么，什么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否可以凌駕于真理之上？它是巨大無比的經過熨燙的而沒有褶皺的衣服嗎?人們發現并毫不介意地以為：那不過是“破床單”，不值錢。誰能擔保“破床單”不值錢？“破床單”寫成的標語都可以做“唯一標準”的化身，最后竟然成了法理性的標志。
一、2008“憲章簽名”的主旨及其中國面臨的選擇
2008“憲章簽名”的主旨：①充分肯定30年來所出現的利益集團瘋狂攫取人民財產的巨大歷史過程，并稱其為 “歷史的進步”；②要求廢黜自新民主主義勝利以來所建立的現行憲法體系，同時，要求建立適應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歷史局面下的憲法體制，保障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所得；③模糊人權的核心內涵——財產權，主張利益集團之間“共和”或“共治”；美其名曰：“大家共治，和平共生”，也就是利益集團之間“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等等。這一簽名運動，充分彰現了既得利益集團所極力推行的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戰略圖謀——即：在物權法違憲之后，全面廢黜現行憲法體系。
“民間財富”指的是什么呢？“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指的又是什么？“民間財富得到部分恢復”指的是幾代中國人民節衣縮食而積累起來的最優良財產被無情瓜分？諸如：石油石化工業、鋼鐵工業、煤炭工業、四大國有銀行等等優良產業被無情的官僚私有化——可這些財產大多數是在早期社會主義時期，通過全民壓縮基本消費而積累的——官僚的私有化，應當經過全民公決才符合現行憲法的精神。違法者，應該接受歷史的安排——才能體現正義與公理。
那么，“民間財富得到部分恢復”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指山西黑磚窯那樣的具有奴隸制性質的“民間財富”得到恢復？或是指“溫州炒房團”般的投機倒把性質的“民間財富”得到恢復？還是指1980年代以來，“官宦子弟兵”深圳“淘金”所極力推行的官僚與資本相勾結而“創造”的將工人階級劃分為三六九等的“農民工模式”、被政治人物刻意神圣化的“手工業作坊模式”并在美國金融危機之下而不堪一擊的“民間財富”？“民間財富”的主體是誰？令人難以揣度——但卻不容回避；創造“財富奇跡”的手段靠什么？是權錢的交易？還是勤奮的勞動？面對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的國營企業在哪里？當年的鄉鎮企業在哪里？利益集團的歷史詭辯，掩飾不了巨大而優良的人民財產人間蒸發的殘酷現實。
不僅如此，劉曉波提出：“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人權的保障就是“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等等。劉曉波之流回避財產權，而又妄言人權——不僅不懂現代社會的基本政治原理，同時缺乏人類普遍具有的道德操守。
面對劉曉波，我們要問：人權的核心是什么？難道不是財產權嗎？正是因為財產權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權才高于法權。沒有財產權的所謂人權是“豬權”？還是“狗權”？建國以來的優良全民財產是幾代中國人民節衣縮食所創造的，是不應該被無情瓜分的。近30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否存在瘋狂攫取全民財產的過程與罪惡的結果？如果有，是否違反現行憲法？違反現行憲法，難道不需要歷史的清算并企望通過“改旗易幟”而逃避歷史的最終審判嗎？不僅如此，為瘋狂攫取巨額人民財產的利益集團的非法所得而硬性的推翻現行憲法體系，然后構建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憲政體制”——那么，正義與公理安在？
財產占有與分配的經濟制度是一定社會的基本民主制度且必定是其整個民主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是人類社會民主制度體系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嚴格說，財產權是階級社會的固有屬性，是階級社會的一種制度安排；對此，洛克認為：“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主權者的權力絕不容許擴張到公眾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須保障每個人的財產。”對于現代社會，共和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國家權力是公有物,擔負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共和主義強調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與中立性，即政府必須為所有人的利益服務，而不能只為少數當權者的利益服務。
反觀30年來，劉曉波之流猶如罵街的潑婦，毫無廉恥地用自虐的辦法來炫耀自己的彪悍。1989年，劉曉波高喊“中國殖民三百年”，2001年，劉曉波高喊“國營工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獲得了好處，改革應該讓他們下崗”。如此臭名昭著之人竟然也能幻化成為當代中國“憲政改革”的“偉大旗手”——的確是嚴重的歷史玩笑。同時表明，慫恿劉曉波之流于2008年急不可耐跳出來的利益集團不會有任何歷史的首創精神——相反，他們自身的言行表征了這些利益集團在本質上的極端腐朽性。人們不禁要問：世界上，哪個國家為了不義之財而進行“憲政革命”的？就既得利益集團的財產而言——由于他們的財產來路不明，終究會引發歷史的清算；這個清算時刻的到來，將不以任何利益集團的意志為轉移；一個大有希望的民族，一定會進行最終的歷史清算。
2003年，俄羅斯石油大亨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尤科斯石油公司受到追繳稅款的打擊，稅款額達280億美元。2005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被俄羅斯政府拆散，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政府指控進行欺詐和偷稅——霍多爾科夫斯基是俄羅斯原尤科斯公司CEO，擁有尤科斯石油公司36.3%的股份，約70億美元。蘇聯解體后，霍多爾科夫斯基靠倒賣假酒、牛仔服和計算機起家。1991年，他創辦俄羅斯第一家投資銀行——梅納捷普。1995年，他的投資銀行以3.5億美元買下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份。兩年后，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市值達90億美元。2003年位居俄羅斯第二位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司與俄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合并，成為俄羅斯第一、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短短10多年間，霍多爾科夫斯基成為富可敵國的首富。然而，俄羅斯通過對官僚資產階級的歷史清算，將以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為代表的“爆發戶”扔入了大獄，實現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轉型，復興的俄羅斯告訴世界：“欠了我的給我補回來，偷了我的給我交出來”——天經地義，正確無比！
未來的中國，將有一個以持續整頓微觀經濟領域財產權的歷史清算時期，存在著將國有大型壟斷企業的資本家打入大獄的過程，最終完成有關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戰略轉型；還中國人民以正義、公理；還世界以雷奔馳電的中華文明的歷史榮光。同時，任何關乎未來中國的憲政改革——其正確的方向依然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這才是現代化的中國所應當選擇的正確道路。若違背這個歷史潮流，當代中國將面臨更加嚴重的、你死我活的關乎財產占有與分配的階級斗爭。
二、既得利益集團戰略企望及“憲章簽名”的歷史動因
2006年，本人拙作《解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中國人民再造“憲政上帝”？》一文中曾概括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三大歷史戰略步驟：其一、解構早期社會主義工業制度體系：1980年代，微觀經濟領域廢黜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廢黜鞍綱憲法和石油工業崗位責任制、廠長責任制個人集權凌駕于黨委會與職工代表大會之上——黨內民主制度遭到損毀，企業內部經營承包制導致人民財產被不法利益群體所攫取，社會主義公有制遭到歷史性的重大挫折。為私有化而廢黜中共黨內及其微觀經濟領域的基本民主制度是1978年以后的重大戰略失誤。其二、全面廢黜社會主義公有制：1990年代，發生國有大中型企業股份制改造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系列重大歷史轉變，究其實質：是既得利益官僚體持續圍繞生產資料公有制所引發的具有官僚與資本相勾結性質的“私有化革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效益提高，可通過微觀經濟領域的工藝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設以及生產指數的提高而加以實現；不必通過變更財產的占有與分配制度（也就是所有制形式）而實現其效益之提高。至1999年，石油、石化、鋼鐵、煤炭、電力等當代中國最優良產業紛紛私有化。其三、利益集團要求構建適應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上層建筑領域：新世紀初，既得利益官僚體挾政治、經濟的豐碩成果，輪起憲政大棒向執政黨與中央政府發難，標志性的事件——①《物權法》草案的公然出臺，企圖將官僚與資本相勾結而攫取的巨大人民財產合法化；②受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控制的中國核心產業的中油股份獨立董事之一的吳敬漣要求中央政府放棄工業管制。③2005年，中國經濟學人再次掀起反對政府管制的波瀾。
財產權不僅是經濟自由之源，也是政治自由之根。當代中國和諧與發展的所不容回避的問題——依然是如何維護現行憲法的有效性問題：20世紀初葉，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是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被動員起來的工農大眾所得到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人的解放”兩大政治承諾。一大《中國共產黨綱領》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莊嚴的歷史承諾下，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新道德體系；建國后，中共兌現了莊嚴歷史承諾并以建設社會主義得的名義，壓縮個人消費，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1978年以來，中共背棄了所秉持的有關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歷史承諾，代之以“改善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的承諾，全面廢黜生產資料公有制，完成了具有官僚私有化性質的社會改造——然而，人民生活卻沒有得到改善。
政治、經濟解構主義者在微觀經濟領域極力推行“廠長責任制”，廢黜鞍鋼憲法、廢黜崗位責任制、限制與實際廢黜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諸多權利與功能、否定早期大規模工業化有關微觀經濟領域產業化道路的“五·七”發展模式等等；極端少數人背棄1921年中共一大至中共十二大以來有關財產權問題上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歷史承諾，強力突破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制約，實現了瓜分龐大且優良的全民財產之目的。
20世紀90年代，利益集團通過“關、停、并、轉”的產業政策來消除所謂過剩的產能，其目的是推行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私有化，導致了大量國營企業破產，職工下崗，適齡青年無法就業，引發民眾的極端不滿并爆發持續的工潮；利益集團在微觀經濟領域大搞個人集權，構建符合利益集團根本利益的干部任用制度、財會制度、物流制度；他們持續侵蝕執政黨的肌體，瘋狂攫取優良國家財產與人民財產。利益集團背棄執政黨有關改善人民生活的莊嚴歷史承諾，同時，他們以犧牲工農階級的根本利益作為前提條件，通過壓縮工農階級的基本生活消費，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土地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仇視工農階級的政策，對外則聲稱“廉價勞動力之邦”——如此喪失人性的經濟集團，如何引領當代中國的“憲政革命”？
此發展戰略引發了有關當代中國財產權問題上日益激烈的階級斗爭及其工農階級的道德背離傾向，造成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失誤。2003年，聯合國人權委員考察中國數據：中國的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2%，人均教育開支低于非洲窮國烏干達。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價持續攀升，房價收入比遠高于世界銀行的5∶1；國家統計局數據：如剔除經濟適用房因素， 2003年，北京房價收入比達16倍，深圳房價收入比達12倍——實際數據遠高于此。持續高房價使得“小康生活”的政治承諾成為泡影。2008年，奶業普遍存在的“毒奶粉”事件，將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治承諾擊得粉碎——此經濟增長模式對中國人民而言是否具有現實意義？這樣的發展是否具有法理性？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一切存在者，都能夠從他們自己的種類中，創造出較為優秀的來；你愿為大潮中的退潮么？寧可返回禽獸而不愿意超越人類嗎？”任何物種的進化都要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該物種才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發展前途。鳥類和哺乳動物克服了爬行動物的消極特征，保留了其積極因素，增加了恒定的體溫、發達的大腦和完善的生殖方式等新特征，因而更能適應環境——為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扭轉被動的局面，中共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承諾中國人民在薪酬、福利、社會保障和財產權等問題上共享現代化的文明成果——這是中共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間里，首次對中國人民做出有關財產權問題上的情感讓渡；中國走上了總體戰略轉型之路——雖然戰略框架模糊，終要痛苦地催生新制度體系。
在此局面之下，瘋狂的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發展向度,開始遭到憲法體制的制約，利益集團產生了嚴重的挫折感——故此,廢黜憲法,以求得利益集團非法所得的合法化；這就是所謂“憲章簽名”的真實歷史動因。本質上，“憲章簽名”運動是既得利益集團企圖擺脫現行憲法體制的制約、防止歷史清算局面的發生、自我政變以求得與執政黨“共和”等等戰略企圖的具體表現。利益集團的最高行動綱領就是：憲政政變。
三、令人警覺的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大地游蕩
1989年以后，漂流海外的某些政治力量與國內利益集團相勾結，他們站在大洋彼岸高聲喊和：“有恒產者，有恒心；財產歸我知識精英所有，給工農以話語權與吃飯的權利”；——標志著國內利益集團與海內外某些知識精英集團相勾結企圖將當代中國拉向法西斯化的發展道路。
關于民主的最終目的，我們愿意引征希特勒在沒有上臺以前對萊因地方金融資本家說的話：“你們實業家愿意維持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是一個貴族的原則；但你們還沒有立意反對民主。不要弄錯，如果你們不毀滅民主的話，那么民主就會毀滅你們的財產，因為政治平等的必然后果就是經濟平等，而經濟平等這一原則已經征服全球的六分之一，而且還在不斷擴大。你們必須給我權利，因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希特勒對民主說出了非常關鍵的問題——民主的目的。即：
①私有財產——貴族原則——利益分配不平等；
②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經濟平等。
民主與社會財富的分配關系由德意志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提出，的確是十分嚴重的歷史悲劇。就法國大革命而言，它不僅是爭取政治上的民主，同時，它擔負著解放農奴的重要歷史使命：農奴制取消了，昔日的農奴變成了得到土地的自耕農。在這種情況下，保衛法國就是保衛自己的財產，拿破侖在這個物質基礎上創造著自己的神話——最終迫使當時的歐洲開始完成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1808年自上而下的普魯士革命就是法國大革命催生的民主運動。1789年，法國爆發大革命時，德意志境內三百六十多個邦國。自給自足的農業是經濟的主體伴有少量城市經濟發育。普魯士土地貴族改變坐收地租的傳統，商農并舉，大規模從事手工業品和糧食貿易，逐漸向農業企業家轉變。土地貴族的子弟成為文官集團和武官集團的基礎，最終控制了政府和軍隊。于是，普魯士三代君主（1640～1786年）先后打敗瑞典、波蘭，奪取對農業貿易至關重要的河流航道和出海口，在此過程中逐漸具備了中央集權、理性官僚制度和嚴格的軍事制度——這是貴族統治的普魯士。
然而，代表平民與農奴根本利益的法國大革命釋放了法蘭西民族最偉大的力量。1805年，德意志2/3邦國被法國占領和控制。1806年，拿破侖軍隊擊敗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普魯士屈服于法國，一半領土和一半人口被劃出了普魯士。于是，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結束小農經濟，全力發展工商業——成為德意志各邦國的共識，改革以普魯士作為典范，從上到下并遍及各邦國。1807年，土地交易自由化。廢止人身隸屬關系，貿易和就業自由。1808年，普魯士頒布《城市管理條例》賦予各城市自治權：城市議會自由選舉，議會決定城市的稅務、警察和公共事業。1810年，頒布《工商敕令》，廢除行會壟斷與特權，人人有權經營工商業。如上的系列改革為德意志民族的復興奠定了物質上的基礎——法國大革命的烈火導致了普魯士貴族階級進行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由此觀之，法國大革命與普魯士革命的核心內容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德國的民主革命不僅帶有德意志民族對法國大革命的理性思考，在社會財富的問題上——封建貴族所主宰的社會政治力量搖擺于對平民階層所做出的有限讓度并伴之以如何保護貴族巨大利益等一系列的矛盾心理；封建貴族情結使得德意志民族矛盾于既要堅定地走現代化的道路，又要維系貴族階級的根本利益。如此，德國不僅無法復制法國大革命的偉大平民精神。相反，貴族們在財產占有與分配問題上的“擠牙膏”方式的民主改革，最終導致德國走向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竊國的根源所在。德國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涌現出來的法西斯主義，使得貴族階級有關維護財產權的歷史訴求成為決定國家歷史發展的重要參考質變，導致了德意志民族的總體歷史悲劇。
由是，從中我們可以細細地品味法西斯主義者的本質：貴族們——“必須給我權利，因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法西斯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復仇心理，導致德意志民族的巨大歷史傷痛所產生的對民主的特殊理解，使得我們能夠精確把握劉曉波之流的貴族思想得發展脈絡與法西斯主義在本質上的一致性。
結束語
現代化產生不穩定性，追求現代化訴求的中國，在客觀上需要在不同社會力量的激烈沖突之中構建社會普遍接受的且具有現代性的道德認同體系；而快速終結官僚與資本相勾結的歷史局面，建設權力相制衡的政治制度、公平正義的有關財產占有與分配的經濟制度、個體自由發展的人文制度——是大國崛起的標志。其中：財產制度是執政黨進行歷史清算而重新構筑新道德體系的基石——財產權是經濟自由之源，財產權是政治自由之根。當代中國的人權問題，依然體現在如何恪守與維護現行憲法的有效性，建立新時期維護憲法的政治架構、經濟架構和組織保障體系，使得違反現行憲法的行為能夠得到歷史應有的審判。維護憲法而非廢黜憲法——是歷史正確的選擇。
一個制造虛假歷史觀的民族，注定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一個對外聲稱“廉價勞動力之邦”的國家必定是奴隸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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