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這一轉變，對近30年來引導全黨全國聚精會神集中力量搞經濟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由此在社會上也產生一種看法，認為共和國的后30年才重視經濟建設，不搞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前30年則一味只搞階級斗爭，忽視了經濟建設，搞得中國落后封閉。這種看法不盡符合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實際。
1.對國內主要矛盾認識的分歧
任務的提出與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有關。社會主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后，國內矛盾轉變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是得到了全黨的共識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了一些曲折。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國內主要矛盾已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由解放生產力轉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即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但在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重新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他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發展和強化了這一觀點。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路線的重要依據。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導致了十年動亂的嚴重錯誤。
2.前30年不是只搞階級斗爭，不重視經濟建設
盡管共和國前段發生過過分夸大和擴大階級斗爭的曲折，但是不能認為前30年毛澤東和我們黨只著重搞階級斗爭，而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熟悉生產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早已提出一個政黨的先進性在于是否通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的革新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革命戰爭時期，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經濟工作，以保證戰爭供給。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轉向生產建設。國民經濟恢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抓對資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與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其缺點是因求快過急，犯了主觀冒進、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這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調整經濟，得到糾正。盡管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斗爭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澤東還是指出要分開工作問題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妨礙了工作（包括經濟工作），階級斗爭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所以雖然重新強調階級斗爭，但對經濟工作的影響不大，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盡管因階級斗爭的沖擊受到一些損失，但國民經濟只有兩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繼續增長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比較重要的成就。1974年第四屆人大上，周總理重申1965年三屆人大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的宏偉戰略設想，成為后來（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綱領。所以，絕不應當否認前30年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何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然，前30年的經濟建設是受到了一些擴大化了的階級斗爭的干擾，如“大躍進”中國民經濟的倒退，十年動亂中也受到一些損失。如果沒有這些曲折，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還會更大。
3.前30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
還要指出，毛澤東雖然晚年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但是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斗爭，還必須注意階級斗爭，還是很中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當時看來已經消失，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從國際經驗看，當時的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上臺，蘇共變為全民黨，等等，均預示著國際共運中隱藏險惡的形勢，為后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演變事實所證實。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就是想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陰影在中國的出現。但是他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國內黨內具體形勢估計錯誤，混淆了敵我是非，犯了用全國內戰、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傷害了大批干部同志。我們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它作為政治運動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而不是指“文化大革命”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的動機。應該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災難，“六?四”事件的后果會導向何處，誰也不敢斷言。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說得很好，毛澤東同志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他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頁）的確是這樣的。
4.1978年工作重點轉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科學發展觀的形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全國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黨的八大決議的重申。八大認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起了變化，所以主要任務也要轉移。這個決定在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正式文件中并沒有改變，但是由于另一個主要矛盾即階級矛盾的重疊的結果，經濟建設這個主要任務執行得不很理想。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需要重提、恢復和延續。這一重申、恢復和延續極其重要。如前所述，它把全國全民的精力集中引導到經濟建設上面來，一心一意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中國取得歷史性世界性的空前進展。
工作轉移之后，“發展是硬道路”便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出現了舉國上下追求GDP增長速度的片面發展傾向，這要求我們進一步轉變發展方式，實行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其基本方法，來自于毛澤東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思想，將其發揚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指導著我國今后的發展。
5.新時期階級、階級斗爭還繼續存在
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以后，是不是階級、階級斗爭就變得不重要，或者進而消失了呢？
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頁。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剝削階級作為階級確實早已消滅了，因此當時說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后30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視，現在光是私營企業主就比1956年私營工商業戶大過許多倍，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判斷。即使還認為階級斗爭現在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化大革命”后階級斗爭事實上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是例子。所以說，階級斗爭擴大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都不可取，這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講得非常明白的。
鄧小平也從不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他對于改革開放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頁。鄧小平講的階級斗爭限于傳統的敵對勢力和少數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但也包括階級斗爭在人民內部的反映，即人民內部也有階級斗爭的表現。這是符合毛澤東同志兩類矛盾的學說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和鄧小平對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論斷，為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所證明，是非常正確的。80年代幾次學潮動蕩、“六·四”風波、西山會議、“○八憲章”等事件，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漫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對手，有的公開要換旗易幟，有的以潛移默化的手段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這些驚心動魄的事實說明，階級斗爭就在我們身邊。
6.階級和階級斗爭主要存在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但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
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不但存在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而且在經濟基礎上也有表現。30年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早已消滅了。改革開放后，我們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發展私營企業。1981年我國重新出現第一個私營企業，到2006年就發展到497.4萬戶，為1956年私營企業16萬戶的30余倍。私營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有很大的功績，但它具有兩面性，既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也有剝削剩余價值的一面。私人資本剝削趨利的本性，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個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資產階級還膨脹了幾十倍的群體，夠不夠算一個階級？“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應當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同時，按其在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這個群體只能歸屬到資產階級。現在只講新的社會階層，不講階級。但階層分析只能補充而不能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現在這個新資產階級雖然鄧小平不期望它再出現于中國，但畢竟出現了而且有自己的經濟訴求（如要求進入壟斷性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政治訴求（如某些人大代表身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提出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政治主張）。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否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討論。公降私升和私有化的發展趨勢，官商勾結引致腐敗叢生，等等，是使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不斷加劇的原因。基尼系數的提高導致了居民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和生產過剩。這個現象是資本積累和貧富分化規律帶來的后果，而與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即人民需要與落后生產的矛盾所講的道理也不相符合。
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前蘇聯領導人拋棄階級斗爭學說時指出：“須要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拋棄了這個觀點，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我們淡化階級觀念，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這樣發展下去，有蹈蘇東覆轍的危險。所以在重點抓經濟工作，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必須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要不忘階級和階級斗爭。當然同時要正確處理階級斗爭中的兩類不同的矛盾，求得人民內部的和諧，團結起來爭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
（2010年1月5日第274期《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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