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激烈的階級搏斗

一場激烈的階級搏斗

——為通鋼工人階級聲辯

東方欲曉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談到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時，曾經指出:“我們決不能把這些活動僅僅看成是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會行為，它們是在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  

違法犯罪，是階級社會的正常現象，即使在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剝削階級影響的存在，還會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分子；由于社會上有貧窮和愚昧現象，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現象，包括犯罪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作為社會成員，每一個人都沒有自己獨立的和孤立的本質，而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產物。正如沒有超越時空的人性一樣，也沒有亙古不變的人性，人性是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的。人類有一個逐步脫離動物界，慢慢擺脫獸性而逐步形成和增加人性的過程。社會上沒有天生的犯人。犯罪，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社會生產的，是社會的土壤培育的。當然，社會和環境是外因，至于具體那個人犯罪，最終還是其內因（本質）起決定作用的。一個健全、文明和追求進步的社會，其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整個社會的治理和改革上，而不應特別和過分強調和追求包括罪犯在內的個人責任，這是符合唯物史觀的。

我們試圖通過研究通鋼事件，探求在這次事件中究竟到底是誰犯了罪，從而為國家機關準確認定犯罪，合法適度懲治犯罪和科學有效預防犯罪提出我們的根據和意見。

作為共產黨人，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以通鋼案件的全部事實為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為工人階級辯護。當然，假如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某個分子違法犯罪，我們也絕不姑息，但這與作為整個階級的行動是有原則區別的。

一、通鋼事件

2009年7月24日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所謂通鋼事件。

建龍集團派駐通鋼集團改組、控股的總經理陳國君，被阻止進駐的通鋼工人群眾毆打，因耽誤救治而死亡。

通鋼事件發生以后，有的說：“怎么說殺人都是不對的啊”、“殺人償命，維護法律尊嚴”。“一條鮮活的生命”竟被成千上萬暴民的拳頭“活活打死”了！

有的說，通鋼可以隨便打死人嗎 ？

可有的回應道:“那怎么叫隨便打死人哪。那叫替民除害。”

還有的說：“這是工人維權不成熟的表現！”

有的竟然說：“通鋼人的人性行為回到了土匪時代。”

有的甚至說：“鬧事是事先策劃好的,殺人也是預謀好的,總有帶頭的,大家會把他們找出來的,是刑事案件,很容易破案的。”

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據中國吉林網10月18日消息：通化市公安機關經過縝密偵查，在獲取確鑿證據的基礎上，于2009年10月16日，將2009年7月24日傷害致死原通鋼股份公司總經理陳國君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紀宜剛抓獲。并稱，“經審訊，犯罪嫌疑人紀宜剛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實。目前，該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另有5名涉案嫌疑人向通化市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對于通鋼事件，我們絕不能用什么“壞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好人打壞人”的邏輯來思考，也不能以什么“窮人打富人”，“工人打總經理”的思路來分析。

我們必須通過通鋼事件呈現出來的種種現象，揭露隱藏在這個事件背后的本質，這才是正確認識通鋼事件和找到妥善解決通鋼事件的關鍵。

這里，我們不僅要問：

1、為什么那么多的通鋼工人群眾毆打陳某等人，陳某在這天被毆打且不止一次？

2、通鋼工人群眾為什么竟然一再阻止政府派出警察救護以至因為延擱使陳某死亡？

只有正確、全面地回答這些問題之后，才能得出通鋼事件的本質是什么的正確結論來！

要真正弄清通鋼工人群眾為什么毆打陳某等人，必須弄清楚通鋼事件發生的背景和通鋼這幾年發生大事的來龍去脈。

    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一開始就剝奪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建國初期，又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全國（除香港、澳門、臺灣外，西藏1959年進行了民主改革）的所有制結構基本上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了起來。后來又通過多年的發展，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得到了穩定、鞏固和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受到了全世界所有國家人民和一切正直人士，包括資產階級中的開明人士的高度稱贊。

可是改革開放以來，極少數人，出于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惡目的，重新玩弄帝國主義、修正主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伎倆，造謠和誣陷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歪曲、閹割和詆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散步種種歪理邪說，污蔑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什么“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污蔑全民所有制企業是“所有者缺位”“全民誰也沒有”，是什么“產權不清晰”，是“效率低下”，篡改和反對《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全世界共產黨人所一貫堅持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須的、與共產黨的稱號和宗旨絕對不可分離的“消滅私有制”的偉大真理，鼓吹所謂“人間正道私有化”，販賣實用主義貨色，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篡改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把我國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的國民經濟的鞏固、發展和取得的輝煌成就，說成是到了“崩潰的邊緣”！

他們不僅制造輿論、散步謠言，肆意詆毀建國后的前三十年，而且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凡是對于鞏固社會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觀點和文章、言論，包括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文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要么加以大肆歪曲、惡意篡改、竭力閹割，塞進自己的私貨；要么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強奸民意，大肆討伐，造成了一種“唯有私有化”，“唯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假象！

多年以來，他們把持和操縱輿論大權，打著所謂“改革”和“解放思想”的旗號，借口實施所謂“責任制”“承包制”，搞什么“放權讓利”、“撥改貸”、“利改稅” 、“股份合作制”、“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管理層買斷（MBO）”、“國退民進”、“資產重組”、“產權多元化”“引進戰略投資者”等等，導致集體和國家財產嚴重流失，無數的公共財產落入極少數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權貴們的腰包,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發生了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不可能如此快的產生和產生如此多的暴發戶、超級富豪和貪官污吏的現象！

嚴重的是，他們打著所謂“實事求是”的幌子，只須他們制造謠言欺騙人民群眾，只須他們不顧事實和邏輯的一再詭辯和狡賴，卻不許人民群眾予以反駁和揭露，稍有不同意見，他們便揮舞所謂“極左”和“不爭論”的混子，扣上“思想僵化”和“反對改革”的帽子。

     中國的走資派及其豢養的知識分子，極力歪曲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把資本主義所奉行的追求利潤和利潤最大化，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最高和最終目的，把個人擁有多少物質財富、撈到多少金錢，作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出息與否的唯一尺度和標準！把從前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勞動者之間形成的平等的勞動關系和按勞分配關系造成的貧富無懸殊，團結互助、人人平等的關系污蔑為是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于是在伴隨著批評所謂“紅眼病”，大搞什么“優化組合”，“減員增效”、“末位淘汰制”、“競爭上崗”等等名目的所謂“思想解放”和“開拓進取”措施，竟然公開宣揚即使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也早被唾棄的、無人敢露骨宣揚的所謂“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號召什么“以三鐵砸三鐵”（以鐵心腸、鐵手腕，鐵措施，砸鐵飯碗、鐵崗位、鐵工資），結果導致“十多萬家企業易手私人，六千多萬工人下崗失業。這就是說，目前，除農民之外，全國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勞動階級中2/3以上的人員已經失去國家主人地位，淪為新的勞動商品和資本的奴隸。”

     正是在這個大的環境之下，中國國企、中國公有制經濟終于被這些陰謀家出賣得元氣大傷，我國公有制企業急劇下降。據2004年底經濟普查，國有企業法人單位數只剩下19.2萬個，比1996年下降91.1%；比2001年下降48.2%；僅占二、三產業企業法人數的5.5%。集體企業法人單位數只剩下45.6萬個，比1996年下降90.9%；比2001年下降46.9%，僅占企業法人單位數的10.5%；而私營企業法人數達198.2萬個，比1996年增長1.42倍；比2001年增長49.7%，占企業法人總數的61%。外商企業法人數增加了1.3萬個，增長9.6%。在325萬個企業法人單位中，公有制企業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業卻占80.1%。時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2003年11月2日講話時，用“心情沉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列舉當年從3月初到10月底，在多個省市出現的一場地方國有資產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在某些領導人的發展非公經濟要“放心、放手、放膽、放寬政策”號召下，一場大規模地剿殺、消滅公有制經濟的惡浪一波勝過一波。

   “更為嚴重的是，在2004年之后瘋狂的賤賣國企出現新的浪潮。2004年東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國有工業企業，經過2005一年‘國企改革攻堅戰’，80%以上已經實現了產權重組（中小企業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國家控股（相對控股）。以通鋼事件的發生地吉林省為例。2004年，王珉由蘇州市委書記調任吉林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5年1月，被選為省長。上任伊始，曾創造僅用一年半時間就完成1034家國企改制記錄的王珉，就點燃了到吉林后的第一把火——‘816工程’攻堅戰。所謂‘816工程’指用一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全省816戶重點國有企業改制任務，這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結果在王珉分秒必爭的強力推動下，2006年4月，列入攻堅計劃的816戶國企改制基本完成，一年完成三年改革任務。截至2006年底，吉林省已有3228戶國企完成改制，改制面達到98%。（新華社長春2007年7月15日電）同年12月初，王珉就已榮任吉林省委書記。至于這些國企是怎樣‘成功’改制的，通鋼事件可見一斑。這一個省，僅僅用一年時間就可以將816家國企一掃而光，其他省呢？全國呢？2004年之后，歷經‘王珉’們的大刀闊斧，國企還能有多少碩果可存呢？”

    據《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08年最后一期披露：“到2006年，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國有經濟為32.0%，集體經濟為12.3%），遠低于55-60%的臨界值；非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則上升到55.4%（其中私營經濟為33.0%，外資經濟為19.1%，個體經濟為3.3%）”。這就表明，公有制資產已經不占主體地位，占主體地位的是非公有制資產。

    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例，1978年為 78%，1992年為48%，1997年為25.5%。據國家統計局材料，到2006年已經下降到14.9%，甚至遠遠低于1949年建國之初國有工業總產值占26.2%的比重。而現在所占比重已處10%之下。（雨夾雪《國之重器：共和國60年的國營企業》）由全國工商聯主持編寫的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預計：今后5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速度將繼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預計全部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上升至3/4。藍皮書稱，“十一五”期間，私營企業數量仍將大幅增長，占全國企業總數的比例可能達到七成以上。在企業數量和經濟總量增加的同時，民企的規模也將繼續明顯擴大。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三屆年會上稱：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已跨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將來還會繼續下去，民間資本、民營經濟將會繼續大發展，并成為改變中國、發展中國的一個主要力量。

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主辦的市場經濟決策信息咨詢網絡《特供信息》，在2006年第37、49、50期上，刊載了三篇涉及所有制問題的“主持者言”。有一篇說得更加明白：“過去我們說，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一個有益的補充；但現在我們逐漸發現，順著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思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我們會反過來說，國有經濟是對民營經濟的一個有益的補充。”

在一個以社會主義為標榜的國家里，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由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由法律明文規定的社會和國家的主人翁，竟然變成了所謂的“弱勢群體”！一邊是少數腰纏億萬貫，驕奢淫逸、花天酒地，毫無道德底線且規避于法律懲罰的權貴和資產階級分子；一邊是在住房、醫療、上學新的“三座大山”壓迫下的多數工農勞動群眾！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和權貴們的為所欲為，就連西方政治家們也看不下去。新華社2007年1月24日的一篇專稿寫道：英國《金融時報》23日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應該全力擊破“腐敗官員、無良學者和行賄商人”組成的貪腐“鐵三角”！

正如仲大軍《請關注中國工人階級的訴求》一文所說，“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一切都在開放搞活，唯有工人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遭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窒息！工人階級的表達權、結社權、談判權、罷工權都被拋到煙霄云外和社會的視野之外。”

    也正如署名昆明池的文章所言：“反思中國發展道路，對中國改革進程進行馬克思主義剖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改革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就是對企業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扭曲。正是因為生產目的扭曲，才產生了所謂國企效率低下，以及GDP決定論、減員增效、國退民進、以市場換技術等一系列主導改革進程的錯誤理念和政策，使改革越來越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和目的，形成愈演愈烈、一浪高過一浪的私有化浪潮，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造成一系列、全方位的嚴重問題，使改革逐漸走到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邪路’上去。”

目前甚囂塵上的所謂企業改革的“攻堅”，攻的是什么“堅”？

說白了，就是多年以來摧毀社會主義制度、改變國家政權性質、毀滅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私有化浪潮開始遇到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比較有規模的全國性的抵制！

離開這個大的背景，孤立起來分析當代中國的事件，就很難對于包括通鋼事件在內的所謂群體性事件作出全面、正確和科學的答案。

二、共產黨人對待私有制的根本立場和態度

共產黨人如何對待私有制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是關系到共產黨這一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宗旨、任務和歷史使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可以說，對私有制的立場和態度是檢驗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望文生義，共產黨的名稱就意味著與作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受剝削的經濟根源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而實現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即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即共產，才是從根本上消滅剝削、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唯一途徑。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作為科學共產主義最偉大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講，“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曾經創造出了俄國有史以來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奇跡，曾經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抗衡半個多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站了起來，結束了中華民族自清朝末期以來受帝國主義欺凌、受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充滿屈辱和災難的歷史；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幅度，讓全世界驚嘆，中華民族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可是多年以來，醉心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豢養的專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散步了種種謬論。一方面，他們肆意篡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斷章取義，為我所用，以售其奸；另一方面，他們玩弄文字游戲，把約定成俗的概念，改換一個稱呼，就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比如，他們把失業稱為“下崗”，把私有制經濟稱為“非公”經濟，不談階級而稱“階層”，把資本家和工人統統稱為“工薪階層”，把剝削收入稱為“資產收益”，把因貧富懸殊形成的兩極分化，稱為富人和“待富者”……

    他們有人接過“與時俱進”的旗子，揮舞實用主義的棍子，大肆宣揚修正主義貨色。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諸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往往以“過時論”搪塞，以“時代發展變化”為借口，回避和躲閃其中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對對待實踐檢驗為正確、科學的毛澤東思想，他們說那是“革命的理論”，不是“建設的理論”，在“告別革命”的喧囂聲中，自然毛澤東思想是“無用”了；更有甚者，說毛澤東思想是錯的。那個原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杜導正不就發出“不清算毛澤東，中國就不能前進”的叫囂嗎！

現在是到了恢復馬克思主義關于私有制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徹底清算他們在這個根本原則問題上散步的種種謬論的時候了！

首先讓我們看看，在列寧稱之為“以天才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徹底的唯物主義”、“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的辯證法”以及“關于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歷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論”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對待所有制和私有制問題的。

他們寫道：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

　　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在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并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的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革。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的揭示。人類社會不就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運動中前進的嗎？私有制應運而生，應運而滅，私有制絕對不是永恒的！

有人反駁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

　　這樣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里是勞者不獲，獲者不勞的。所有這些顧慮，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同義反復：一旦沒有資本，也就不再有雇傭勞動了。

 改革開放以來，所謂“公有制養懶漢”的論調，與百年前的論調是多么相同啊！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告別了革命，自然不但不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私有制決裂，反而要恢復它，這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與所有制的關系闡述的還不清楚明白嗎？為什么都特別強調這個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還說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

   聯想到我們有的領導同志，前些年曾經寫文章說什么：只要是適合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那么，社會形態的更替就無進步與復辟、先進與落后之分了！在共時性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奴隸制的生產關系就都是先進的了！？那么，共產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當代中國，只有適應工人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才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對于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這還成問題嗎？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 1882年1月21日于倫敦 ）

為什么有人對《共產黨宣言》很不感興趣？這就清楚了，原來《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我們能指望迷戀和迷信私有制的人，宣傳《共產黨宣言》嗎？

   看看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5月）：



本段第一部份：“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在勞動具備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前提下是正確的。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回避那些唯一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于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8頁）

這段話說明，勞動作為財富的源泉是有條件的。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可是資產者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脫離，為了生存，只能出賣勞動力，淪為雇傭勞動者，忍受資本的殘酷剝削。

“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那么，什么情況下是這樣的呢？只有在消滅了私有制，勞動者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的條件下，才是如此。也就是說，只有公有制才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勞動者失去生產資料，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就只能淪為資本的奴隸，只有得到資本家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資本家們的“允許”才能生存！

經濟危機和失業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表現，是資本主義的常規。真正搞社會主義，是不能容忍失業現象的！失業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權被剝奪，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喪失了勞動權，就只能依靠別人生活。所謂依靠私有制企業來幫助解決就業問題，難道不是飲鴆止渴嗎？難道我國不正是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日益日益削弱，不占主體了，才導致大量工人失業的嗎？

看看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致奧·伯尼克的信：

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我國工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已經由他們的許多個生產和分配合作社所證明，在那些沒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壞的地方，這種合作社同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樣好，而且廉潔得多。（同上，第4卷，第693頁）

     這段話的第一句，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幾乎論證改革的文章很少不引用的。但是，絕大多數文章，是無意或者有意回避了后邊三句話。

這是為什么？

因為第一句是講社會主義社會的變化和改革的，引用它，可以此來把自己的行為標榜為改革。第二句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決定意義（也就是根本的）的差別，是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強調的是公有制基礎。這就限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性質，也就是我們所一直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更張，不是馬克思主義改旗易幟。第三句是說馬上和逐步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會有任何困難。這也是對于社會主義革命“早產論”的有力駁斥！第四句恩格斯用事實說明，工人階級能夠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好生產和分配，他們比資產階級股份公司管理得好，廉潔得多。工人階級既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能夠打碎一個舊世界，就有力量和本領建設一個新世界！

這與心目中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大國，迷信和崇拜資產階級的權威和專家，鄙視工人階級的買辦、洋奴是有著多么大的區別啊！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

　   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系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巴黎公社所實施的措施“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這里可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意義之大！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完成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他根據這張憑證從消費品的社會儲存中領取相應數量的產品。這樣，扣除了用作社會基金的那部分勞動量，每個勞動者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

　　可見，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為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馬克思通過駁斥拉薩爾泛談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言論，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卻不能立即消滅另一不公平現象：“按勞動”（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了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權利”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限度內取消，即只是在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也只是在這個范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所以就這一點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

　　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以上這六段話，主要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資產階級權利另一表現——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權利是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也只是在這個范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只能消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還需要“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權利，這是不可避免的。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熱諷地說社會主義者許諾每個人都有權利向社會領取任何數量的巧克力糖、汽車、鋼琴等等，而對每個公民的勞動不加任何監督。就是今天，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在用這樣的嘲諷來搪塞，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他們愚昧無知和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

把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烏托邦，可見早已有之，只不過今天有人僅是重復歷史資產階級的老調、拾反動派們的牙慧而已。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么“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于他在這里也徹底地運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里也是可以用的！雖然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 “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里也是可以用的！共產主義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幾十代的遙遠而不可及的！

 民主僅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后，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于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通常的資產階級觀念，即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非常荒謬的；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后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才有勞動平等、工資平等，才有所謂社會主義平等。沒有占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就是說生產資料私有制，不可能有勞動的平等，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平等。私有制不消滅，至于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無疑純粹是癡人說夢罷了。

毛澤東關于所有制問題論述（點滴）：

1953年10月、11月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他說：

從解決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

    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系。斯大林說，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這一點同志們要弄清楚。現在，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地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他說：

     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他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層建筑也是一種社會關系。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

1957年3月12日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就性質來說，現在的變得比過去的變得深刻得多。……社會經濟變化了，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存在決定意識。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于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熱烈地擁護這個大變動，因為現實生活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5月21日，毛澤東說：

   （一）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客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講階級，只說有大貧、小貧之分。還有沒有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現在無產階級掌權了，不讓資產階級復辟。資產階級掌權，不讓無產階級起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剝奪你，這就是階級斗爭嘛！不過形式有所不同，資產階級嘴里不承認，實質一樣。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斗爭，血淋淋的階級斗爭。

我的人生第一課也是階級斗爭。1906年底這條鐵路上的萍鄉、瀏陽、醴陵等地爆發了起義。聲勢很大，涉及周圍十幾個縣，衡山、平江、萬載、宜春、修水，好幾萬人，連韶山小山溝都震動了，我父親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個月起義失敗了。火車運來清軍，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殺人像割稻子一樣。起義軍有個領袖叫劉道一，是個同盟會會員，二十多歲，后被人出賣，寧死不屈，頭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慘烈得很。我從小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件事，官逼民反。

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都是你死我活的。

你懂得了這些歷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會議我為什么將“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

（二）

5月25日毛澤東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

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請注意：毛澤東清楚而又明確地指出：“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新舊社會“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請想想： 那種所謂不求“擁有”但求“有過”的論調，那種“產權”與所有制無關的論調，那種要變“非公”經濟為主體，公有制經濟為補充的論調，還是社會主義嗎？

那種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欺騙群眾的人，難道不是卑鄙的，又是可惡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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