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勒斯坦：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

華勒斯坦：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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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華勒斯坦
   

　　目前，人們幾乎一致接受的社會目標是經濟發展，其他的目標恐怕難以與之相提并論。依我看，過去三十年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堅稱自己起碼是為了本國利益，正邁向此目標。環顧當今世界，不論左派右派如何界定，它們的區分不在于發展經濟與否，而在于誰的方針能給實現此目標帶來更大希望。究竟通過什么途徑才能達到此目標?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社會主義是發展之路，有的說自由放任是發展之路，有的說背離傳統是發展之路，有的說重振傳統是發展之路，有的說工業化是發展之路，有的說提高農業生產力是發展之路，有的說脫鉤(de—linking)是發展之路，有的說向世界市場開放(出口帶動經濟增長)是發展之路?？偠灾?，發展是可能的，只要我們方向正確。
　　那么，什么是正確的方向?想回應這問題的當然不乏其人，而且還會雄辯滔滔，甚至慷慨激昂。如果當今世上還有曠日持久的革命運動，內在的推動力是要結束被壓迫的局面，但另一種激勵革命者的動力的，就是期待全國取得革命勝利之時，便是他們的國家真正邁向發展之日。
　　與此同時，最近對以往發展政策取得的成果所存有的幻想，漸趨破滅。在中國，人們提到文化大革命如何阻礙及延誤了十年的發展；在蘇聯，人們談及僵化的官僚制度和政治失誤破壞了經濟，要求“經濟改革”；在非洲，人們辯論為什么獨立后“十年”(確切地說是幾十年)為發展作出的努力，卻使經濟日益惡化；在美國和西歐，人們說到政府怎樣不適當或過分干預經濟發展，結果遏抑人們的主動性，本應更好的經濟形勢，今不如昔。在一片埋怨聲中，中國、蘇聯、非洲、美國或西歐，卻沒有一個人質疑將發展訂為目標是否可取或可行。無論他們給自己冠以什么名堂，批評家也好，改良者也好，都不過主張采取新方針以取代他們認為已失效的政策。
　　我們心目中的經濟發展是1945年后的概念。當然，我們目前使用的術語，如政治家或知識分子所使用的，大部分是1945年后世界體系內地緣政治的產物。自1945年以來，作為信條教義，這個概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廣泛運用，帶有更大的社會合法性。但無可否認，這個概念可追溯到更早時候，其實它的歷史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史可以說是并存的。知識界對國家發展問題充分的辯論，至少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今天我們歸納為重商主義的政策，談的不正是這個問題嗎?
　　我想先回顧一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再探討下列五個問題：
　　1．發展是發展什么?
　　2．是誰或什么實際上得到發展?
　　3．謀求發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
　　4．這樣的發展如何才能實現?
　　5．前面四個問題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義?
　　然后，而且只有這樣，我才能回到正題：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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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涵義。一是指生物有機體的生長過程。巨大的橡樹源于橡樹小小的果實。一切有機現象都有生命或自然發展過程。他們以某種方式開始生命，然后生長或發展，到最后死亡。然而，個別有機體的死亡并非物種的滅絕，因為他們會繁殖。
　　社會經濟方面假設的類比也是十分明顯的。民族或國家或社會以某種方式(在某個地方)開始，然后成長或發展。不過，發展以后又怎么樣呢?探討的人并不多。譬如說，這些實體是否有可能終于滅亡?或者這些種類是否會通過再造的過程而存活下去。我們也許會問：為什么不充分探討這個類比?為什么我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序列的中間階段，被視為常態或畸態的部分，即假設的增長過程。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發展還有另一個與其說是生物的，不如說是算術法則的涵義。發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這里的類比不是指有機循環，而是指線性，至少是單調的投射。當然，線性的投射可延伸至無限。無限遙不可及，但總是存在的，總可以想象事物增多。如果指的是一種社會可能性，毫無疑問會令人鼓舞。今天擁有的無論是什么，明天便可能擁有更多一點。
　　當然，無限也頗使人害怕。無限實質上是虛無。無窮無盡并不是誰都喜歡的。臨床心理學有一整套文獻論述人類需要用什么方法劃出他們的宇宙界限，創造一個有能力管理得了的環境范圍，從而有可能維持控制。涂爾干(Durkeim)關于社會道德淪喪的探討，就是這個論點的另一種說法。
　　然而，我們馬上又碰到一個社會相對性的問題。在一個以物質擁有量來計算的數量表上，所有人都追求擁有更多，那么，處于頂端的組別的前面只有虛無，而處于末端的組別被他們上面的組別所規限制約。因此，一些組別可能面臨似乎無窮無盡的未知數，其他的毫無疑問要首先面對有可能掌握的機會，即“迎頭趕上”那些已經比他們擁有更多的組別。
　　我們都知道，這里還有另一個因素。世事無常，有時順境，有時繁榮，有時停滯不前，甚至蕭條。對順境及逆境的社會詮釋，大致上只是相對而言：順境就是說我們覺得擁有的比過去增加了，逆境就是我們覺得或害怕擁有的減少了。當我們要區分數量表頂端與末端的組別時，便會發現兩者在經濟擴展期及收縮期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處于頂端的組別當然養尊處優，不過在擴展期他們會害怕前面的虛無，在收縮期又會害怕從高處掉下來。處于末端的組別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所獲得的物質報酬相對地比別人少，擴展期會使他們滿懷希望，覺得境況肯定會馬上得到改善，會在中長期便趕上去，但收縮期又會使他們看到有可能從原來的低處再滑向深淵。
　　因此，人們為什么熱衷于發展，為什么在決定采取什么方案以求發展時那么猶豫不定、急速跳躍，也就不難理解了。獲得“更多”，就是發展，這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神話，是一切欲望的實現，是享樂與權勢的結合，也可說是兩者的熔接。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欲望。作為一個歷史體系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使這些欲望在社會上首次合法化?！胺e累，再積累!”是資本主義的主旨，事實上，在這個資本主義體系中，科學一技術成果創造了人皆可見、因龐大積累而產生的壯觀景象，讓占世界人口10一20％的人享受令人瞠目的消費水平?？傊瑢崿F無盡積累的夢想已經不僅合法化，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貌似可行。
　　但同時，作為生物，我們對死亡和痛苦又極敏感。我們都意識到一些人消費多了，大多數人消費就少了。我們也知道消費是眼前的行為，終有一天我們將消失，不再消費。那些消費多的人揭示了生命的蘊涵：不僅他們自己，他們所在的組別終有一天會“衰亡”。一句話，他們面臨的是“文明及其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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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起來的集體社群心理(或心態)中，盡管有關發展的爭論激起了極大的回響，但是基本問題并非心理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到目前為止，歷史資本主義在制度上對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地域的回報，一直以來都存在差異。這是客觀事實，不管我們認為這是理論的必然，還是歷史的經驗，我覺得這事實是無可爭辯的。
　　固然，另一情況也是事實：今天已是主權國或可能成為主權國的多個地緣一法權區，有些國家今日的情況比他們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歷史的過往時期明顯富裕得多，例如把一個國家今天的情況與(大約)五十年或一百年或三百年前的情況相比，或者把一個國家今天的和五十年或一百年或三百年前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名次及在世界排列的名次相比。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某個國家(譬如美國或瑞典)是“已發展”國家，物質方面及(許多人會強調)政治方面(公民權利的擴大等)都“較發達”。
　　從這個意義上說，誰實際上發展了?在一個層面上答案不難找。我們所使用的慣用語“已發展”或“低度發展”國家過去三十年來已沿用，正是指那些過去五十至三百年來，上面提到的一個或兩個方面的意義上都已“發展”(或未發展)的國家。一般說來，我們把西歐的國家加上日本列入“已發展”國家，把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歸為低度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屬于哪個類別最引起爭議，無論是以下任何一個意義上：與昔日處境相比，他們今天的情況怎樣?與昔日相比，他們今天的世界排名又如何?經濟基本評估指標能說明什么問題?這些評估標準是否能準確反映社會主義國家的狀況?分析家在這些問題上意見不一。
　　那么，1945年以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框架的“國家發展”模式我們又知道多少呢?時至今日，我相信對一些問題我們已有較明確的看法。
　　第一，以歐洲大陸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十六世紀開始形成，并從一開始就建立了我們可稱之為商品鏈的完整生產過程。這些商品鏈幾乎都跨越了當時的政治界域。從商品鏈提取的全部剩余從沒按創造剩余的地區公平分配，總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某些地區上。那些在剩余分配上敗于“中心”地區手上的地區，我們稱之為“邊陲地區”。歷史進程的開始階段，不同地理區域的經濟財富似乎區別不大。但僅過了一個世紀，剩余的流動就在三方面使中心地區與邊陲地區涇渭分明：資本如何積累、當地生產過程如何在社會上組織起來，及新建立的國家架構如何在政治上組織起來。
　　因此，到了1600年，把正冒現的邊陲地區(歐洲中東部及拉丁美洲)與在西北歐冒現的中心地區加以比較，我們就能指出邊陲地區的三個特點：人均消費較低；本地生產過程使用帶強迫性的勞力、工人的實質性工資較少(這當然是人均消費較低的主要原因)；國家架構對內較少集中，對外較為虛弱。必須注意的是，上述情況在1450年并未出現，只是到了1600年，情況才是如此。已為歷史所證實的上述三點，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運作的結果。
　　第二，獲取較大部份剩余的模式就是在商品鏈的某些環節中實行相對的壟斷。壟斷能進行是因為生產者在一些環節的技術或組織中占有優勢，或因為政治上強加的某種市場限制。不管造成壟斷利益的根由是什么，壟斷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別人也可以“仿效”那些技術或組織方面的優勢，或設法破壞政治上強加的市場限制。當然這正是在整體創造的剩余中比別人分得少的生產者所不斷尋求的。
　　歷史上短暫的壟斷確實是脆弱的，在國內或國際上的優勢經常受到攻擊。十八世紀時期對“國家財富”的關注，就是生產者在意識形態上表達對創造，或保持自己的壟斷優勢、或破壞別人壟斷優勢的興趣。我們所說的重商主義只不過是這個斗爭中一種有組織的、互相傾軋的方式，是中等壟斷剩余能力的生產者設法使用國家機構的影響力，去削弱在其他國家機構的、經濟能力較強的對手。
　　新生產者趕潮流而大量生產高利潤的產品，增加了總產量，破壞了壟斷優勢；于是市場便反復出現“生產過?！钡膯栴}，引起世界經濟周期性的停滯不前。重商主義者的政策謀求透過政治機制推翻他人的優勢，而生產者投入生產則謀求透過市場削弱他人的優勢。兩種方法并不互相排斥，最終得出的結果則可能一樣。
　　商品鏈中一項壟斷被破壞，生產者就會設法營造其他新的壟斷優勢。在以市場為主導的生產積累中壟斷大部分(而且是不合比例的)資本，這是唯一可能奏效的辦法。我們所說的技術發展，不過是尋求新的壟斷優勢而已，隨之而來的是全新商品鏈的建立，舊商品鏈也必然不斷被重組。
　　因地域不同而帶來的經濟收益相對來說是較罕見的現象(長遠來說經濟上的重要性也較小)，因此，在特定的時期內，一些地理區域在資本積累上比其他地理區域較發達，一些地區更中心，其他的更邊陲，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與他們近期在世界經濟運作的情況有關。一個特定地理區域所占據的角色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每次一個大壟斷被打破，地域性優勢的布局就要重組。我們在討論中往往忽視所涉及的相互關系，只把這種現象歸結為我們稱為國家的法權單位。因此，我們只看到國與國之間的“流動”，一些國家的“興盛”就意味著其他國家的“衰敗”。情況只能這樣理解，只要剩余積累不平衡，我們就可以把地緣～法權地區排列名次。
　　第三，原位于歐洲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邊界，在隨后的三個世紀內擴展了。擴展的原因來自內部架構本身的變化過程。這個基本的過程可以視為前后相接的連串事件?！爸鲗А眽艛嗟钠茰?，引起世界經濟周期性的停滯(所謂俄國經濟學家康達提夫所主張的約半個世紀一次的經濟膨脹后的收縮期KondratieffB—phases)。每次經濟停滯都會引起一系列的變化，目的是恢復世界經濟總盈利率以及保證維持不均分配：通過生產的進一步機械化及地域的重新分布，以減低工資成本，從而減低生產成本；進行革新以創造主要的新壟斷產品；一部分勞動力進一步無產階級化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增加。
　　但是，最后一個變化使一部分勞工階層的實際工資增加了，與增加全球盈利率的目的構成部分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經濟的邊界就開始拓展，以吸收新的低工資勞動力，等于對其他地方實際工資增長的一種補償，這樣便可以降低全球的平均工資水平。當然，對個別資本家來說，全球的平均工資并非他們關心的；盈利的不公平分配才是關鍵。可是，擴大資本主義經濟所及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是達到此目標的途徑。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主要努力不時尋求擴大邊界，但并不意味一定能成功。不論在哪兒，人們對被收并入世界經濟作出了反抗，盡管成效不一；特別是因為被收并者所取得的好處，不論是直接的物質利益或是文化價值觀，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不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已從本身內部機制的優勢得到好處，革新不斷帶來回報，其中之一是軍備技術發展，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國與世界經濟以外的政治架構的軍事力量越來越懸殊，甚至實行中央集權的世界帝國也可被征服，至少使他們逐漸解體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收并的過程現已十分清楚：一方面，這些地區的某些生產過程被改造，融入到世界經濟的商品鏈中。起初，這些被收并的地區融入到商品鏈的三個環節之一：為中心地區的某些加工過程提供原材料——商品作物(包括糧食作物)或礦物產品；增加生產糧食作物，供給邊陲地區生產原材料的勞動力；利用當地的剩余糧食，提供食物給那些在特定時期轉到原材料或糧食作物生產線(供給原材料生產者)的勞動力。
　　在收并的過程中，第二方面的改造是把現行的政治架構重組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國際體系內的國家。原來的政治架構或合并，或重組，或解體，或創建隨意界定的嶄新架構。不管怎樣，關鍵在于新產生的“國家”(有時是那些叫作“殖民地”的非主權“國家”)要在國際體系的法規下運作。在內部，他們要維持某種程度的有效管治，以允許商品鏈運作所需要的流通。但與世界經濟中心地區的國家相比，他們又不可過于強大，以免真正威脅到原來的主要壟斷者的利益。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多次擴展，原只間歇地進行，但從十七世紀開始就延到十九世紀。到了十九世紀末，地球上已沒有一個地區處于國際體系之外。如果仍有一些地區未納入構成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商品鏈的話，數量也不多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其余的也都收并進去了。
　　第四方面與生產力及財富水平的總體增長和提升有關。在名次的排列上，如果一些上升了，其他就會下降；盡管這是無可辯駁的邏輯，但下列其中一點可能成立，或兩點都同時成立：(a)按“發展”的絕對指標來衡量，全部或大多數國家都“升”了。(b)這些絕對指標之間的離差減少了。自由發展論者的主要論點是：情況可能如此，他們當中很多人更進一步指出歷史其實已存在這種情況。
　　我認為從收入來計算，占世界人口10—20％，處在頂端的人們可消費財富的絕對水平，在過去四百年內毫無疑問是上升了，而且上升的幅度相當大。我所說的這10—20％的人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對中心地區大多數人來說，上述情況肯定成立。因此，如果我們用全國范圍的標準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即使把物質通脹也計算進去，我們仍可看到這樣的增長。
　　問題不在于生產力的改革是否引起累積的資產及實際財富有否劇增，因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也不在于這樣的增長是否使全球的中間階層(即所謂干部層)獲利，這答案當然也是肯定的。問題在于有沒有造福于全世界的大多數人。到1945年為止，這大多數人主要還是農村人口，要說有的話，實在令人懷疑。在絕對收入方面，這些人很可能比他們的祖先的境況更差。經過四個世紀，他們與世界頂端10％或7％的人相比，收入的差距大得驚人。
　　我們又回到討論的起點——1945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改造自1945年以來有兩方面令人矚目。世界經濟在人口、產值、財富積累方面的絕對增長大概可與1500至1945年的總增長相比擬。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政治力量也比1945年以前有驚人的發展。這兩方面加起來，可以說明為什么從那以后，“發展”成為意識形態的主題及斗爭領域。當聯合國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宣布為“發展的十年”，很多人認為物質的增長及反體系力量的增長，預示了世界經濟1945年前建立的架構將進行基本改革。但預期的改革并沒來臨。到了今天，差不多二十年后，爭論主要圍繞改革為什么沒有實現。
　　那么，1945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架構有什么變化呢?主要有兩點：生產力的絕對發展意味著全球從事第一部類產品生產，包括糧食產品生產的人口比率急劇下降；制造業的絕對發展及第三產業的絕對與相對發展，導致全球“都市化”的勢頭沒法遏止，目前仍大大失控。在這個過程中，現存的低成本勞動力來源快要枯竭，我們快到臨界點。幾乎全部農戶都起碼半無產階級化。經濟的停滯繼續把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戶改造成無產階級，其結果是無論高利潤部門或低利潤部門的利潤率都必然下降。
　　當然，商行及國家機構可能設法反擊，不斷試圖使原來的一些無產階級農戶“邊緣化”。許多跡象足以說明這一點。很多國家的政府在八十年代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明證。例如，美國與歐洲有人不斷建議允許個人選擇不參加社會整體保險計劃。如果這建議獲得通過，就是上述政策的反映。建議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我認為未來三十年最終將說明，資本要從政治上把無產階級化的人口“邊緣化”，比工人階級階層自身“無產階級化”更困難。因此，總的趨勢十有八九仍是農戶的全面無產階級化。這就意味著更高成本的雇傭勞動。假如這成為事實，資本將日益受到擠壓。
　　1945年后第二個主要轉變是全球反體系運動在各條戰線取得一系列輝煌勝利，一方面表現為一個又一個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他們聲稱在某些方面繼承第三國際的傳統。當然一些國家的成功主要靠蘇聯的軍事力量，但相當一部分是國家內部革命力量的勝利。令人觸目的有中國、朝鮮、越南、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歷史較特殊的)古巴。
　　第二方面表現為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在很多情況下，這也是民眾大量投入斗爭的成果。當然斗爭的過程在不同的國家有很大差異。發生過重大民眾斗爭的國家，這里略舉一二：印度與印度尼西亞、加納與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與莫桑比克、尼加拉瓜與津巴布韋。
　　第三方面表現為西方國家的工黨或社會民主黨1945年后執政，并使大部分國家變成制度化的“福利國家”。
　　我并不是說社會主義集團的馬列主義政黨上臺、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社會民主黨上臺，是同一回事，不過他們至少有三個共同點：第一，他們的成功都是國家內部民眾力量崛起的結果，并在某種意義把他們的勝利視為反體系的勝利。(你也許同意、也許不同意我這個概念，我只是認為這是廣為流傳的自我形象)第二，原是在野(通常是非法)的政黨或政治運動參與斗爭，后來都掌權。第三，這一點與我們目前的討論關系最大，就是掌權的政治團體都給自己訂立了發展經濟及擴大內部平等的雙重政策目標。
　　我在上面提到他們有三個共同點，其實最近又有了第四個共同點。各類上了臺的政治運動都因沒有達到或未完全達到這些目標——經濟增長及內部更大平等——而受到來自國內、甚至運動內部的批評。這就是文章開首所指的理想破滅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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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引出了我上面提到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謀求發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雙重目標就有雙重答案。一方面，發展意味著內部更大的平等，即社會(或社會主義)根本改革；另一方面，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趕上”先進，眾所周知就是全面趕上美國。甚至蘇聯也曾訂立此目標，揚言到2000年會“超過”美國，也為此聲名狼藉。
　　可是，社會改革與趕上先進是截然不同的目標，兩者也未必互相關連，還可能互相矛盾。后者似乎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的理論核心。不管怎樣，我們現在必須把兩者分別加以分析，而不能像過去一百五十年間發展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他們很多保守的對手那樣，往往漫不經心地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我說過，長遠來說，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輕率的觀點——經濟增長以實現趕上先進及增加平等主義的分配——如果不是錢幣的正反兩面，就是兩種平行的矢量。我的意思是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陳述都肯定這點，剩下的問題不過是，這兩個源自發展概念而內涵不同的目標之中，哪一個才是推動發展的政治動力?直截了當地說，人們過去以及現在真正關心哪個目標?他們過去把哪個目標放在首位?
　　答案只能是國家政權總是優先考慮趕上先進國，而在這個問題上，政治運動產生了分歧。其實分歧可追溯到他們本身和集體的歷史。政治運動團結在同一組織內的，有那些渴望財富增加、趕上(不言而喻還要超過)他人的人，也有那些尋求平等的人。兩個目標相輔相成這個信念，在以往是團結他們的紐帶。這條紐帶往往表現為堅定的信念：有了經濟發展(結束匱乏)就有可能達到平等。然而，政治運動的力量上臺后急著要采取行動去訂定先后緩急的次序，從而至少部分揭去了意識形態的外衣，結果是幻想破滅，起碼引起了混亂和不滿。
　　1945年以前這些問題并不存在，原因有兩個：第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當時仍處于長期擴展的態勢。情況持續、財富不斷增加的前景，使大家指望分得更多，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內分得更多的人，往往會全力支持當時的體制，而那些希望較渺茫的人通常構成反體系政治運動的社會基礎，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們似乎能為加快實現獲得更多提供一條政治途徑。
　　第二，只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處于長期擴展的態勢，反體系政治運動在政治上就仍處于劣勢。盡管這些運動聲稱代表民眾階層，因而代表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支持他們的社會層份的上下兩端總是受到侵蝕。一方面，民眾階層中比較富裕的上層，受到體系長期擴展、個人升遷的誘惑，在這體系中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團結一致進行斗爭的意識也磨滅了；而比較貧困的下層(即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戶)常受挫折，難以組織起來，甚至只能掙扎求存。一些人也因希望得到全職工作而不得不馴服乖巧，獲得全職工作意味著向上流動，當然只是流向無產階級而非資產階級；雖然只有一些人有這種機會，但永遠也無法確定是哪些人，因此，很多人似乎都可能有這樣的前景。上述兩個“游離層分”當然解釋了為什么傳統的十九世紀工人階級革命前景從未實現。
　　看起來似乎矛盾，但情況確實如此：1945年前反體系的政治運動的政治弱點恰恰是他們的力量。由于他們永不能上臺，可以不去觸及他們統一而又矛盾的思想體系，因而可以以運動的形式存在，而且能立足。資本主義政治架構的削弱使大量的反體系政治運動掌權，反而暴露了這些運動內部的嚴重分歧以及那些謀求向上流動和那些尋求平等的人之間的裂痕。
　　尋求發展是為了什么需求?這問題即使通過歷史的分析也找不到單一完整的答案。這個口號掩蓋了存在已久的極深的矛盾。自從1945年特別是七十年代以來，這個矛盾令人觸目，要求我們共同作出頗為艱難的、巨大的政治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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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出政治抉擇以前，還須澄清一個歷史問題：“國家發展”其實是如何實現的?在哪里實現了?至少在哪里宣告實現了?——大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實現了?
　　一般描述的圖像是：大約在1750年至1950年間，一些國家相繼“發展”了或實現了“工業化”(工業化常被認為是發展的同義詞或標志)。故事一般是這樣講的：英國首先發展，然后也許是某些西方國家，最后是一系列的國家(再加上日本)。歷史事件的這個版本把我們帶到1950年前后，在這個關鍵時刻，比較保守和比較激進的有不同的說法：比較保守的說，1950年以來，進程繼續，一些國家如韓國就是明證；比較激進的說，十九世紀確有這樣的發展，只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妨礙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大得多。因此，今天唯一的抉擇是走一條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決裂的嶄新道路。
　　不過，我們在比較外向型與脫鉤型兩個模式以前，必須先質疑這種看法是否準確反映了過去發生的事情。對1750至1950年期間的歷史可以有另一種讀法，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系列民族發展的成功史，而是世界經濟整體的長期發展史。我要提醒大家有關我們要探討的這個架構的兩方面：日趨嚴重的地區兩極分化，及體系外圍的不斷擴展。我認為發生的事很容易理解。運作地區范圍的擴大，導致世界經濟體系的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是為了在世界范圍的商品鏈中創造低成本、創造剩余卻不是保有剩余的環節。這些環節的絕對擴展就意味著這些商品鏈中其他環節的同步擴展。如果起初環節的剩余保留額是低的話，其他環節的就會高些。如果中心地區沒有與邊陲地區同時擴展(地域沒有擴大)，體系的性質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的了。
　　與1750年相比，1950年似乎有更多的地區獲得“發展”，這并不是十多二十個國家“發展”了其“國家”經濟的結果，而是因為這十多二十個國家占享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整體擴大及發展的主要成果。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沒有“取得”自身的“國家發展”，是別人“強加于他們”的。得到發展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剩余積累恰似濺在吸墨紙上的墨水從中心溶化開來。它之所以記在這個而不是那個國家的帳本上，不一定是或主要不是該國政策帶來的成果。
　　當今的情況確實起了變化，整個體系無法再在地域上擴展，因此中心地區的地域無法再擴大。如果說某些類中心地區的地域有什么顯著的變化，就只能是一個得失抵消的游戲：一個新地區加入，一個老地區就要退出。過去由于體系整體上在擴展，上述情況可能只部分是對的?，F在卻完全是這樣。再過三十年，中國或印度或巴西如果真的“趕上”了，這個體系內其他地區的世界人口的顯著部分進行的資本積累會相應衰減。不管中國或印度或巴西透過脫鉤還是以出口為重點還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趕上”，情況也都如此。只要國家(獨立的國家)各自尋求發展，情況就會如此。趕上先進國意味著競爭，競爭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發展將以損害別國的利益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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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們帶出了大家都真正關心的問題：怎么辦?從上述的分析可得出什么政治含義?我得出的第一個含義是最激進的：國家發展很可能是一個有害的政策目標。理由有兩個：對大多數國家來說，無論采取什么措施，目標都無法實現；少數可能實現目標的國家，將徹底改變世界范圍的生產所在的地區，從而改變他們在國際名次表上的位置，他們獲取的利益將以損害其他區域的利益為代價。在一定意義上，情況從來如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是如此。
　　我聽到抗議之聲，來自世界所創造的剩余分配不均之下受苦的人。他們問：那么，怎么辦呢?難道要坐以待斃嗎?我回答：當然不是。
　　這里，我必須作一個假設，假設目標是一個真正平等、民主的世界，而不只是把目前不平等、不民主的世界體系顛倒過來。如果這是目標，通向目標的途徑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多數人認為達到此目標的途徑是在全國組織工人階級運動。1945年以來，這觀點已變得不同：通向目標的途徑是全民之中組織民族運動。
　　可是，在全民之中組織的民族運動實際上能達到更大的平等、民主嗎?我和很多人一樣，越來越表示懷疑。我覺得在全民之中組織的民族運動已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要解決問題絕非易事，瀕于絕境、挫敗失意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主張由國家去保留國境內創造的剩余的論據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架構運作的核心，是不平等的交換流動，而唯有具備動員力的國家有能力抗逆這流動的洪流。這個論點極有說服力，獲得廣泛的支持，不過它也有非常消極的一面：國家動員需要決策者，那就是占據主要政治及官僚職位的人。這些人形成一個小集團，在優先考慮發展／趕上還是平等這些問題的抉擇上，有直接利害關系。很明顯，經濟上的私利會把他們推向發展及“趕上”的目標，結果是普羅大眾往往在中時段來說頂多保持原狀，甚至境況會惡化。解決的辦法只要仍由國家的層面尋求和制訂，就會進退維谷；由過去的反體系政治運動力量統治的國家則仍須對本國普羅大眾加以壓制，最好的情況也只能是在趕上的游戲中取得部分成果，而這些成果卻主要由干部攫取。
　　政治運動就沒有別的策略了嗎?我不是指世界范圍的策略，因為那是要世界范圍的政治運動去實施的。那樣的做法是不現實的，至少目前是如此。世界革命，甚至是在世界范圍協調的政治斗爭，多數情況下仍停留在口頭上。我想不如從剩余的流動的另一個環節——生產這個環節——著手。比如說，反體系政治運動把精力集中在別處，在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在第三世界，對了，也在社會主義國家，把氣力用在保留所創造的大部分剩余上。一個顯而易見的辦法，就是設法提高勞工價格或直接生產者的銷售價格。如大多數價格一樣，這些價格受市場情況控制，但這些市場情況是受制于政治斗爭因素的作用的。這些因素會變，經常變。資本家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世界政治斗爭中所花的精力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在價格政策上。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油價上漲，就是一個絕妙的明證。很明顯，這是一個煞費苦心的政治斗爭，開始的時候，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打了一場漂亮仗。不錯，你可能會反駁說：你看看八十年代的情況吧。這里不詳談各國對石油輸出國組織如何進行了十多年的反擊，但反擊確實迫使輸出國組織作出了退讓，從這點可清楚無誤地看到國家層面的發展策略的隱患。1973年以后，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保留了剩余流動的較大比例，但卻是保留在國家的層面上，然后由國家分配給干部、基礎結構的建造、工人等等。壓力是十分明顯的，脆弱性也顯而易見。
　　在整個過程中，如果一開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油田的勞力價格上升，后果也許沒那么令人觸目，但要扭轉它也會困難多了。如果這場斗爭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內的工人抗爭，而不是一個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對當時的世界強權的斗爭，政治就不一樣了。由政治引發的保留剩余的穩定增加，較少可能導致世界市場的嚴重損失，就是說，如果明天所有新興工業國紡織工人的薪酬上升20％，紡織品買家唯一的選擇可能就是轉向其他成本同樣高的地區，他們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會這樣做，或者要尋找新的新興工業國。斗爭會有起有落，不過重要的是在后備勞動力正面臨枯竭的世界經濟范圍內，這種斗爭的起比落更多。
　　在某種意義上，我主張的是鐘擺可以回轉。以往對抗不平等的首要策略是所謂階級斗爭。十九世紀時期這種斗爭同時在工廠(透過工會的建立)和政治舞臺(透過社會主義黨派的建立)進行。資本家主要從兩方面反擊：利用國家機器鎮壓這些運動；從國內及國際的后備勞動力即(半無產階級)農戶中招募新工人。
　　由于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農戶的分布并非隨意的，而是由國族、族群、種族所劃分，因此，把重點放在無產階級農戶的政治策略很明顯不可能成功。因此，到了二十世紀，鐘擺重心急轉向所謂“反帝國主義”，斗爭強調民族解放及全國發展國民經濟；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國內有同等重心的轉移，轉向反法西斯斗爭。
　　然而，同一時期，資本主義對資本積累無休止的追求，削弱了它使用原是永不枯竭的后備勞動力的機會。后備勞動力的源泉現已有限，資本家的策略因而有所改變，石油輸出國組織使用的斗爭模式事實上對他們相當有利，七姐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沒有哪一個因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價格上漲而蒙受損失。恰恰相反，只要積累的剩余價格仍由國家分配，資本家仍可把他們的資本重新部署而不會失去對這些資本的長遠控制。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經濟在地域分布上已到了盡頭，資本家現已不再像往昔那樣不易受“階級”斗爭原有的策略所左右。但要有作為，運動的重點須重新組織，運動不可與國家有密切的聯系，即使是他們經過斗爭扶植上臺的政權也不行。運動所關注的必須是商品長鏈每一個環節上如何保留更大比例的剩余。這種策略最終會使體系“負荷過重”，大大降低全球盈利率，并拉平分配。這種策略也可能會動員起各類的新社會運動的力量，這些運動的目標大都著重平等多于注重發展。
　　這并不是一個新的費邊主義(Fabian)策略，并非緩慢地一步步朝世界平等邁進。策略是基于以下的信念：世界盈利率會受到各地的政治沖擊。當各地的勝利逐漸積累擴大，體系的支柱相當大一部分將要倒塌，迫使貪婪者互相傾軋，吞食分配給其代理人及給中間人的那部分利益，結果當然是集體自殺；軍餉不足的軍隊會士氣低落，無心戀戰。沒有一支“軍隊”(即龐大的政治和思想武器)去保衛資本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將無法穩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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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像?到此，我想我的回答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今天，國家發展無論主張或是采用任何辦法都不過是幻想。如果我們全身心投入那方向，資本主義制度還可能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希望那樣，為自身延長二百年壽命。有了這額外的二百年，地球上的特權階層也許可過渡到一個完全不同但同樣是不平等的世界體系。
　　不過，發展也可以是指路明燈。我們可以加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長期發展的步伐，這是資本家最害怕的。本地及局部要求更多的參與，要求提高實際收入，即生產地的生產者在全球不受控制，就是政治上動員起來，經濟上要求重新分配。這樣也就把維持現狀的得益者的最厲害的武器解除了；這個武器就是把(國家及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農戶在政治上分化隔離，及呼吁個人(每人所創造的剩余)為國家作出犧牲。
　　這種策略并非如想象那么顯而易見。傳統的或是過去的反體系政治運動——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人、全世界的共產黨、民族解放運動等都沒有去認真鼓吹它，甚至沒有把它看成較次要的策略。就是過去二十至三十年期間新興起的反體系運動，也沒有哪一個這樣做，至少沒有像我所主張的那樣著意使體系負荷過重。他們仍對發展以達至平等信心過大；我認為他們需要認真考慮的是通過爭取平等以達到發展，但這種平等主義不能是否定自我實現及社會多元化的。平等與自由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密切相連。如果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把兩個目標分開，結果就是兩者皆落空。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弱點正在于它的自我實現的問題。越商品化，不均等分配剩余的能力就越會減弱，積累就越不能集中。但如果說加速商品化是摧毀體系的途徑，又絕不充分，因為讓它自由發展，壟斷勢力就會設法放慢速度。傳統的看法認為國家發展使商品化加劇，我卻認為應把國家發展視為取代其他可進一步加快商品化的策略。
　　生產者強調保留剩余，即強調更平等、更民主的參與，這決不是烏托邦，而可能是極為有效的措施。今天他們的要求遭到大資本家的反對，但更大的障礙來自反體系運動本身。他們必須認清發展的由來已久含糊不清的兩個概念——更多，與更平等。他們必須選擇后者。這個選擇并非與國家無關，國家機器可以從很多方面支持這個計劃，但如果計劃實施的動力是國家機器，發展就不是指路明燈，只是幻象。
　　
　　華勒斯坦，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教授，布羅代爾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現代世界體系》等。
　　黃燕堃，學者，現居香港。
　　劉健芝，學者，現居香港。
來源：《天涯》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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