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公有制與私有制
一說到公有制與私有制，人們自然想到的是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盡管如今的年輕人對于公有制經濟幾乎沒有什么概念，對私有制經濟也只了解一點皮毛，但是這一次我不打算具體介紹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我打算從人類社會總資源的占有的角度說一說公有制社會與私有制社會。
人類社會資源可以分為三大類： 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
人們對經濟資源的占有比較直觀，也容易被人們理解。自人類誕生以來，人類社會在經濟資源的占有方面可以分為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原始公社與按照馬列主義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制經濟，其它所有形態的經濟形式都是私有制經濟。就當今世界而言，年輕人可以粗略地理解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營經濟、集體經濟和人民公社是公有制經濟，地主、資本家控制著國家的農業和工商業則是私有制經濟。
下面重點來說說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所有制”性質問題。
先來說說私有制政治體制。
首先，皇權政治是典型的私有制政治體制。這個無需解釋。我要說明的是資本主義民主選舉制政治也是私有政治體制。
一些年輕人聽到這話立刻會跳起來，大叫：民主選舉的政權是為全體選民服務的，怎么能夠說是私有政治呢？
稍安勿躁。請先想一想那些按照“民主程序”當選的總統、首相、各級行政長官，以及各級法官依照什么準則來治理他們的國家？
當然是依照他們國家的憲法來治理國家。那么請再想一想，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是由哪個階級制定的？當然是資產階級制定的。是資產階級戰勝了封建階級之后創立了資產主義的憲法。這種憲法的核心是：維護資本擁有者的利益。最根本的是：工廠、礦山、土地、水源、鐵路、公路等等生產資料都可以是私人財產，而“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貿易法則”。經濟是社會的基礎，資本主義政治的首要任務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的安全運行。資本主義經濟是私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掌控在少數人手中，維護這種私有經濟的政治體制自然首先是在維護少數人的利益。既然資本主義政治首先維護少數人——資產階級的利益，那么說它是資產階級私有的還有問題嗎？
我這里說“政治資源的絕大部分”的占有問題，而不說完全占有，是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中，勞動大眾多少還占有一定的政治資源。比如他們畢竟有“二選一”的投票權，有結社權，有集會權，有罷工權，有游行權，等等。盡管這些權力不是資產階級賜予的，而是工人階級長期斗爭換來的，但是畢竟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確實擁有了的權力。所以，嚴格地說，現代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政治體制。
還有一種更加完全的私有制政治體制。那就是通過憲法把執政權授予某個集團專有的政治體制。當憲法把國家的執政權固定在某個集團身上時，它就有了拒絕其他階層分享政治權力的可能。比如，它可以通過審核、批準制度實際上取消人民的結社權，通過審核、批準制度實際上取消人民的集會、罷工、游行等等的權力。這樣的政治制度是比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徹底的私有制政治體制。
那么公有制政治體制應當是什么樣子呢？
首先它必須是擁有最廣泛民主權力的民主制政體。而民主是個復雜的問題。前不久就有人把選舉基礎上的代議制民主排除在民主之外，僅僅把直接民主和抽簽看作民主的具體形式。
我認為抽簽本質上是賭博，是拿國家與人民的命運賭博，根本不可取。而直接民主只在不超過幾十萬人的場合可用，任何大國都不可能采用。
現代資本主義普遍采用選舉基礎上的代議制民主，我國如今采用的“人民民主”制度與之類似。前不久剛剛開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絕大多數來自各級官員和“新階層”——新興的官僚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除了這些人就是一些文藝、體育明星。而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的工農則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代表。
資本主義代議制選出的議員是專職的，在法律上他們是他們各自選區民眾的代言人。他們要向各自選區的選民匯報他在議會中的工作，他要在議會中主張他的選區的民眾的利益。因此，資本主義的議員是“大我”，議員的聲音是一群人的聲音的“合成”。當然，在議員背后的那一群人中，不同人的聲音的“音量”是不同的。財大氣粗的大資本家的聲音自然會占壓倒優勢。大資本家可以通過資本掌握的傳媒來引導人們的意識，甚至可以通過制造、宣傳假象來誤導民眾，欺騙民眾。
代議制在理論上的民主與實際上的不民主歸根結底還是私有制經濟體系和后面將要分析的私有制文化體制造成的。代議制本身沒有問題，只要與公有制經濟體制、公有制文化體制相配合，就可以實現真正的民主。
我們的“人民代表”則是“先進分子”，是緊跟黨的政策的“模范”。不管這個“代表”是從哪里選出來的，他的政治主張都必須符合黨的政策要求，與選他出來的那些民眾的政治要求無關。
有人會說：黨的政策就反映了全體人民的要求，符合黨的政策的要求，也就是符合全體人民的要求。
對于此種高論，我不敢茍同！
黨要求農民拋棄集體化道路，各顧各，爭相發財，結果是三農問題日趨嚴重，以至于如今威脅到了國家安全！
黨要幾千萬國營工人“下崗”，為國家減輕負擔，結果一方面是兩萬億外匯存在帝國主義的國庫里——“藏富于敵”，一方面是幾千萬下崗工人陷入極度貧困，成為最可憐的“弱勢群體”。
就近三十年工農的切身體驗看，黨的政策不一定就符合民眾的要求，更不要說如今的官員“十官九貪”了。這樣的“人民代表”與人民的利益何干？盡管他們也是“選舉”出來的，可是民意卻完全沒有主張的通道。因此如今的“人民代表制度”與民主完全無關。
如果人民代表確能夠基本上按照各階層人口比例選出，按照各階層自身的利益要求選出，那么，要真正實現民主政治也不難。
這里有兩個要點，首先是代表的比例問題。
工農和其他體力勞動者占選民的大多數，他們的利益理應優先考慮。再考慮到工農在文化上的弱勢，考慮到文化上的弱勢導致的在會議中辯論的不利地位，維持人數的優勢是必須的。人數上的優勢和文化上的弱勢相平衡，才能維持工農及其他勞動者對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均勢。
第二個要點是工農必須要有自己的組織，真正在工農意愿基礎上構成的組織。沒有組織的大眾是任人宰割的“群羊”，組織起來的工農是自己的主人。只有通過工農自己的組織進行人民代表選舉，工農才不至于被官僚和知識分子“忽悠”。
無論是代議制民主，還是人民代表大會，只要工農能夠組織起來，選出自己的代表，并且在議會或“人大”中占有人數上的優勢，都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為此，憲法必須首先真正給予工農建立自己的組織的權力，他們必須能夠不受任何其他組織、政黨的領導，不受行政權力的約束。也就是說，真正的結社自由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必要條件。
當然，僅有上述選舉制度還是不夠的。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工農大眾還需要行使他們的的政治權力的途徑。這就罷工的自由，是集會的自由，游行的自由，以及言論與出版自由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具體來說就是文革時期毛主席給予人民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關于這一點，在下面討論公有制文化的時候再深入討論。
下面來說說文化上的“私有制”與“公有制”。
有人會質問，文化知識和藝術才能存在與個人頭腦中，如何能夠“公有”呢？
文化知識和藝術才能確實只能存在與個人頭腦中，所以它們本質上是“私有”的。文化是否可能成為“公有”的，則要從兩個方面來說。
首先，凡是私有的資源，都可以成為社會分配中討價還價的籌碼，特別是這種資源是稀缺的資源的時候。反之，如果這種資源很充足，甚至過剩，那么再想“奇貨可居”就不行了。
“文化精蠅”們就是由于其的文化知識和藝術才能是“稀缺資源”，所以才能在在“改開”時代出現的“精蠅鐵三角”中占據一席。而造成這種文化和藝術資源缺乏的根源之一是教育產業化。
為了擴大文化和藝術資源，打破“文化精蠅”對文化和藝術的壟斷，必須實現全民義務教育，必須讓廣大的工農和其它勞動者的子女接受良好的、全面的教育。
由于千百年來工農一直生活在貧困之中，又由于工農的生活一直與生產勞動密切相關，所以他們一旦有機會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通常也是選擇讓他們接受技術與科學教育，很少有人想到文化與藝術教育。反過來，地主、資產階級一直是文化擁有者，一直是藝術的主要擁有與享受者，所以他們更重視文化與藝術，而不屑于生產技術，甚至科技。
勞動者階級與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這個反差是造成文化與藝術被如今的“文化精蠅”壟斷的第二個原因。
為了實現文化與藝術的大眾化，不僅需要實現全民義務教育，還要號召工農和其他勞動者引導子女去學習文化與藝術，去占領文化與藝術陣地。一旦大批的工農和其他勞動者子女進入文化藝術領域，打破“文化精蠅”對文化與藝術陣地的壟斷就比較容易了。
上面是從文化知識、藝術才能的占有方面來探討“公有”的途徑，另一個途徑是傳播文化、展示藝術“舞臺”的占有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階級路線”和“突出政治”把傳播文化知識和展示藝術的“陣地”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文化與藝術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因而它們是公有的。那時，知識分子、演藝明星必須與工農相結合才能獲得自己的“舞臺”，否則就會“靠邊站”。
“改開”拋棄了社會主義的階級路線，文化教育成為官僚手中的產業，藝術領域更成為知識分子“控訴”社會主義的舞臺。文化與藝術重新掌握在官僚資本、買辦資本手中，成為丑化社會主義，美化資本主義的工具，因而如今的文化與藝術是私有的。
好了，上面已經說明了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公有”與“私有”的概念，同時說明了“改開”把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政治公有的程度還不夠）變成了如今的私有制。不僅如此，上面還說明了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所有制的密切聯系。如果你擁護某個私有制，就必須接受另兩個私有制；反之，如果你擁護某個公有制，你就必須同時擁護另兩個公有制。這是毫無疑義的。
無產階級必然會擁護全面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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