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星紅旗解讀“人民中國”
祝東力
“人民中國”的內涵，最早在延安時代提出，由《共同綱領》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部1949年9月出臺的“臨時憲法”這樣說：“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這四個階級，組成“人民”的內涵；而這個意義上的“人民中國”，也同樣反映在同期誕生的五星紅旗上。
五星紅旗的內涵
自誕生之日起，國旗就是最具政治象征含義的國家符號。現代中國的國旗幾經變化。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曾打出“十八星旗”。十八顆黃星，象征“中國本部”十八省。這十八省，正是明朝的中國版圖。孫中山同盟會的政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恰好出自朱元璋當年北伐檄文中的名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這當然并非巧合。
北洋政府時期的國旗為“五色旗”。紅黃藍白黑五色，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稍后，國民黨時期的國旗，即“青天白日滿地紅”，以紅白藍三種色彩象征自由、平等、博愛，也象征三民主義。這其中的含義較為含混和牽強，唯有“滿地紅”所隱喻的先烈的熱血，倒是透露出國民黨曾經也是個革命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五星紅旗”，以紅地象征革命，一顆大星表示共產黨，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共同綱領》所表述的四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1954年制定的《憲法》不再提“四個階級”，但仍主張中國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民族資產階級，是當然合法的成員。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不復存在。但是，在此之后，甚至在文革期間，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或政治團體的8個民主黨派卻依然保留下來。也就是說，即使在文革時期，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某些基本內容，仍在延續。從理論上講，“五星紅旗”所展開的中國政治架構，在當代中國的60年時間里，始終延續著。
從古代的“四民”到當代的“人民”
按照《共同綱領》的說法，在新中國，共有四個階級，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個階級共同組成“中國人民”的范疇。 “人民”的這一內涵，與中國古代的“四民”概念，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自《管子》立論之后，從先秦時期到明清兩朝，士農工商，一向就是中國社會階層的基本分類方式。在新中國，組成“人民”的四個階級，大體上也對應于傳統的“四民”，只是相對位置發生了變化。在工業化時代，工人階級（工）超越農民階級（農），排在四個階級的首位；小資產階級主要指知識分子（士），從過去的首位降為第三，排在兩個勞動階級之后；只有民族資產階級（商）的位置沒有變化，依然排在末位。
在古代的“四民”中，商人擁有資財，卻始終忝居末位。中國古代大多數時期，厲行“重農抑商”政策，刻意排抑商人階層。實行這種政策的根本理由在于：商業活動的前提，是社會存在一定數量的剩余產品，在古代社會，生產技術相對低下，剩余產品有限，不能支持商業資本的持續擴張；如果人為地發展商業，必然導致強勢集團巧取豪奪，強行剝奪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條件，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人為地制造出“剩余”。所以，國家必然要以法律、政策和倫理手段，約束和限制商業活動。
但是，“抑商”只是歷史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抑商”并非“滅商”。中國古代，商業活動始終存在，在兩漢、唐宋和明清等時期，商業活動往往相當繁榮，甚至一再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說，古代中國既控制商業資本的成長規模，避免它顛覆社會秩序的綜合平衡，同時，又懂得借助資本的活力，刺激、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
古代社會對待商業資本的這種“中左”路線，一直影響到20世紀。實際上，孫中山“節制資本”的思想，毛澤東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以及1980年代所謂“鳥籠經濟”的概念和政策，仍然延續、發展了古代對待商業資本的辯證方式。
三個文化傳統的融合
因此，在中國的古代與現代之間，其實存在著深刻的一致性。古代的遺產，延續到了現代，仍保持著強大的歷史慣性。這個歷史遺產，以儒家為主體，融合了道、釋等元素，成為當今中國文化的古典傳統。與之并存的，還有“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以及1949年以后形成的社會主義傳統。
這三種文化傳統，各有所長。古典傳統強調人際協調，重視“家”的價值和作用，其勤勞節儉的工作—生活倫理，在人口規模與資源環境不匹配的條件下，對廣大中下層群體的人生形成強大的支撐作用。但另一方面，古典傳統又容易造成人身依附、抹殺個性和絕對服從的弊端，尤其是在政治領域。
在工業化時代，個人生存的空間因經濟技術的跨躍式進步而大幅度擴張。形成于這樣一個時代的啟蒙傳統，強調個性、自由、平等、獨立，是對古典傳統的重要校正。所以，在“五四”時期，啟蒙與儒家倫理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和碰撞。但是，啟蒙傳統如果一枝獨秀，則必然導致過度競爭和人際緊張，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容易導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實踐。
社會主義傳統主張平等公正，同時強調人際協調，是對人身依附和市場路線的超越。但是，如果將其他兩種傳統作為“封、資”糟粕完全予以排斥，那么，也將導致刻板、單一的局面，反而將抑制社會的生氣。
比較來看，在三種傳統中，唯有社會主義傳統，最適合以自身為基礎，容納并整合相互對立的前兩種傳統。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傳統背后，包含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利益結構。例如，古典傳統強調服從和勤儉，啟蒙傳統主張競爭和效率，社會主義傳統更側重協作和公平。所以，三個傳統的互動與整合，也意味著要調整中國當前的利益格局，從而使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能夠長期協作，促使當前中國的社會和解。
假如抽掉社會主義傳統，那么，我們將回到1949年以前；假如抽掉啟蒙傳統，則將回到清末民初；而反過來，假如排斥古典傳統，那么，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就難以建立。而且，海內外大中華的凝聚，也只有以古典傳統為基礎，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分歧。
當然，以上所述，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即在各個階層和利益群體之間，抑強扶弱，進行有限度的斗爭。也就是說，應該實施社會政治領域的宏觀調控。
應該說，這一切在理論上都是可行的——五星紅旗所展示的政治架構，具有這樣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允許大幅度的戰略調整。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原載《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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