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該如何變革（二）
歷史何以會出現如此巨大反復——六十年后還要有第二次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于1949取得了輝煌勝利，但這個革命實際上并未最終完成。她只是在政治上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官僚買辦階級、地主階級三座大山，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目標——人民主權，卻并未最終落實為具體的法律制度。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政權，是由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理想主義政黨執政體現的，黨權政治尚有待于最后轉變為民權政治。只有完成此歷史性轉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才算最終完成。
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除其政治目標外，尚有舊中國百年買辦殖民地文化毒瘤必須徹底根除，以防其不散陰魂一旦條件適宜便又借尸還魂，死灰復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買辦階級和漢奸文化。此文化革命艱巨重任非幾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不足以最后完成。
導致巨大歷史性倒退的政治經濟原因
黨權長期代替民權，一方面民權未立則民主革命大業未竟，國家缺乏民意監督制約機制；另一方面黨權則也因受執政之利腐蝕終至背離理想主義之魂，腐敗變質。
中國自古有君子不黨之說[注1]，是指不結謀私之黨。但為救國救民理想而結黨則非謀私利，乃君子之黨，志士仁人之黨。如革命時期之中共，為理想赴湯蹈火不惜肝腦涂地粉身碎骨，無私無畏可歌可泣。中國革命艱苦卓絕曲折殘酷，非大仁大義理想主義君子結黨擰成一股不能充分動員發揮人民偉力而獲勝，正所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新的民主主義革命也同樣須有志士仁人結成堅強奮斗之黨為核心力量。）
然自建國后，執政黨員（除非常時期）再無性命之險，利益之失，卻有地位之尊，近權之利；人皆思黨，思黨之權，小人謀之猶費盡心機，其所圖者私利也[注2]。對此，黨的八大曾提出慎重發展新黨員，但此終非長久之計。況自古小人鉆營遠勝君子，黨內也生蛻變之臣，長此以往，黨權日聚謀私之人，漸離忠直之士，量變質變，加之我黨又未能建立起和平時期一套有效的干部選拔、考評、任免、獎懲制度，隨毛、周、朱老一輩領袖辭世，君子理想主義黨魂漸消，遂成謀私利益集團。
此執政黨蛻變之憂，纏繞毛澤東整個晚年，也是他最終決心發動群眾以文革自下而上大民主抑制官僚主義的主要原因。然而六十年代官僚主義雖有發展，但畢竟還未到嚴重腐敗程度，黨內尚有大批經受過艱苦斗爭考驗的清廉干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也抑制了腐敗的發展。因此發動群眾自下而上“造反”脫離了干部和群眾的理解程度，也在群眾中造成嚴重分歧。
管與被管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因此再好的官也會有人不滿。任何干部也總有親信之人，因此再壞的官也會有人說好話（秦檜還有倆仨相好）。文革造反運動使群眾分裂為對立的派別，有的保這個領導反那個領導，有的保那個領導反這個領導。（只有像現在這種官場已完全腐敗，官民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民眾團結一致對官員進行斗爭的情景。）
又因民權并未落實為國家法律制度，群眾即便有四大自由，權力的來源也仍是上層而非底層。（上層的權力則來源于軍事力量的支撐。）于是派系對立的群眾運動就變成受上層操控的運動群眾，眾多的群眾組織中只有受到上層權力支持的才能存在發展下去。群眾運動因而成為上層權力斗爭的附庸和犧牲品，文革也因此而演變為一場混亂，什么問題也沒能解決，反而使很多理想主義的黨員長期未能工作，加之文革理論和指導思想方面的混亂，就更難以被群眾理解和接受，因此其失敗是必然的。文革失敗后，民眾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及罷工、結社等賞賜的民主權利便被篡奪了大權的官僚野心家徹底剝奪，他們進而以胡漢三復辟自居，堂而皇之變黨天下為家天下。
以文革失敗后民眾被剝奪民主權利為標志，昭示著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從此正式被官僚集團竊取，以后又都被官僚買辦階級賤賣給外國人，革命成果從而被徹底葬送。
歷史實踐證明，在理想主義政黨奪取政權后，就應充分利用其權力積極創造條件，在時機成熟時逐步完成國家法律制度的民權建設。在政權權力仍來源于（自己的）軍事力量，且腐敗還不太嚴重并可控制的情況下，就不應再以自下而上無秩序的造反來體現民主而自亂陣腳，因為無秩序的民主不僅將造成混亂分歧一事無成，而且極易成為上層政治斗爭利用的工具而非人民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造反只適用于奸佞當道、主暗政弊之時。民主實行并產生作用的前提是有章可循的法制而非無政府狀態，民主必須與法制結合在一起。
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的廉潔除嚴肅的紀律和政治運動的威力外，黨的骨干都是經過殘酷戰爭考驗的理想主義者是一重要原因，這些寶貴的精華不是民主選舉的產物，而是嚴酷的斗爭環境自然選擇的結果，他們是人民革命犧牲千千萬萬烈士的代價所造就并幸存下來的寶貴人才，任何民主制度也難以選出如此優秀的官員。這些廉潔干練的理想主義官員執政無疑是國家民族和人民之福。歷史也證明，當今中國的災難也確實是在老一代理想主義者卸任后才發生的。
毛澤東時代黨滋生的腐敗，更多地則是建國后（也包括一些臨建國前）入黨的新黨員帶來，腐敗生于基層。上層雖也有蛻變分子，有意圖竊取人民革命勝利成果為己有的野心家，但嚴肅的黨紀國法使其難以如愿。
因此，在老一代理想主義者掌權時期，無疑應一方面在中上層繼續由經過戰爭考驗的理想主義者執政，并不斷完善干部選拔考試、舉薦、監督、考評、獎懲、任免等人事組織制度；另一方面則應從日益萌生腐敗的基層開始漸進地將黨權轉變為民權。上層黨權政治對基層只是維持其民主選舉秩序，把關基層官員及民意代表候選人資格（符合法律規定的標準），及認可選舉結果。（候選人資格之所以需要上層政治把關，是因基層民意有其局限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法律必須規定選舉政治的兩個基本原則以補充民意不足：1.必須是愛國者（維護國家統一和利益）才能具有官員及民意代表候選人資格。2.不得利用選舉多數侵犯少數族群利益。）民權政治可先是鄉鎮以上黨權政治及鄉鎮以下民權自治相結合，進而發展到縣以上黨權政治及縣以下民權自治相結合，……這樣，當老一代理想主義者年邁退休時，就可在中央領導下逐步由下而上完成黨權政治向國家民權制度的過渡。這應該是切實可行而又穩妥的民主改革之路。只有實現民權政治，民主革命才算徹底完成其政治任務，國家才有民意監督制約機制；黨也只有脫離世俗權力的侵蝕，才談得上防范小人混入（小人不投無利之機），才可繼續保持君子理想主義黨魂。
當然，現在說這些已是馬后炮了，但當初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毛澤東走此徹底完成民主改革之路？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 建國之初一窮二白，國家只能從農業中積累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國防，因此基層政權必須絕對置于黨領導下才能從農業中以計劃價格收購大批糧食等物資。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完全排斥了市場價格調節機制，缺乏市場機制調節效率使國民經濟很難趨于平衡，工農業剪刀差越來越大，農業也越來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基層政權更不能脫離黨的領導。
2. 由于我們的黨信奉馬列主義，因此建國后革命方向必然會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會再是民主革命。理想主義的黨上臺執政完成土改，沒收官僚資本，鎮壓了反革命，就被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
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和蘇聯的實踐，社會主義革命要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要變為集體經濟，城鎮則要完成公私合營。革命的對象則轉向資產階級，國民黨及地主等過去的革命對象也仍有其殘存勢力，階級斗爭依然存在。因此，這個社會主義革命仍然需要革命黨強有力的領導。不可能建立與基層黨權相沖突的民權政治。
3. 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社會自身有力量能夠制衡上層強權的產物。這種社會自身的力量既體現為社會自身（非政府）的組織程度和傳媒的非壟斷，也體現為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和民主要求。
然而所有這些條件，除中國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熱忱體現出的公民意識外，在五、六十年代還都是不具備的。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的聯系就基本上都變成了受黨和政府控制的聯系，傳媒業更是如此。人民也滿足于黨的英明領導和政府的廉潔，而不再有自己的民權要求。
中國革命是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取得勝利的，由于中國人民的敵人勾結起來的力量太強大，革命艱巨而復雜，人民的力量又異常分散，且迷茫難悟，因此必須有一個理想主義的核心以天下為己任，敢于犧牲，不謀私利，團結組織人民挑起革命領導重任。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又確實培育了一大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仁人志士，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又將其聚集在一起，這個凝聚人心的理想信念也因此成為激勵人民革命的旗幟。
這個黨確實太偉大了！她的斗爭歷史是那樣艱苦卓絕，可歌可泣，她的勝利又是那樣輝煌，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有這樣偉大廉潔的黨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還能有什么比這更好的選擇嗎！？人們普遍認定：黨是人民利益的絕對代表者和守護神，跟黨走沒錯，也因此而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年人民煥發出的激情，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在這種政治環境中，人民群眾根本不可能有黨權向民權轉變的要求。
就是到了文革民眾有四大自由的時候，人們對自己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利用，也只是反對這個領導或那個領導，支持這個領導或那個領導；就是運動再激烈，群眾組織派系林立，天下大亂，甚至大規模武斗死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提出黨權與民權的矛盾，及向民權轉變的問題。
人們擁護黨的領導而無自己的民權要求，是黨權未能向民權轉變的人民方面的原因。
（現在則不同了，人民已從無民主權力導致飽受內外黑惡勢力壓迫剝削的慘痛經歷和深重的民族危機中深刻認識到人民民主的可貴，產生出對民權的迫切要求。若再有第二次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鏟除了官僚買辦貪腐黑惡，人民首先要落實自己的民權要求，建立民權制度。）
當年只有毛澤東認真思考著黨權和民權的矛盾，思考著蘇聯黨蛻變的前車之鑒，但因以上幾方面的原因，基層不可能建立民權制度以取代黨權，基層也必須掌握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黨領導下。但是沒有民權的制約，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官僚主義蛻變問題？
毛澤東一方面要不斷清除（政治上打倒）他所認定的野心家，因為一切野心家無一例外都是謀私之人，得勢后必定會篡奪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為己有。但他顯然也認識到這只是治標不治本，于是思考再三，決定發動民眾以大民主的方式向黨權“造反”（并不僅限于基層），用民意制約官僚主義滋生的腐敗，然后由民意完成基層甚至中高層整黨清黨；隔七、八年再來一次，通過民意與黨權的不斷對立，不斷地實現黨權與民意重新統一。這種以民意純潔黨組織，自下而上開門整黨的思路，的確是一個創舉，也說明毛澤東是唯一一個掌權后不忘民權的真正人民領袖。
但由于權力的來源依然在上面，民眾無民權要求且陷于分裂內斗，遂成上層權力斗爭的附屬品犧牲品，文革最終演變為一場混亂而歸于失敗。
可見，文革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問題，若簡單予以否定，它何以能發生并持續十年之久？若簡單肯定，則為何它又失敗了呢？它看似毛澤東個人意志的偶然性產物，但其實質乃是黨權和民權的歷史性沖突，既不能拋開黨權也不能無視民權，卻要使黨權永遠能代表民權民意，與其達成統一的一種理想化實踐。
因文革失敗，人民的民主權利逐漸被徹底剝奪，無民意制約的黨權腐敗蛻變從此再無阻力。
又因社會主義時期理論指導思想的錯誤，國民經濟缺少市場調節機制的效率而嚴重失衡，其（農業等）基礎環節也日漸脆弱。因此，毛澤東去世后出現經濟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華國鋒能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如此。
這兩種必然性（無民意制約黨權迅速腐敗的必然性和經濟改革的必然性），導致了日后我們必然以腐敗的方式改革開放，（腐敗+ 對外開放，則必定產生官僚買辦階級，）從而注定了我們必然再次走上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命運。
看似偶然的東西，其實都蘊含著必然性，偶然不過是必然的具體表現。
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指導思想的錯誤
建國后黨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方針存在著一些根本性錯誤，究其根源，此非中共之過，而是馬列主義政黨繼承了老祖宗經典理論的錯誤。馬克思經典理論最根本的錯誤就是勞動價值論及以此為基礎的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而是他繼承了古典經濟學斯密、李嘉圖的這個錯誤理論。因為當時西方經濟學也就是那個水平，赫爾曼.戈森雖提出戈森定律（效用遞減規律和邊際效用相等規律），但對于解釋商品價值它還很不完善，且又不為人知。
馬克思對價值理論的發展是有杰出貢獻的，這個貢獻就是他的價值形態（價值表現形式）分析，這些分析揭示了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理論和價值理論之間的關系。雖然馬克思是在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基礎上分析價值表現，但杰出的辯證分析才能使他的價值表現理論為貨幣理論奠定了基礎。貨幣及價值表現理論是統一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的結合點，馬克思在此關鍵領域開創了出色的辯證分析方式。但由于其辯證法對使用價值的分析不徹底，他未能區分使用價值的物質形式和其社會內容，從而未能發現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錯誤。
馬克思最初對使用價值及其物質形式還是有一定區分的，在《資本論》一開頭，馬克思寫道：“一種物品的效用，使之成為一個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屬性，總的說來，不過在使它們有用，從而使它們成為使用價值的時侯，方才叫我們考慮。”
但馬克思對價值表現形式的研究，是（與其敘述順序相反）從貨幣形態——金開始的，但貨幣金不像貨幣銅，銅明顯還有其它具體使用價值，而在金的物質材料上淹沒了使用價值和其物質形式的區別，于是隨著從貨幣（金）→一般等價物→擴大等價物→個別等價物的推論，使用價值和其物質形式的區別就消失了。
但在當時經濟學尚對使用價值的社會屬性缺乏更多研究的時候，即使馬克思能夠區分使用價值的物質形式與其社會內容，他離正確解決價值理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時代的局限，當時經濟學就發展到那個水平，馬克思是人不是神，盡管他是罕見的天才，也難以超越歷史賦予他的局限性。
勞動價值論之錯，錯在其從商品的代價方面（負面的價值）理解并定義商品價值，其理論依據是長期的經驗觀測和數據記錄，表明商品長期的價格變化和工資代表的勞動量變化的一致性；但這只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能夠成立，到了大工業時代，利潤率的平均化趨勢（等量資本帶來等量利潤）徹底顛覆了勞動價值論，與商品價格長期變動基本一致的不再是工資表示的勞動，而是資本。于是又出現了其它生產要素（資本、技術等）也和勞動共同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這些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的共同之處都是從“成本”和“耗費”的角度來理解商品價值。
其實，商品就是對其所有者的交換價值和對他人的使用價值這樣一個兩重物，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同樣都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其區別只是由于其對象不同。因此，并非如馬克思所說“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擔負物。”[注3] 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才是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物質擔負物。
從價值表現形式來說，一商品的交換價值正是對立商品的使用價值。從商品社會等一的價值尺度來說，商品的交換價值其實就是社會標準的一般使用價值。（楊芳洲《價值論》對此有詳盡的論述。）
是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為使商品的交換價值（社會標準的使用價值）和取得商品的代價（負的社會效用）保持著大約一致的比例。而作為交換價值波動中心的內在“價值”，其實就是人們對得到商品所付代價的一個社會平均水平的定義，它的內容在工場手工業時代主要是與商品價格有一致比例的勞動，而在大工業以后則是獲得平均利潤的資本。
勞動價值論的錯誤，使馬克思一些重要論點建筑在錯誤的基礎上。如剩余價值理論，此學說原本就與勞動價值論相矛盾，但馬克思堅持要在勞動價值論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基礎上說明剩余價值（當時也確實沒有比勞動價值論更令人信服的價值理論）。于是馬克思提出勞動二重性學說及以此為基礎的勞動力商品學說，用將勞動力“商品”和其使用價值--勞動相區別的方法來解決剩余價值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矛盾。勞動力是馬克思把商品的存在形式和其使用價值相區別的唯一“商品”。但這實際上并未能解決問題。
商品之所以被人購買，是因為它具有買主所需要的使用價值，因商品體和其使用價值不能分離，為得到商品永遠的使用價值才買斷商品的所有權。如要購買商品僅僅一個時期的使用價值，那是對商品的租借，是買商品暫時性的使用權。馬克思寫道：“這種關系的繼續，還要求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時間來出賣勞動力；因為要一次賣盡，賣絕了，那就等于出賣自己，讓自己從自由人變為奴隸，從一個商品所有者變為一個商品。所以，當作一個人，他必須能不斷把他的勞動力，當作他所有的財產，當作他所有的商品來處理。要能做到這樣，他就只能暫時，在一定時限之內，讓買者去支配它，消費它，而不在讓渡勞動力的時候，放棄他對勞動力的所有權。”[注4] 可見，馬克思并不認為雇傭工人的資本家買斷了勞動力的所有權，而只是買了這個“商品”“暫時，在一定時限之內”的使用權--即一定時期的使用價值。而勞動力一定時期的使用價值除了在一定時期中去為買主勞動還能是什么呢？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學說既認為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是勞動力“商品”；又不認為這個勞動力“商品”被“一次賣盡，賣絕了”，而僅僅是這個“商品”一定時期的使用權（即勞動力一定時期的使用價值--勞動）被工人出賣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只有后一個能夠成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還是勞動。等量勞動相交換和剩余價值理論上的矛盾其實并未解決。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認為：即使在“公平”的等價交換條件下，資本家也無償占有（剝削）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
我們這個世界確實廣泛存在著剝削，尤其今天中國人民正在遭受規模空前的殘酷剝削。但我們所見到的剝削，卻并非由于正常的等價交換造成，而都是利用權勢、暴力、欺詐等手段巧取豪奪（包括勒索、賄賂、收買控制對方管理者、誘騙、操縱市場、壟斷、制造經濟波動）。并且剝削并非只局限于雇傭關系，如：國際經濟關系中，美國對全世界的剝削。又如：法紀混亂的國度，權貴、官僚買辦對全社會（并非只是工人）的剝削。正是這兩種剝削，構成當今我國人民遭受經濟剝削的最大根源和最主要部分。
（某些人無視國際資本乃當今中國最大剝削者的事實，尤其一些以極左面孔討伐愛國主義的人，說什么“民族主義無力解釋，更無力解決中國0.4%的人口控制70%社會財富這樣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這顯然是在以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掩蓋國際資本對中國人民的超額剝削，為國際資本勾結官僚買辦階級殘酷剝削壓榨中國人民開脫罪責，從而轉移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方向。）
除了公然的掠奪，一切對財富和勞動的剝削，都是以看得見的手限制看不見的手（由等價原則維系的自動調節機制）的作用范圍，人為制造剝削他人的獲利機會，因此，都不是正常的等價交換，雇傭勞動關系中的剝削也是如此。剝削與等價交換非此即彼，是剝削就不是等價交換，是等價交換就不是剝削。
對雇傭關系中屬于正常的等價交換以剝削而論，不僅牽強，而且美化了剝削。（在當今爾虞我詐的險惡世道，公平無欺的等價交換已經是太美好的事情了。）
勞動價值論的錯誤使馬克思不可能正確理解商品之間的相對價值表現，以致于他甚至幻想沒有貨幣的勞動證書式的交換和全社會總勞動時間的直接分配。也因此導致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完全排斥了市場機制的調節效率，后雖經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仍繼續維持商品交換和貨幣，但缺乏市場機制效率的交換難以平衡協調，總是存在制約全局的嚴重短板和巨大浪費。
由于經典理論不能區分商品的物質形式和其使用價值，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總是把使用價值的具體形式和其社會內容混為一談，分不清（社會欲望決定的）使用價值內容（效用）種類變化的長期穩定性，及其具體產品形式的社會需求短期內迅速變化的區別。因而也不可能明白：國民經濟計劃越是粗線條就越精確（符合社會欲望內容種類的變化規律），而越是過細地將計劃落實到具體產品就越荒謬。計劃經濟更適合于戰爭，而在和平時期，具體產品的生產只有隨時適應市場變化，才不致總是生產過時的淘汰產品。
馬克思（等量勞動相交換仍存在剝削）的剩余價值學說，以及剩余價值在整個資產階級中分配的理論，將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矛盾看成不可調和的絕對斗爭關系。因此無疑導致了階級斗爭的擴大化，也徹底否定了私人資本繼續存在的歷史價值。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實踐（包括世界無產階級的斗爭），私人資本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其并未完全喪失歷史合理性，它仍然普遍存在，對解決就業和支撐經濟起著重要作用。工人階級和私人企業主，除了有斗爭和對立的一面，也并未完全失去其同一性，私人企業中員工和雇主還將繼續共存，他們之間的階級斗爭不是無限的。因此，對私人資本是限制（防止其以財力支配社會）、利用、規范、管理的問題，而不可能將其徹底消滅。
（當前中國人民所反對的國企私有化浪潮，其實質并非公有、私有的所有制之爭，而是將私有制神圣化并以此為旗幟（以所有制原則偷換經濟和社會利益原則），利用權勢掠奪社會公產，然后將其資本外逃，掏空民族財富。如果將此私有化浪潮看作所有制之爭，那是太高抬了那些搶掠社會財富的竊賊，將其卑劣地盜竊行為美化為不同理論信仰的“主義”之爭。）
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錯誤，其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在發達國家始終未能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國和更落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究其原因，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勝利，還不是將馬克思經典理論付諸實踐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俄國十月革命帶有很大的民主革命色彩，中國革命則完全是民主革命。）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除蘇聯因計劃經濟適合戰爭而在二戰前后取得巨大成功外，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在所有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均出現了問題。實踐證明，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更適于作為揭竿而起的大旗，凝聚一切反抗舊制度壓迫的力量，她在這方面所起的歷史作用，遠大于將其經典理論付諸實行取得的成果。
中國革命是以馬列主義為旗幟凝聚人心取得勝利的，因此革命成功后必然還要沿著這面旗幟指引的路繼續走下去。
由于民主革命時期還談不到實踐社會主義，加之毛澤東創造性地將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之符合中國國情，馬克思經典理論的錯誤就不僅對中國民主革命無關大礙，反而因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之崇高美好更能吸引廣大工農群眾為之奮斗，從而成為統一天下人民反抗力量最具凝聚力的旗幟。
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人民起義嘗試過各種思想武器以凝聚人心，（黃巾）五斗米教，（北宋）等貴賤均貧富的理想，直到太平天國拜上帝會。從未有如馬列主義能將中國人民如此廣泛而緊密的團結組織起來，形成如此堅強的核心與改天換地的強大力量。盡管中國人民的敵人聯合起來的力量空前強大，中國人民的思想武器——馬列主義也空前強大。這倒不是由于她正確無比，而是因為人們認為其正確無比。她最能凝聚人心，統一信仰，以至共產黨領導的斗爭始終沒有出現歷次農民起義都曾出現過的大規模的公開分裂和自相殘殺（如漢朝赤眉綠林起義，隋末人民起義，元末農民起義，太平天國等）。（張國燾險些釀成紅軍的分裂和自相殘殺，但由于黨和廣大黨員一致的信仰，他未能得逞。）
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共自然也要沿著馬列主義大旗所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直到遭到挫折，人們才會對這條道路重新思考。此時老祖宗的錯誤再也無法回避，而且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盡管毛澤東以其政治天才，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遠比蘇聯溫和穩妥的方式完成，未造成社會沖突和動蕩，但錯誤的經濟理論不可避免要發生作用，雖然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曾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獨立自主地建設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但經濟失衡導致了大躍進的失敗及農業的日益脆弱。政治方面，雖然我國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和平贖買的方針，但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是馬列主義永恒的主題，因而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和政治緊張。所有這些經濟和政治的原因都阻礙了黨權向民權的轉變及政治民主化。執政黨和人民的關系終于顛倒了，不是人民選擇黨員為其公仆，而是公仆選擇人民中誰可以進入執政黨。官僚主義因此而發展，黨的理想主義之魂也在逐漸消散。
而已步入老年且長期靠損害智力的安眠藥方能入睡的毛澤東，在已成一國之君日理萬機，又被鐵幕高墻與民間隔離從而無法再親自深入社會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又怎么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實事求是地糾正老祖宗的理論錯誤呢？
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問題就更嚴重。（這些倒是與馬列老祖宗無關，完全是我們自己的錯誤所致。）
在對待傳統文化方面
中華民族有著世界上最值得驕傲自豪的文化遺產，她博大精深燦爛輝煌。但她也如任何文化一樣，既有其精華，也有其糟粕。其中最大的糟粕就是1840年以來形成的買辦殖民地漢奸文化，它瓦解著民族精神，摧殘民族文化，破壞道德根基，泯滅民族自尊自信，使中國人自認低賤而甘為洋奴，此乃我民族文化肌體中最大毒瘤。此外，由于文明日久，我民族文化還不可避免地帶有與其他古老文明一樣的重文輕武之風，等等。然而，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革命卻不分青紅皂白，將傳統文化一概貶為封建文化而批判拋棄。
中國買辦文化的產生，源于晚清腐敗的買辦化道路喪權辱國，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華趾高氣揚且享有特權而愈尊，掠我資財而日富；而國人則受盡屈辱而愈卑，財富外流而日窮。上層社會因之彌漫崇洋媚外之風而喪失民族自尊自信。漢奸買辦文化也隨之興起泛濫，形成近、現代植入我文化肌體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
中國近代慘痛的民族災難，皆因晚清腐敗而步入殖民地深淵。然而，諱言腐敗且喪失民族自信之上層文人，卻將腐敗造成的民族災難統統歸咎于傳統文化。而這卻又完全符合列強欲泯滅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滲透意圖，因而為之鼓噪傳播者眾多。此等輿論流傳擴散，使我傳統文化皆成買辦腐敗之替罪羊。
五.四運動作為政治運動，她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是歷史的新紀元；而作為新文化運動，卻基本否定了民族傳統文化。（中國近代的衰落難道要幾千年前的祖先去負責嗎？對比日本，因日本未產生過買辦內奸文化，其保留的中國文化傳統卻反而超過我們。）文化改革或革命，應是繼承傳統精華去除歷史糟粕，在此基礎上不斷吸收消化外來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思想，以不斷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而不應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全盤否定。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也必將喪失其民族魂魄。
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潮流，正是買辦殖民地文化泯滅民族自信的結果。從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大，一下子變得自卑自賤，妄自菲薄；好像武器和科技落后了，其他一切就再無可取之處；洋人一切都先進文明，中國則一切都落后專制。（因西方有過奴隸制，所以我們就一定要在自己的歷史中創造一個奴隸社會。）我們的文化瑰寶——中醫，被當作巫醫迷信。漢字本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富美感的文字系統，卻被認作落后的罪魁。提倡白話文本是件好事，但卻因此否定了簡練而藝術，且與歷史相聯系的文言文；而且我隨著明清小說發展起來的原有白話文，被胡適等按英語的結構特點改造成了單調冗長缺乏美感的現代白話文，失去了其與文言文的聯系和生動簡樸活潑自然的民族風格。（胡適在文化改革上所起的作用全是自賤自毀，全盤西化，毫無進步意義；加之此人在政治上一貫投機，趨炎附勢；被稱之為五.四新文化干將的胡適，其實只能算一個負面歷史人物。）
文化者，民族之魂也！文化衰亡，民族魂魄也必定消散，但此惡果還不會立刻就顯現出來，民族文化是幾千年形成的，其消亡也非一朝一夕。即使立即禁止傳統文化傳播，上億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熏陶的國民還在，其人生觀已形成，民風民俗也不會立即改變，傳統文化仍會繼續發揮作用。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前輩其實也都是傳統文化的產物，是優秀民族文化的哺育塑造了其人格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觀，接受馬列主義，則是其人生觀形成之后的事情。（也只有中國文化的沃土才能產生出這一大批偉人。）
但是，隨著這最后一代受過傳統文化教育之人故去，早已失去傳承的傳統文化就再難逃消亡厄運。
建國后，我們曾試圖以馬列主義及社會主義文化取代“封建”傳統文化，但馬、恩、列、斯幾圣賢代替不了我數千年傳承之眾多古代先賢——伏羲氏、黃帝、老子……，《黃帝內經》、《易經》、《道德經》、諸子百家等等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博大精深，也遠非幾十年社會主義文化可比。馬列主義及社會主義文化，雖也是人文精華，但畢竟只是歷史一瞬，求索一生便可知其全貌。而我豐富燦爛的文化瑰寶，雖圣賢窮畢生精力也難盡知其一隅。
黨和政府雖也在盡力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如中醫就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直接關懷倡導下才得以傳承延續，）但教科書中傳統文獻卻所剩無幾，甚至不如日本，更遠遜于臺灣。作為傳統文化根基的鄉村私塾已經絕跡，鄉村中醫也已難以為繼。其余各類傳統文化也大部失傳。
總之，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具有我中華民族那樣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也沒有一個民族如我這般輕視糟蹋自己的文化。
之所以會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們搞不清我們的文化中究竟哪些是該拋棄的糟粕，是所謂傳統的“封建文化”，還是買辦殖民地漢奸文化毒瘤。將傳統文化當作封建糟粕否定，這本身就是買辦殖民地文化遺毒致使喪失民族自信自尊的表現。文革破四舊時，也是由于對此問題認識不清，紅衛兵將大量文物古跡古籍當作封建文化損毀，還自認為這就是文化革命。
（我傳統文化不僅屬于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精華，傳至今日已是不易，一旦失去，再難挽回。任何文化的發展都是有代價的，其代價就是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歷史滄桑巨變民族承受的苦難。以幾千年環境破壞和民族苦難為代價之人類文明結晶從此消亡，豈不令人痛心！）
尤其當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已失去其昔日影響力時，民族傳統文化失傳造成的精神和道德真空，就為買辦殖民地腐朽文化的肆虐創造了極好的機會。
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官僚買辦階級再次登上政治舞臺，并未根絕的舊中國買辦殖民地文化終于死灰復燃，大行其道。民族精神被嚴重瓦解，尤其大批官員學者因民族自尊自信喪失殆盡及道德敗壞而墮落為漢奸。不論高層還是社會底層，民族自卑心理現都已廣泛存在。
失去傳統文化之魂，原本文明沃土、道德之邦的中國，一下子就變成了道德文化的荒漠。各類邪教泛濫勢不可擋，美國人趁機在我國大肆舉辦教唆墮落的培訓班，數年間竟以邪教手段對我至少百萬青年洗腦，培養了大批范跑跑類型的無恥之徒。現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已出現前所未有的道德蛻化，中國人忠孝仁義誠信的傳統道德觀已被嚴重改變。
缺乏民族自信崇洋媚外還嚴重阻礙了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有無洋權威的認可被當成“科學”的標準，洋人不認可就不敢說，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進的東西也不敢堅持。
即使我們以后能清除買辦漢奸的政治經濟勢力，擺脫殖民地化發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臨根除買辦文化毒瘤，徹底蕩滌其污泥濁水之長期艱巨歷史重任。
在對待社會科學學術思想的問題上
由于我們將馬列主義作為不容置疑的指導思想，并以此規范一切學術活動，不僅限制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而且將馬列主義生機勃勃嚴謹實際的辯證法變成了僵死的教條。時至今日，諾大中國社會科學界教授、博士車載斗量，真正能實事求是分析問題者卻不多見。不論左派、右派均受此教條主義遺風嚴重影響。多數人分析問題不是從實際出發，而都是以主觀概念去套實際問題。一些“左派”的思維方式總是一成不變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馬列主義”“修正主義”，右派則是“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專制”“獨裁”等等，并且這一個個龐雜籠統的主觀概念都被賦予了道德情感內容，以使其成為“是非”準則。當然，那些當了漢奸的右派是因其階級本性使然，他們本來就無德無才，沒有思想只圖私利。而許多“左派”則純粹是教條主義的思維習慣。（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被這種教條主義思維定義為“封建文化”而遭否定，因為“封建主義”是“壞”東西。）
解放前，缺少文化的民眾和普通黨員不可能直接去讀馬列原著，革命斗爭需要將復雜的馬列主義大眾化簡易化，以使之迅速傳播成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因此各種馬列主義通俗宣傳讀物應運而生，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國后人們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馬列原著的翻譯也很到位，這時再以那些水平有限的官方理論家寫的馬列普及讀物作為學習教材，就有班門弄斧以偽亂真之患了。實際上我們理論家們寫的馬列讀物其可讀性遠不如馬列原著，馬克思、恩格斯活躍的思維，嚴謹的邏輯分析和生動的辯證法，往往引人入勝，使讀者受益非淺愛不釋卷，讀上幾年思想方法就自然受到辯證分析的熏陶和訓練，因此讀原著可直接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活生生的辯證法。而官方理論家們的那些馬列讀物，根本看不到原著的辯證分析精華，除了教條還是教條。正是這種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學習，使號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其思想界居然難覓馬克思主義之魂，而繼承的全是教條。毛主席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此他一再指出：學馬列要讀原著。但是，各種各樣的學習考試考評，考的還是那些教條，因而剝奪了不得不死記硬背的學習者讀原著的時間。
由于我們不能將馬列主義當作學術對待而是當作不容討論的教條，從而使我國思想理論界完全成了宣傳部門而基本喪失了指導實踐的理論分析能力。對比諸子百家，及《易經》、《黃帝內經》、《道德經》眾多古代先哲的睿智，中國思想界的能力退化是顯而易見的。
國家社會科學理論分析能力的弱化使思想界根本無力勝任現實社會面臨的理論問題。我們的經濟改革因此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以致迷迷糊糊，搖搖擺擺，磕磕絆絆，跌跌撞撞。此盲人瞎馬之弊終為居心叵測者利用，如對以“公有制”為絕對原則的反省，竟走到了以“私有制”為絕對原則而掀起搶劫社會公產的浪潮。對計劃經濟的反省，又走到“市場拜物教”的極端，乃至否定市場經濟得以維系的基本前提——嚴肅的法制環境，終嘗法紀缺失的商品經濟必導致的災難苦果。改革開放也終于變質，走上買辦殖民地化道路。
（而當前社會對“私有化”搶劫浪潮和市場拜物教的反省，卻又使一些人再次肯定了以“公有制”為絕對原則及否定市場機制效率的老路。我們難道要永遠在這非左即右的宿命中輪回嗎？）
（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不應再成為重要原則，無論公有還是私有，國企還是民營，都各有所長和所短，因此，都不應成為絕對的排他性原則，都應鼓勵發展。當今世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是混合經濟絕非偶然。有些領域是不適合私人資本經營的，如礦藏資源、公用事業等，但沒有一個領域是國有形式的社會資本不應進入的。成為原則的應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利益得失和發展需要的考慮，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在當今中國法紀廢弛腐敗肆虐的條件下，任何所有制方面的“改革”都會被搞成對社會和人民財富的掠奪。要掠奪公有財產，便以私有化為旗號；要掠奪人民的個人財產，便打著“公共利益”的招牌，這些年大量發生的的侵占城鄉居民房屋土地的惡性事件不就是如此嗎？即使國企也會蛻變為靠壟斷剝削社會對外國輸送利益的官權資本，如中投、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等。）
（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問題，任何經濟計劃都應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場調節機制效率的基礎上，而不應排斥市場機制的效率。惟如此才會有科學合理的經濟計劃。
而一切商品經濟，其前提則是嚴肅的法制環境。并且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也離不開其社會化性質所要求的前瞻性社會計劃的指導和管理。）
因我國理論界無能而使社會發展迷失方向誤入歧途，至少應得到以下教訓：
任何一種思想，不管多么英明，如果將其作為不容討論的“絕對真理”，它都會變成束縛思想的僵死教條。（圣賢睿智尚且如此，“摸著石頭過河”及比這更荒唐的沒有理論的“理論”，也要作為“絕對真理”強人接受，自欺欺人豈不可笑？）
科學和迷信從來都是孿生兄弟，將科學當成至高無上的教條，它就是迷信。（反之，能使大眾迷信的東西，也大都有其科學原因。）
只有兼容并蓄，百家爭鳴的社會科學思想體系，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并使自身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墨子》“一同天下之義”指的是國家政令法律的統一，而非思想學術 [注5] 。因此，除應堅決禁止買辦漢奸文化及其它形式的腐朽墮落文化外，對其他各種人文思想都應給予自由爭鳴的空間，避免人類寬廣無際的思想創造力僅被束縛局限于一種思想，一個主義。
只有當思想從“絕對真理”的教條中解放出來，才會有在不斷的自我批判中發展的“絕對真理”。
在對待教育的問題上，
雖然建國后教育事業有過很大發展，但我們似乎并未真正認識到教育對改造民族的巨大作用，我們始終未能像德國、日本、以色列那樣對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至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而且越到后來越輕視教育，直至將其視為包袱糊弄。乃至官僚買辦階級復辟后，竟將教育當作賺錢的產業欺世誤人。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社會糊弄孩子幾年，孩子成人后就糊弄社會一輩子。我們的事業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敗，買辦漢奸文化之所以泛濫肆虐，民族自卑自賤心理之所以廣泛存在，與我們放棄對青少年的教育責任，從而自棄民族未來有著直接的關系。
總之，由于一系列政治經濟原因，及我們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改革、社會科學、教育等諸多理論認識方面的嚴重錯誤，導致我們事業的挫折和失敗，也因此造成了官僚買辦階級的復辟機會，以致出現巨大的歷史性倒退。今天我們對此進行總結，正是為了以史為鑒吸取教訓，避免今后的人民革命再犯我們曾經犯過的錯誤。
————————————————————————
注1：“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論語•衛靈公篇》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書•洪范》
注2： “如果在以前，一個人決心加入我們的黨，往往表示他決心冒著喪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險，去為群眾的利益斗爭，去為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斗爭；那么在現在，就容易出現這樣的人，他們為著取得名譽和地位而入黨，他們在入黨以后，不去支持群眾的利益，反而妨害群眾的利益。”
——鄧小平《中共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注3：《資本論》第一卷第6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4：《資本論》第一卷158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5：見《墨子•尚同》
————————
楊芳洲
2009年10月9日
（未完待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