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的論斷看自由貿易的歷史真相

從馬克思的論斷看自由貿易的歷史真相

梅俊杰　

    有關自由貿易，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曾經說過：“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可以解釋此論斷的還有馬克思在《關于白由貿易的演說》中的一句話：英國人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自己“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么，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币勒虊艛嘈怨I優勢，推動國際自由貿易，借此構建一種牟取壟斷利益的國際結構，這樣的觀點聽起來似已遙遠又陌生。流行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告訴人們，貿易壁壘的消除有助于福利的增加，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要想取得經濟發展，唯有開放國內市場并參與國際自由貿易。在如今的全球化時代，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上述觀點是否過時了呢，那些觀點當年是在什么情況下表述的呢？當此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人們反思既有經濟思潮和發展模式之時，很有必要走人歷史深處，探尋自由貿易的有關真相。
    一、英國緣何轉向自由貿易
    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論斷所針對的是19世紀的英國。據載，英國在1841—1846年間，共廢除了605項關稅，并降低了其他1035種關稅的稅率。特別具有象征意義的是，英國于1846年廢除“谷物法”，1849年廢除“航海法”，1860年與法國簽訂了“科布登—舍瓦利耶條約”。這些具一下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讓英國以一個自由貿易國家的形象出現于國際舞臺，歐洲的經濟關系也在英國的主導下進入所謂自由貿易時代。“
    英國轉向自由貿易，可算歐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可是英國為何要在此時轉而實行自由貿易呢？須知，此前將近三個世紀中，英國實際上長期奉行的是“重商主義體制”，其本質特征就是貿易保護和國家干預，這一基本事實己為新近的研究所確認?！鄙钊霘v史可知，問題的答案確實就在于馬克思指出的“壟斷”二字，即英國相對于其他國家所擁有的壟斷性工業優勢，才是其貿易政策發生轉向的根本原因。
    進入19世紀時，英國己經率先搶到工業革命的先機，形成了高于歐洲大陸的顯著工業優勢。179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在延誤歐洲大陸工業化的同時，卻刺激了英國紡織、鋼鐵、煤炭等產業的迅速擴張和加速機械化。大致而言，到1815年，英國已初步完成首輪工業化，而歐洲“還幾乎完全處于手工階段”。“英國在國內市場上實行的保護關稅制度，又用在國外對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實行白由貿易作了補充。由于兩種制度的這樣巧妙的結合，到戰爭終了時，即1815年，英國就已經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者”，“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競爭者愈來愈遠地拋在后面了?！睋秳驓W洲史》估計，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已歷經將近一個世紀的工業發展，比鄰國領先了大約40—60年?！憋@然，就是這種遙遙領先的工業壟斷優勢構成了英國實行自由貿易的底氣。
    英國決策者決定要讓貿易自由化，正是自恃既有壟斷優勢并想進而擴大此種優勢。當然，英國轉向自由貿易，也與當時工業產能膨脹、市場銷售不旺的困境有關。拿破侖戰爭結束時，一方面是英國的生產能力上了一個大臺階，但另一方面，原來龐大的戰時合同突然消失，遭受戰爭破壞的歐洲大陸無力消費英國制成品，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又未得到實質性的開發。十是，我們看到典型的資本主義危機：進出口萎縮，商品價格大跌，工資下降，失業攀升。雖然有過幾度緩解，但社會和經濟危機還是步步走深，并在憲章運動（1838—1848年）時跌入低谷。出路何在呢？日后的英國首相迪斯累利說：“在進行了巨人的革命之后，我們不能緊緊抓住保護主義制度的破衣爛衫而不肯放手?！倍鞲袼怪v得更明白：“使輸出工業品的數量不斷增長，實際上成了關系這個國家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換言之，只有通過自由貿易才能主動出擊，從而借國際市場來舒緩國內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談。拿破侖戰爭結束后，歐洲大陸國家紛紛采用貿易保護手段來扶持自己的制造業。英國決策者認識到，只有通過自由貿易才能有效地牽制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步伐。當年政府中的經濟專家鮑令就曾函告內閣并在議會作證：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制造業力量正在大步增強，英國應當主動降低關稅，迅速廢除阻礙外國農產品進口的“谷物法”，從而誘使對方放棄工業化，以消除外國競爭構成的威脅。為此，即使鮑令明知德國比英國更有制造業潛力，他還是建議（實際上就是欺騙）德國諸邦：不要制造鋼鐵，應當堅持生產小麥和黑麥，用以交換英國的工業品，不然就是愚不可及?！边@樣鼓吹的自由貿易不就是“特洛伊木馬”嗎？
    至此，可以看得很清楚，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之所以一改此前延續已久的重商主義體制，轉向自由貿易的新體制，主要原因是，經過工業革命后，英國已經顯著拉開了與其他國家的生產力差距，形成了馬克思所說的國際“壟斷”優勢。強大無比的英國當然希望拆除以前必要、如今卻成累贅的保護主義藩籬，以讓生產要素更為廉價地流入，同時向更大范圍的市場銷售日益積壓的產品。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熊彼特說：“正是以前支持保護主義的資產階級現在給予了英國的自由貿易以堅定的支持。”“當自己產業的國際競爭地位發生變化之后，貿易政策當然也得相應地跟著轉變。
    與此同時，還必須明察英國的另一番用心，那就是期待利用自由貿易的姿態和行為，把其他國家吸引到一種只能以初級產品交換制成品的依附關系中，以達到長期壟斷工業生產的目的。英國自己的經濟史家就有揭示：“英國最終希望通過采用自由貿易，向歐洲和美國的競爭者提供開放英國市場這個有吸引力的誘餌，借此說服他們把生產要素放回到農業中?！谟I部門的代言者看來，自由貿易是一個手段，借此可把英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當然還有那些落后地區和新殖民的國家，納入一種塔克（英國經濟學家）早在1750年就倡導的依附關系中。”“將他人納入依附關系中，讓英國“壟斷世界制成品貿易”，并“破壞世界每個地方的競爭產業”“，經濟史家的這些結論，無疑都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基礎就是“壟斷”、英國意圖建立一種（英國）工廠城市—（外國）農業地區關系這一深刻論斷。
    二、自由貿易來自理論啟蒙嗎
    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認為英國之所以推行自由貿易，是因為先已獲得了自由貿易科學理論的啟蒙，故而是思想觀念上的文明開化帶來了政策行為上的理性通達。有人就提出，歐洲1850年后的“自由貿易可能是山意識形態推動的，而不是由經濟或政治利益推動”。從時間順序上來看，此說似乎順理成章。雖說亞當•斯密在1776年就論述了“絕對優勢”原理，但一般認為，大衛•李嘉圖發表于1817年的“比較優勢”原理才構成了自由貿易論的支柱。從18I7年再到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提出“相互需求方程”的1848年，不僅涉及貿易可能性與可取性的問題得到闡述，而中貿易雙方交換比值的確定及貿易利益的分配等深層問題也得到了研究。鑒于自由貿易理論的完善與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在時間上看似頗為重合，國內學者也樂于相信，是自由貿易論的成熟引導了英國貿易的自由化。
    然而，深入查究歷史可見，自由貿易的實踐進程根本不是緊跟自由貿易的理論步伐的。遠在英國貿易自由化之前，甚至遠在斯密之前，英國就已存在綿長的自由貿易理論傳統。據考證，英國多數重商主義者“已經提出了倡導外貿自由的理論，其闡述的明確和清晰程度毫不亞于近一個世紀之后的亞當•斯密。”最令人注目的是亨利•馬丁，他在 1701年即已把自由貿易論建立在比較勞動成本、國際分工利益的基礎之上，貿易學說史家指出，“在許多方面，馬丁以比亞當•斯密更為深刻的推論，闡述了自由貿易的邏輯。”此外，艾薩克•杰維斯在1720年，也已推導出普遍自由貿易的結論，其理論被視為“政治經濟學最早的正式體系之一，為自由貿易作了最有力的實際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自由貿易理論早已相當成熟，這種超前的理論卻終究難逃被棄置一旁直被長期埋沒的命運。以“斯密前輩作者里出類拔革”的馬丁為例，他的著作初版十1701年，“在1720年又重印過，故而不可能為其同代人完全忽視。”但是，馬丁此后長時間內居然“未被引證或者追隨，直到19世紀早期才被古典經濟學家約翰•拉姆齊•麥克庫洛赫從可能的湮沒中拯救起來?！睙o獨有偶，全面闡述了普遍自由貿易的“杰維斯的小冊子很長時間內幾乎完全不為世人所知”，一直過了兩個世紀，即到20世紀30年代，才山雅各布•瓦伊納“充分地重新發現杰維斯的著作及其重要性”。
    這些真正的自由貿易首創者，比斯密早了半個到一個世紀就提出了系統的自由貿易理論，為什么未能名揚天下，反而差點被歷史塵封？這個問題表面看未令人費解。然而，對照英國貿易政策的實踐可知，就在馬丁提出自由貿易論的1701年，英國開始執行一項紡織品進口禁令：“由波斯、中國，或者東印度制造的所有經加工的絲品、羅緞及其制品、與絲或草本物混紡品，所有上述地區上色、印染的軟棉布，已經或者將要進口至本王國，均不得穿著。”同樣，在杰維斯呼吁全面自由貿易的1720年，英國正在醞釀一項徹底阻擋亞洲紡織品進口的禁令，次年出臺的法律規定：“不管任何人，不論任何衣著或服飾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軟棉布，在英國均屬違法行為?！辟Q易理論與政策實踐如此對照觀察，就可觸及問題的要害。
    按照斯密自己的定義，政治經濟學“目的在于富國裕民”，是“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既然如此，在貿易這樣事關重大國家利益的領域里，一個學說難道單靠觀點的原創性或者論證的邏輯性，而不切合當下的現實需要、不計政策建議的后果，便可以為人追捧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當國家尚需采取貿易保護政策時，再好的自由貿易理論也不會被接納奉行，反而會被當作危及國家利益的異端邪說而遭打壓實際上，就連斯密，也因為稍微超前十現實需要而差點被淘汰出局。不要說《國富論》出版的1776年，就是此后斯密在世的14年中，他都未能真上享有盛譽。1790年斯密去世時，即使在自己家鄉，“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他的過世”。此番寂寞不難理解。只有當1815年前后獲得顯著產業優勢，英國迫切需要自由貿易政策時，亞當•斯密才開始被抬舉到神壇之上。
    上述歷史回顧表明，不是貿易實踐跟著貿易理論走，相反是現實需要決定著何種理論能夠行時得勢，在此問題上的歷史考察也印證了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這一基本原理。這里之所以要實證考辨這一因果關系，是因為自由主義宣傳家們執意要把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打扮成科學理論啟蒙后的產物，試圖以此來掩蓋貿易自由化背后實際的利害算計，試圖為英國志在壟斷制成品生產、圖謀建立不平等結構關系的用心披上一層迷惑人的偽裝。打造這個神話，無非是想讓人相信，自由貿易的實踐是有本所依的，它定會像有關原理所昭告的那樣，產生世界主義的最優結果；而一個能對實踐具有如此影響力的理論，也必定是完美無缺的，理應在世界各地得到普遍的應用。當年英國最為活躍的自由分子理查德•科布登，在歐洲各地就是這樣宣傳的。直到今天，自山主義經濟理論也還是遵循著這一套邏輯，風行一度的“華盛頓共識”就是據此開出的典型藥方。
    進一步查究歷史還可發現，自由貿易論本身是個不足為訓的理論。由于推導過程中大量前提假定的存在，自由貿易論只有在高度理想化的苛刻條件下才能成立，一旦放到真實世界中，它便無法兌現根據假定條件所作出的承諾。支撐自由貿易論的諸多條件在現實中是難以具備的，這便鑄就了自由貿易論的內在漏洞。自由貿易論確立至今所遭遇的各種理論挑戰，已從貿易條件、幼稚產業。收益遞增、國內扭曲、不完全競爭等多個方面揭穿了這些漏洞。事實上，以通常所說的1817年為起點，作為自由貿易論支柱的“比較優勢原理”在134年中都沒有經受任何實證的檢驗，后來的檢驗結果也不理想，所以會有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論”，所以圍繞自由貿易論至今還紛爭不斷。“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格曼就說過：自由貿易論的前提假定是“簡等化”的，并且“越來越站不住腳”。因此，說自由貿易論不過是個未經充分檢驗的理論猜想和信念體系，當不算過分。
    說到底，恰如馬克思所揭示，自由貿易的基礎是強者的壟斷優勢，所以，自由貿易論本質上是一套強者的話語體系，它不過是強者手中的一個扶強抑弱的工具而已。正因如此，英美等發達國家在自身力量尚不強大的數個世紀中，所信奉的偏偏是包括貿易保護在內的重商主義。而且，即使具備壟斷優勢之后，它們也往往是實用主義地、有選擇地奉行自由貿易教義。而一旦自身優勢衰退，雖則自由貿易理論猶在，它們也會隨即從自由貿易的立場退卻。面對經濟步步走深的頹勢，英國從19世紀80年代呼吁“公平貿易”起，經由1915年的“產業保護關稅”，再到1932年“握太華協定”的“帝國特惠制”，終于走回貿易保護的老路。這段歷史諒必能給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特別是給自由貿易理論的所謂科學性和指導性，作上一個意味深長的注腳。
    三、自由貿易曾帶來何種結果
    19世紀上千葉由英國推開的自由貿易運動帶來了什么結果，這是至今值得世人關注的問題，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較為經典的一次自由貿易實驗，某些方面比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貿易自由化進程走得更遠。不過，在把歐洲主要國家帶入自由貿易體系之前，英國實已在雙邊框架內與個別國家簽訂過貿易自由化協定，故而可先考察這些局部自山貿易案例曾經產生的影響。
    案例一：與葡萄牙。與小國葡萄牙相比，英國的產業優勢一直相當明顯，但葡萄牙靠老殖民主義手段獲得的財富卻令英國心動。為此，英葡早在1642、1654、1661年就訂立過據稱互惠的商務條約，最后的結果卻是葡萄牙陷于對英國經濟的依附”。1703年，英葡又簽訂“梅休因條約”，英力按優惠稅率進口葡萄才硬類，葡方則允許英國毛紡織品按優惠稅率輸入。由于本質上這是一種初級產品交換制成品的貿易安排，囚而看似互惠的條約最后卻“扼殺了（葡萄牙）尚在搖籃中蹄硼起步的紡織工業”，葡萄牙后來簡直成了“英國人的殖民地””。
    案例二：與法國?！?1786年英法商約”（亦稱“艾登條約”）放寬了貿易限制，英國棉紡織品（以及陶器、毛織物、金屬器皿）可與法國葡萄酒（以及其他農產品、絲綢、亞麻紗等）較為自由地交換。英國當時經棉紡織技術革命，生產能力有了大幅增強，故希望借助商約開拓市場，而法國則希望能像以前走私進入的貨品征稅，以緩解財政困難，并希望借市場壓力來促進產業革新。殊不知法國低估了英國的工業能力，結果導致英國棉布及其他制成品“洪水般”涌入法國，“正是這次制造業部門的可怕危機與谷物及面包價格暴漲并發，引起了法國大革命。””
    應當記住的是，“1786年英法商約”提交議會審議時，英國首相皮特曾作過一番辯護：“制造業國家與擁有土特產的國家之間條約的實質，就在于：利益最終會屬于前者。”可見，英國決策者早就深通自由貿易的要訣，所以會對與產業弱國簽訂商約樂此不疲?！坝怂喌囊磺猩虡I條約總不脫離一個傾向，要在有條約關系的一切國家擴展他們工業品的銷路，給予對方的表面利益則在農產品與原料方面。他們在這些國家隨時隨地所努力的是用廉價物品與長期貸款手段，摧毀這些國家的工業”。隨著進入 19世紀后工業優勢的不斷放大，英國越發致力丁推動范圍更大、程度更高的自由貿易體系?？墒牵洕芳腋嬖V我們，拿破侖戰爭期間初步自由貿易體系的后果對弱者卻是不幸的：“戰爭期間，西班牙、葡萄牙、瑞典這些國家因跌入英國經濟軌道，遭遇了其傳統產業的危機甚或崩潰，卻并無任何補償性的新產業興起。”“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自由貿易的兇險早已顯露，為何總有國家會趨之若鶩，比如，為何法國會同意再簽商約，從而再次把自己拖入自由貿易的逆境呢？簡言之，英國方面多管齊下，既作了理論上的準備（如李嘉圖、穆勒等人發表了影響甚大的著作），又以主動關稅減讓作誘餌（比如取消“谷物法”就曾激勵了普魯士容克地主等出口利益集團），也發起了宣傳攻勢（如科布登等人到歐洲大陸巡回宣講），更以自己的工業成就制造幻象（如在倫敦舉辦  1851年首屆世界博覽會，讓人以為英國的經濟繁榮純粹得自自由經濟體制）。就  1860年英法商約而言，法國方面的動因至少有以下幾個：一是1848年后法國的當政者正好是曾長期居留英國并從此信仰自由貿易的拿破侖三世：二是此召經政變稱帝后，對外簽訂此類條約不必經國民議會批準；三是此君其時為了侵略意大利正需英國援手，故此愿在商貿領域作出讓步。英國人正是看準了這些機會，終與法國達成一個本質上還是以制成品和大眾消費品交換初級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協議，須知，當時法國人普遍稱此為拿破侖三世的又一場“政變”。
    由于1860年英法商約中“照例列有最惠國條款”，故此在19世紀60年代，“單單不列顛就締結了八項這種形式的重要條約。在歐洲各國之間則更多，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條約網?！苯柚罨輫鴹l款編織的條約體系，英國如愿擴大了自由貿易在歐洲的覆蓋范圍，由此進一步打開了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交易的閘門，讓自己的壟斷性工業優勢獲得了一個更大的謀利舞臺。與此同時，英國在拉美新獨立國家以及印度等殖民地內部肆意推行自由貿易，在中國、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國家，則通過不平等條約，一律強制實行不得超過5％的進口關稅，從而大舉擴張自由貿易體系。然而，即使不談自由貿易對廣大亞非拉地區“非工業化”、工場倒閉、財富外流、民不聊生的后果，就是在歐洲范圍內，自由貿易的實行也何曾帶來巧言許諾的“普遍繁榮”呢？
    從1846年，尤其是1860年算起，此輪貿易自由化遠未創造什么“共贏” 結果。就處于優勢地位的英國而言，完全可以料到，其出口增幅有了提升，貿易條件陡然改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800—1945年間的最高增幅。正如恩格斯所說：“1848年到1866年期間小列顛工業和貿易的空前發展，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廢除食品和原料的保護關稅引起的”：“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斷地位顯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鞏固”。然而，產業弱勢者一方卻情況不妙。第一，至 1870年時，歐洲大陸的出日固然因自由化而有明顯增長，可是其工業產值的增幅卻下降了。這表明，在與產業強國開展自由貿易后，產業弱國原本的工業化進程反而受到了于擾。第二，從1870年開始，在自由貿易盛行一段時間后，歐洲總體的出口增幅減緩，居然明顯低于貿易自由化之前時期。這說明，自由貿易雖有一時的刺激作用，卻反而損害了眾多弱國長遠的經濟競爭力。第三，在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這段自由貿易的高潮期，歐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居然大大低于此前及此后貿易相對封閉的時期。這證明，貿易開放度與國民財富提升之間并無必然關聯，對于弱勢者也許反而存在某種負面關聯性”。
    一場自由貿易實驗最后導致一個扶強抑弱的結果，應當說并不令人驚訝，強弱之間撤掉藩籬進行自由博弈，還能有其他結果嗎？這一切實際上早在英國決策精英預料之中。托馬斯•馬爾薩斯1817年就預言，自由貿易的實行“雖然會大幅增進歐洲的財富和福扯，但毫無疑問會使其中某些地區比目前更窮、人口更少”，因為“沒有多少理由可以讓人期待，某個國家居然會為了世界的財富而犧牲自己的財富。”馬爾薩斯不相信自由貿易會“共贏”，當然是極有見地，可是實際造成的后果比他想象的還要嚴重。自由貿易后，歐洲出現的不是少部分人的貧困化，竟然是一場波及整個歐洲、沖擊經濟所有方面的“大蕭條”。這場蕭條從19世紀70年代初斷斷續續延伸到19世紀90年代初，其持久性遠超日后20世紀30年代的人蕭條，最后連英國自己都被拖下水。經濟史家告訴我們：“科布登式的國際自由貿易與和平前景在1870—1880年這十年中快速消退，坎寧安稱之為‘巨大的分水嶺’。在此期間，受蕭條的沖擊，一個又一個國家回歸到高度保護的政策?！?BR>    1879年，俾斯麥統治下的德國在關稅問題上改弦更張，標志著歐洲大陸逐漸重拾貿易保護政策。1892年，法國采納保護主義關稅，則正式終結了歐洲的貿易自由化。在此前后，除德法外，意大利。瑞士、俄國等也紛紛提高關稅，保護已遭沖擊的工農業。耐人尋味的是，從19世紀80年代末算起，歐洲大陸國家（只有意大利除外）在隨后實行保護主義的20年里，都呈現了經濟增長顯著加速的勢頭，而且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明顯高于貿易增速。與此對照，同期的英國在失去自由貿易國際環境后則經濟增長乏力。結果就是，貿易政策的轉折，即從自由貿易退回到保護主義，反讓原先落后的國家擺脫了危機，縮小了與英國的差距，德國以及美國甚至還一舉超過了英國。“應當注意一個重要事實，歐洲的蕭條恰恰是在自由主義高潮時期爆發的，而蕭條終結的1892—1894年正是歐洲大陸切實回歸保護主義的時候?！边@一切難道純屬偶然？發人深省的是，就在歐洲大陸迎頭趕上、英國喪失壟斷優勢之際，英國自己也日益拋棄原先信誓旦旦的自由貿易立場，到20世紀30年代也完全走回保護主義的老路。須知，“最近有關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表明，在解釋英國20世紀30年代的繁榮時，它于1932年作出的回歸保護主義的歷史性決定，是個重要的原因?！薄跋嘈胚@里繼續揭示的這層因果關系也絕不是偶然的。
    以上受馬克思論斷的啟發，對19世紀自由貿易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番探討，有關的歷史真相對于觀察和分析今天的自由貿易問題諒必仍有警示意義。人們一般都知道馬克思還是贊成自由貿易的，然而，馬克思贊成自由貿易有一個大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只是“歸根結蒂并且在原則上”表示贊成自由貿易，因為馬克思把自由貿易視為催生“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所必需的條件”的一個“經濟培養基”，一個“能更快地把資本主義社會帶進那個死胡同的辦法”。“由于這個原因，而且只是由于這個原因，馬克思才宣布贊成自由貿易?！背硕?，馬克思對自由貿易持有一貫的嚴厲批判態度，認為“這是資本壓榨勞動者的自由”，并且認為自由貿易信徒們的說教“是偽善的”，等等，而這些具體的觀點特別值得重視。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固然與馬克思時代已有很大變化，我們也無意機械套用馬克思的有關論斷，但是馬克思主義無疑提供了研究和處理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獨特視角和理論工具。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未說，這樣的視角和工具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6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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