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日新：評高尚全的最新奇文——從改革的歷史談起

從改革的歷史談起——一評高尚全的最新奇文

劉日新

高尚全在《炎黃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發表了《深化改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反復嘗析后,認為他對半年來關于改革的爭論和批評沒有絲毫認識和悔改之意,而是全面反撲。通觀全文對他的改革理念及其所作“貢獻”的自我表白,給了大家一份極好的反面材料:一個資本主義改革派的面貌活靈活現,暴露無遺。由于陷得太深,真是改也難!那就只好“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既然如他所說,改革事關中國的出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特別是承他的關照,奇文點了我的名,來而不往非禮也,那就花點時間,對改革有關的幾個重大問題寫它若干篇爭論和評論文章,以示回應。

高尚全文章第一個小標題,是講改革的歷史。他是原國家經濟體改委的“秀才”,我是國家計委的老人,在國家計委主管計劃體制改革,參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方面,做過一些具體工作,還當過幾年國家計委與體改委的聯絡員,因此對改革的歷史也略知一二。在高文這一段里,首先發現他又一次丑表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他寫了一篇文章“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說當時有人貼大字報,批他是“修正主義”;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說,“差一點被打成右派了”。前不久,有位同志在文章中指出,高尚全這是偽造歷史。他不知悔改,現在又一次搬出這件事來企圖給自己臉上貼金。因此,在這里要再次跟那位同志一樣,講一點歷史,揭穿這個著名“精英”學者的招搖撞騙手法。

打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可以看到《論十大關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文章開宗明義說,最近幾個月,聽了中央三十四個部門的匯報,寫了此文。(一些非毛化人士造謠說,《論十大關系》是別人寫的。前兩天,協助胡喬木整理此文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楊云福同志,在王府井書店講演,又一次以親身經歷回憶當年整理的過程,澄清了謠言。此文整理過四五次,包括陳伯達把“以蘇為戒”的內容刪除,毛主席不滿意。直到基本上符合講話原意,毛主席才通過。)《論十大關系》第四個問題,是“國家、生產單位和生者個人的關系”,專門講到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的問題,指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第２７３頁) 高尚全的文章是在《論十大關系》發表八個月以后,寫的一篇應時文章,說不定當時還撈了個毛著學習積極分子的光榮帽子。現在又想用此文來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作為搞自由化的資本,真是鉆營有術啊!但是,歷史是不講情面的,事實暴露了偽造者弄巧反拙,又一次露了投機分子的原形。

高尚全講改革的歷史,也是很巧妙的。他妄圖以體改委副主任的身份現身說法,蒙騙不明真相的人,以為他說的都確鑿無疑。可稍微了解情況的人,就會發現他講改革的歷史有破綻。例如, 在時間上, 講改革的歷史為什不從源頭講起,而從改了六年以后講起?在講改革的領導人時,他提到從體改委的陳錦華主任到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一直到小平同志,有一點像魯迅說的:“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但為什么偏偏回避體改委第一任主任‑‑‑趙紫陽總理兼主任呢?這里有貓膩,需要拆穿。

眾所周知,我國的改革,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全會公報指出,改革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鄧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也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于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１４５頁)這里,黨中央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關于改革到底改什么,講得非常明確,就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

隨后西方經濟學傳入我國,他們也大講Reform economic system,這個英文詞組有多義,譯成中文,可以是改革經濟體制,也可以是改革經濟制度。我們常講的改革經濟體制,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簡稱。用英文講,應當是Reform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劃分管理中的權限和責任。經濟體制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對生產力的發展可能起促進作用,也可能起促退作用。西方經濟學者和我國的自由化人士常講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指改革經濟制度,主要是改革所有制。我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年代,注意到自由化人士別有用心,利用經濟改革這個詞故意在攪混水,因此在為《經濟學大辭典 計劃卷》(劉國光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撰寫“經濟體制”這個詞條時,特別寫明上述意思(參見該書第１３２頁)。

高尚全這個原來國家體改委的“秀才”,后來榮升為副主任,現在仍為體改研究會的會長,二十多年來并不是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改革路線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意見辦事,而是跟著大洋彼岸的指揮棒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智囊人物布熱津斯基發話:“中國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識形態,二要是非公有制國家。”這前一句的意思,是要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后一句是要實行私有化。美國新自由主義的著名學者弗里德曼,１９８８年曾來過中國,對如何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曾對高尚全的頂頭上司趙紫陽主任面授機宜,并且公開說:“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請問高尚全會長,二十多年來,你們這幫資本主義改革派不就是按照美國人的旨意辦事嗎?直到你現今這篇奇文,還在說:“基于意識形態對改革的指責,基本上是沒有說服力的。”這不是表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說服不了他了,他已經完全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俘虜,不可救藥了嗎?

既然講改革的歷史,盡管我在《高尚全在西山會議原形畢露》一文已提過的一件事,現在不能不再提一下,因為從那時起, 趙紫陽就在中國明目張膽地搞資本主義改革。鄧小平給他定性“犯了自由化錯誤”,信哉斯言!那是怎么回事呢?１９８５年９月,經總理兼國家體改委主任趙紫陽批準,召開了一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以外國代表為主,實際上主要是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當教師爺,怎么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管理的。會議是在從重慶坐巴山輪至武漢,在船上開的會,所以這次會也叫“巴山輪會議”。會后,趙紫陽還接見了與會的十一個外國代表并照了相。這次高尚全緊跟趙紫陽,為資本主義改革會議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中方三個書面發言者之一,還參與編輯了一本書《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這本書我保存至今)。我當時還奉命根據這本書整了一個六千字的材料,送全國計劃會議作為參閱文件。這次會議的要害,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取消指令性計劃,實行所謂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因為當時理論界的傳統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所以他們在翻譯上作了手腳,把市場經濟譯成市場協調),作為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模式(簡稱２Ｂ模式)。法國學者阿爾伯特當即對科爾奈說,我們法國現在實行的就是這種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請看,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竟然是法國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高尚全追隨趙紫陽早期搞資本主義改革,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重要歷史事實。現在高尚全大講改革的歷史,為什么對這個重要史實避而不談呢?

這里要順便提一下科爾奈其人其事。他原本是一個計量經濟學家,曾任世界計量學會會長。長時間一半時間住在美國,一半時間住在匈牙利。１９８０年寫了一本《短缺經濟學》,那是污蔑社會主義國家的書,被美國定為大學教課書。二十多年前此書曾傳入我國,流行一時的什么“父愛主義 ”,“投資饑餓癥”等庸俗經濟學語言,均來源于此。東歐劇變前,他又寫了一本《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副標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與新自由主義頭子哈耶克污蔑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相呼應。中國和東歐兩黨兩國關系正常化時,東歐國家稱此類經濟學家為叛徒經濟學家。科爾奈的這本書,不是自己把其面貌如實的刻劃出來了嗎?１９８５年他對中國改革提出的目標模式,是別有用心的。高尚全當年推銷科爾奈的２Ｂ模式是不遺余力的,現在講改革的歷史,為什么不講一下這段歷史呢? 科爾奈這本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新書,未見翻譯成中文,我國學術界許多人尚不知曉,你又何必怕他同你沾在一起,不敢提及此人呢?

高尚全在奇文中,把２７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就,都記在改革的賬上,記在自己的賬上(文章提到“我”字達五六次之多,如我頂住壓力,堅持改革;我參與起草這個那個改革文件,等等),把黨中央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決策,億萬人民的辛勤勞動,都排除在外。“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 真有點祖傳遺風!關于我國經濟建設成就的數據,使我想起去年高尚全又是接見記者,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一再說我國五十多年ＧＤＰ增長了１０ 倍多,使我感到驚訝,是這個“著名經濟學家”不會計算(國家統計局沒有這樣的現成數據,需要自己利用現有數字進行計算)這個統計指數,還是記者、報紙編輯弄錯了?我給人民日報理論部打電話,他們發現可能是高尚全不會算賬,抄人家的。我寄去材料,指出高尚全這樣說,大大貶低了我國建設的成就,特別是貶低了經濟較快發展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成就。五十多年我國經濟應當是增長了７０多倍,請理論部將我的材料轉給高尚全本人。可能材料起作用了,這次高講２７年成就的數據,是對的,應當肯定。

前面提到奇文講改革的歷史,一再請出領導人來為自己壯膽,他在第四大段提到江澤民同志,我看這也幫不了他的忙。現在《江澤民文選》已出版,且看高尚全的改革與江澤民同志關于改革的話是不是一碼事。《江澤民文選》第一卷說:“絕不搞私有化,絕不能搞西方式的多黨輪流執政、聯邦制、三權鼎立,絕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第２２０頁)這一段話針對性這么強,好象是專門批高尚全的。頭一句是批高尚全搞私有化的經濟改革,后面的話是批高尚全主持的西山會議“精英”們的政治改革。這是碰巧,還是江澤民同志有預見呢?

高尚全奇文特別強調鄧小平同志, 似乎支持他們搞資本主義改革,“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小平同志”。高尚全大錯特錯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一貫的、堅決的反對搞資本主義改革的。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有兩種改革開放觀。江澤民同志以后也講過幾次。鄧小平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１８１頁)我們主張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同上,第１４２頁)“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同上,第９１頁)１９９２年他已屆晚年,在南巡講話中語重心長的說: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１９８６年)十二中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同上,第３７９頁) 高尚全你這個當了八年體改委副主任,現在仍是體改研會的會長,搞了幾十年改革的人,請把你們的所作所為,和現在改革造成的后果(奇文只承認存在問題,不承認失敗。高原來不許反思改革,說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直到這次西山會議,同鄧小平的這些重要的原則性的話對照一下,難道你們不是基本上背道而馳嗎?恕我不再對比了。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這些中國人民的格言,值得深思。否則,會是什么下場,還用得著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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