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主導中國的多元化社會
康新貴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摘要：一個社會的進步與文明程度，取決于由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 占據主導地位，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則首先取決于由具有何種政治傾向的政黨執政？追 求什么樣的價值目標？這是主導社會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的首要因素。不同的執政黨， 代表（或偏向）不同階層的利益，追求不同的價值目標，這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多元化 社會，它直接關系到不同階層在社會中的利益獲得和生存狀況。本文通過介紹瑞典社民 黨、英國保守黨、工黨、以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在不同指導思想下的不同執政 及社會概況，認為中國的改革，應當以追求實現公正與正義為最高價值目標；中國的改 革，應當向瑞典的社民黨學習，借鑒他們的經驗，至少也要向英國的工黨看齊，奉行勞 工主義，最低程度也不能跌破英國保守黨對國家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整。
關鍵詞：主導思想 國家干預 分配調整 福利國家
一、社會的進步與文明程度取決于由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占據主導 地位
當今世界已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多元化是當代社會最本質的特征，表現在政治、 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和狀態。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成份的 增加，我國由原來單純的國有、集體所有演變為國有、民營、外資、股份制等多種經濟 成份并存的局面。經濟成份的變化，直接導致了人們對經濟資源占有、所有的不同，從 而形成社會地位的不同。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 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階層又分化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每個 階層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并試圖使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階層之間對 稀缺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意識形態的爭奪就成了一個永恒的社會現象。 中國社會目前對改革方向、改革路線的爭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觀點不同的爭論，目 前的爭論，是階層之間利益不同的爭論，準確的說，是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最少甚至是利 益受損體的勞動者階層及其代言人個人（未形成緊密的代言人團體）發出了強烈的不滿 。如果說僅僅是觀點的不同，可以先不爭論，埋頭干一個階段看看實際效果；如果是利 益的不同，壓制弱勢群體的抗爭，就是強勢集團，或者說是改革中獲得利益最多的階層 對弱勢階層的專政。
在多元化社會里，不同的階層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競爭與合作，共同生活在 同一個社會里。階層之間因其對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的占有不同，造成其社會地位的不 同是顯而易見的。在目前中國社會的四個階層中，勞動者階層屬弱勢群體。多元化狀況 ，并不意味著放任自流，任其自由發展，資本所擁有的天然的擴張力、市場經濟的固有 缺陷，需要國家進行調整，以遏止其對社會的危害，社會應當有其明確的價值追求目標 。由誰來主導這個多元化社會，有歷史、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 、意識形態的選擇不同。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首先突出的表現在政治系統，即國家 由具有何種政治傾向的政黨執政？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目標？這是主導社會發展狀況和發 展趨勢的首要因素，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多元化社會，它直接關系到不同階層在社會中的 利益獲得和生存狀況。
二、瑞典社民黨的主張——建設福利國家
瑞典實行發達的私營工商業與比較完善的國營公共服務部門相結合的"混合經濟"， 以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著稱。
瑞典長期由社民黨執政，其黨綱指出：瑞典社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 歷史唯物論，強調“在資本與勞動的沖突中，社會民主黨始終代表勞方的利益。社民黨 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始終是資方統治經濟和社會的要求的對手。 ”社民黨這一定位表明：它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階級政黨，該黨在組織上與瑞典工 人階級有著密切聯系。其目標是建設福利國家。社民黨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勞動者階級 和工會的廣泛支持。社民黨把建立全面的社會福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中間站”，并 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將其推廣到人生的全過程和全國人民。企業每年按法律為職工交納 社會保險費后即不必再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職工無論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 可享受到大體相同的社會保障，因而對經濟結構變革和社會變革持歡迎態度。
由于勞動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瑞典總工會會員50多年來持續增長。約90%的藍領 工人（220萬人）和80%（130萬）的職員分別組織在統一的工會組織中，瑞典勞動人民因 此成為發達國家中最有組織的一支隊伍。社民黨100萬黨員中75%是集體入黨的工會會員 。瑞典工人運動“這棵大樹上的兩個主干”的血肉相連的關系，使得它們相互依存，共 同團結職員中央組織（白領工會），與私人資本及其代表既斗爭又妥協,推動了社會變遷 大體上朝著有利于勞動人民方向發展。黨綱總結其經驗說，過去社會主義者都認為，要 改變生產秩序只有取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這種觀點來自工人運動青年時期和當時 的社會條件。但隨著普選權和政治民主的實現，條件發生了變化。政治權力不再源于財 產占有，而源于公民權。社民黨可以利用贏得的政治權力，使越來越多的對社會發展的 實際決策權，從私人資本手中轉移到民眾手里。
社民黨從功能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發，注重對私人資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將 其實行國有化，因此瑞典商業之85%，制造業之94%在社民黨執政40多年后仍屬私人所有 。同時政府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機構，并通過公共部門對65%左右的國民收 入總值進行社會再分配。這種生產領域內的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與分配領域內的高度計 劃調節相結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最大特點。
在建設福利國家思想的指導下，堅持進行社會變革的結果使瑞典在西方國家中成為 社會差距最小、社會再分配程度最高，而工資和獎金收益之類的市場收入占職工可支配 收入比例最低的國家。
西方九國民眾實際收入差距(基爾系數)、社會再分配程度和職工來自市場的收入占 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瑞典職工來自市場的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49%。
基爾系數 再度分配 市場效益澳大利亞 0.286
32.7%
83%加拿大
0.290
24.7%
80%荷蘭
0.266
43.2%
52%挪威
0.231
37.5%
66%英國
0.263
32.8%
71%瑞典
0.194
52.8%
49%瑞士
0.319
16.1%
73%德國
0.251
37.8%
51%美國
0.312
29.6%
77%
長期以來瑞典在個人所得稅中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時邊際稅率曾達85%），在收入 政策上照顧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貧措施，從而有效地抑制了社會兩極分化 。這一政策使國民收入分配產生了有利于勞方的變化，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 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已由戰后初期的 1比1，上升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社會結構因 此開始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棗核型演變。 三、比較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的不同執政
在一片改革的呼聲中，戈爾巴喬夫上臺。當時的前蘇聯，經濟陷入困境，人民期望 變革。一個國家，不論它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有多高、軍事實力有多強、在國際上的地 位有多高以及理論上是如何的正確，人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 平的低下、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種期望變革的國民心態 中，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了改革的新思維。
戈爾巴喬夫上臺伊始就著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認為蘇聯經濟"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 進，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１９８７年蘇共６月全會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 基本原則》，把商品貨幣關系列入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并強調是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征。 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完全經濟核算和自籌資金制,廣泛發展集體承包制。１９８８年蘇 共第１９次代表會議后，開始實行了私有制，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戈爾巴喬夫頒布 了《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提出了"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壟 斷化"、"非國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針。這種實行生產資料"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所謂的 "完全的市場經濟"改革，不僅未能使蘇聯經濟改革取得成效，反而帶來了社會生產的嚴 重衰退和經濟危機。其主要表現為：一是經濟由低速增長變為負增長；二是財政赤字、 貨幣發行、通貨膨脹失控，內外債務大幅度增加；三是消費品市場供應惡化，人民生活 水平迅速下降。許多大城市不得不實行憑票供應、憑身份證供應和限量供應。在物價暴 漲、商品短缺的情況下，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顯著下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達４ １００萬人，占總人口的1/7，１９９０年達1/3，失業人口達２０００萬人。在１９８ ８年預期的經濟改革受挫后，戈爾巴喬夫迅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１９９０年３月非例 行的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 修改補充法》，確立了多黨制原則；１９９０年７月蘇共２８大又改革蘇共政黨體制， 不再提黨是"領導力量"和"核心"，改稱蘇共是"自治的社會政治組織"、"志同道合的共產 黨人聯盟"。此后，蘇聯的各種黨派團體迅即增多，１９９０年８月達９萬多個，其成員 上千萬人。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終結了蘇共的中央集權統治，但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一 個沒有正常秩序的國家是不可能穩定的，更談不上發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只破不立 ，戈爾巴喬夫未能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包括政治、經濟制度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 其首要因素是他的新思維中沒有確立要建設一個由誰來主導社會發展的框架。他的改革 是沒有明確目標的放任自流，任其漂泊，其結局就只能是一片混亂。他本人最終被眾叛 親離，共產黨和葉利欽都拋棄了他，因為他不代表任何一個階級。
葉利欽的主導思想突出的表現在他執政后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由“ 大眾私有化”轉向扶植壟斷性寡頭。以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為中心聚集了一 批寡頭主義者，成為葉政權支柱。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形成的政府，顯然有利于強勢集 團壟斷國家的經濟。權貴階層或官僚階層利用他們占據的地位優勢，迅速瓜分了國有資 產 ，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的壟斷勢力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由國家壟斷轉變為寡頭 壟斷。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
普京的思想十分明確。就是“把掠奪的財富還給人民”，在擴大民眾支持的基礎上 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政治上，普京采取了被稱之為“可控的”民主政治，即不是空談 形式上的西方民主，而是通過“統一俄羅斯”這樣的政權黨將中央地方的實力派人物團 結起來，以合法的方式擠壓反對黨派生存和產生影響的空間，這一措施，徹底改變了葉 利欽執政時代以“亂”為特征的政治局面。經濟上，普京以“強國富民”為目標實施了 一系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改革政策，通過法律手段拿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暴富起來的寡 頭開刀，既阻死這些“新俄羅斯人”問鼎政壇的企圖，同時也撫慰許多生活在貧困線上 下的民眾的不平衡心理，俄羅斯經的濟不僅止住了下滑，而且從2000年開始全面復興。 在這過程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俄羅斯百姓，如今貧困人口大為減少，由于工資和養老金 的提高，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長。
比較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的不同執政，他們的不同首先表現在主導思想的 不同，戈爾巴喬夫只破不立、任其自由發展；葉利欽建立起寡頭壟斷的經濟秩序、任其 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矛盾加劇；普京以“強國富民”為主導思想，使社會進入一個穩 定發展的良性循環階段。
四、英國保守黨與工黨的不同主張
英國保守黨在20世紀最后年代的政治主張一直以“撒切爾主義”為主導，這一思想 集中體現了保守黨重視自由、個人主義、責任和自立的價值觀，表現在經濟社會領域即 是反對國有化、國家干預以及以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等主要內容的福利國家制度，主張 經濟按市場規律自由發展，倡導以私有化為基礎的自由競爭，重視經濟效率。這一主張 一定程度解決了以往工黨治下出現的國企效率低下、工會動輒罷工等問題，刺激了經濟 發展，但也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失業率增加、犯罪增多等嚴重的社會問題。正是針對 這些問題，工黨在野18年（1979-1997）間進行了理論革新，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新理 論，放棄了以國有化、大規模國家干預為主要內容的傳統主張，接受了右翼以私有化和 自由市場模式為核心的經濟政策，同時改革福利國家制度，改善公共服務，竭力將經濟 發展與社會公正相結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屬于右翼的保守黨，也并非是對社會的放任自流，而是采 取了一定的強有力的措施調整收入的分配，在英國保守黨執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層 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鎊/年，與最下層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鎊/年相比， 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慮貨幣福利、實物福利和稅收后，最終收入分別變為28640 英鎊/年和7720英鎊/年，二者相比為3.7倍（李培林 2004）。英國保守黨的這一稅收和 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終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 入者的最終年收入與初始收入相比，則下降了約29%。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大大縮 小了收入的二極分化，緩解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但保守黨的這一調整，并沒有讓 英國的普通公民滿意，他們在1997年的大選中轉而支持更注重改革福利國家制度，改善 公共服務，竭力將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相結合的工黨。
五、中國改革的主導思想——是實現社會的公正與正義為最高價值目標？還是要效 率優先，兼顧公平？
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在以右翼學者和官僚主張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 思潮指導下，中國的市場經濟、國退民進已造成了職工下崗、高昂的大學學費、醫療費 、住房、極低的最低生活保障（農民被排除在外）、極低的最低工資（往往得不到執行 ）等等，使勞動者階層飽受折磨。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主張 ，“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 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 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是赤裸裸的掠奪言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 迎教授說話沒有這么露骨，他主張“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主張兩極分化的 分配格局。認為 “相對利益受損了，不應該補償”，“如果相對利益損失都要補償，無 異于回歸舊體制”。右翼所推行的改革就是為了實現由大資產階級壟斷中國經濟基礎的 目標，就要犧牲勞動者階層的利益。其所謂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質是只要 效率，不要公平，公平只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
實際上，右翼學者以為只要建立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明晰產權，就能使使 經濟獲得穩定的持續增長，是一種幼稚的想法、多黨制也不是民主政治的靈丹妙藥， 1990年在戈爾巴喬夫的放任自流下，前蘇聯的各種黨派團體達９萬多個，9萬多個黨派團 體如何能達成一致意見？葉利欽的扶植壟斷性寡頭經濟政策，使國家的經濟基礎由國家 壟斷轉變為寡頭壟斷，帶來的不是經濟的騰飛而是社會矛盾的激化；今日中國之“國退 民進”，就是昨日之葉利欽扶植壟斷寡頭。中國的改革，應當向瑞典的社民黨學習，借 鑒他們的經驗，至少也要向英國的工黨看齊，奉行勞工主義，最低程度也不能跌破英國 保守黨對國家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整。遺憾的是，毫無疑問，右翼反對國家干預、調整 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主張，不僅與英國工黨、瑞典社民黨的政策形成巨大的反差，甚 至已遠遠超過了屬于右翼的英國保守黨。英國保守黨對收入的調整，也是中國右翼學者 和官僚所不齒的行為，所不同的是英國保守黨屬于資產階級政黨，而中國的很大一部分 右翼學者和官僚身上都披著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外衣，但他們早已不僅不代表 工農階級的利益，甚至已成為僅僅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客和學者。
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注重社 會公平”，是指導思想的轉折，效率講多了而不重視公平，這與我國的基本制度安排以 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觸，妨礙和諧社會的建設。這一“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主 張，已受到了右翼學者和官僚的反對和抵制，所謂“新西山會議”，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在右翼占據意識形態長達十多年的中國，要樹立以實現社會的公正與正義為最高價值 取向的主導思想，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中共的胡溫新政，為公平與正義的實現帶來了 一縷春風，如何讓這股春風牢固的占據主流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取決于胡溫政治體系 的壯大和堅定的政治立場，也取決于左翼是否能夠進行強有力的支持，抵制右翼的進攻 。 參考資料：
本文介紹的瑞典社民黨、英國保守黨、工黨、以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的在 不同指導思想下的不同執政及社會概況，來源于以下文獻的整理：
1、高鋒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 網絡《山東大學當代 社會主義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發布；
2、《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時代》網絡 《北方教育》發布；
3、蘇文《葉利欽時代的終結與啟示》網絡 《智識學術網》發布；
4、康新貴《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網絡 《學說連線》2005年12月 18日發布
作者 康新貴
民主建國會會員 大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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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單位：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廣州晉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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