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鳴：從如何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角度對 “張勤德現象”的思考

從如何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角度對 “張勤德現象”的思考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

                     一、

在 21世紀新形勢下 ，如何堅持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并切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這確乎是一個很重要 、很嚴肅并亟須予以解決的大問題。中共中央為此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這是份綱領性文件，而要將這文件精神落到實處，就必須在夯實黨執政的思想基礎、經濟基礎、階級基礎、群眾基礎等上狠下功夫。當前 ，下述五點是最為值得關注：

其一 、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執政的根本前提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明確認識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我們為誰執政，執的是什么政，也就是說，我們執掌的政權的性質是什么?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前提。應該明確，我們執掌的是社會主義的政權，加強執政能力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是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們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而是講黨要牢固地為社會主義掌好權、執好政。對于共產黨來說，離開了社會主義，執政地位就會喪失；或者即使執政，也違背了原來的意義，再談論加強執政能力就是另一種涵義上的事了。

然而，有的黨員、干部對為誰執政、為什么執政這個問題淡漠了，仿佛只要能夠掌握住政權就可以了，至于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似乎不必過問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奪取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的行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主張，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理論在我國的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情況，一概漠然視之，無動于衷。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領導權，只要掌握了警察和軍隊等國家機器，執政地位就是穩固的，至于這個政權是什么性質的，可以置之不理。戈爾巴喬夫曾經設想，在蘇聯取消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以他為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還能執政。實際上，一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不僅不能執政，反而落得被解散的下場。退一步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共產黨保住了執政地位，這個黨也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因為不愿為社會主義掌權的黨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叫做共產黨。

其二 、馬克思主義是黨執政的思想基礎

在任何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盡管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思想，但總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指導思想總是一元的。統治階級都利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來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服務，決不允許指導思想出現多元化。美國一貫標榜思想自由，然而一旦出現某種思想危及資產階級統治的情況，就立刻撕下“自由”的假面具，露出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面目。例如，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動、勸說或講授推翻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發表、傳遞、出售、分發或公開展出任何書寫品或印刷品，都要處20年徒刑或2萬美元罰款，或者兩者并罰。”美國共產黨黨綱上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字樣，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所以，指導思想多元化是任何國家都不存在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基礎，決不允許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有人鼓吹的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其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實現什么“多元化”，而是要求資產階級思想合法存在，并讓它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消解社會主義的主流思想，抽掉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支柱，進而瓦解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共產黨丟失政權并頃刻瓦解，社會主義制度迅速崩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理論上出了問題。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意識形態是突破口。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前后經過30多年時間，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導致黨內、社會上思想混亂，思想政治上徹底解除武裝，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在這方面，我們也存在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著重批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傾向，經過多年的工作，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漸式微，這是解放思想的偉大成果。但是，應該看到，黨內、社會上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隨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搞得面目全非的有之。漠視甚或公然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需要十分重視的傾向問題，絕不是細枝末節。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其三 、公有制經濟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黨要長期執政，必須不斷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必須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鞏固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道理。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的，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政權才是穩固的，黨的執政地位才是鞏固的。這就是我們堅決反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我們要積極開拓，勇于進取，但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動搖。”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還需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是，應該看到，決定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是公有制經濟。沒有了公有制經濟，或者公有制經濟喪失了主體地位，上層建筑會相應發生變化。那時，政權就要靠私有制來養活，就不得不為私有制經濟服務了。

然而，我們相當一批干部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態度是不平衡的，他們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熱情非常高，千方百計地給予扶植，提供種種優惠；而對發展公有制經濟則不感興趣，有的地方公開要求限時出賣國有企業，把消滅國有企業作為自己的政績，刮起了一股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如果不糾正這種思想和做法，讓它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這個地區政權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一個一個地區這樣變了，全國就危險了。

其四 、工人階級是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任何政黨都是有階級性的，都是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都有自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階級基礎。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確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按照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要求來建設自己、鞏固自己、加強自己。工人階級始終是我們黨最堅實的階級基礎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永葆先進性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制定政策、處理問題，都應該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執行政策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點不能絲毫動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有的干部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淡漠了，他們站在私營企業主一邊考慮問題，替私營企業主謀利益而不惜犧牲工人階級，為了個人私利而“傍大款”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經濟學家更是拿了私營企業主的錢，宣揚“富人有錢是因為他聰明，窮人沒錢是因為他笨”這一類掩蓋剝削、誣蔑工人階級的無恥讕言，這種言論在媒體上一度比比皆是。據調查，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都有所下降。對于這種情況，如果不及時糾正和制止，聽任其蔓延，我們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就會失去他們的支持，從而失去自己的階級基礎。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執政黨需要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協調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關系，需要滿足各個階級、階層的合理的、合法的利益。這是執政黨管理全社會的公共功能，這種管理能力是黨的執政能力的“公共部分”。但是，政黨是階級的代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政權的公共功能是服從于、服務于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不能離開了黨的工人階級性質，離開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把黨的執政能力籠統地、一般地理解為管理社會的能力。

其五 、黨領導下的全國各族人民是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就要求我們黨在增強階級基礎的同時，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黨的群眾基礎，就是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包括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農民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礎，也是我們黨的主要群眾基礎。但黨的群眾基礎不限于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也是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前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在內的全體人民共同的奮斗目標。但是，不同階級、階層還有自己的獨特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間還會發生矛盾。例如，私營企業主是靠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發財致富的，他們和工人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矛盾。私有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在政治上提出要求，這種要求往往會與社會主義制度發生沖突。這就要求我們黨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時，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明確依靠對象和團結對象，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前提下，正確處理與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關系，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全民族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奮斗。

二、

   筆者提出上述五點是當前在加強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過程中最徝得關注之處，乃是因為正是在這些方面出現了問題。

譬如，工人階級既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主人。然而 ，這些年來，發生了這樣一些情況：一、《勞動法》規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通過訂立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這明確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只存在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此一規定實質上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工人階級既是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又是公有制經濟主人規定的否定，故其實際等同于資本主義。從此，當代中國的勞動者就只能是被資本擁有者用資金雇去從事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的；為了從理論上大肆鼓吹并予以論證這一制度層面上的重大“創新”，某些“著名”經濟學家便力呼中國工人階級必須“少一點主人意識，多一些打工觀念”。更有人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傳統之外，打造所謂具有現代意義的第四綱“資為勞綱”。“封建專制時代的馭人術，被包裝成了源自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制度，被中國那些號稱最先進的高新技術企業老板們當成‘最完美、最優秀的企業員工培訓讀本’對員工進行洗腦。員工上千人、上萬人、幾十萬人的大企業，人手一冊，學習、討論，裝模做樣地交流心得。此時此地，是21世紀中國；這場景，真讓人覺得恐怖！”（劉健：《“資為勞綱”的時代來臨》，載2004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確乎是夠令人“恐怖”的，在社會主義搞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新生的資本家居然公開發放《沒有任何借口》一書給員工，對他們進行“洗腦”氏培訓，要求被其雇傭的員工必須像木偶一樣，“讓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發給你的錢少了，你也不能有什么說的”；“希望所有的員工都乖乖的，沒有借口地絕對服從”。好在我們今日的工人畢竟已有了相當的覺悟，并不畏懼于這種恐怖統治，而是指責這種做法實際是“奴隸主給奴隸戴上的精神枷鎖”！（引見2004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二、在《勞動法》實際施行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其一，一方面法律強令勞動者必須同其所在（受雇）單位簽訂個人勞動合同；另一方面，其所在單位又普遍存在著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現象，工人要求簽訂合同，而單位則不雇傭；訂了勞動合同而在合同不到期的情況下，單位常常以“減員增效”等借口令大批職工下崗，或隨意解雇職工，這使得合同等于廢紙、法律形同虛設。工人勞動群眾的被雇傭地位，在這種情形下也是難以合法的或難以得到法律保障的。其二，如果說前一種情形主要發生于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那末，實際上形同賣身契的“霸王合同”現象則相當普遍地存在于非公有制企業。被雇者工資多少？何時支付？如此等等，全由用人單位說了算，工人毫無發言權。更有甚者，有所謂“生死由之，聽天由命”的規定，實質要求受雇者將其生存權利無條件地由雇傭者支配。至于規定工人必須繳納押金、扣身份證、限制人身自由、安全責任自負等違法條款，更在許多私有企業所訂勞動合同中普遍存在著。三、勞動力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商品，卻又不如實承認。開始是把勞動力市場稱為“勞務市場”；后來承認是勞動力市場了，卻仍不拒實承認勞動力是商品。各級政府和工會組織多不認真興辦勞動力市場，而只是將勞動力市場——職業介紹所看成是營利性單位，放任私人去經辦。至于公辦的勞動力市場則收費高、官氣足、手續繁、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勞動者并不愿進。私人辦的職業介紹所黑幕重重，騙人、欺詐現象時有發生，使許多勞動者上當受騙。于是，在馬路上、公園里，非法而又是自發形成起規模不等、難以計數的勞動力市場。在這里，勞動力出賣者身掛紙牌，倒像舊社會頭插草標賣奴隸似的！但買賣雙方直接見面，也不需繳費用，簡單易行，故而買賣雙方都愿意來這種地方“交易”。當然，這種地方也有騙子騙人，使勞動者受害。此外，地方政府為交通和治安而一再予以清除，卻屢禁不止，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總之，勞動者實在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地方。四、成億農民背井離鄉地進入城市到廠礦企業、建筑工地等做工，干著既臟又苦且累的活兒，但他們并不被當作工人階級的成員，而被稱之為“打工仔、打工妹”、“農民工、民工”，成為“另冊”工人。國家勞動法令中有關保障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規定在他們身上都不起作用，他們只能聽任雇主隨意剝削、壓迫，主人地位更無從談起。五、不依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制定工人工資制度和標準，而是聽任市場把勞動力價格壓到最低水平。據國家教育部統計，中國勞動者年平均收入729美元，月工資平均約500—600人民幣，低工資收入者每月則只有200—300元人民幣。許多地方工人的工資在20余年來的長時間段里沒有得到增長，而物價卻在上漲，這就使工人的實際工資在下降。至于進城務工的民工，大多數不能按月領到工資，而是以平時只領取到少許生活費、年終一次性結賬的方式來獲得其勞動報酬，雇主、包工頭遂借機從中克扣、拖欠工資。到了年底，雇主、包工頭逃走，許多民工成年、甚至幾年拿不到工資，兩手空空，難回家鄉。拖欠民工工資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嚴重社會問題。與之相對應的，則不僅是出現了一批腰纏萬貫的私有企業主，而且某些地方（如廣東）甚至明文規定省屬國有企業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均為優秀的企業法定代表人最高年薪可達7.5萬元，最高者甚至可達近百萬元。就是說，省屬國有企業負責人可拿24倍于上年度當地市職工的平均工資，這實際人造出了一批官辦資產者。六、大批非公有制企業不執行法定勞動時間，勞動者一天干12小時的現象相當普遍，加班到15、16小時的也比比皆是。許多私企加班不付加班費；有的私企則把“最低工資”壓到最低，迫使工人為生計而不得不主動要求加班。許多企業沒有節假日。在這樣一些企業打工的勞動者，過度勞動，體質遭到嚴重摧殘，有些工人過勞死。雇主無視勞動保護的現象令人吃驚。工作場地擁護，高溫高寒，空氣污濁，有毒有害氣體、液體時常傷人，粉塵彌漫，機械陳舊，不設安全裝置，切掉手指、手臂，甚至打死人；煤礦瓦斯爆炸、滲水、死傷人的事故頻發，發生事故后不認真救治，給少些錢打發走人；瞞報、滅跡、威脅、私了，草菅人命。私企的雇主拒絕給工人購買病傷、失業、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只在一部分企業中實行。廠房不合規格。工場、倉庫、宿舍混處，安全通道不暢，消防設備不全，門窗鎖閉，一旦失火，成批燒死工人。七、當代“包身工”驚現于世。許多非公有制企業的廠規廠法把工人視若囚徒；雇主雇用保安打手鎮壓對其不滿的工人或任意體罰、打罵工人，罰站罰跪乃家常便飯；實行抄身制，隨意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裸體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隸勞動，還不許辭職，逃走抓回者則慘遭毒打；個別私企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有些私有企業主在女廁所中按攝像頭，侮辱婦女。雇傭奴役童工的現象絕非鮮見。八、企業民主管理形同虛設，多數企業實際上并不實行職工代表大會、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實行的也多流之于形式主義，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國有改制、甚至出賣，多不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付決。公司職工董事、職工監事猶如擺設，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工會不起作用。許多新建企業多未組織工會。私有、合資、外資企業的工會組建工作，既受到資本家的百般阻礙，又得不到地方黨和政府的支持。有的私有企業建立起了工會組織，卻是由私有企業主的親疏、親信、包工頭等當工會主席，這樣的工會實際成為其盤剝工人的工具。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也是出資者代表董事長、總經理、首席執行官掌權；企業黨委跟著行政轉，并無多少實際權力；黨委領導下的工會更無獨立自主維護職工利益的權利。并且，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均在企業領導班子之中，拿著高額年薪，或持大股、享受期權，根本不可能真正代表職工。官辦工會，嚴重脫離群眾，工人對工會很是失望。九、在制定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方案時，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與“老三會”（黨委會、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是矛盾的，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的實質是究竟是出資者、還是勞動者是企業的主人？而爭論的結果竟是“著名”經濟學家關于只有出資者才是企業的主人，勞動者并非企業主人，并試圖從企業制度上完全取消工人階級企業主人地位的主張竟然成了主流話語。到現在則已把“勞動關系”正名為“勞資關系”，并從此概念出發，要求職工轉換身份，即從“企業人”轉移為“社會人”。這種主張的鼓倡者和實施者們聲稱，“企業人”是對企業（單位）的依附，沒有擇業的自由。他們宣揚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必須自由流動、自由競爭。他們所謂職工“企業人”的身份是對企業（單位）的依附之說，實際意在割斷工人階級同企業的關聯，而其所謂要使職工由“企業人”轉移為“社會人”，乍看起來，確使職工有了所謂的擇業自由，而實質上只不過是使工人擁有了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而已。這種主張及其實施的結果，一方面是在公有經濟領域之外形成起了一個人數漸多、資產日增的私有企業主階層，另一方面則是國有企業改制，化公有為私有，將國有企業中的黨政領導干部蛻變為資本家。“著名”經濟學家充分利用其所操縱的主流話語權利大肆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理革命”等論調，強調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必須有所差別，要經營者代表資本的利益，并主張推行經營者收購國有資產，企業領導人持大股，讓本屬于工人階級組成部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黨政領導及領導班子成員頃刻之間變成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的規定并未得到真正重視，某些“著名”學者公然以資本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宣揚“失業難免”論。在這些人心目中，需要有勞動后備軍以使勞動者競爭，壓低勞動力價格，以所謂“廉價勞動力”來換取外資引入的發展優勢。他們又提出職工轉換身份，即由“企業人”轉換為“社會人”，要求勞動者直面市場的主張，并推行“減員增效”的舉措，造成幾千萬職工失業，使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工人階級成為了“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而事實上的失業卻又被稱為“下崗分流”或者“待業”；并且，統計失業人口只算“城市登記”失業者，大大掩蓋了實際失業的總數。幾千萬職工失業，連同其家屬，成億城鎮人口陷于絕對貧困境地。有幸重新被用人單位雇傭再就業的，其勞動力價格被壓降至每月500元左右；找不到雇主，自身勞動力都難以賣出去的，則鼓勵其擺小攤、開小店，美其名曰“自主創業”，實際是當個體勞動者。而擺小攤、開小店，在內需不足，再加上城市管理方面的種種限制，困難重重，難以為繼，甚至連老本也丟掉，雪上加霜。這樣，幾千萬職工失業，使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分崩離析。20世紀中由黨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建設、鍛煉、成長、壯大起來的，富于革命精神且特別能戰斗的中國工人階級，其力量事實上已被大大削弱了。

再如，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且更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基

礎和行動指南。正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理論從空想變成了科學；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共產黨人才領導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轉化成為現實的實踐行為。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就沒有社會主義運動的勝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在當今更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中國特色，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結合。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離開了本國國情，離開了這兩者的結合，也就沒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正領導人民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我們干的這個偉大事業，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所做的一切一切，都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否則，我們的事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們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然而 ，這些年來，一方面是我們在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不斷取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但另方面就是有那么一小批人頑固地站在反動立場上，懷著陰暗心理，運用惡毒語言，誹謗共產黨，咒罵社會主義，咒罵祖國和中華民族，甚至咒罵每一個中國人。如“酋長”賀雄飛主編出版的“草原部落叢書”中，有一本書居然咀咒“中國人是一個食人民族，至今仍未走出食人時代”，說“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史是以革命的名義殺害‘反革命’與‘不革命’的歷史”，“是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吃人”，還惡毒攻擊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人的新的奴隸化”，“1949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與單位的關系是一種被奴役的關系”。另外一本書把攻擊的矛頭直接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公然主張走以英美為師的資本主義道路，說什么“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始，中國大陸才從以俄為師的歧路旁出，回轉以英美為師的老路，回歸近代文明的主流”；“從1919年到1978年”“整整一個甲子，至少虛擲了三代人的血淚精華”。還有一本書公然美化帝國主義及其侵略行徑，說“不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而是這種入侵逼迫中國走上了艱難的現代化進程”，“外來文化的沖擊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該書把馬克思主義誣為“傳統力量”，說這種“傳統力量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起著阻礙作用，直至今天這種傳統力量對現代化的阻礙作用仍不可忽視。”又有一本書更加猖狂地攻擊“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深重罪惡和下流行徑的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是死亡史，是屠殺史”，“中國人不是人，是非人，西方人才是這個時代的真的人。”這本書還挖空心思地咒罵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說什么“人民從來就是革命的犧牲者，革命這臺機器所需要的燃料不是煤炭或石油，而是人民的鮮血和尸體。”此外，又有張五常在其出版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中國的經濟革命》、《憑欄集》、《經濟解釋》等著作中，肆無忌憚地攻擊中國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知識落后民族的特征”，稱其“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為禍最深”，又譏斥“馬克思由頭錯到尾”，“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待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等掌。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不爭論”的名義下，我們對諸如此類的反動觀點并沒有認真進行反擊和批判。本應成為全社會主流意識的無產階級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倫理道德在非主流意識的挑戰面前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軟弱狀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

又如 ，在新世紀和新的社會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最關鍵的就是毫不動搖的始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性質。經過部分修改并于2002年11月14日由中共“十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這里對黨的性質內涵的規定是一個統一的、內在有機聯系著的整體，而在這整體中，最根本和具有基本前提性意義的乃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如果最基本的前提不復存在了，那所謂“同時是……”也就無從談起。如就中國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和“三個代表”的關系來說，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具有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等品格。正如江澤民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所說：“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我國工人階級，是推動著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百余年來，中國工人階級不僅用自己的雙手艱苦勞動，在神州大地上創造出一批批近代的企業、一座座頗具規模的現代都市，生產出大量前所未見、琳瑯滿目的物質財富，他們還在自己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前赴后繼、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十余年來，充分體現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內在要求的工人階級，又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偉大貢獻，根本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狀況，社會經濟獲得很大發展，綜合國力大為加強，有些科學技術已走在世界前列。試想如果沒有工人階級以主人翁的高度自覺，忘我勞動、無私奉獻，又如何能實現這歷史性的突破？事實充分說明，只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體現并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歷史和現實又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學說。它始終是在汲取、采納、消化著所有人類先進思想文化的不斷創新的科學理論體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為自身的先進性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自覺地將馬列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而且更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同本國具體革命、建設的社會實際和以歷史文化傳統為核心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先后形成并發展起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中國工人階級不僅早已發展成為自覺自為的階級，成為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基石，而且還形成發展起優秀的革命斗爭傳統和偉大的精神品質，昭示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孟泰表現出來的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王進喜體現出來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精神，時傳祥“臟了我一個，干凈千萬家”的品德，李素麗、徐虎、王啟明等眾多勞動模范和先進生產（工作）者反映出來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勇于進取、開拓創新、無私奉獻的素質……所有這些工人階級的本質精神，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落后文化，抵制了從國外滲透進來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不僅構建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而且從思想上、精神上極大地激勵著億萬民眾，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形成凝聚人心、統一意志、奮發向上的社會主義精神基礎。但有人并不這樣來思考、理解問題，而是從其所謂分析蘇東劇變的原因入手來闡述自己的看法，如說：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穩定與發展，關鍵在自身，在內部因素。說蘇聯共產黨是

外部力量搞垮的，不是事實，主要在于內部。我們回顧一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

國家政權的覆沒，最強大的反對力量是誰？是社會新階級與青年知識分子，是這些力

量率先起來組織反政府的。黨對這些新階層缺乏足夠的重視，然而這正是最富有生氣

的力量。中國也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新階層，這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應該成為我們

黨的階級與社會基礎。如果阻止他們入黨，后果是嚴重的。（李錦：《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第381—382頁，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版。）

前蘇聯確實出現了一個新階級，據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分析，這個在蘇聯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新階級，或者說是新資本主義的社會集團和階級聯盟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一是“新興的企業家階級”，二是羨慕西方、迷信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三是蘇共內部占據黨政領導職位的“精英”集團。他們是否“是最富有生氣的力量”姑置不論，但戈爾巴喬夫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黨建路線，把共產主義式的無產階級政黨改變成為號稱“全民”性而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倒并不是“對這些新階層缺乏足夠的重視”，而恰恰是很重視、很迎合這新興的社會階級的。這個在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路線扶持、慫恿、培植下日益強大起來的“社會新階級”“率先起來組織反政府”，正說明由這些人組成的“社會新階級”絕對不能成為工人階級政黨的“階級與社會基礎”，而只能成為支持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毀黨喪國路線的社會階級基礎。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上引述之見的謬誤及其用意之所在，猶如司馬昭之心，明眼人是不難看出的。中國當前也已出現了一個富有者階層，這階層最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私營企業主，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勞動（如管理），但主要不是通過勞動而致富的，而主要是通過雇工剝削、偷稅漏稅（如1990年——1999年間，私營企業應納稅額為5079.2億元，實際納稅卻僅有642.5億元，由此可見其偷稅漏稅現象十分嚴重）以及掛靠鄉鎮集體企業、掛靠學校而為“校辦企業”、假合資等方式模糊產權，獲取生產經營上的便利等手段致富的；二是通過權錢交易、化公為私等非法和非道德手段聚斂大量財富，迅速暴富起來的黨和政府中的一部分領導干部及一部分國有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據國家審計署2000年對129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中型企業審計，發現國有資產流失228.9億元人民幣，占這些企業國有資產總額的34%，而對這些企業1999年度的資產、負債、損益情況的審計和調查，共發現大案要案線索78件，案件涉及金額達613億元）。實際生活中明顯存在著這兩部分人合流的跡象：一方面是不法“大款”們企圖用手中的錢“曲線”買權，他們詭計多端，或走“公子路線”、或走“老鄉路線”、或走“秘書路線”，千方百計地靠近領導干部，拉攏領導干部，最終將領導干部拉下水；另一方面是有些領導干部忘記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喪失了共產黨員的政治立場和黨性原則，同“大款”們非正常交往，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氣，腐敗墮落成為人民的罪人。據統計，黨的“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間，中紀委、監察部處分的省部級干部34人（不包括軍隊），其中被非公有制經濟不法人員拉攏腐蝕或與非公有制經濟相關聯的計11人，占32.2%。我們對此能不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高度警惕，輕易地在增擴黨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名義下把這樣一些人吸收到共產黨內或保留在共產黨內嗎？如果真的這樣做，有著八十余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還能夠是無產階級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嗎？

   這些現象、問題的出現與長期積淀，表明在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著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存在著一種試圖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勢力。并且，這股潮力和這種勢力在已對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危害的同時，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亦已構成嚴重挑戰。如在比較集中展露這股潮流和這種勢力的所謂“大小西山會議”上 就有人公開把矛頭直指“共產黨的合法性”、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事實證明了鄧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論斷的正確性。鄧小平指出：“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展開的斗爭，實際就是在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鄧小平充分認識到這場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和重要性，他反復指出：“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也要繼續進行。”又語重心長地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 （引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81、208、204、379頁）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被 “大律師”鄭勝利先生稱為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張勤德現象”。

                                  三、

   張勤德同志究竟干了些什么而被鄭勝利先生稱為“張勤德現象”并值得引起其高度警惕？

   就筆者的了解與見聞所及來看，這些年來，張勤德同志為了捍衛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而發表了一些文章，編輯出版了幾本書。在這些論著中，他不僅客觀揭示了現實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著的那樣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那樣一種試圖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勢力，而且依據大量的社會調查，表達以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廣大民眾的心聲和利益訴求 ，更勇于堅持真理，力反那種逆潮和邪勢，并旗幟鮮明地闡述了他自己的思想主張。茲先據其有關論著，著重從黨的建設、尤其是如何切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方面來略略舉述數則張勤德同志所提出的主要思想觀念：

（一）黨必須始終堅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張勤德同志說：“社會主義事業，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事業，”（《焦點對話》第6頁，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所以，他不僅在1999年的《焦點對話》中就已提出是不是“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立場上”，關系到能不能“自覺做到對任何人、任何事物，在任何時候都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例如，“能不能做到對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實現‘兩手抓’這兩個問題上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能不能敵到對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解決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嚴重、治安惡化、分配不公三大問題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這樣”。而且在2004年的《樹立科學發展觀》中既對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以人為本”和處于社會主義國家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強調的“以人為本”作出原則區分，又明確主張要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來鑄造黨魂”，并提出“加強黨的建設須抓好‘六個工程’”：一是以“反腐作為突破口”的“取信于民的‘基礎工程’”；二是在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利益密切相關問題上“取得讓群眾滿意的實效”這樣一種“密切黨群關系的‘民心工程’”；三是“牢固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鑄魂工程’”；四是“使黨內民主真正發揮對社會民主重要示范和帶頭作用的‘民主工程’”；五是“黨風建設上的‘糾風工程’”；六是“干部選拔使用上的‘用人工程’”。此外，他還曾力主“堅持‘人民主體論’，不僅尊重人民的實踐主體地位，而且真正使人民成為利益的主體”；“堅持‘人民主權論’，使人民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都得到進一步的直接體現”；“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包括改革和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都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糧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堅持‘人民利益價值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價值追求，看成人生的最大意義”。（《催人警省的十大教訓》，收入劉貽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二）黨必須始終以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并進而實現共產主義為其執政的神圣使命。張勤德同志說：“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遠大理想，也就是說是我們做好各項工作的總目的。因此，從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來說，我們的各項工作，包括經濟工作、改革開放等等，實際上都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手段。我們黨把在現階段將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偉大國家，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我們的總任務。我們各個方面、各條戰線上的任務，自然要為實現總任務做出貢獻。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焦點對話》第96頁）他據之而反對那種“不問姓馬姓修”、“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不問一黨多黨”的錯誤主張，并具體指出“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六大危害：“它會使四項基本原則受到全盤否定”；“它會使我們黨的辨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演變成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路線”；“它會使我們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它會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以經濟建設為統攬一切（包括政治直至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綱”；“它會使改革變成改‘姓’”；“它會使真社會主義演變成假社會主義”。（《“兩個不問”的六大危害》，收入《焦點對話》。）

（三）黨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不應只是流之于形式的整述，而應落實在具體行為之中。如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張勤德同志認為應“擴大人民民主”，他說：“由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商學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把他們的民主權力放在決定性的地位，而絕不能用‘精英民主’去取代、否定平民民主，絕不能容許‘精英’們緣蘇聯的同行那樣由以權謀私發展到以國謀私，為了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而讓絕大多數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又強調應理直氣壯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之所以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毛主席之所以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道理就在于離開了它，革命政權馬上就會被敵對階級奪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隨即就會喪失。叉爾巴喬夫搞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背棄無產階級專政，很快導致了黨垮臺、國解體，就是明證。看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正義性，是連馬克思主義常識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當作進步潮流，則是十足的右傾幼稚病。”（《催人警省的十大教訓》，收入劉貽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可見，黨在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亦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否則，不是黨變質、國變色，就必然會使黨喪失執政權。

 （四）應通過落實科學發展觀來推進黨的建設，切實有效地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但發展什么、怎樣謀求發展？張勤德同志根據胡錦濤總書記有關“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要“經過長時期的努力，不斷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要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向黨的最終目標前進”的重要指示，認為“發展是不斷向著黨的最終目標前進的歷史過程”，他說：我們所要謀求的“這種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是在社會和自然界兩個方面都兼顧眼前利益、長遠利益的可持續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的相互促進的健康發展；是以民為本，使社會整體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取得歷史進步，直至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發展。”（《樹立科學發展觀》第43頁，紅旗出版社2004年版。）他厭棄“以物為本”的庸俗發展觀，以事實揭示其已造成的巨大社會危害，指出：“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嚴重、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等等，在十六大之前的幾年這段時間為什么會急速加重，成為惡性循環的‘老大難’？其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是在于受庸俗發展觀的影響特別大。”（《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源”》，收入劉貽清、張勤德主編《劉國光旋風實錄》，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并主張“解決執政能力問題重在治本”，應“通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要把實現、維護、發展好人民利益作為整個事業發展的根本目的”；“要把人民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要把社會全面、協調、持續的發展實踐作為檢驗理論和政策的標準”；“要重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正確性”。（《解決執政能力問題重在治本》），收入《樹立科學發展觀》）

限于篇幅，僅略舉上述四端，以期讀者諸君對張勤德同志有關黨的建設方面的基本思想觀念有一大體了解。除了這些立場明確、旗幟鮮明的觀點，勤德同志又提出要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一切觀念與行為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并據之而對改革進行了比較深刻地反思，提出了一些頗富意義的觀點，如一貫反對“兩個不問”的錯誤傾向，嘗謂：

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前應堅決糾正和以資為本相聯系的“兩個不問”的錯誤傾向。

這是因為，在經濟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致只把私有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導致經濟無政府主義滋長漫延，市場秩序嚴重混亂；導致諸侯經濟繼續坐大，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受到抵制；導致過度依賴外資、外貿，使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損害。

在思想文化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改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如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的唯物史觀、以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等被否定；導致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泛濫成災，使“私欲驅動論”橫行無阻。

在政治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農基本群眾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導致黨員干部逐漸官僚化，使黨群關系越來越疏遠；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種三權分立、多黨制式的政治體制看作進步的“民主潮流”，而把絕大多數人享有當家作主權利的人民民主看作“極權主義”，從而使人民政權的權威受到嚴重削弱。（《催人警省的十大教訓》，收入劉貽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這無疑對黨如何在領導改革實踐過程中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有所啟迪。此外，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勤德同志從這些基本思想觀念出發，為捍衛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而同那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那種試圖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勢力展開了毫不妥協地斗爭。如其對戈（戈爾巴喬夫）氏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與我國一些理論家鼓倡的“新社會主義”的辨析以及今年3月以來對“新西山會議派”的批判等等就都是這方面的顯例。

   大約正是勤德同志提出的這些基本觀點以及他為堅持原則、捍衛真理而展開的具有批判性和斗爭性的理論工作，引起了大律師鄭勝利先生的 “髙度警惕”。他不僅提出 “張勤德現象”這一概念，而且責難性地指出：張勤德 “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派，而是一直在持九斤老太的陰暗心理，窺視著改革，懷疑著改革，挑剔著改革，反對著改革，巴望著改革失敗，用一句文革時最時髦的話講，就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至于 “張勤德現象”，則是 “當前一股千方百計地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尋找各種借口，特別是以反思改革失誤為突破口，要把一場學術爭論上升為一場政治批判，甚至是造勢想搞成一場政治運動，以達到揪出一大批所謂‘共產黨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禍國殃民的罪犯、全國人民的公敵’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資改派）’的極左思潮”。但從張勤德同志的上述言行中，我們看不出他具有像鄭勝利先生責難的那種陰暗心理，相反地，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義正辭嚴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堂堂正正的共產黨人的形像。至于被勤德同志點名或不點名批評過的那些人，其言論均有文本可查，事實俱在，并非憑空臆造，可見他不是在為達到什么個人的目的而蘊意制造“一場政治運動”。

從現實社會生活中已經存在和積壓著的大量問題來看，“張勤德現象”的出現無疑是±然的。譬如，中國共產黨本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中國工人階級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但如今作為中國工人階級主體的產業工人卻處于怎樣的狀況之中呢？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在改制過程中，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題為《“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該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驟然擁有數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股份，社會生活領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群體。這些人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時無所作為或很少有所作為，并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咎為“產權不明晰”，工人素質低下，而一到化公為私式的“改制”時，便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地破解籌資難題，有的向親朋好友借款，有的以個人資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獎，讓其“虛擬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錢或只出很少錢的經營者卻搖身一變成為持大股者。還有的經營者居然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額。這樣一些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了，從此為自己好好干！而在經過如此改制后的企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其身份亦有了本質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企業主人翁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此外，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國內私有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則強調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作為產權代表的經營者及以之為核心的管理層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獲高額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也具有一定的雇傭性質。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狀況。2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職工生活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很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條件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時常受到人格侮辱，至于工傷事故、甚至一次幾十人上百人死亡的大型或特大型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人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絕對貧困的職工究竟有多少？這似可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數目難以統計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線以下的人當遠遠不止這2053萬。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隨養老撫幼、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消費等等負擔。在他們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賣血”之事，甚至自殺身亡的慘劇也并不鮮見。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大而言之，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在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至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據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披露，1993年以業，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逐年上升，而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則不斷下降。現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者，與黨組織幾無聯系，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或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思想理論界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私營企業主等新生資產階級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實質上是要磨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掩蓋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又反反復復地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的事情有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人甚至說，中國究竟是否要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得讓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一個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決定。這樣一些“主流”性的鼓倡，嚴重地動搖和渙散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成員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企業基層黨組織很少對職工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而是聽任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工人群眾、尤其是青年職工難以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這種情況下，說普通工人群眾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情感淡化，絕非毫無事實根據。此外，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為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有人認為，工人、農民民主意識薄弱、素質能力低下，缺乏參政議事能力，不能當選為代表，而只應由那些“精英”或中產階級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去參與討論決策國家事務。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大慶職工被“買斷”工齡后，黨員連組織關系都不知往哪里轉，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被買斷了！而這種狀況絕非僅見于大慶，而是在全國范圍和入會率都大大不盡如人意。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國內腐敗未除、階級矛盾有所發展，相當一些地方黨、政府和工會又都并不真正認真代表和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情況下，有些工人群眾確有被利用的危險，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式人物的出現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險并非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總之，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上看，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漸地被社會邊緣，并積累著社會矛盾、利益沖突，有引發斗爭、動蕩并因之而釀成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在這種情形下，難道不應出現“張勤德現象”嗎？

繼“郎（咸平）旋風”（關于國有瓷產大流失的討論）、“劉（國光）旋風”（改革開放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大討論）之后，在經歷了對“西山會議派”極端錯誤言論進行揭露和批判不久所出現的關于“張勤德現象”的討論，就本文論題視域來看，實際是關系到究竟應該將共產黨建設成一個怎樣的黨以及處于執政地位的這樣的黨究竟將會把中國社會引導到什么樣的發展方向上去等與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中華民族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的討論。

張勤德同志和“張勤德現象”不應受到無端責難。如果我們真的要始終堅持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并在此前提下加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在黨的領導下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以此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積極創造條件的話，那就多一些張勤德式的同志，讓“張勤德現象”更普遍、持久而強勁吧！

[作者簡介]  陳寒鳴（1960——    ），男，漢族，江蘇鎮江市人，現任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有專著《中國企業文化簡論》（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 年版）、《中國文化史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理想社會探求史略》（延邊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儒學發展史》（四卷本，主編之一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6年版），另有百余篇學術論文發表于《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國際儒學研究》、《孔子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天津社會科學》、《中華文化論壇》、《江海學刊》、《歷史教學》、《史學集刋》等諸多刋物，其中有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新華文摘》等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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