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路應當如何選擇

    改革的路應當如何選擇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所  康新貴

    摘要：改革的路應當如何走？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應當是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相互競爭、相互妥協的結果，而不應當是少數人決策的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階級、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階層又分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在現實生活中，勞動者階層在四個階層中屬弱勢群體。很明顯，弱勢群體不可能與強勢群體進行平等的競爭，這是勞動者階層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或成為利益絕對受損體的主要原因。這就需要國家管理層進行干預，調整、提高勞動者的地位和利益。

    關鍵詞：四個階層、利益競爭、國家干預

    關于改革的方向，改革應當暫緩還是應當加快步伐，最近的爭論比較多。改革究竟應當如何進行？劉小怡教授干脆的回答了這個問題：《關鍵是讓廣大群眾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和參與者》，①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很早就說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共同富裕。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原本一個簡單的問題，何以在理論界爭論的紛紛揚揚？原因在于社會各階層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對改革的目的和途徑有不同的選擇，而學者們代表了不同的階層，這是主要原因。以下列舉一、二。

    一、學者的選擇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主張，“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边@是赤裸裸的掠奪言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說話沒有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張“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彼诎l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長篇論文中，只重申了“只要抓總量增加”的理論觀點，原來的“不必管分配”的說法換成了“相對既得利益”新概念，主張兩極分化的分配格局。張維迎教授認為，“相對利益受損了，不應該補償”，“如果相對利益損失都要補償，無異于回歸舊體制”。

    針對厲以寧教授、張維迎教授等社會精英的觀點，劉潤葵教授認為《科學界要惡補以人為本的課》，③針尖對麥芒。

    對三農問題頗有研究的學者文小勇、石穎認為三農危機的實質：社會公正與社會排斥。認為這是我國當前最大的不公正問題。而這種主要社會群體的弱勢化趨勢和社會公正的嚴重失衡導致了作為我國主要社會群體的農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會政治系統和主流社會生活系統之外。具體表現在：第一，公正失衡導致了對弱勢群體的經濟排斥，即個人、家庭和貧困地區或社區未能有效參與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第二，公正失衡把弱勢群體排斥出正常的政治生活，即個人和團體被排斥出政治決策過程，這些個人和團體缺乏權力，沒有代表他們利益的聲音；第三，公正失衡導致對弱勢人群的社會關系排斥，即個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會關系；第四，公正失衡將弱勢人群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識系統，包括失去根據社會認可的和占主導地位的行為、生活發展方向及價值觀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第五，公正失衡也將弱勢群體排斥在各種制度之外，包括不具有公民資格而無法享有社會權利，即便具有公民資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國家福利制度（包括社會救助制度）而無法獲得公正的國民待遇。④

    其實，文小勇、石穎的觀點用在工人問題上也大致可以。

    二、應當如何改？

    改革的方式和目的有多種選擇，選擇實際上是一個利益搏弈的過程。究竟應當如何改？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應當是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相互競爭、相互妥協的結果，而不應當是少數人決策的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階級、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階層又分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在現實生活中，勞動者階層在四個階層中屬弱勢群體。⑤很明顯，弱勢群體不可能與強勢群體進行平等的競爭，強勢群體自然也就無須對弱勢群體作出讓步和妥協，弱勢群體只能被挨宰。

    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出現嚴重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基尼系數已達0.47，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警戒線為0.40），⑥在教育、醫療、住房、下崗、就業、勞動保障等重大社會問題上，勞動者的利益被嚴重剝奪，如此種種。以至于有理論、有良知的學者發出疾呼：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

    理論上的爭議可以沒有確定的結論，但現實生活卻是確定的，大學生應當交多少學費、工人下崗的一次性補償金是多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多少以及哪些人可以領取哪些人不能領取都有明確的結果。

    勞動者階層從整體上說，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最少甚至成為絕對的利益受損體，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勞動者屬弱勢群體，他們弱在既不掌握控制社會的經濟資源（馬克思說經濟是基礎），也不掌握控制社會的政治資源，更不能控制社會的主流文化。這樣一個不擁有任何一項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的群體，如何能與強勢群體進行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階層利益不受損反而不正常了，除非強勢階層可憐、同情、施舍勞動者。

    勞動者階級唯一的優勢是人口眾多，大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從理論上說，我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人民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所以，從理論上說，勞動者階級是一個強勢政治群體，因為他們手中有多數的選票，可以選出自己的代理人進入各級人大和政府，從而在改革中制定出對本階級有利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然而事與愿違，單純的人多不解決問題，人多也是弱勢群體。勞動者階層目前的現狀是一盤散沙，按學者的說法是社會“碎片化”。⑦本人在《論工會》⑧一文中提到工人目前唯一可利用的合法組織是工會，但在基層，多數工會組織名存實亡，甚至是不存在，工會既不能在基層代表工人的利益與資方討價還價，更不能在國家制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時代表工人的利益參與政治協商；農民則干脆就沒有全國性的政治組織；個體勞動者的組織是個體勞動者協會，但該協會隸屬于工商局領導，是管理個體勞動者的組織，不是個體勞動者的政治組織。勞動者階級處的在這樣一種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的狀態下，無法進行有效的政治表達。在國家制定與他們利益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及失業等重大問題時，勞動者階層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團體與強勢集團進行政治協商和競爭，強勢集團就無須妥協。勞動者階層就只有聽天由命、等待被人同情和施舍了，一切取決于強勢集團對勞動者階層的態度。然而任何集團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勢必要損害其他集團的利益，其他集團要想不受損害，就只能依靠本集團自己的力量去抗衡、競爭。國際歌說的好，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靠自己，團結就是力量。

    不幸的是，勞動者階層作為社會的底層，幾千年來從未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歷史的沉淀和現實的殘酷，他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父母官身上，一切取決于父母官的態度和立場。這樣一種由歷史沉淀和現實（包括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的依賴，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國家管理層進行干預，調整、提高勞動者的地位和利益。這種調整是必須而又緊迫的任務，因為“當一個社會生活在低層次需求的人數較多時，這個社會就會動蕩不安；當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占人口的多數時，大規模的武裝斗爭就會必然發生。對大面積的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們，理性的社會應當幫助他們解決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盡可能的使他們的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培養高層次需要，這是一個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社會進步發展、是文明和諧社會的標志和象征。”⑨

    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和執政黨，當然有權并且要理直氣壯的進行以公正為最高目標價值取向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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