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吳敬璉解決貧富懸殊的“機會平等

看吳敬璉解決貧富懸殊的“機會平等”

    “機會平等”是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主要理論之一，它的主要作用是為其經濟政策提供辯護的理論依據。在西方，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經常抓住市場機制導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收入嚴重的不平等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評，對此，新自由主義也承認，市場經濟會造成收入嚴重不平等、貧富不均。不過，新自由主義辯解說，真正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而是“機會平等”，而市場經濟雖不能做到收入平等，但能夠做到“機會平等”。近幾年,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不斷談到“機會平等”。尤其近兩年,人民對他們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帶來嚴重貧富懸殊的批判聲增高時,他們更常用“機會平等”來辯護。例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就說：“市場經濟強調以競爭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競爭的后果是優勝劣汰,結果的平等難以實現。市場經濟學中的公平概念指機會的平等。”（《部分主流經濟學者回應信任危機》,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對此,我把我在2001年所寫,批判吳敬璉的“機會平等”改革的文章,稍作修改,作為對主流經濟學家近來常用的“機會平等”辯護聲的批判。當然,許小年等現在是說機會平等難以實現結果平等,而當年吳敬璉號稱要用機會平等來解決貧富懸殊（結果不平等）。看來,主流經濟學家們在互扇耳光了。

那么，什么是“機會平等”呢？新自由主義認為，“機會平等”就是人們在自由經濟體制中有同等的競爭機會。怎么才能實現“機會平等”呢？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和自由企業經營才能保證每個人的自由，從而才能實現“機會平等”。因此，反過來講，要實現“機會平等”先要建立私有制和自由企業經營。

    2000年12月29日的《中國青年報》第3版以《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為題目，刊登了對吳敬璉先生的專訪。吳先生談話的三部分內容中，以第二部分《貧富差距緣于機會不平等》最為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僅是吳先生拾來了新自由主義的“機會平等”在我國進行鼓吹，更主要在于吳先生關于市場經濟、“機會平等”、貧富懸殊相互關系獨特的論述。

    吳先生在接受專訪時說：“用市場經濟制度創造機會平等和效率。應當說，謀求平等和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當前出現的不同階層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貧富懸殊的現象，主要不是由結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對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懸殊，需要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來解決。”

    按照吳先生的意思，我國的貧富懸殊主要是因為我國沒有搞市場經濟（或者搞得不夠）造成的，所以應該用“創造機會平等”的市場經濟來消除貧富懸殊。但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市場經濟會帶來貧富懸殊。就是新自由主義也承認市場經濟會產生貧富不均。對于吳先生在本次談話中引用的美國經濟學家奧肯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難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場經濟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加劇”。我們不同意奧肯關于平等和效率關系的原理，但它至少也表明了市場經濟將加劇收入的不平等──貧富懸殊。而且，雖然在我國，吳先生極力宣揚市場經濟是出了名的，但在他以前主編的書中，也很明確的講述過市場經濟將造成貧富懸殊這樣的常識。“在個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過市場體系難以實現社會認為的公平。……由于市場經濟決定的個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對于那些缺乏掙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機會的人，市場體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維持他們的生存。這在西方經濟學中也稱之為市場失效，認為需要政府干預，采取措施來減輕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對不能維持生活的人給予一定的接濟，以防止社會的動亂。”（吳敬璉、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第17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以下簡稱《市場》）“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則表現在對國有化經濟的控制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規劃和宏觀調節，設法減輕或者消除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所帶來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大量失業和過度的通貨膨脹，以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發展。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所追求的目標，已經不完全是個人利益，而是以社會福利為重點的福利國家的公私混合經濟的過渡。”（《市場》第57頁）

    吳先生主編的1993年出版的《市場》中,白紙黑字寫著市場經濟會造成個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貧富懸殊”。對此，應該“政府干預”、“政府對經濟的作用”來“減輕”這種貧富懸殊。而現在吳先生卻翻手為云，復手為雨，要將他在7年前還承認將造成貧富懸殊的市場經濟，當作消除貧富懸殊的良藥推薦給我們。7年前，吳先生承認，西方經濟學也認為，在使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市場失效”，而7年后，吳先生向我們說，在解決貧富懸殊方面市場有效。而且從他講話的意思來看，市場還是相當有效。甚至最堅決捍衛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也只是說“機會平等”能給人們同等競爭的機會，而吳先生說，“機會平等”還能解決貧富懸殊。看來，現在的吳先生要以他比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甚至比新自由主義者更鐘情市場經濟、“機會平等”來顯示自己在解決貧富懸殊方面獨特的“改革”建樹。

    那么，吳先生為何要作出這種違反常識的、吹捧、粉飾“機會平等”的“獨特建樹”呢？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只有私有制才能實現“機會平等”。也就是說，要實現“機會平等”要先建立私有制。吳先生在《中國國情國力》2001年第3期發表的標題為《刺激需求也需要兩手抓》的文章中寫道，國家投資于競爭領域效益差；國家財政投資會產生“擠出”效應的負面影響，即政府投了資、發了債，但不過是將居民儲蓄轉入政府之手，代其投資（1930年12 月，美國總統胡佛就講過類似的話，“政府發行公債多少，就會剝奪工農業多少自用和雇傭工人所用資金。繁榮的恢復，不能用挖空國庫的辦法”。這類被30年代危機證明是陳腐不堪的保守思想，現在披上“改革”的外衣后成為經濟學的時髦話）。對此吳先生公開宣布，“凱恩斯政策在中國已束手無策”；應該采取啟動民間投資的，里根和撒切爾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政策。“國有經濟從范圍上縮小……提高非國有經濟以及私營經濟的地位……奠定的政治、思想的基礎，恰恰也是實現供給學派政策的總的基礎”。吳先生這些談話的意思很清楚，即：從經濟角度來看，國有經濟不行，應該讓位于私有的“民營經濟”，應該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當然，他還不僅局限于此。以前總有人掩飾說，他們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和提高私有經濟地位，政治上是中性的，他們看上的是它經濟上的“正確性”、“合理性”。也就是說，總是回避它的政治屬性。吳先生現在明確宣稱，它的“政治、思想的基礎”，源于甚至厲以寧先生也曾稱之為“當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保守派’、‘右翼’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也就是說，它的政治屬性是資產階級右翼，滿足的是資產階級右翼的政治要求。

即使在這次接受《中國青年報》專訪時，吳先生仍說“現在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因此，按吳先生意思，這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改由私有的“民營企業”掌握，我國的經濟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吳先生不會不知道，在原蘇聯東歐國家搞的、將原國有企業掌握的重要資源改由私有企業掌握的“改革”，使俄羅斯等國經濟倒退十幾年，其“改革”造成的經濟損失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至今困擾俄羅斯經濟的問題仍未解決。不過，吳先生為了實現其“改革”目的，具體的歷史事實就不管了，他只要通過他的講話（或文章）來使人相信：從經濟角度來看，私有的“民營企業”優越于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應退出歷史舞臺就行了。而吳先生這次《貧富差距緣于機會不平等》的講話，是要回答記者的疑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而當今貧富差距拉大是顯見的事實，這就使一些人產生懷疑，市場經濟能帶領我們走向共同富裕嗎？”吳先生是否想通過這次講話證明，產生“機會平等”的私有制度，不僅從經濟角度看是優越的，從社會角度看，也是平等可愛的，它將消除貧富懸殊。吳先生可能想以此來“全面”證明私有制的“正確性”和“合理性”，消除人們的疑慮。至于是不是有事實根據,其中有多少謊言,吳先生已顧不上這么多了,只要能推進他所倡導的私有化就行。吳先生己墮入到這種地步而不能自拔。

    因此,吳先生在講話中，舉不出有關經濟統計數據或事例來支持自己的“機會平等”能夠消除貧富懸殊的“獨特建樹”；甚至不能用簡單道理說明,市場經濟“創造機會平等”的“改革”為何能消除貧富懸殊。一個嚴謹的學者,提出一個論點,應有大量論據來給予支持。吳先生卻作不到這一點。可能吳先生認為，憑吳先生的“著名經濟學家”的名氣，就足以騙得我等百姓相信。

    但是，我們曾經看過一位比吳先生名氣更大的美國學者是如何談及美國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托賓，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國《紐約書評》發表了題為《里根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文章，對信奉市場經濟，反對國家經濟干預的“里根革命”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文章一開始就寫道：“里根行政當局的經濟計劃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一樣，在經濟政策的理論、意識形態和實踐方面都表現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質。這種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縮小政府的，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經濟影響。”托賓還寫道：“機會均等一向是美國的理想或美國的辯解借口……當然經濟和社會成果是極不平均的，其辯解借口是大家的機會都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機會是極不平等的。美國雖然沒有舊世界的封建等級制，卻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種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礙。即使克服了這些障礙，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會在競賽中得到優先起步的地位，這仍是鐵一般的現實……他（里根）肯定能夠作到的不過是把財富、權利和發展機會重新分配給富裕而有勢力的人們及其子女而已。”在這兒，托賓說得很清楚，市場經濟理論上的“機會平等”不過是掩飾市場經濟現實中“經濟和社會成果極不平均的”辯解借口（許小年等主流經濟學家也拾起這個辯解借口來辯護）。“實際上機會是極不平等的”，現實的機會幾乎被富人所獨占，所以市場經濟只會產生越來越大的貧富懸殊。在要求大力減少國家干預，增大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的20多年里，作為市場經濟“楷模”的西方，可以證明這點的統計數據是比比皆是，我們可以略舉一些。

    1992年3月，美國國會預算局發表的一份報告說，從1978年到1989 年的幾年間，美國占家庭總數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77%，占家庭總數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卻下降了9%，占家庭總數20%的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國總共6600萬個家庭中，在這幾年里有2460萬個家庭的收入減少了，不僅沒有分享到美國經濟發展成果，反而情況惡化了。在這幾年里，美國家庭納稅后的總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凈增了7,400億美圓，其中96%被收入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億美圓的60%。“機會平等”的美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是這樣幾乎全被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為紐約20世紀基金會撰寫的報告，援引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統計數字指出，占美國全部家庭總數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美國全部財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爾夫的報告說，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了。對此，在談到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中那只“無形的手”給“社會帶來好處”時，沃爾夫教授說：“競爭那只無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來減輕‘那只手的打擊’，因此按照比例，它們的貧困程度不那么嚴重，過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時報》報道，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林恩.卡羅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經濟政策評論》上發表文章說，9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快。在美國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時，占人口10%的美國窮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國一般人（這中間包括大量的“中產階級”）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資產而言，全美國77%的股票、債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層家庭只擁有上述資產的1.8%。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1999年9月6日報道說，在過去20年中，幾乎所有工人的實際工資都有所下降，而個人年工作時間比1980年多83小時，增加近4%。1999年，美國國會預算局公布的統計顯示，1977年占美國總人口1%（200多萬人）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當于4900萬低收入美國人的收入總額；而1999年前者的收入相當于1億低收入美國人的收入總額。最窮的20%的美國家庭的收入在美國家庭總收入比重由5.7%降低4.2%；而1%最富家庭所占比重由7.3%上升到12.9%。因此，雖然吳先生將美國資產階級保守派的經濟理論撿來冠以“改革”的字號后加以鼓吹，但是，來自美國資產階級的統計數據，也并沒有給吳先生的面子，還是給熱心鼓吹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會消除貧富懸殊的吳先生一記重重的耳光。

    西方貧富差距擴大同時，社會貧窮人家通過市場經濟的“競爭機會”使自己成為富人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就出現了西方媒體所說的社會階層趨于固定化的傾向。1982年法國電視臺著名的經濟記者弗.德克洛賽寫了本論述法國社會不平等的專著。它的出版轟動了法國社會，銷量超過百萬冊，成為1982年法國最暢銷書籍。對于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該書寫道，市場經濟造成的經濟“差別很快擴大。唯有一種倫理觀使之可以容忍。這種倫理觀要有某種正直外表必須具備以下二個條件：競爭仍然開放，競爭者機會均等。”（《帷幕后面的法國》第126頁，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簡稱《法國》）德克洛賽對為掩飾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懸殊而戴上的“機會平等”的“正直外表”給予了揭露。“所有競爭者起步時并非機會均等……假如在達到終點時的不平等是來自起跑時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說這是‘優秀分子’獲勝。……一方面，統治的和世襲的資產階級為他們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階層命中注定要扮演失敗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經濟發展，‘好的位置’漸漸增加。隨著時間的推延，產生了一部分新的有產者。只有工人、農民、或雇員的最聰明、最有才能或運氣最好的孩子，才能通過這條狹窄的小路向上爬。他們的成功可以作為盾牌，用來證明制度還是繼續開放的，人人機會均等。這一切都建筑在虛偽的混淆之中，即把電梯運載資產階級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邊門的小樓梯向上爬混為一談。后者登上頂峰難以中全國彩票的頭獎。……資產階級行會為其成員保證最好的位置而只給人民幾個中獎號碼。事實就是如此。”（《法國》第127頁---129 頁）“自由制度無法保證個人之間的競爭是公平和光明正大的。幾個普通階層的人在社會上晉級成功的例子是不能掩飾統計數字的真實性的”。（《法國》第16頁）法國人民也不相信在我國也常能聽見的濫言：市場經濟中資產階級主觀為自己謀財富，客觀為人民造福；以及市場競爭將給所有人帶來好處。“法國人對現實比對講話更為敏感，他們不相信個人競爭可以衡量人的價值，更不相信這種競爭是為了總體利益。某些人的成功可以給大家帶來繁榮昌盛，個人發財能創造財富，這種觀念對法國人來說是陌生的。”（《法國》第135頁）

　　1982年，美國梅里馬克大學社會學家約翰.達爾芬博士出版了《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持久性》一書，該書指出，號稱自由經濟、機會均等的美國是一種社會和經濟的特權制度社會，這使得美國許多非常富有的家族能夠一代代地繼承下去。

    1992年5月18日《紐約時報》刊載的一篇文章在談到最富有的10%的美國家庭擁有的財富，超過其余90%的家庭擁有的財富的問題時說，盡管有關于蓋茨、佩羅這些現代成功者的報道，“最近的研究報告還是表明，窮人變成富人仍然是經濟的例外情況，而不是規律。雖然許多大門和許多獎賞向有才能的人開放，但富人或窮人更可能是代代相傳，而且肯定是年年如此。”

    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也對英國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有所揭露。在英國，“越是處于較高等級的人就越有可能更上一層樓，即上升到更高的社會等級；反之，越是處于較低社會等級的人就越受限制，他們上升到較高的社會等級的可能性就越小。”（羅志如、厲以寧《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第18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從較低的社會等級上升到較高的社會等級的機會對大多數成員說來，是不大的。”“社會的上層等級雖然不是完全封閉的，但開放的程度也確實有限。同一個較高的社會等級的成員之間存在著友誼、親戚關系或感情上的交流，彼此為子女的前途創造有利條件和承擔‘照顧’的義務。”（同上書第183、187頁）有關學者對20世紀2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英國財產繼承問題的研究表明，“財產繼承狀況變化不大，即富戶的財產傳給下一代，下一代之所以有錢，主要由于他們有一個有錢的父親。”（同上書第189 ---190頁）而不是因為“機會平等”給了他展示才能的機會，使他由窮變富。

    在托賓、德克洛賽等資產階級人士眼中，“機會平等”只不過是粉飾貧富懸殊這種嚴重不平等的“辯解借口”、“正直外表”、“虛偽的混淆”。沃爾夫認為市場經濟無形之手“不是仁慈的手”，這只手打擊老百姓。并且因為這只手對老百姓的沉重打擊，使信奉這只手的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遭到越來越嚴厲的批評的時候，吳先生卻要把這種根本不存在的，資產階級用來欺騙老百姓的“機會平等”，以及打擊老百姓的市場經濟的“不是仁慈的手”，吹得象天使般的仁慈可愛，說靠這“天使”能消除貧富懸殊。如果吳先生要使老百姓相信這個“天使”，請吳先生把托賓、德克洛賽和沃爾夫對“天使”的揭露，以及吳先生93年主編的《市場》中寫的市場經濟造成貧富懸殊的觀點批駁清楚；并請用統計數據和事例來證明這個“天使”已經使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如果吳先生提出的用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消除貧富懸殊不是杜撰的神話，而是有根有據的話，做到這點并不難。但是，我們擔心吳先生做不到。

    因為，市場經濟要求建立的從來不是平等的世界，而是不平等的世界。它要求在這個世界中的各種關系完全站在強力者──資產階級一邊。市場經濟要求把那些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產階級帶來阻礙、制約的一切行政、社會阻礙全部清除，從而使勞動者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宰割的“俎上肉”。因此，美其名曰市場自由，實質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的充分自由。例如，市場經濟以反對行政阻礙為名，反對國家干預，導致國家福利開支大幅減少，取消指數工資制，使勞動者福利減少，工資停滯乃至下降。市場經濟以反對阻礙勞動力市場形成為名，反對捍衛工人權利的集體組織、工會，反對工會“干預”，反對工會代表工人就工資、就業、福利和工作條件等同資方進行談判，要求勞資關系個體化（而這實質是，資方相對個別工人，則更加強大無比，可將工人的工資壓得更低，規定更惡劣的工作條件）……。因此，在市場經濟這種保證強者順利“吞食”弱者的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只會加大貧富懸殊這種不平等，不會減輕、更不會消除貧富懸殊這種不平等，資本主義的實踐完全證明了這一點。而稍微客觀一點的資產階級人士也從不同角度談到這一點。

　　德克洛賽寫道：“不平等甚至就是自由主義經濟的本性之一，…… 如果完全嚴格地實行這種制度，它將導致國家允許富人完全壓垮窮人……在實踐中，國家不能不進行干預，以抑制激烈的沖突，避免弱者死亡。它制定出一套‘社會立法’來減輕過于粗暴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自由資本主義自然產生的。但是，這種平等化的行動是反自由資本主義教義的”。（《法國》第16頁）市場經濟“實際上有利于最強有力者的：這或者是通過放任經濟方面的強者控制自由的市場……留給最弱小者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而這些條件遠遠低于繁榮的國家能夠保證給予它的最貧窮的成員的條件。”（《法國》第17頁）

    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美國經濟協會主席等職務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1996年接受美國《哈佛國際評論》專訪，談及充滿“機會平等”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時說：“美國正進行一場由富人發起針對窮人的戰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正在竭力削減社會服務項目的預算，減少向富裕階層征稅……這種富人剝削窮人的趨勢并不限于美國，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富裕階層越來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對付窮人。”

    世紀之交，作為“金融大鱷”的美國金融家索羅斯談道：“資本主義可以創造財富，但并不能保障對自由、民主和法制國家的尊重。實業界是受利益驅動的，其宗旨并非維護世界范圍內認可的統一的原則。因此，不要把實現自由、民主和法制國家的希望寄托予市場的力量，維護國家體制的權威非常有必要。……自由競爭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并加劇不平等現象，而集體利益，從維護和平、尊重人權，到環境保護，卻遭到忽視。”（《當代世界》2001年第一期第1頁）

    然而，吳先生硬說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是平等的世界；硬要把連一些資產階級人士也認為“允許富人完全壓垮窮人”，“富人剝削窮人”，“加劇不平等現象”，不尊重人權的野蠻世界說成是能消除貧富懸殊的理想人類世界。

    因此，雖然吳先生常以“著名經濟學家”形象居高臨下的為我等百姓指點迷津，但是，可以說，在告訴我們市場經濟的真相、實質以及市場經濟使誰獲益,使誰受害等問題上，加爾布雷斯、索羅斯、托賓、德克羅賽等資產階級學者或資本家遠比在我國極力宣揚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誠實。雖然吳先生號稱經濟學界的良心,但從資產階級學者和數據把他批駁得體無完膚的慘相看,他已無一點道德良心。看來，這是吳先生在吹捧和宣揚市場經濟太賣力而付出的代價。為了維護自己“市場”的名聲，為了維護自己“著名經濟學家”慧眼獨具的正確形象，他不敢否定自己近些年的言行。他不但不敢談大家公認的市場經濟損害人民的“缺點”（例如，加爾布雷斯、索羅斯等人談的自由市場經濟“富人剝削窮人”、“富人發起針對窮人的戰爭”、自由競爭“加劇不平等現象”等類似的話，是不會從吳先生近些年的公開講話或文章中看到的），他還要將這些“缺點”打扮成具有造福人民的“優點”向人民兜售。吳先生似乎只能這樣走下去而不顧歷史的真實，不顧人民的利益。這種情況，我們極有可能在以后仍將看到。

《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12期曾轉摘了美國伊利諾斯大學麥克斯尼的題目為《諾姆.喬姆斯基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的文章。文章寫道，實行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后果到處都一樣：社會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對世界最貧困國家和人民的嚴重剝削的明顯加劇，災難性的全球環境，動蕩的全球經濟和對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發財機會，面對這些事實，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捍衛者卻仍宣稱，只要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受干涉，最終大多數人都會享有幸福生活。總之，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不能也沒有給予他們所建造的世界以經驗的證明。相反，他們要求人們虔誠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場永無謬誤。”吳先生也如國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捍衛者”一樣，無視市場經濟造成的貧富懸殊的負面效應，仍宣稱，更深入、更廣泛的市場經濟改革就會消除貧富懸殊。雖然他沒有，也不能拿出證據或事實來給這種觀點以證明，但他就要我們相信它。不過我們擔心，如果真的把它付諸于實踐，它將不是它的推薦者所說的是一劑醫治貧富懸殊的良藥，對人民來說，它將是一場噩夢。因為它將造成更大的貧富懸殊。這是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的。到時吳先生又怎樣把人民從這極嚴重的貧富懸殊中“解救”出來呢？吳先生肯定還是對我們講：應該用更深入、更廣泛的市場經濟改革來消除這越來越嚴重的貧富懸殊。

                                             葉勁松（鄔拉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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