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發展的另類解讀
——“中國經驗”、“比較優勢”與鄉建試驗
溫鐵軍
2008年10月13日 來源：《理論前沿》
[摘要] 自中國開始追求工業化以來，中國農村的穩定與發展就被裹挾入整個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不再是單純的農業或農村問題。20世紀以來“政府公司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農村發展領域的基本問題不可能是農業問題，而可被歸納為在城鄉二元結構社會這個主要體制矛盾的制約下包括農民、農村和農業等三個維度的三農問題。
[關鍵詞] 中國經驗； 中國改革； 比較優勢； 工業化； 農村
一、“中國經驗”的另類解讀
首先，是對于所謂“百年中國”的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的解讀(溫鐵軍:《百年中國，一波四折》，參閱溫鐵軍著《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自清末以來，在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長期高度緊張的條件下，中國人所做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無外乎是先后開展了4次代價極大的工業化建設——清末借湘、淮兩軍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勢力為主的“復制翻版”式的洋務運動、民國時期戰前短暫的民族主義工業化及利用戰爭機會形成的國家主義工業化、新中國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和改革以來產業資本形成之后的高速度擴張。
無論朝代怎樣更迭、政黨如何演變，中國終于成為所有人口過億的第三世界“原住民國家”之中唯一短期內形成了結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國家。
其次，由于這種后發型工業化是在資源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陸型國家里進行的，又只能、且有條件靠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進入工業化；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機制，就是以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名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來集中使用中國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資本要素，大規模投入于政府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設。
其三，這種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及其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進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與主要靠殖民主義對外擴張完成工業化的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制度完全不同——不可能靠某種革命來集中勞動力投入于國家基本建設的西方（除了奴隸制時代和殖民地奴役勞動之外），在勞動力分散條件下只能先有個體化的作坊手工業時代，再逐漸形成地域集中的“工場手工業”，然后才能逐漸積累進入機器工業的資本。西方這個緩慢進入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三階段，與中國1950年代初在戰爭壓力下直接進入國家資本主義大工業建設的快速進程相比，雖然都屬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人類文明，但由于兩者形成的經濟基礎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當然會對上層建筑的不同起決定作用。
西方經濟學把要素的稀缺性作為市場經濟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的前提條件，但那是指要素的“相對”稀缺。中國在1957年蘇聯突然停止投資之際，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而在這種以外資投入為主的工業化進程中，一旦出現起主導作用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那些按照市場經濟構建其經濟基礎和按照自由主義理念構建其上層建筑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會出現工業化中斷。
不僅如此，更為嚴峻的是：正是由于援助國投資工業化期間，受援國通常會按照援助國的要求來構建符合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的龐大上層建筑；那么，一旦這種上層建筑及其內涵教化功能的意識形態成為受援國的主流話語，就很難隨投資中斷、經濟基礎不得不改變的客觀變化而主動地自我變革，往往因其內在利益結構固化而走向經濟基礎變革的反面。于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隨援助國撤資而發生社會動亂甚至人道主義災難……。
這可能是那些同樣以過剩的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大部分至今沒有完成工業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有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就不能成為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理由。亦即，中國具有的恐怕不是“這種”比較優勢。
進一步看，中國之所以在蘇聯撤資之后得以發揮“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繼續其以國家民族主義為實質，以通俗化的階級斗爭和理論上的繼續革命為意識形態動員手段，有效地發動全體民眾參與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的工業化進程，并且用了比西方國家短得多的時間形成了結構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原因，在于其以“全民所有制”為名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不同。此時期，反映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常見的典型說法，就是抹殺了個性的、極權主義的“人海戰術”：中國從1957年蘇聯停止投資之后，只能宣布第二個“五年計劃”停止實施——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停止。由此，中國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再按照斯大林模式搞中央政府的大規模工業化，遂于1958年開始推進地方化的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地方工業化——發動人民公社大辦“五小工業”就是這種新戰略的內容之一。
二、中國改革的另類解讀
我們中國人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研究缺憾在于：很少注意分析這種發展主義增長中形成的制度成本和收益的嚴重不對稱；官員也幾乎沒有把發展中國家的廣大民眾事實上承擔了國家工業化制度成本的實質作為政策研究的基本依據。
比如，前述“大躍進”式的工業建設，雖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代價都比中央政府接受前蘇聯投資的工業化更大，但代價基本上不由政府承擔。
而我自從接觸理論研究以來就一向認為：不同的原始積累方式導致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并且決定著后來以“改革”為名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參閱溫鐵軍著：《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因此，1980年代以后的中國改革，無論上層建筑怎樣風云變幻，意識形態如何瓦釜雷鳴，本質上仍然是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公司主義”的政府（government corporatism）在歷次財政危機壓力下轉嫁制度成本、從不經濟的領域逐漸退出的結果(也有譯作“法團主義”，參見Jean C Oi〈戴慕貞，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Oct.〉.)。
政府最早退出的是農業，就出現了以“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名、以鄉土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村社自治”為實的農村經濟基礎。但同時，卻把農村上層建筑改變為有自收自支權力的地方政府。于是，這種強加的上層建筑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就表現為農村干群沖突日益復雜。而且，農村與工業化的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和城鄉差別也日益嚴重(參見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年第12期)。
由于政府退出農業生產造成的制度成本——與9億高度分散的農民之間交易費用過高，只能由政府下屬的農資、流通和金融等涉農經濟部門承擔，遂出現這些部門大面積虧損和政府進一步從這些涉農部門的“二次退出”，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1990年代供銷社、信用社等涉農部門的改制。而至今被壟斷控制的金融保險和通過資源直接資本化來獲利的大型國有經濟，則屬于仍然有超額利潤的、政府堅持不退出的領域。
然而，如果人們都認同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觀，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資本的辯證觀，那么，從21世紀國際金融資本主導全球競爭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出發，中國作為跟進發展的國家，必須跟著從產業資本階段躍升到金融資本階段，并保持在參與全球資本化競爭中不至于落敗的能力。因此，無論西方怎樣挑戰，中國人自己對這種以強大國家主權內在的集權政治支撐國家信用因而得以不斷高速度擴張貨幣信用的國家壟斷的“自我貨幣化”和“自我資本化”體制，與前蘇聯、東歐國家的自由化政治改革隨伴發生本國金融體系坍塌、其億萬民眾幾十年艱苦奮斗創造出來的龐大的國內物質資產，在對外徹底開放政策形成的巨大機會之中立即被西方嚴重過剩的泡沫化金融來“資本化”的教訓相比，實在難以做出簡單化的是非判斷(溫鐵軍：《從紙到紙的循環：重新認識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全球經濟危機與中國粗放型增長的趨勢性問題》，參閱溫鐵軍著《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三、“比較優勢”的另類解讀
基本上解讀了近現代中國的發展規律之后，不妨把腳步邁向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因為越深入研究作為內部第三世界的鄉土中國，也就越關注外部第三世界的問題。于是，我盡可能利用各種機會開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先后多次分別去了墨西哥和印度的游擊區、孟加拉國和巴西的貧民窟；并對古巴、朝鮮等國家，以及金融危機之后的阿根廷等作了考察。
以一個在中國做了20多年政策研究的學者的眼光，在斷斷續續地做了40多個國家的實地調查研究之后，我逐漸形成了不同于一百年來中國從西方引進的兩個對立的主流思想——俄國人改造過的社會主義和美國人改造過的資本主義——的另類思考。
此外，帶著調查研究的感性認識，我經常在演講中質疑農業現代化所依賴的規模經濟：世界上有數的幾個大農場國家，哪一個不是通過占領殖民地掠奪殺人、跑馬圈地，才形成大農場經濟和大規模種植園經濟的？哪一個是靠當代學者夢想的土地市場交易形成大規模農業經濟的？……
我曾經多次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巴黎的盧浮宮、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墨西哥城的國家博物館、羅馬的意大利博物館等著名的文明遺跡前面流連忘返，為的是比較人類從蒙昧進入文明的時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路徑，以及這些不同路徑的演化軌跡。
經過十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終于感悟到：不同的資源環境約束下的古代人類，進入文明的路徑本來就具有顯著的異質性。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必然會導致不同的社會政治形態。無論以何種主義為名，控制著近現代話語建構權力及對其“政治正確”有外在包裝作用的主流人文社會科學，其指導思想仍然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內在地起決定作用的一元論哲學——不僅與生俱來地、內在地含有早期歐洲地中海沿岸的海盜文明的特質和中世紀政教合一的一神論的神學統治思想，而且至今也仍然客觀上起著服務于全球霸權主義的作用。
而在近代殖民主義全球化中相對處于非主流的、幾乎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了的東方文明，則由于早年地處在相對于歐洲而言的“遠東”，完成殖民化的成本太高，且原住民人口過于龐大，……總之，中國人作為原住民不僅沒有在殖民化時代由于西方列強大規模殺戮而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兩個方面的近現代國家政治建設（state building）——通過艱苦卓絕的民族獨立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以及戰后擺脫列強控制的維護主權斗爭——得到加強的集中體制建設中，得以在維護自身幾千年傳統灌溉農業形成的群體文明的同時，形成了東方特色的集中體制內部兩個能夠整合社會資源的有效機制：
其一，借助漫長歷史遺產中的核心——群體文化，能夠內部化處理市場經濟的嚴重的外部性問題；其二，借助幾千年農戶經濟內在具有的“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的機制來緩解突然出現的資本極度稀缺問題。
在這兩個機制的作用下，中國就有了比“完全實現了西方人殖民化占領的、即使獲得獨立也仍然傳承了西方人構建的上層建筑的一般第三世界國家”更易于、也更快地進入工業化的條件。
這些從宏觀政治經濟體制到微觀經濟主體內在機制的所謂中國特色，才是中國形成了結構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且維持經濟長期增長的真正的“比較優勢”之所在。
四、鄉土中國的試驗研究
20世紀以來的“政府公司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問題，不外乎是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制約下，如何在滿足工業化從農村大量提取剩余之要求的同時保證農村自身的不迅速衰敗、從而保證全局穩定的問題。
據此分析中國的農村發展問題，則既有如何繼承發揚華夏傳統灌溉文明存續幾千年生成的一個以群體文化為基因的農民人口大國的具有內在約束作用的制度遺產的歷史問題，又有解決20世紀以來工業化作為完成民族獨立之后的國家主要目標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必然產生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遺留問題與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現實問題。
據此得出，中國農村發展領域的基本問題不可能是農業問題，而可被歸納為在城鄉二元結構社會這個主要體制矛盾的制約下包括農民、農村和農業等三個維度的三農問題。
幾乎所有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這種體制矛盾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三農問題。
根據我從事農村調查研究20多年的經驗，我認為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在內的整個東亞，本來就沒有西方語境中的單純的農業問題，我們有的其實是農民生計、農村可持續發展和農業穩定這“三農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一度照搬美國為主的西方農業政策思想，今天我們看到，不僅三農問題日益嚴峻，而且短短十幾年內農業就成為中國最大的立體交叉污染行業，并且制造著嚴重的負外部效應。近年來我進一步指出，東亞國家如果堅持把美國的占地數百公頃的農場主farmer錯誤地翻譯為我們這種兼業化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細碎化的“農民”，那么，這種基本概念錯誤必然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理論和政策誤解(參見《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等文章，收錄于溫鐵軍：《三農問題與世紀反思》，三聯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基于這些另類的調查研究和反思，我和海內外一些思想界的同仁結合起來，指導、培訓了很多青年志愿者，在中國各地開展了體現社會漸進改良思想的、內容廣泛的“新鄉村建設”試驗。我們于2002年啟動了包含有機農業與生態建筑，以及城市有機消費合作社等以可持續發展為實質性內容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并據此多次提出政策建議。值得欣慰的是，這與我們黨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把“新農村建設”明確為國家戰略，而且于2007年10月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強調“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導思想，完全呼應。(另一方面，使我們倍感尷尬的是，我們新農村建設實踐與推廣中的最大障礙，并非來自常被看作“一盤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農民，而是來自于尚未及時轉變觀念、仍然遵循發展主義、堅持以資本和GDP為“本”的地方政府。這恰恰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就難以協調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越來越表現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這些社會工作被中國的媒體稱為繼19世紀20年代中國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以實業救國為己任的愛國企業家盧作孚等人發起的“鄉村改造”（r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之后的第二次“新鄉村建設”運動。
但愿，我們主張的溫和改良能夠在“全球資本化”造成的大變局中有利于維持大多數中國人生存其中的鄉土中國的穩定。
注：本文原稿是為2007年10月上海復旦大學關于改革30年的研討會準備的會議論文，香港《開放時代》2008年2月號首次發表。此次境內發表的是修訂版，先由作者的博士研究生董筱丹綜合其他相關文章重新整理，再由作者審閱定稿。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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