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貢獻

論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貢獻

晨明

現在已經看得非常明白，近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顛覆社會主義、復辟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過程。現在的經濟是官僚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現在的政治是官僚資本主義主導的政治，現在的文化是官僚資本主義主導的文化。早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初期，據說鄧小平就在他起草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提綱上寫了“要一部分人先好起來，發展一段資本主義”一句話。公開講出來時雖然成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去掉了后半句，但本質仍然未變，仍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動員令。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擁有毛澤東及其光輝思想的寶貴遺產并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鍛煉，因此中國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從一開始就受到廣大人民、廣大黨員和廣大干部的堅決抵制。他們不得不花費時間從組織上進行鎮壓、清洗、贖買、招降納叛、培育接班人；他們也不得不在理論上把自己的真實目的盡量隱藏起來，不敢輕易丟掉共產黨的旗幟，不敢輕易丟掉社會主義的招牌。他們只能采取修正、篡改和一步步欺騙的手法，搞亂社會主義理論，搞亂人們的思想，以售其奸。他們最終還是要徹底丟掉社會主義這面旗幟的。網上流傳的鄧小平臨終政治交代已經透露出這個信息，不管這個材料是真是假，他所反映的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階級愿望是不用懷疑的。但是，客觀矛盾的發展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兩極分化，官僚貪污腐敗屢禁不止，國家經濟逐步被外國控制；這些事實，激起了工人階級、廣大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覺醒和奮起斗爭，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這種斗爭的成果。但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并沒有停止行動，他們還掌控著不小的權利，他們企圖用層層封堵的辦法，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阻礙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所以，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邪說，澄清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當前無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艱巨而又迫切的任務。

                一，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科學社會主義創立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發展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和建設實踐中發展階段。

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馬克思恩格斯頭腦里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客觀存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沖突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這種實際沖突在思想上的反應，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恩格斯：《反杜林論》見馬恩選集第三卷308頁）同時，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也“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恩選集第三卷404頁）。

我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創始人之一恩格斯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產生基礎的這些話引用出來，是因為這樣做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它說明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從實踐中來的，都是在分析現實矛盾、解決現實矛盾的實踐中產生的，都是一定階級要求的反映和既往先進思想的批判繼承和發展，具有質的確定性、鮮明的階級性和歷史性，決不允許隨意解釋。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只有一個。雖然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形式和方法，但任何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樣的。社會主義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不允許離開現實社會矛盾、離開工人階級解放、離開人類文明進步去隨意“創新”。

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這兩個偉大發現為標志的。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詳盡闡述了由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到大工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歷史過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固有矛盾——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造成了兩大后果。一方面，集中于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另一方面，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產業和產業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存問題都決定于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的除掉。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成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這些，就是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理論根據。變生產資料私有為生產資料公有、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文化取向，這三條，就是社會主義本質的主要規定，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也就是說，什末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指明了基本內容。恩格斯明確說過，“從……資本家統治階級手中奪取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領導權，并把他轉交給生產者群眾——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自然辯證法.》馬恩選集第三卷573頁）。自從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巴黎公社起義、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的成功，即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取得的，又反過來證明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性。今天，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上尚處于主流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無產階級革命階段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仍沒有過時，并且直到資本主義消滅之前都不會過時。

然而，任何進步的理論都有一個發展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是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同一概念交替使用的，后來馬克思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并第一次把這個過渡時期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而共產主義社會則被稱作“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但是，馬克思后來也沒有詳細論述“第一階段”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制度的詳細內容，特別是對第一階段的經濟結構同“高級階段”有什末異同，幾乎沒有進行論述；革命勝利后是一下子把全部生產資料收歸國有，還是逐步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并沒有做出明確回答；只是指出“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他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哥達綱領批判》）。雖然這個論斷已經是非常偉大的，然而囿于實踐的限制，畢竟不是十分明確。恩格斯關于革命勝利后國家立即開始消亡、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或歸社會占有的設想又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預見在理論上多少發生矛盾。特別是對于生產資料管理權的問題，沒有作為所有制的重要內容明確提出來。這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明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路徑，并且提出了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理論。但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后的政治經濟只是作了初步的、有些地方還不夠明確的預見。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把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注明為“通常稱為社會主義”，并且指出“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當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還沒有到來，列寧還不可能提出更多的東西，但從此開始，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已經明顯區分為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社會主義已經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為人們認識。列寧根據對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革命首先在帝國主義世界薄弱環節突破、一國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觀點，并在實踐中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列寧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堅持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展。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如李銳者流，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攻擊中國共產黨繼承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完全是一種別有用心的無知妄說。李銳者流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鼓吹被馬克思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的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是人類普世價值，歪曲歷史唯物主義，否定剩余價值學說，美化資產階級剝削，連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一些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小丑，搬弄馬克思的個別字句以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實踐中的創新，主要是為了寄托他們對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前進的那點仇恨罷了。

列寧雖然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作了不少積極的探索，但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列寧逝世后，從理論上劃清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本質區別，對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特點作進一步科學探討，仍然是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根本任務。斯大林正確指出社會主義一開始還不可能一下子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或者社會所有，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生產；不能把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和國家做出的實際計劃等同起來，為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特點作出了積極貢獻，但全面系統地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將無產階級奪權之后的社會主義理論科學化，則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六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實踐中，領導中國人民完成的。

二，毛澤東同志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貢獻

毛澤東同志依據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即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這個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當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論的兩大貢獻，一是“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二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我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雖然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但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有待于創造條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公私合營中資本家還拿定息，個體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的存在、農村自留地的存在，都說明國家還承認一定的生產資料私有權，但由于管理權都掌握在黨和國家管理人員手中，這些少量的私有權處于被限制的狀態。第二層意思，公有制經濟中，即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中，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既有歷史的合理性，又是最重要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在社會主義時期加以限制和逐步地加以改變。

所有制包括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所有權是最基本的權利，所有權決定管理權、處分權，但是管理權、處分權也非常重要，并對所有權起著舉足輕重的反作用；甚至有利用管理權處分權改變所有權的可能。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和董事會一般并不直接管理企業，常常委托CEO或者經理直接管理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處分權表面看是分離的，但實際上資本家、董事會利用法律、公司章程、組織安排等對CEO或者經理進行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以防止他們利用管理權、處分權侵害和改變所有權。總統不過是資本家階級的總CEO。盡管如此，這種矛盾也是經常發生的。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只是基本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問題，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管理權、處分權的問題，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少數人掌握管理權、處分權顯然是矛盾的，由于公私合營企業中管理權也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所以這個矛盾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主要表現。對于這個矛盾不正視、不正確加以解決，就非常容易出現少數人利用管理權、處分權改變所有權的問題，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雖然共產黨是久經考驗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但其成員則并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部分原來就是黨的同路人，有一部分在新的條件下也有可能變質。僅僅所有權歸社會所有了，管理權處分權還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有制就不能認為已經解決了。那種認為共產黨掌權就等于人民當家作主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毛澤東同志正是從這個根本問題上提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的科學論斷的。

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管理權處分權的問題。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總結我國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經驗時說：“我們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權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資本家簡直沒有發言權，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的臉色。……實際上企業的管理權是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的手里。”“現在，在公司合營企業中，資本家實際上已經成了國家的雇員，對企業沒有實際上的管理權。”（《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106頁、289頁）說明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管理權”對“所有權”的反作用，利用管理權可以改變所有權。因此在談到社會主義所有制時，他也特別強調管理權的重要性：“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同上書第805-806頁）。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一直很明確，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主體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他特別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力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他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力就不能保證”（同上書275-276頁）。這些談話也包括了上層建筑的管理權的問題，但也明確指出經濟基礎的管理權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這里也明確提出，黨內有派，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修正主義者和右派，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誰手里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同志上述精辟見解，決不是書齋式的推理，而是現實矛盾在他頭腦里的反映，是他一刻也不曾忘懷的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解放所遇到的障礙和問題在他頭腦里的反映。鑒于農民起義領袖在個人地位有所改變之后腐化變質的教訓，毛澤東在全國解放前夕就諄諄告誡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在社會之以改造剛剛完成的時候，他又提出并實施著名的開門整風運動，讓社會監督共產黨，反對官僚主義；這里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黨內，當時對待官僚主義的認識，劉鄧等人同毛澤東是有很大差距的，劉鄧等人僅把官僚主義看成工作作風問題，看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參見鄧小平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而毛澤東則把它看成關乎國家命運的大問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解決了，別的矛盾有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厭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選五卷第325-326頁）后來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提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最終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科學命題。這些問題的內涵，其實都是管理權掌握在誰手里的問題和如何防止管理權發生質變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親自進行社會調查，九大期間兩次對管理權問題作出現實的判斷。他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所有制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形式上解決了，是形左實右。如北京木材廠、車輛廠，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他們也有共產黨，有的是走資派。他們搞物質刺激，搞獎金掛帥，利潤掛帥，管、卡、壓。我看所有制還沒有解決。學校也是如此，領導權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講話）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認為，“所有制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顯然改變了原先的樂觀看法。他清醒地判斷說，“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所有制變更了，但又沒有解決。“變更了”就是指所有權變更了，“沒有解決”就是說管理權沒有解決。

“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即管理權、處分權在誰手里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這個科學論斷，解決了人們的長期困惑，使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理論第一次走向科學。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當時黨內普遍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所有制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甚至認為階級已不存在，階級斗爭即便還有，也只是表現為同被打倒的地富反壞、美蔣特務、國外敵對勢力的斗爭，忽視黨內修正主義的問題，新資產階級產生的問題，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錯誤地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的問題如階級消滅的問題，可以在社會主義時期實現。這些錯誤認識消解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性，為黨內修正主義的滋生和官僚主義的生長準備了思想認識的土壤。這些錯誤認識，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一是我們沒有經驗，二是受蘇聯錯誤認識的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已經多次講清這些問題之后，鄧小平等人一九八一年動員三千秀才寫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重復著這個錯誤，特別是他們竟倒打一耙，攻擊毛澤東極左，就不是認識問題了，而是自覺地反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一九五六年雖然科學的指出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矛盾，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但由于這種階級斗爭的實踐還沒有充分展開，那時對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具體內容和主要特點認識還不夠深刻。經過五七年反右和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鄧小平搞反右擴大化、劉少奇刮共產風；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后劉鄧開黑會推翻七千人大會關于形勢問題的民主結論，夸大困難，借以提出要在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隊搞分田單干，使毛澤東同志的思考產生飛躍，一九六二年提出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一九六四年提出我國的修正主義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兩大科學論斷，系統完成了對于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通過文化大革命實踐和近三十年社會兩極分化的經驗教訓，現在，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管理權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里的矛盾，這個矛盾同時表現為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

蘇聯紅旗落地不是過去的資本家、富農、持不同政見者造成的，而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一手導演的。帝國主義的聯合干涉、德國法西斯的侵略，都沒有搞垮的蘇聯，竟然一夜傾潰；數千萬先烈流血犧牲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社會兩極分化，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主人公地位喪失，也不是地主資本家斗爭的結果，而是鄧江領導的所謂改革造成的惡果。任何人企圖在這個問題上攪混水，都是徒勞的。

1963年6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客舍會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時說：“出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偶然的、不成系統、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是認識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581頁）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就是黨內走資派產生的經濟基礎。文化大革命揭露出的大量事實，走資派本人當時所寫的檢查，都充分證明，黨內資產階級就是新的剝削者、壓迫者，其中死不改悔者，是人民的主要敵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蘇東劇變和中國兩極分化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論斷是真理。現在中國財富的絕大部分掌握在高干子弟個人手中，這一事實，就足以推翻一九八一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基本觀點，也足以掃蕩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主導理論，足以證明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新資產階級的問題，是現代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問題。由于現實矛盾的發展，許多進步的理論家已經突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觀點，已經不再堅持階級已經消滅的認識，尖銳提出新資產階級已經產生的問題。但他們往往僅把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企業主、黨內新產生的腐敗分子稱作新資產階級。這是片面的。中國新資產階級在改革開放前就產生了，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就是新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只不過改革開放前他們處于被監督限制、被主導被革命的地位，改革開放后他們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處于主導地位罷了。當前的主要敵人仍是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走資派還在走。如果不認識這一點，思想停留在一九五六年那時的水平，片面理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或者像鄧小平那樣，甚至回到斯大林否認階級存在的錯誤立場上，社會主義還會繼續被消解，亡黨亡國在所不免。同時也必然還會出現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問題。真正致力民族工業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和愛國人士，仍是團結教育的對象。當前反腐敗斗爭效果甚微，就是由于偏離了社會主要矛盾，就是因為黨現在的指導思想和方法都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認識清楚了，我們對于社會主義認識才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我國社會主義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但還沒有建成。決不能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一建立就等于社會主義建成了。一方面社會主義不可能一下子把生產資料所有權全部收歸社會所有，并且還會有少量私有生產資料繼續存在相當長時間；另一方面，絕大部分生產資料的管理權還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毛澤東同志認為，少數人管理國家任何時候都不能保證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只有在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管理權都掌握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手里，社會主義所有制才真正解決，社會主義才能說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才穩固。因此，必須堅決開展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把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從黨的領導崗位上拉下來；必須支持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監政、參政、直接管理生產資料和上層建筑。一句話，必須繼續革命。這個過程同時就是社會主義生產力解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工業革命醞釀、興起的過程。社會主義建設分兩個階段，從社會主義建立到社會主義建成是第一階段；從社會主義建成到其被共產主義否定是第二階段。認為社會主義一經建立就已經建成，甚至在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的階段就提出階級消滅的命題，顯然是一種形左實右的觀點。同時，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所有制變更了”的條件下，胡說我國社會主義“不夠格”，也是非常錯誤的。

社會主義的管理主體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任何排斥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管理生產資料、管理上層建筑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危害社會主義的觀點。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之一，在憲法中取消四大和工人罷工的條款是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精神的。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是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執政服務的黨。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決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把專政的矛頭對準人民群眾。社會主義條件下還需要精英，需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英；但決不能搞精英政治，只能限制、逐步取消而決不能保護少數人的特權。

社會主義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因素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產生，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本質不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有階級、逐步創造條件消滅階級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無階級社會。社會主義建成之后，還要經歷一個長時期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的經濟仍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政治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階級也不會消滅，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也還會發生革命。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才可以宣布階級消滅，無論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將不復存在，無產階級專政才失去存在意義，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才具有現實意義。當前，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嚴格區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必須清醒認識的理論問題。

三，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評價

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現在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國外學者比中國學者關心；當官的比人民害怕。一九八一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在殘酷鎮壓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的背景下，由走資派主導、在一部分變節的或一時糊涂的知識分子中產生的。那時的口號叫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就是返回到中共八大。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撥亂反正從來就不是一個科學口號。這些，決定了他們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不可能公正和正確的。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早已突破自己的結論，杜潤生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李銳現在退回到共產黨成立之前，有些人連孫中山也否定了。就像一塊從山上滾落的大石頭，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擋，他就非滾到底而不會停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沒有一個人是站在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立場上的，沒有一個人是贊成歷史進步的。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

歷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反映，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起決定作用。領袖人物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卻不具有決定意義。道德品質、思想偏好，這些也不會起決定作用。客觀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大革命和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實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即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化大生產同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得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的矛盾，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的反映。只不過毛澤東站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一邊，鄧小平站在黨內走資派一邊罷了。毛澤東主張的是造反有理、“人民萬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對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破天荒的第一次登上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現在呢，是老爺子崇拜，官僚崇拜，納稅人崇拜，精英崇拜，鎮壓和妖魔化人民造反，提倡穩定壓倒一切，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被趕出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淪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不管是主張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毛澤東，也不管是主張階級消滅的鄧小平，都不得不圍繞這個主要矛盾表示自己鮮明的階級立場，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承認不承認。這說明人們只能認識規律，不能創造規律，改變規律。只有在分析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獲得對于事物的正確認識。現在，共產黨內存在不存在走資派，已經由實踐作出了不可移易的肯定回答。共產黨內如果不存在走資派，為什麼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會把蘇聯搞垮、紅旗變色？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不是黨內走資派又是什麼？為什麼鄧江主政會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連吳敬璉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只要承認共產黨內有走資派，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是否消滅，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搞，文化大革命是錯還是對，近三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如何評價，就會迎刃而解，不辯自明。離開社會主要矛盾，瞎子摸象式孤立看問題，站在一己之立場看問題，形而上學的看問題，不管你有多少理由，都必然滑進錯誤的泥坑。

文化大革命是繼五四運動之后無產階級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圍著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和理論體系的新文化運動，正如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一樣，是引領21世紀世界文明進步的一場偉大革命，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無產階級解放和進步的要求。你反對他嗎？你就自覺不自覺地被埋在世界垃圾思想的堆子里不能自拔；你想裝出一番很清高很中庸的樣子嗎？你最終會發現自己已經墮落為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懷里的一匹猥瑣的玩物貓；一切革命者和愿意革命的人們，一切進步的和愿意進步的人們，一切高尚的和不甘墮落的人們，一定會在科學發展觀的集結號下重新抬起頭來，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沿著毛澤東的指引的方向繼續前行。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完。文化大革命經歷一個反復后正再次奮然前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他的生日講話中說，“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王力反思錄》上冊122頁）。毛澤東在這里提出的問題，即對黨的領導一分為二的問題和相當一部分領導人“保護自己反對群眾”的問題，完全符合文化革命前的中國社會實際，是無產階級思想解放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他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反對對黨的領導人盲從、反對奴隸主義、對危害革命的領導要批判的命題，在今天仍然是許多人沒有解決的進步命題，仍然是一個現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命題，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被黨內走資派馴養的資產階級右派，每天都在用盡吃奶力氣搜尋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黑暗面，他們難道不知道毛澤東四十多年前就公開號召廣大人民起來揭發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嗎？難道他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起來揭發黨和國家的陰暗面嗎？當然不是。那末它們為什麼反對文化大革命呢？因為那時工人階級廣大人民還處于國家主導地位，他們害怕和仇視人民起來會揭他們主子的老底，他們也不敢公開說出他們顛覆社會主義的真心話。所以他們至今反對文化大革命，罵文化大革命是獨裁，不民主。但這些所謂民主斗士卻不允許人民起來揭發當今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不準人民反思改革，鼓吹什麼改革與反改革的矛盾、穩定壓倒一切、自上而下民主這類荒唐理論，你們和你們的主子有什麼資格在毛澤東面前談論民主!你們和你們的主子，有誰敢于公開說“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的毛澤東四十年前說過的話？如果不敢，就自覺把“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進步”這句話從一九八一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里扣掉，免得落下歷史的笑柄。

科學理解以階級斗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同志又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還要搞多次。這就非常明確，所謂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指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斗爭為綱。只能有這一種解釋，不能有任何別的解釋。籠統強調以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為綱，只承認與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的斗爭為綱，都是對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歪曲理解。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持這種認識還大都是認識問題，因為黨在那時也有一個認識過程。但在四清與文化大革命中或者以后，再用這種認識去理解以階級斗爭為綱，就其多數來說，已不是認識問題，而是有意歪曲。走資派正是這樣做的。一講階級斗爭，他們就把斗爭的主要矛頭引向地富反壞右那些人，使之擴大到地富子弟和有歷史問題或犯過錯誤的人，轉移斗爭的大方向。文革前彭真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聲言要把北京變成水晶城市，內定名單要把一些地富出身的人和犯過錯誤的人遷出北京到偏遠的省區（見李濱聲的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干子弟掀起對黑五類子弟專政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河北、四川、湖南等地發生的殘殺地富及其子弟的案件，都是走資派故意曲解階級斗爭為綱、轉移斗爭方向的行徑。必須實事求是地把文革同劉鄧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作為區別開來，文革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同走資派）斗爭的文革，把文革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推到革命派身上，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片面地、違背事實的觀點。明確這一點，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遭到破壞，與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勾結劫掠中國人民的財富，取消社會主義民主，其源蓋出于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離開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同走資派斗爭這個綱，中國現實問題就說不清楚，中國的現實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各項事業的管理主體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勞動者。所謂馬克思主義著，就是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當家作主服務的共產黨人、社會進步人士。只有這一個標準。少數人管理經濟、管理國家，是資產階級法權最重要的遺留。少數人管理國家，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保證大多數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必須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文化教育，管理上層建筑。這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根本權利，也是社會主義永不變色、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解放持續發展的根本條件。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開展同死不改悔地走資派進行斗爭的前提下，從三個方面解決這一問題。一是建立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制度，使黨和國家管理人員不脫離實際，不脫離勞動，不脫離人民，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二是把工人階級、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選進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了解、熟悉、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在企業管理中推廣鞍鋼憲法，在文化教育戰線派進工宣隊、貧宣隊。三是把四大和允許工人罷工寫進憲法，動員全體人民關心國家大事，監政參政。這三個方面恰恰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下全部否定了。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被說成“變相勞改”，那末我們要問，工人農民幾輩子都是在勞動和創造財富，難道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在勞改嗎？這種說法正好表明了他們長期脫離人民而滋生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有人把陳永貴黨國務院副總理說成是中國的悲哀，這些人壓根兒就沒有一點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實現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社會所有人在民主自決中管理社會事務，現在人民不過是參政，他們就視為大逆不道，難道他們會贊成社會主義嗎？毋庸諱言，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一開始會有不適應、甚至會說一些不恰當的話，做一些不一定全正確的事，這些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們在實踐中會逐步增長才干。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們決不會說危害工人階級、農民、勞動知識分子利益的話也不會辦類似的事，就其大多數來說，不會當叛徒。這一點比干部隊伍好多了。陳永貴當了國務院副總理能提出三三制，陳永貴、王進喜至死也沒有向反動路線投降妥協，就說明文化大革命提出的這一舉措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確的。開展四大，允許工人罷工，是符合勞動者利益、便于勞動者表達意見、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民主措施，是憲法民主條款的具體化，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題中應有之義。反對四大和工人罷工，集中體現了走資派的封建主義情結，他們連資產階級進步人士都不如。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福柯（1926——1984）曾經說過，“在人民對司法、法官、法庭和監獄的仇恨中，不應只看到另一種更好更公正的司法，應該首先認識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權力依靠人民來行使”（《監獄與懲罰》）。這句話就使走資派和當代精英攻擊四大的全部理論潰解。人民管理國家，本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憲法明確規定的權利，是毛澤東對憲法“一切權力歸人民”的準確闡述和實踐，黨內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反動派，集中所有的仇恨反對這一理論和實踐，充分暴露了他們反人民的本質。他們連提出“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偉大思想在實踐中成為人民手中的武器。社會主義革命正如其他一切革命一樣，分清敵我和發動群眾是兩大首要的、根本的問題。現在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不要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和監獄，所以也都有一個分清敵我的問題，只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由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不同，其對敵我的分界認識不同罷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偉大思想，是總結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照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健康發展的燈塔，是一九五六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包含分清敵我的問題。不分清敵我，就談不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革正反兩方面的實踐之后，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越來越充分展示在人們面前，特別是當我們看清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是黨變質、國變色、人民利益被剝奪的主要根源之后，看清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是人民的主要敵人之后，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偉大思想就成為人民手中的武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中，出現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問題，全部與認識不清主要敵人和走資派有意攪混水有關。有人有意把打倒一切的罪責加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力量身上，借以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尋找理論根據，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文化大革命從開始到最后，一直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強調堅持斗爭大方向，與打倒一切根本不是一回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寫了檢查、表示愿意改正錯誤的鄧小平后來被委以重任；大多數干部后來都獲得解放，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政治局委員中，許多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擔任過革委會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出現過打倒一切的思潮，但當時就遭到批判，并沒有形成主流，而且打倒一切的思潮主要是走資派煽動的，也和一部分犯錯誤的干部站錯立場有關。所謂全面內戰，連鄧小平也說“實際上也沒打起來”，也是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存在了一個短暫時間。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有大量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心就是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允許把專政的矛頭指向人民群眾。這在今天也是有著重要現實意義的。華國鋒用隔離審查的專政方式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就是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做法，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鄧小平把響應黨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積極分子都投入監獄、撤銷職務、開除黨籍和清除出黨，甚至進一步清查三種人，建立三種人檔案打入另冊，更是嚴重破壞共產黨的光榮傳統，用封建的手段鎮壓人民。八三年嚴打把一批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娃娃送上斷頭臺，六四用裝甲車和機關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動用軍警和黑社會強行圈占集體耕地和城市拆遷，都是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做法。無產階級專政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專政，是保護人民解放的專政，現在把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由國家的主人公變為被雇傭被壓迫的弱勢群體，還能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嗎？

對共產黨一分為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一直是從斗爭中走過來的，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中走過來的，也是從黨內斗爭中走過來的。有時錯誤路線占上風，有時正確路線占上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之后，有些人不承認黨內存在路線斗爭了，豈非咄咄怪事。嘴上不承認，但遇到事實，又不免用兩條路線斗爭的話語來說明問題，這就是中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無法解決的自相矛盾之處。一九八一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不承認黨內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另一方面又標榜鄧小平為“黨的正確領導”，這不過是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的方向不同的說法。仍然證明共產黨是一分為二的。一分為二，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哲學基礎。黨內走資派不敢承認這個事實，無產階級卻必須揭示這個客觀規律。客觀規律是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文化大革命揭露黨內死不改悔地走資派利用管理權企圖改變所有權的企圖和事實，為人們認識社會主義客觀規律提供了根據。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反映了黨內健康力量的覺醒，是對不科學的發展觀的批判，是對“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批判，再一次對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存在做了肯定性說明。過去三十年，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沒有發展，而且被嚴重削弱；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卻大大發展了；工人階級、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生活除去通脹因素、內外債因素、資源和環境惡化的補償因素，不僅沒有提高，而且相對降低了。從毛澤東時代大多數人無后顧之憂到今天大多數人都有后顧之憂，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但少數官僚精英、私營企業家、知識精英確實暴富起來了。這些只能證明官僚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共產黨搞不好公有企業，就是無能；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家族先富起來，就不是共產黨領導，就不是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給了人民反思改革的話語權，給了人民保衛社會主義的民主權利，其哲學基礎顯然也是一分為二。現在黨內資產階級正在曲解和誤導科學發展觀，企圖把科學發展觀局限在環境保護的狹小范圍和少許改善民生條件用錢買穩定的思維框架內，以求繼續順利搞資本主義。但無產階級必定會接過這一口號，賦予本來的科學內涵，揭穿他們的陰謀。所謂科學發展觀，只能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觀，社會主義的發展觀，離開毛澤東思想，離開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就離開了現代社會科學。

綜上所述，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改革、社會主義理論科學化的一場偉大實踐，他創造的新鮮經驗至今仍引領著世界社會進步的潮流。

四，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簡單評價

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從整體來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人類認識的發展總是需要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社會主義理論的系統完成及其與人民結合，將在今后一個時期、將在繼承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批判近三十年的錯誤主導理論的過程中實現。

鄧小平是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自稱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自稱是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結果是，廣大人民還在為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發愁的時候，他們自己的家族卻成了億萬富翁，至今不敢向人民公布自己家族的財產。僅此一點，就說明近三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既不是共產黨領導，也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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