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從古希臘奧林匹亞到北京

 “一”與“多”：人文奧運哲學基礎

—從古希臘奧林匹亞到北京[1]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一、什么是“一”和“多”？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提出“軸心時代”的歷史哲學概念，說“這是人，作為個體，通過‘超越’高度和‘主觀’深度，對‘絕對物’的體驗。”[2]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作為個體，對一個至高無上神（或超越物）的體驗。這種特有的西方思維，可用一個哲學基礎模式表達，即：“一”與“多”；“一”是獨一無二的“絕對物”，“多”是作為無數“個體”的人。雅斯貝爾斯認為，在他提出的“軸心時代”，世界幾大文明都產生出偉大的“個體人”，在“超越”高度上，在自己“主觀”深度上，體驗到了那個“一”—獨一無二的“絕對物”。

 這個說法會特別喚起比較哲學家的敏感，因為“絕對物”這個“一”與“個體”這個“多”中間的“超越”，表達著“一”與“多”之間的單線、單向決定主義和二元分叉關系。作為“個體”“多”，其“主觀”與“一”的“超越”包含著中間的隔斷與對立的涵義。也就是說，只有“神”對人的主宰，人永遠接受神的命運安排。作為無數“個體”人而言，他們之間是沒有聯系的。每個一己個體都是孤立、只與神這個“一”構成被決定的關系。世界是神這個“一”規定下的法所設定了的一定秩序。在神面前，人是被制造，渺小的，是永遠處在被拯救的地位。人的命運如圣徒保羅所言：只有“向著神性鍛煉自己”；“肉體鍛煉徒勞無益，只有神性才是對一切有益的”。[3] 這是西方傳統特有的“一多二元”模式。可是，這個“一多二元”—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斷言的“超越”、“絕對物”、“主觀”，雖然是西方思想傳統發展不可脫離的根本概念，對中國文化背景的生成和發展來說，卻是毫無干系的。[4]

二、中國的“一多不分”

中國完全是另一種“一”和“多”。“一”（曰“道”或曰“理”），不是與“多”（“萬物”或“個體”人）非一體地相分割、相對立的“超越物”（或曰獨一無二的“神”）。它是自然、社會萬物及人之間相通、互變、不斷裂的延續和互系性。王弼指出：“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于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5] 千差萬別的個體萬物，歸根結底都是一，都是延續，都是互相聯系。這個延續和互系，不是實體；它是無，是“道”或“理”。“道”是“無”之名，就是“一”，就是延續和互系。“道”或“一”不是分裂于“多”之外的，而是在“多”之中的。所以中國是“一、多不分”。中國“一”和“多”與西方“一”與“多”的哲學模式，是風馬牛的兩回事情。它與西方“一多二元”哲學模式相比，根本的中國特性有兩點：一是西方思維設想的“一”，那個超越獨一無二的絕對物，是不在中國“一多”模式之中的；二是西方假設為“多”的個體的孤立和互不聯系性，在中國模式中是被自然延續和互系性取代的。中國思維中，沒有孤立互不聯系的個體。這與西方模式相比是根本性的差異。

“道”（或曰“一”），作為延續和互系，是無限的，沒有邊界的。世界不存在一個有嚴格分界，與外界不相延續和不互系的獨立王國。那種只有一個王國的設想，萬物都在獨一無二絕對體一統之下，是西方的“一”與“多”關系，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一”“多”觀念，實際是“彼”和“此”。萬物都作為“彼”和“此”相互關聯地存在的，二者之間任何一方都沒有被歧視性，都沒有誰超越誰、誰只受誰支配而不反支配的關系。中國人推崇的“與萬物合一”，“一” 的含義是追求和維系“延續”或“互系”，而不是西方概念與上帝的“認同”（identity）。中國也有一體性或整體性（oneness）的說法，但這個“一體性”較之西方該概念具有復雜經驗性，也即，“一體性”不是西方那種絕對“質性”（essence），而只是在二事物之間相區分的結果。人可以識別一個實體，這與從一個復雜體中識別一樣特定的東西是相同道理。也即人們日常所說的“是這個，不是那個”。“彼”“此”不是客觀性，所以其本身沒有區別性。不管區別一樣東西還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實體，都是打破它本身存在所處的過程，由人給它一個“彼”或“此”的名稱而已。[6] 在這個中國模式里，任何一個完整實體之中的某一特殊成分，都有其自己本身的獨特性與自持性。[7] 而不是西方那種完整實體概念的“同質性”（essence）或是“同一性”（identity）。這是中國“和而不同”觀念的哲學根源。

與西方模式神這個“一”所決定一切個體（“多”）的關系、由它規定的法所設定的超越秩序相比，中國人自古以來“治”的觀念都是在于人、社會和自然，都是本身、互為和互含的秩序。[8] 從人的經驗理解秩序，人們對任何其他范疇的經驗都會有直通覺悟。我們把注意力集中的一件事物看明白，是說它對它所存在的直接環境的延續性是什么，它受到環境的影響和所給與環境的影響是什么。這種注意力集中之事物與其環境的模式，也是一種“一多不分”的意義，這個“一”具有互系的兩層意義，它既是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也是與“多”（它所處的環境）的延續性。對這個“一”產生的理解，來自它與環境的關系，它與環境的關系又是由一系列其他個體環境化的關系行為所致，所以這個“一”本身是一個過程，是動態的。[9]

這種個體關系行為的環境化是一種“彼”與“此”模式，這是用西方的“一多二元”模式所無法解釋的。因為“彼此”模式不是形而上學假設邏輯上建立的，也即，不是建立在“多”后面隱藏著一個超越性的“一”假設之上的。也還是說，不是西方語言所表達的一個大寫 “存在”（Being）超越地隱藏在眾多小寫存在（beings）之后的。因此，中國模式的秩序是沒有超絕的“一”在考慮范疇之內的秩序。這個秩序靠的是眾多“彼”和“此”之間的協調關系。這些“彼”和“此”是在特定時間、位置和根據不同條件互相構成注意力集中物和環境的。個體行為的環境化是一種藝術，它注重構成這個世界的千差萬別特殊性細節及其和諧互相關聯性。中國意識的“秩序”在語言上的反映是互相界定的效果，是相反相成意識。注意力集中物相對于環境的這種中國特有“秩序”意識融合著多元成分之間全部多樣化與差別的特點。[10] 在這里，“秩序”不是外來、強加、靜止、單向、絕對的，而是自然延續與互系本身，是“不同”間的“和”。中國的“一多不分”模式，突出之處在于重視世界秩序化演進過程中起決定作用和非決定作用的雙方。潛在的“失序”并非一定就是自我秩序化與自我組合化過程的阻礙或顛覆，相反，它是作為更新的秩序延續。[11]

三、古希臘奧運精神的“無一兩多”

古希臘奧運是出于樸素多元人文觀，原是多元泛神信仰的宗教禮儀。根據遺留材料記載，最早運動會是伴隨葬禮而舉行的。例如荷馬《伊利亞特》載有關于普特洛克勒斯葬禮時比賽的敘述。而足夠材料證明，大多重要體育比賽不是為紀念死去英雄，而是表達對天神宙斯或者是海神波塞頓及眾神的崇拜。[12] 奧林匹亞就是宙斯的祭祀地。這個神壇大廈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跡之一，供奉40多英尺高宙斯的黃金與象牙雕像。[13]競技項目起初沒有幾個，比賽時間也不到一天。公元前七世紀，它發展到13個項目，賽事需進行數日。一般第一天為禮拜儀式與賽前準備，第二天比賽開始，第三天為宗教典禮：裁判、牧師、運動員和教練向宙斯圣壇處行進。同時用一百頭公牛獻祭這位主神。[14] 在西方，奧運被認為是古希臘非基督教信仰的異教徒節日。異教徒信奉希臘多神。運動員取得優異的成績，要向眾神致謝。[15]

圍繞古希臘奧運會的起源有著許多傳說、神話。最流行的故事講奧運會的創始人是宙斯之子大力神赫爾克里斯。在完成阿吉威國王歐律斯透斯交給他的十二項艱巨任務之后，[16] 他為紀念自己父親修建了奧林匹克運動場和周圍的建筑。他直線跨了400步，說“斯達地！”這就成了古希臘和羅馬的長度單位；一斯達地為400米。沿襲到現代運動場建筑多采用一斯達地為邊長。還有一則與現代奧運會精神有沿襲的故事是“奧林匹克停戰”概念。[17]“停戰”希臘語是“ekecheiria”，意思是“牽手”。每在奧運盛事之前和期間，都會宣布“ekecheiria”，以便使驅往盛事的人們安全來到奧林匹亞。奧林匹亞展示一塊刻有“停戰”文字的鐵餅。這期間，一切戰事停止，軍隊禁止進入伊利斯，以免對運動會造成威脅。法律爭端和死刑也都停止。奧林匹克“停戰”一般是規規矩矩遵守的。歷史學家圖賽迪德斯記述，一次賴斯蒂蒙尼亞人被禁止參加奧運會，因為他們在“停戰”間攻打了伊利斯一座名叫雷普列歐斯城鎮的堡壘。賴斯蒂蒙尼亞人爭辯說他們攻打時還沒有宣布“停戰”。但伊利安人仍然按照法律罰了他們兩千米那（minae），合每個士兵二米那。每米那相當于100德拉克馬（drachmas）。那時工人日工資為1德拉克馬，也是當時一只羊的價格。因此，這筆罰金是很重的，相當于二萬德拉克馬。[18]

還有一種“停戰”是每年米斯特里期間執行的。它是伊利歐西斯舉行的一個宗教場合。奧林匹亞和伊利歐西斯的“停戰”不僅給朝拜人群和運動員提供安全，而且為希臘人之間和平相處提供共同基礎。亞里士多芬尼斯喜劇的主角麗西斯特拉妲說服雅典與斯巴達人結束戰爭的努力，就體現了這種和平精神。臺詞中寫道：“沒有任何確定條件，我必須譴責你們…雙方，而且是正義地譴責。你們就不能在共同圣壇面前共飲一杯酒，特爾摩菲萊和德爾斐？我沒必要講出許許多多別的人。世界上你們可以去戰斗的外國人太多了，而你們毀滅的是希臘的生命和城市。”[19]“停戰”規矩究竟始于何年，歷史學家有爭議，有的是公元前884年，有的是704年。但奧運賽會從公元前776年開始紀年是準確的。[20] 古希臘奧運會具有統一力量，能號召熱戰的城邦國家停止戰爭，一切戰爭都必須停止，共同為著這個不僅是運動員，而且是藝術與音樂的盛況場面。[21] 在一尊紀念伊利斯潘塔爾塞斯的勝利雕塑上刻寫的文字，不僅銘記他是賽馬的英雄，也記載他為實現阿克伊安人與伊利安人之間和平和為雙方釋放戰俘進行談判的事情。另一件傳為佳話的是，在奧運會進行之際，亞歷山大在奧林匹亞宣布，除了褻瀆神靈和殺人罪犯，一切流放者可以回到自己城邦。他還選擇自己軍隊年紀最長的馬其頓士兵，解除他們兵役，一共是一萬多名。而且，聽說他們很多人背負債務，他一天之內就幫助償付了債務。[22]

和平是奧運的實質精神。戰場勝利遠不如體育競技勝利重要。競技優勝者不僅名列第一，而且獎勵一頂橄欖葉桂冠。橄欖枝是希望與和平象征。[23] 戴上一頂這樣的桂冠，成為古奧運運動員追求的目的。2004年雅典奧運會又恢復這一傳統。除了金牌，優勝者獲一頂橄欖桂冠。運動員它看成莫大殊榮。同時，橄欖環是2004年夏季奧運會的標志。[24]

古奧運精神還包括公正、非商業化，反對金錢賄賂。優秀杰出是古希臘人的理想，行騙作弊要受到重罰。罰金被用來制作宙斯的青銅雕塑。這些雕像樹立在通往運動場的路上，銘刻著行騙作弊的情況以向人們警示；告誡運動員勝利的取得憑技術，不是用金錢。奧運以此宣示對眾神的虔誠精神和公正競爭。最早記載的作弊者是德薩里德意歐普路斯，他在第98屆奧運會時曾向拳擊運動員行賄。第112屆時雅典的卡里普斯曾用錢贖買自己田徑全能項目的對手。還有名叫迪達斯和薩拉巴蒙的兩名埃及拳擊運動員在225屆奧運會時因為故意不突破競技成績而被處罰。所有這些人都成為公元2世紀行騙作弊者的反面教材，被保薩尼亞寫入希臘導游手冊之中。他的奧林匹亞雕像介紹，描述著這些惡跡。紀元前5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波斯的軍事長官底格蘭尼斯聽說奧運競技者的勝利獎品不是金錢，而是橄欖桂冠，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緒，大聲喊叫：“天哪，馬爾多尼奧斯，你讓我們去打的是些什么人啊？他們不追求金錢，只追求優秀杰出！”[25]

古奧運的和平精神反映神與人之間、人與人之間朦朧的理想關系訴求。有的評論將這個哲學基礎歸結為從神話到人性，有些過于簡單。因為這個轉折趨勢并不清晰。其實更恰當的描述應當是個“無一兩多”模式，一個發展中不完全的模式。它既區別于后來成熟的“一多二元”模式，更區別于中國的互系式“一多不分”模式。所謂“無一”，是沒有獨一無二的主宰本體，沒有單一單向由“一”決定一切“多”的秩序。所謂“兩多”，是多神和人作為個體兩個“多”。這“兩多”，神和人，都為互不聯系、孤立分散沙粒式個體。與“一多不分”模式相比，它的“多”是平行雙層的神與人二元的“多”，截然不是那種清晰的中國式互系性的“一”。雖然包含人與人之間和平（即一種互系）的訴求，但還不是清晰的互系意識；而且恰恰相反，這種訴求是建立在清楚的人作為分離個體的意識之上。這一點反映在古希臘運動員只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群體或國家名義參加競技，意識為重在個人成就，所追求的杰出優秀也在于一己個人的意義。[26] 古奧運只允許青年男子參加，競技者赤身裸體，既適應天氣，也是運動會要求，體現著對個體肉體身軀（男性）成就的崇尚。[27] 況且，紀年前的奧運會只是希臘人的事情，非希臘人不能參加。[28] 即使 “停戰”，也是對希臘人之間的戰爭而言，不包括針對非希臘人的外部戰爭。“世界上你們可以去戰斗的外國人太多了，而你們毀滅的是希臘的生命和城市”，這句亞里士多芬尼斯喜劇主角麗西斯特拉妲的臺詞，反映的正是這種意識。更清楚些，女人、外國人、奴隸、“不體面”的人都被禁止參加競技。女子不僅禁止參賽，也禁止觀看。女子進行自己的比賽，叫做“赫拉亞”(the Heraea)。[29]

古奧運精神的哲學基礎是“無一”的，但是眾神的超越性是很清楚的。超越性造成眾神與個體人兩個“多”之間二元關系。神與人的分離、神決定人的單線關系并不比“一多二元”或“一在多背后”的模式有任何遜色。也由于這個原因，多神決定多人是呈現無序混亂狀態。關于古希臘泛神崇拜的評判有“神性反映人性”的說法，應當是神的無序混亂狀態。荷馬史詩敘述的就是眾神的邪惡行為與自相殘殺。“神性反映人性”應該說也是神性的邪惡決定人性的邪惡。從中國“一多不分”模式看，無序混亂是把世界不看為互相聯系的邏輯結果。

古希臘的哲學基礎是個從“無一兩多”向“一多二元”模式（也即向一神論）發展的過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兩個人起到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古希臘最終轉換到基督教“一神主宰”理念。柏拉圖記載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不像人們所起訴的，他不是無神論者，也沒有傳播無神論，事實是他比起訴他的人更要服從上帝；他信仰的不是存在多神，而是在更高遠意義上的信仰。[30]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激烈地抨擊荷馬和赫修德神話，試圖以辯論途徑，達到建立“愛智”上的“真善美” 絕對本體。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哲學，成為后世基督教傳統“一神”論的前奏。柏拉圖指責詩人有靈感但是無知，他們詩歌外表美麗掩蓋著道德的淪喪。他們筆下的神，與所有最低級的東西一樣，有著互相爭吵行為，在天庭進行戰爭、搞陰謀、互相殘殺。宙斯給人帶來善也帶來惡。這樣的敘述不是真理。是在散布謊言，很壞的謊言。詩人必須講述神不做壞事，只作好事。荷馬的英雄不是理想人，理想的人智慧、勇敢、平和與正義。低級的英雄人物，要禁止宣傳。[31] 于是，章法在柏拉圖的《歧途》（the Err）和《洞穴》神話里得到呼應。人需要爬出虛幻映像的洞穴，才能看到光明，看到太陽世界，看到真實，看到善的“構型”（the Form）。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荷馬的英雄轉世為比人低級的鷹與獅。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互為理性和韻律。[32]

羅馬人占領了希臘王國，羅馬帝國卻被希臘文化占領。羅馬城邦開始信仰新的宗教。基督教由希伯萊人傳來，很快成為希臘和地中海人的信仰。希臘在古羅馬政教合一統治下，“一”與“多”截然二元隔斷與對立的哲學獲得統治。這個“一”被信仰為一切（“多”）的始因及真善美的絕對本體。“一”規定了“多”單線單向的前進目的。上帝或耶穌是唯一的救世主。奧古斯丁的《上帝城》指責多神從未對羅馬提供過任何保護，不具解救苦難的能力。奧古斯丁哲學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柏拉圖將“真實”分為“構型”與“人經驗事物”二個層次，經過新柏拉圖學派的寬泛闡釋，被奧古斯丁吸收。受邏輯有機論基礎和柏拉圖“范疇分界”（Divided Line）概念的啟發，亞里士多德創建了包括物質、構型、最終、驅動四大原因的單向致果理論。這一形而上哲學體系不僅強化了單一秩序宇宙的理念，而且對斑駁多樣的哲學立場采用了組合與積極評價的策略。奧古斯丁以“意志”概念闡述上帝的概念，將上帝說成是創始力，是超越性的。他認為，上帝是人的存在，知識和博愛的保障。[33]

公元四世紀，奧運會在羅馬統治下的希臘每況愈下。羅馬皇帝色奧多修斯一世規定基督教為帝國國教，并以違反基督教精神為由，禁止異教信仰，其宗廟一律拆除。異教活動的禁止范圍包括古希臘奧運會。[34] 直到奧運在19世紀末恢復和繼承古奧運創立的和平與友誼精神，奧運人文精神被窒息了1500年。

四、現代奧運的新時代哲學

法國人皮埃爾·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努力和倡導使希臘古奧運在1896年恢復了。恢復的第一次奧運會在它發源地的國家首都雅典舉行。現代運動會不僅是恢復而且是發展了古希臘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它對立于上帝至上，提出人類至上，人是決定一切事物的尺度。人對追求所作努力是美好社會的唯一希望。[35] 顧拜旦所處的歐洲時代，正風靡一場哲學與宗教思想的改革。世俗主義和科學實證主義正迅速取代傳統歐洲文化的基督教上帝。顧拜旦敏感地覺察到神學意識形態敗退之間產生的思想空白，提出了“奧林匹主義”。[36] “奧林匹主義”呼吁獻身于人文主義原則，不過仍然滲透著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信仰。這個“主義”通過奧林匹克意義的體育精神，服務于和平、民主、國際主義，提倡人道德精神改造，提高人的尊嚴，在實現身體與精神平衡之中，獲得人的新生。[37]

顧拜旦的“奧林匹主義”的突出思想是“互相尊重”：要尊重各種信仰和主義的不同。在對現代奧運人文精神闡述方面，顧拜旦有很多至理名言,例如：“一切體育，所有人民”；“所有體育比賽都必須在平等基礎上進行”；“體育對個人是內在提升的一種根本可能手段”；“愿奧林匹克的火炬世世代代燃燒下去，加強國家民族之間的友好理解；為人類的美好，永遠更熱情，更勇敢，更純潔”；“種族差別不應該對體育比賽發生任何影響”；“體育運動必須是所有人和所有社會階級的共同文化遺產”；“當一個運動員的思想不再超越與他自己努力所產生幸福相伴隨的其他幸福時，當他不再超越對力量的陶醉和他所取得的肉身平衡時，當他讓虛榮和利益俘虜之時，就是他的理想死亡之日”；“奧運最重要精神不是輸贏，而是參與，就像生命最重要的意義不在凱旋，而在爭取”；“奧運是為著全世界的，必須接受所有的民族”。[38] 現代奧運采用了許多標志，大多傳達顧拜旦的恢復古奧運精神和理念。

最典型的是奧林匹克會旗上的“五環”標記；白地上紅、藍、綠、黃、黑五個不同顏色彩環代表五大洲人民，五環相扣象征人類互聯相系；它召喚世界各國來到一起，組成全球大家庭。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五百人分成五組，分別穿奧林匹克顏色的服裝，藍色代表歐洲，綠色澳洲，黃色亞洲、紅色美洲、黑色非洲，向場內走來。一陣舞蹈之后，五種顏色的人群組成五個相扣彩環的奧林匹克象徽，歡迎全球大家庭同慶這一奧林匹克夢想延續的場合。[39]

這個標記原是顧拜旦自己于1913年設計。根據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巴內解釋，它原來的采用是兩個相扣彩環，沿用到1925年，是法國國際奧委會的標記，因為它是兩個法國體育協會的合并。而它的形狀似兩只相扣的結婚戒指，最初又是瑞士心理分析家卡爾·榮的想法。榮將它作為延續相系和人類的象征。[40] 二戰后1920年夏季奧運開始，釋放和平鴿，點燃奧運的火焰已經成為最矚目莊嚴的儀式，它象征世界和平。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一聲“歐姆”，象征著宇宙的震響，召喚五大洲人民作為一個全球大家庭集合在一起。正在這種一元化的“一體”由不同膚色人組成的隊伍變成混合隊形表演，作著更明確表達的時候，電視解說員恩伯格說道：“所有隊伍都失去了他們的差別，已經看不出他們。他們在這個場合—奧運的場合，渾然成為‘一體’！”這位NBC電視解說員在這之前還評論道：“你們可以看到，世界人民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大家庭，他們形成一個人山。”克利特·哈克斯評論說：“這是古代思想的再現，同一世界的人們，使用著同一種語言和一種思維定式，以他們自己這個龐大的人山力量，巴比倫塔的力量，實現著對自己未來的保障。”克利特·哈克斯稱現代奧運人文精神是“新時代涵義”：它是對全世界人民參加奧運這一特殊精神的召喚、崇拜，是模糊上帝和與其被造物界限的一元主義、是宗教多元化主義、是與上帝至上相對抗的人類至上思想。[41]

人文主義與多元主義成為現代奧運會的強勁哲學基礎，它的夢想正在逐步成為現實。一個僅限于希臘人，將婦女、奴隸和所謂“不體面”人排除在外的體育競技場合，在1896年第一次在雅典恢復比賽時，就有了14個國家241 名運動員的參加。2004年在雅典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參加比賽的，達到來自202個國家和地區的11100名運動員。參與的國家和地區比聯合國成員國的數目還要多。[42] 奧運會恢復后1908年在倫敦舉行的運動會很成功，從此以后，現代奧運會舉辦地已經從希臘走出，來到歐洲和北美其他城市，而且還來到包括亞洲東京、首爾和明年北京的城市。雖然大多數奧運會仍然只是歐洲舉行，對在東亞城市舉行仍存在障礙，而且所有南美和非洲申辦奧運都遭到失敗，但這種局面遲早會有更大突破。隨著衛星傳播技術發展，奧運會的盛況能在全球各個角落觀收看，而且奧運會比賽項目和規模越來越大。2008年北京奧運會比賽的運動達28種，項目302個。

迄今為止，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幾乎來自世界所有國家地區。這些運動員代表著不同民族、文化與宗教多元化背景。此外，女運動員在1900年巴黎舉行第二屆奧運會，第一次獲得到奧運會展示風采的權利。[43] 婦女比賽項目也在1912年出現。奧運精神是尊重體育成就和增加國家民族兄弟情誼。一名運動員，不管你來自哪里，是埃塞俄比亞、巴基斯坦還是英國，只要成績優異，會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如果有人觀看2000年悉尼的奧運而不被凱瑟·弗里曼競技感動，不被她四百米賽跑的優勝成績贏得土著民和澳大利亞國旗同時升起的壯麗場面而高興，就是缺乏奧林匹克精神。[44] 在1936年柏林舉行的夏季奧運會上，奧運的真實精神體現在路茲·隆身上，他幫助杰塞·歐文斯取得了跳遠的第一名，卻犧牲自己的銀牌。[45]

在提倡人類道德精神改造，提高人的尊嚴，實現身體與精神平衡、獲得人的新生方面，人們還會想到2006年奧運會上的俄國體操運動員尼穆夫（Nemov）。比賽時，尼穆夫的所有平衡木動作，除了一點小小失誤，可以用精湛完美形容。所有觀眾認為他無疑是金牌獲得者。但是，報出的成績令觀眾憤怒的站起來向裁判抗議。整個體育館向裁判發出噓的聲音。裁判員卻執意分數不能改變。尼穆夫始至終沒有說話，失望心情可想而知。因為盡管技術那么優秀和精湛，他卻落到第五名。但他這時微笑著站立起來，向所有觀眾示意，請大家安靜。對他君子般的人格魅力，全場向他報以熱烈掌聲。他對意外混亂狀況的回應方式，使人們為他的人格深深感動。他展示的是一個真正贏得勝利的優異運動員風采，不僅是體育技巧的健將，而且是具有體現奧運精神沉靜、堅毅氣質的人。[46] 奧運精神超越狹隘民族主義、超越貪婪的僅為四肢發達的野心與小人行為。[47]

顧拜旦重新開啟的現代奧運精神深刻反映它的新時代哲學的特點。它本身就宣布西方“一多二元”哲學思維模式開始退出歷史。第一，是眾神，而不是超絕的“一”或上帝具有的力量或權威，召喚著世界各民族來到奧運會。在基督教傳統看來，是異教的神靈取代了上帝，是古希臘哲學基礎的卷土重來。第二，跟著復辟的還有一元主義（monism）,即像早期基督教傳統諾斯替教義的世界觀，上帝和他所的造物之間的界限被突破了，因為“一切都是一”，“此即是彼”。上帝作為創世的實體被替換成一個原理，一個普遍規律，運動，能量—成為非實體的力量。這樣一來，整個物質世界剩下的只是表象；上帝是一切，一切是上帝。第三是宗教多元論否定基督教的真理性、判決性及其唯一崇高地位。基督教信仰只不過是多種具有同等合法地位宗教信仰的一種而已。它們都屬于不同人對同一神性現實本質的理解。多元主義否定宗教的排他性，一切宗教都必須被考慮為是通向上帝、獲得拯救和達到現實本質的不同道路。多元論反對基督教，但是履行接納基督教的義務。所以，奧運會精神的多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是把基督教放在與互相不同的多神異教平行的地位。第四是人文主義把人放到至上的地位，人是決定一切的尺度。人的努力是爭取一個美好世界的唯一希望。這樣，那種“奧林匹克世界將成為一”的思想，正是基于只要競技者最好地發揮他們內在力量，“一切都有實現的可能”。這就是奧運會儀式歌唱家塞琳·瓊（Celine Dion）所唱的“實現夢想的力量”。[48]

奧運的哲學基礎有人文主義，有多元主義，有一元主義，有泛神論，也包含基督教的理念。也許奧運的新時代哲學是一種新宗教。按照羅伯特·麥奇克福的說法，顧拜旦“奧林匹主義”的宗教意識突出的一點是“互相尊重”的思想。但是，在對不同宗教教義的差異采取尊重態度傾向中，年輕人可能重新樹立一種具有現實主義尺度的宗教，即崇拜國際范圍體育競技的競爭成為一種教義。[49] 現代的情況確實復雜，這種批評是合理的。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人不在依賴神或上帝，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人的美好愿望與和平，這是人的自我發展。從來沒有這么多民族一起歡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人的精神與肉體的啟蒙才是實現世界團結的力量源泉。[50] 顧拜旦理想主義建立的“奧林匹主義”宗教意識，并不是傳統意義的，而是要把它與宗教傳達的對人有意義的東西揉合在一起，取得一種宗教那樣的承諾，用于道德教育、國際和平、藝術美學和體育努力的哲學上。[51] 顧拜旦講的是道德、人類之間的聯系，但是建立在宗教意義。這與中國萬物互聯相系觀念不一樣，中國的是一種特有的世界觀，是沒有上帝、沒有任何超越于萬物概念的世界觀。既將獨一無二上帝排除，又離不開泛神的超越性，這是奧林匹主義的一個尷尬。中國的萬物互聯相系觀不是宗教，也不是與宗教相對立的那種世俗，而是沒有二元對立的另一種思維結構，是西方思想所不能想像和解釋的。

人文奧運的哲學基礎，排除了作為絕對力量的上帝，但不完全是古希臘哲學泛神論的卷土重來。雖然它包括異教神靈召喚世界的團結，但團結本身和實現團結的力量都來于人、歸于人。它是人文主義的強化，是神靈信仰的削弱。其中存在的一元主義也不完全是早期諾斯替教義的世界觀。在表象層次上，好像是上帝與他的造物之間的界限被突破，而所歸之處，是人類之間的界限被突破，不同文化、宗教、膚色、民族之間的界限被沖破。它不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與“他們”，而是人類之間的一切人都是渾然而“一”，“此即是彼”而不分。奧運新時代哲學的多元主義否定基督教作為唯一真理的標準及其唯一崇高地位，把它降為與異教泛神論的同等合法地位，來源于否定宗教的排他性。但它所導引的一切宗教都是通向上帝、獲得拯救和達到真實本質的不同道路，這不是最重要的意義。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在于任何宗教都必須服務于人類之間的渾然而一：和平、國際主義與人自我精神的發展。奧運哲學的人文主義是根本，是“一多不分”最好的注腳。人文主義在這里不是讓“人至上”成為“神至上”的直接對抗概念，而更富于意義的是將“神”排擠出問題考慮的范疇。人是決定一切的尺度，這是人的范疇，上帝已經不包含在內；也即“一”不再談，或曰“一”已經不是那個上帝的“一”，而是“多”（人類之間）的相聯互系。既然是談人事，舊哲學基礎“一”的上帝也自然出局。

現代奧運新哲學的新，就在于它有一個擴大的“多”和一個新“一”。“多”還是那個“多”：許多人，許多個體，許多國家，許多信仰，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現代奧運這個“多”遠比古奧運那個時代的“多”廣大，更多元，更色彩斑斕。奧運已不僅僅是希臘人的奧運，而是全人類的奧運。此外，古奧運那個泛神既擴大了但也減弱了。它不光是希臘泛神，而是包羅五大洲各種非基督教傳統的異教信仰。同時這么多異教信仰，都不是獨一無二那個一，都是為人和諧相處的“一”服務的“多”，降低了它們過去神主宰人類的地位。新“一”是人的一，人的相聯互系。不管來自哪里，什么民族，什么膚色，什么信仰，什么文化，都聯系在一起。它不再是某單一宗教、某獨立超越神對人的一元滲透；它是人自己的聯系，自己的一，是主動的一，是來自人內在追求與他人聯系的一；不是被動的，外來強加的一。不是泯滅自我的一，而是色彩紛呈的一。這正是中國混沌精神的一，融合的一、和而不同的一；它是各顯本色的多，也是不分的一。奧運會本身是個“一”（相融相通）的世界、是人與人相通互系的地方。這一理念體現在奧運豐富多彩的奧運會儀式節目中。如: 全體運動員不分膚色和國別，融合在一起行進。他們沒有失去個性，而是在更顯個性，是消除二元隔斷與對立，實現和諧。這是“一”與“多”的辯證統一哲學。可以說，西方人文奧運現在已經從超越的“一”逐步轉化為向東方“相聯互系”的“一”，向著中國沒有上帝靠近的萬物“互系”。它是向中國“一多不分”模式靠近的新哲學基礎模式。

四、“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新奧運哲學進入“一多不分”

可以說，人文奧運的哲學基礎領先從“神性”到“人性”、從“一元”到“多元”，從上帝的“一”到人的“一”。盡管現代時期“一元”主宰和“二元”對立思維仍占主導地位，西方后現代思潮的興起，呼應人文奧運精神，共同成為新一輪對“超越原則”、“絕對真理”的挑戰。

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一個根本差別就是后現代對超越始因超越原則的否定；也即，它不僅否定上帝的“一”，而且否定科學主義“絕對真理”的“一”。現代奧運哲學基礎在后現代面前，似乎顯出它的不徹底性。而相對于新奧運哲學基礎從神的“一”向人的“一”演變，后現代主義又略顯幼稚。這是因為，否定上帝與科學主義兩個“一”，并沒有導致后現代向人的“一”的演變，而是更強烈表現“一多二元”模式的“二元”性。也即，后現代主義雖然否定了超越的“一”,卻堅持了現代主義意識的“多”之間的互不聯系與分散性、獨立性、自動性，仍然是單個個體“多”的本質主義和本體論。新奧運哲學的多元主義雖然沒有明確否定本質主義和本體論，但在主張多元之間相聯互系上，比后現代哲學要鮮明。但無疑，新奧運哲學與后現代的呼應，將會使人文精神從“一元”走向“多元”、由“多元”之間隔斷、對立走向相通互系，跨出更大步伐

中國的“一多不分”哲學模式，為新奧運哲學和后現代意識向前邁步更開辟一片新的天地。這個新天地將使奧運新哲學和后現代意識走向對“新一”概念的更明確化，也即，更明確地承認個體人之間相連互系的“一”。走進這個新天地，奧運哲學基礎和后現代意識需要克服的兩個障礙就是對后現代所言的“內在性”（immanence）和多元本質主義（或多元本體論“ontologies”）。

一些后現代思想家誤認為儒家思想主張的與后現代意識是同一個“內在性”。而確切分析，中國既沒有現代主義的“超越”也沒有后現代主義的“內在性”。盡管郝大維和安樂哲有儒家思想“激進內在性”的說法，但并沒有過分表明它是與后現代意識的與超越相對立的、二元論的“內在性”。儒學沒有二元主義，所以也同時沒有與超越二元相對立的內在性。郝大維和安樂哲所指的儒學“激進內在性”，只在于說明儒家世界觀不訴求西方宇宙觀中那種超越的存在或原理（或“一”）；中國沒有“一多二元”或者“多”背后的“一”。任何“一”與“多”都是不分，都是它們的互相延續。其實，后現代意識仍然帶著超越的敘事結構。它擯棄超越原則（“一”），卻仍然推行著其它東西，比如實質主義，本體主義，二元主義，宇宙主義，個人主義等，這些都是從超絕“一”那里派生出來的，從根本上并非不是超越主義的。個人是完全獨立、自動、以己為中心、分散、不聯系的。這是后現代主義所說的“內在性”。這不是儒家思想的“內在性”。儒家思想看待的個人更是相聯互系、互相依賴的，從來不是相互獨立和分散意義上嚴格、絕對自動的。盡管無數個體的人不是被超絕的“一”或者自然法則綁結在一起的，可它們在相聯互系意義上是不可分的。在“多”的二元意識方面，后現代不僅仍然如此、而且在推行現代主義這個觀點上走得更遠。

后現代主義否定獨一無二的本體論和超越原理（或“一”），可是同時歌頌其本質多元和孤立的眾多本體論。十分清楚，在后現代主義眼中重要的不是“一”而是分散和獨立的“多”；這仍然是實質主義和二元主義。它只有一點改變，那就是把“多”放到過去“一”的位置，把“多”作為真實和超越的。后現代主義仍然搞哲學，追求的不是絕對“一”的真理，而是尋求“多”的“內在性”真理或意義。真理是在“多”的“內在性”之中，而不是在超越的“一”這個存在之中。它只承認真理是多元、偶然、局部、特殊和不確定性的。但把儒家看成具有同樣這種“內在性”概念，那絕對是弄錯了。儒家思想的“意義”（“meaning”）是多元的，這是沒有錯的。但它不是后現代主義那種多元、偶然、局部、特殊和不確定性“真理”的意義。因為對儒家或中國哲學而言，“意義”不是自發、獨立、不聯系、分散的，而是指對世界秩序的哲學化，其意是注意力集中之事物與其環境的適當、適中調節。這個注意力集中之事物是向外輻射與向內聚集性關系點。這些關系在實現一個環境化的空間里永遠是互系和延續的。對中國哲學而言的“意義”不是“真理”，而永遠是對追求特定情勢的互系關系而言，是對一個特殊具體地成為一定時間內的視野焦點與視野空間環境的關系而言。它是個充滿活力的過程。中國考慮“通變”，或者說中國所執著的東西是互系關系，那種多層次，多范疇，內在和外在變化，它們永遠是延續性的具體化，是變化意義的延續。這不是實質論的“真理性”而是某一特殊方面的互系構成著一切其他方面處于現存狀態的必然條件。

   新奧運哲學和后現代意識向前邁步的新天地，就是進入“一多不分”的哲學模式氛圍。隨著今天的人文奧運從西方走到亞洲、中國，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行提供了一次歷史性的契機。這次契機將使新奧運哲學基礎的“新一”概念更明確化，更明確地承認個體多元人類之間相連互系的“一”。在這個“一”的意義上，信仰神的可以認為自己追求人的聯系是神的意志，信仰獨一無二上帝的也可認為是上帝的意志，信仰人力量的可以完全憑借自己去追求和諧。這就是新奧運精神，新的“一多”哲學。這是個夢想，是人的和諧，世界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它確切地體現在北京奧運會“同一個世界，一個夢想”的口號中。

2005年6月26日北京2008年奧運會主題口號發布儀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發布了“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主題口號。英語“One”的中文表達是“同一”，整個口號突出“全人類同屬一個世界，全人類共同追求美好夢想”的意義。這個“同一”反映的是明確的“一多不分”中國哲學理念模式。“同”和“一”都是中國宇宙觀與思維方式萬物（包含人類）的“多”不分及互連相系性；其基礎就是“同屬一個世界”、“共有美好家園”和“共同追求美好夢想”、“同享文明成果”。這是無論西方“一多二元”還是“無一兩多”，或后現代意識的“多元本體論”所沒有的。但它是新奧運哲學基礎的發展走向和所逐步明確的。這個“多”是什么？是“人類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種族不同”；這個作為“一”的“共同追求”是什么？是“人類和平的理想”；這正是古奧運與新奧運精神的“實質和普遍價值”；它是“團結、友誼、進步、和諧、參與和夢想”。“和平理想”也是“建設和諧社會”、“和諧發展”、“天人合一”、“和為貴”，“和睦相處、合作共贏、和美生活”，是中國自古以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關系”的理念。這些理念本身，就是“一”或者萬物（包含人類）互連相系的追求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一”或者互連相系的理想狀態的追求，不靠神仙皇帝，而是靠人本身的共同力量，是“攜手共創”出來的。這是中國哲學基礎的人文精神，而不是與那個“一多二元”模式超絕的“一”相對而言的人文精神。[52]

新奧運人文精神進入中國，與“一多不分”哲學模式的人文精神融合了！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特地來信對北京奧組委發布奧運主題口號表示祝賀。他說：“奧運會用體育來促進和平、增進了解，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北京奧組委提出的2008年奧運會主題口號抓住了這一奧林匹克精神的實質，國際奧委會對此感到欣喜。”中國張開雙臂擁抱了這個西方來的與它趨化而一的哲學和人文精神。一個融合而一的杰作，就是2008年奧運會會徽。這個會徽具有濃厚的中國韻味。會徽的圖案表現了豪放的氣質，貼切體現了奧林匹克的運動精神。會徽上方是中國印章圖案；一個“京”字，酷似一個舞蹈姿態人形。他正張開雙臂，迎接來自世界的參賽者。“京”是北京簡稱，含義也是首都之意。所以這個字也是甩動長袖起舞的北京。是東道主歡快心情的象征。它的下方，是奧運會象征世界五大洲的五個相扣彩環。中國傳統與奧林匹克精神相結合的這個小小標志將它表現得淋漓盡致。國際奧委會官員在場參加了會徽發布儀式，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發表了對北京奧組委發布2008年北京奧運會會徽的錄像發言。[53] 奧運精神已進入融合東方人文精神階段，特別它的哲學基礎進入中國“一多不分”模式的互系性思維傳統。隨著明年奧運在北京舉行，這種非超越“多”相通互系 [54] 的哲學意識正在注入這個世界性“一”與“多”向互系轉化的過程。中國將使人文奧運精神的哲學基礎更呈現開放姿態。中國的互系思維方式，將為人類多元文化和諧共處、國際社會和平秩序的創建和持續，發揮在思想文化的積極作用。

（2007年9月19日完稿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該文為2007年11月2日－4日北京大學《北京論壇》（2007）“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人類文明的多元發展模式”《愛智與宏道：人文奧運的哲學基礎》主題分壇論文。后刊于2008年《學術研究》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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