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中國崛起的核心力量
2006年01月12日
文/特約撰稿員 岳健勇
中國自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并持續高速增長。特別是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既增強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也對國際關系產生了一定的沖擊。迄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升至世界第4位，國際貿易額則躍居第3位，外匯儲備僅次于日本。為確保能源供應，中國在最近幾年的時間里，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中亞、拉美以及非洲等富產資源的國家進行投資，政治影響亦隨之上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高度開放產生的“溢出”效應，密切了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系，使得中國在東盟的影響相應擴大，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新亞洲政策在東南亞取得了顯著成效。
種種動向表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但這并不表明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就是樂觀的。實際上，困難和危機還有很多。
例如：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具有可持續性？中國以貿易和投資方式獲取世界資源能否確保無虞？鑒于中國能源需求的剛性特征，如果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獲取世界資源上的矛盾無法調和，屆時受到國際體系重重束縛的中國將何以應對？為什么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極大好處”的國際體系最終反而可能摧毀中國經濟或其自身？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內涵究竟是什么？
經濟高速增長后的“去工業化”隱憂
與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國內消費，而是依靠投資擴張和出口貿易。中國正處在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制造業既是工業化的載體，又是承擔社會就業的主要部門，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制造業。然而，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本國的正規制造業在非正規制造業和外資的競爭壓力下，發展規模卻相對萎縮，從9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去工業化”（工業化停滯不前）的某些跡象 。
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全球化，恰恰能夠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來源。從2001年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紛紛把制造業遷移到中國，顯然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但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主要動機并不是占領國內的消費市場，而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對中國市場控制的基礎上，把中國作為超低成本的生產中心，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場大規模出口。這一策略十分成功，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近60%，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近90%均被外資控制（見表一）；跨國公司通過中國市場實現了最佳方式的全球化運作，對中國產業形成了極大的競爭優勢。
在外資企業巨大的競爭壓力下，中國制造業實力不斷下降，尤其是在制造業核心的裝備制造上，國內集成電路的95％、高檔數控機床的70％強、光電子制造設備的全部，轎車制造裝備及紡織機械的70％依賴進口。中國制造業的衰敗直接導致了對本國高層次技術人才需求的萎縮，從而使社會整體的就業形勢趨于嚴峻。由于經濟增長目標被高度政治化，社會危機的加重反而加劇了政策目標的紊亂和政府行為的短期化，造成國內資源配置的進一步扭曲（如房地產業的過度開發），使經濟增長更加偏離工業化目標，并使宏觀經濟處于不穩定狀態 。
經濟全球化是中國的雙刃劍
中國經濟增長與工業化的背離，以及經濟政策對工業化目標的偏離，均透視出一個基本事實：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工業化已構成嚴重壓制。受到世貿規則嚴格約束的中國政府幾乎無法像冷戰時期的日本和韓國那樣對本國制造業實施產業振興方針。
經濟全球化是美國在嚴密控制國際體系的基礎上，對自由貿易和投資大力推動并加以規則化的產物，美國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是因為規則化的全球經濟具有無法逆轉的強大擴張慣性，最有利于壟斷了規則制定權的美國發揮其經濟技術優勢。因此，美國在處理對華經濟關系時，一方面繼續保持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以其巨大的市場為誘餌，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市場準入談判，迫使中國開放國內市場。這一政策對中國的發展戰略產生了強烈的誘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加入經濟全球化。
在世界經濟史上，后起的工業化國家無一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無一不是依靠強有力的政府干預（如美國和德國），或同時依托有利的國際環境實現技術趕超的（如日本和韓國）。美國對此心知肚明，但利用中國市場化改革必然產生的對國際市場的強烈需求，以全球化這樣的“和平”方式誘使中國進入并依附于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顯然比將蘇聯隔離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之外的辦法要高明和有效的多。這正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國采取的一貫方針。
因此，中國要在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并依托現存國際體系的條件下實現工業化，其難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目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遙遙領先，甚至高于多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大國，但中國的綜合競爭力、尤其是最關鍵的技術創新力卻幾乎排在世界主要大國的最末位（見表二）。事實上，中國入世協定所確立的“全球公平競爭”框架已經把中國制造業全面擠壓到了生產的低端，在進口和外資的雙重夾逼下，中國制造業的大部分只能從事低技術生產。在這種表面上“雙贏”合作的全球化國際分工中，中國制造業的價值所得極其微薄，根本無力大規模增加研究與開發投入（R&D），以提高技術創新能力。這勢必導致中國與工業化國家/地區技術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見表三），使中國經濟無法擺脫對外國資本和技術越來越嚴重的依賴。這一趨勢如果不能及時扭轉，中國實現技術趕超和工業化的希望將化為泡影。
由此可見，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沒有工業化進步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導向真正的現代化。當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實質上是一種利潤水平極低、缺乏產業技術進步支撐的“貧困式增長”，而恰恰是這種最容易被感知的經濟規模的擴大構成了目前“中國崛起”的基本內涵。但是全球化給中國造成的經濟增長與“去工業化”的雙重效應并不可能長期并存，因為中國工業化的躑躅不前正在使經濟增長的內外環境趨于惡化，最終將令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由于中國制造業技術層次低下，產業進入障礙小，較高的國民儲蓄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體制環境中就容易演化為對低技術制造業的過度投資，以至于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使中國宏觀經濟在長期趨勢上呈現通貨緊縮的態勢。在此情況下，要阻止經濟衰退，緩和“去工業化”帶來的就業危機，只有靠低價向國際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大量出口。到2004年底，中國進出口占GDP的比重（貿易依存度）已達到70%，其中出口依存度高達36%，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比過去的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外部需求。這一脆弱的經濟結構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風險。
其二，低技術制造業的生產過程普遍能耗高、資源消耗大、對環境的污染嚴重，它的競爭優勢在于資源和勞動力的廉價，這是中國比較優勢的基礎，也是吸引大量外資來中國投資的主要原因。但中國的資源廉價卻不豐富，因而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必然是建立在對國內資源的透支式消耗和“血汗工廠”的基礎上。事實證明，這種以本國資源的過早枯竭、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為代價而取得的經濟增長已難以持續。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國制造業的現代化（即工業化），但是工業化與全球化無法相容，而且在全球化產生的政治社會心理已成定勢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很難根本改觀，那么維持經濟增長只有依靠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中國已經形成相當龐大的經濟規模，能源進口的過快增長不但提高了中國的經濟成本，使中國貿易條件明顯惡化，更重要的是給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關鍵的兩端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在下游，大量低檔廉價商品需要依靠發達國家市場來消化；在上游，中國所需要的資源大多又分布在美國控制下的地區，因而，經濟增長不得不倚賴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體系的穩定。但是中國對美國霸權秩序事實上的默認卻依然無法避免中美因經濟全球化而產生的國家利益的沖突。
首先，經濟全球化抑制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加劇了中國國內需求的不足，中國產品必然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從而引起發達國家部分產業的萎縮及國際收支的惡化。如果說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發達國家從國內政治及本國利益出發，對中國的出口加以限制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的實質不在于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之爭，而在于中國是個經濟規模十分龐大的大國，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寄托在發達國家的內需上本身就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而且，不具備真正的經濟技術實力、因而不具備必要的“議價”能力的中國，也根本無法阻止掌握著規則制定權和解釋權的發達國家以“公平貿易”的名義來限制中國的“自由貿易”。
其次，經濟全球化造成了中國對世界資源巨大的剛性需求，鑒于這些戰略性資源（以石油為例）的不可再生性，大國在世界資源上的爭奪必然是“零和博弈”（這一點與世界是否應該感謝中國提供了廉價消費品完全無關）；而且，像石油這樣的戰略性資源與地緣政治還存在著共生關系。所以中國進口的過快增長引起的世界資源消費格局的質變，導致中國與美日等大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受到了它自身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嚴重制約，中國期望通過與國際體系合作來實現長期和平發展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當然，在市場依賴和資源依賴之間，更大的挑戰來自后者，因為在前者問題上產生的沖突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可以通過和平妥協方式來加以解決，如增加進口。但是，中國在資源問題上則無法退讓，除非中國甘愿放棄經濟增長目標。那樣的話，中國將不得不與美國的霸權主義做殊死的博弈，這就絕不是中國崛起之爭，而僅僅是為中國的生存而爭。
因此，無論是經濟全球化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國崛起的根本出路都在于中國制造業的全面自主振興。為此，必須以科學求實的態度深入探索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只有實現了工業化和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潛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從而使中國的崛起真正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
來源：鳳凰周刊2006年第1期 總第2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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