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理論預期和現實結果：國家資本變成官僚資本

“私有化”的理論預期和現實結果：國家資本變成官僚資本

劉永佶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比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經濟學家更為關注：當蘇聯和中國的經濟學家還在從“經典著作”中選章摘句，以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已著手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國有企業進行批判分析，并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關于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系統方案，其關鍵就是兩個環節，一是“放開價格”，二是“產權私有”。進而，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改革之機，動用各種輿論工具，并派遣傳銷員，招收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再將之派回，在這些國家的決策層和大學、科研單位緊鑼密鼓地活動。其投資力度之大，絕不亞于用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軍費。

而此時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們，還在為國有企業該不該改革進行辯爭，當然也就拿不出明確系統的改革方案，其中一些急功近利者，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私有化”方案在中國進行傳銷。其理由似乎相當充分：國有企業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必須按經濟規律進行改革，這樣，不僅能夠扭轉其虧損局面，還可以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他們甚至許下宏愿：只要能夠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不僅會富強，而且會很快越過美國。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

由于受到國內的阻力，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中“私有化”方案的實行并不順利，雖然以各種方式削弱了大中型國有企業，并將絕大多數縣級的中小國有企業以出售等形式私有化了，但國有企業的大框架還支撐著。而在蘇聯，由于阻力小，“私有化”的方案得以順利推行，甚至采取了500天“休克療法”。

如果說在“私有化”的前期傳銷活動時，其“理論預期”還不明顯，那么，在蘇聯“休克”并被肢解，中國也按此路數進行了“漸進式改革”以后，其現實結果已經表現出來，我們也就可以更為準確地認識“私有化”的理論預期。從“預期”看結果，從結果看預期，二者的統一，也就能對“私有化”方案有一個全面了解。

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理論依據，是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基本點，一是利己，二是自由競爭。為了利己而自由競爭，從自由競爭而達到利己目的。

然而，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私有化”為標志的傳銷，目的并不是幫助中國建立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大資本財團增殖其資本，開拓市場，低價收購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從而控制全世界經濟及政治、文化。為了這個目的，即其特有術語——“理論預期”，就必須擊破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大資本財團向外擴張的主要經濟障礙。不擇手段地摧毀它，也就為資本的擴張掃清了道路。

按照私有制和市場交易的原則，大資本財團要搞垮作為對手的企業，通行的辦法就是先從價格和技術上擊敗，再兼并、收購它，這在其國內幾百年都是這樣做的，包括對本國的國有企業，也是采取這個辦法。而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國有企業，這些大資本財團則只肯拿出少部分資本來“合資”或“控股”，也就是說，只能參與其中部分企業，對于大部分國有企業，一是沒有那么多的剩余資金購買，二是舍不得將資本投到這些政治、文化上沒有安全保證的國家。于是，以少量的投資，策劃其國內某些勢力對國有企業“私有化”，先是從外圍，即價格、財政、銀行等各方面，給國有企業制造一種不利的環境，進而由傳銷員們向行使國有企業占有權和經營權的那些人灌輸“私有化”能給他們個人帶來的利益，從內部動搖國有企業的框架結構。這一招是夠準、狠的，它瞄準了國有企業內在缺陷中的要害，而一旦行使占有權和經營權的個別人動了化公為私的念頭，就會把心思放在如何侵吞國有資產上，不僅能使國有企業迅速降低效益，而且還可以在沒有充分監督的情況下，以各種方式侵吞國有資產，使國有企業的經營進一步惡化。到此，他們又會通過決策層和經營層的協力，通過控制股票市場及金融等，大量霸占國有資產，從而形成一個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或階層，他們已經踏上了將國家資本“私有化”的路，欲罷不能，其性質和目標，就是官僚資本。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中這些“以權謀私”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為己有，變國家資本為官僚資本，當然是邏輯的必然，而外國的大資本財團，則可以將官僚資本的所有者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和買辦，通過他們，控制其所在國的政治，并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資源，出賣商品，輸出資本。

資本的本性是增殖，是競爭和擴張。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壟斷資本財團，是在向全世界的擴張中發展的，也只有在不斷的擴張中才能生存。從最初的拓展殖民地，到20世紀中后期將大部分落后國家作為其“外圍”，發達國家的“中心”地位始終保持著。對壟斷資本財團來說，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蘇聯、中國等以社會主義名義建立的國有企業，它們不僅那樣怪模怪樣——以私有制的標準評價，確實是怪，而且阻止了資本的擴張和增殖。以“私有化”來消滅這些經濟怪物，是資本擴張和增殖的內在要求，但國有企業“私有化”后，并不是要將它們“化”成自己的競爭對手，而是要把它們改造成自己的幫手和工具。這樣，官僚資本就是最理想的選擇。

官僚資本是工業生產方式下政治集權國家中官僚與資本結合的產物，其特點就是對內實行專制，并以資本維護這種專制；對外則作為大資本財團的代理商。官僚資本主要存在于金融、證券、流通等行業，很少有投資于工業產業的。從東南亞到非洲、南美洲，大多數國家都由官僚資本控制，而這些官僚資本又都是國際資本財團的代理人。這是以前殖民地制度的延續，也可以看成是新的殖民地制度——這些國家雖然在形式上保持了國家的獨立，但實際上仍是“中心”國家的“外圍”。

與這些從原殖民地轉變過來的“外圍”國家不同，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其國有企業，保持了自身的獨立，但又由于歷史的局限，不能不在政治上實行行政集權體制。恰恰是這一點，成為國有企業內在的隱患，也成為國際資本財團利用的工具。

我們看到，由國際資本財團發起的對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攻勢中，雖然也包括對集權體制的攻擊，也有“民主”的音符，但它絕沒有幫助這些國家實行民主制度的目的，就像沒有幫助其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目的一樣。它所期望的，恰是這些國家繼續保持，甚至強化政治上的專制，而且由少數人實行專制，它真心幫助這種專制，并鼓勵掌權的少數人將國家資本變成其私有的資本。這樣形成的官僚資本，就可以為國際資本財團的擴張而代理。

這在對蘇聯的“私有化”攻勢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葉利欽、丘拜斯、蓋達爾、切爾諾梅爾金等人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不僅利用集權體制掌握相當權力，而且以攻擊這個體制獲得“民主”的名聲，進而在美國大資本財團的支持下上臺執政。他們掌握政權后的第一項“改革”，就是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先是像模像樣地將國有資產分為股票，每個公民都平等地分得一份，隨即又大搞通貨膨脹，使公民所持股票價格成千倍地貶值，形同廢紙，再以極低價收購，這一套“鬼畫符”式把戲，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好端端的國有企業系統，就這樣被“私有化”于少數官僚名下。更有甚者，是以破產、拍賣處理等方式，直接將國有企業劃歸政府官員和經理。到1994年，僅三、四年時間，俄羅斯的國有工業企業已有70％被“私有化”，其所有權，一是集中于官員、經理和黑社會頭領之手；二是由外國大資本財團所有，在有經濟效益的石油、通訊等戰略性行業，外國資本已擁有60％的股份。

“私有化”在蘇聯大功告成，資本財團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戰而勝”。

勝利的喜悅促使資本財團的大老板們信心倍增，并給那些在中國從事“私有化”傳銷任務的“著名經濟學家”們下達了進攻令：迅速發展“下線”，加快“改革”步伐!

與蘇聯相比，中國的情況復雜得多。中國的革命，是由下而上，普遍而徹底的，這與俄國革命僅以萬余人的暴動奪取政權相比，不僅沉重，而且深刻；建立政權后的中國共產黨，在其領袖毛澤東的辯證思維指導下，比較清醒地認識到“和平演變”的危險，并在與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論戰的同時，展開了一些預防性運動，雖說這些運動未能消除隱患，卻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股抵制“和平演變”的勢力，而毛澤東那些在當時說的近乎駭人聽聞的警句，又不時提醒現在的中國人注意“和平演變”的危險。

可是，中國又比蘇聯多了一層歷史的傳統，這就是延續兩千多年的集權官僚制和官文化，特別是從19世紀末開始形成并發展到20世紀40年代的官僚資本。在人類的歷史上，不僅集權官僚制和官文化是中國的創造，官僚資本和官僚資本主義也從中國發端。19世紀末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開明”漢人官僚集團，從與外國資本的軍事、政治、經濟交往中，率先意識到固守土地和農業生產方式已不足以維護統治，于是開始了權力的資本化，并投資于工業，企圖以資本來鞏固集權官僚制。這個路線被20世紀前葉的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洋軍閥所繼續，進而在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統治中發揚光大。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革命，實質上是以社會主義所號召并組織的農民與官僚資本統治的斗爭。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只是這場斗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官僚資本在大陸上被暫時消除(其資本被沒收成為國有企業原始積累的一部分)，但官僚資本主義及官文化又隨不得不保留的行政官僚體制而傳統下來，對新政權中的各級官員不時進行侵蝕，而那些本來就沒有對社會主義明確認識，只圖個人功利而參與革命隊伍的人，極容易在執掌權力的時候接受官文化，進而利用可能之機以權謀私。而民主法制不健全，又是中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的大缺陷，毛澤東所慣用的“群眾運動”方式，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從而使這些人在運動過后條件適宜的情況下，又表現出以權謀私和作威作福。正是這些人，成為“私有化”傳銷的信從者，進而為將國家資本變成官僚資本提供了社會基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近20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中國表現為各種思潮和勢力和尖銳斗爭。“私有化”的進程之所以受阻，與社會主義勢力的存在和作用直接相關；而按社會主義原則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也受到“私有化”的傳銷及企圖變國家資本為官僚資本的勢力的干擾、破壞。這兩種勢力的對立依然存在著，社會主義者有必要清楚地揭示“私有化”論的目的，并從蘇聯及中國的現實結果中警示其危險性。

——摘自《民權國有》2002年10月第1版，第2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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