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化是美國對華戰略實質

美國對華戰略實質是促進中國內部殖民化

    

………………………………………………………………………………………………………
    編者按：鳳凰周刊發表的這篇文章，主標題是：全球化與美國對華戰略；副標題是：美國對華戰略實質就是促進其軍事威懾下的中國的內部殖民化，為了簡少文字，我們改用了現在這個題目。
    此文對于蘇聯解體后世界格局的演變，對于美國在新的格局中角色的強化，對于美中關系，特別是美中經濟關系的發展變化等方面，都做了比較深刻的分析，有許多獨到的見解。盡管文章中的一些話語和觀點本刊是不贊同的，但為了深入研究和探討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堅持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本著“兼聽則明”的思路，我們特向讀者推薦這篇文章。
………………………………………………………………………………………………………
    美國自二戰后一直致力于構建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冷戰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轉軌加速了這一全球體系的發展進程。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了美蘇兩極的戰略均勢，國際體系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確立了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全面優勢，美國支配下的單極世界開始形成。地處遠東的東亞大國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被美國視為對其未來世界領導地位和在東亞地緣戰略利益的挑戰，美國從外交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出發，對尚未納入其主導下的遠東國際秩序的新興強國必然要加以遏制。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對中國的軍事侵擾和戰略包圍步步升級，中國的發展環境和國家安全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與“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19世紀末，美國經濟開始崛起，當其向海外市場擴張以解決工業品過剩和原料不足時，面對的是已被瓜分殆盡的世界殖民地，美國認識到，與其建立代價高昂的殖民地統治，不如通過促進自由貿易和間接控制關鍵性的市場來謀求殖民利益。與此同時，海權學說的興起為美國向全世界擴張地緣政治利益提供了依據和動力。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通過發動美西戰爭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躋身于列強的行列。二戰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歐洲的勢力均衡，一貫依靠保持歐洲大陸勢力均衡而維持獨尊地位的英國，在德國的猛烈打擊下幾乎難以支持，美國于是走出孤立主義，積極謀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權和解決戰后重大問題的主導權，并乘機挖英國的墻腳，排擠英國在世界范圍的殖民利益，變“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二戰樹立了美國的世界霸權及蘇聯在歐亞大陸的支配性力量優勢，由于歐亞大陸歷來是世界地緣政治斗爭的焦點，歐洲權力的失衡以及蘇聯在近東的勢力擴張，促使美國對蘇聯采取全面“遏制”的戰略，冷戰從此開始。在二戰后長達四十余年的冷戰中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確立了戰后國際關系的兩極格局。二戰使美國的力量空前強大，為美國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一新秩序的基礎就是能夠帶來世界經濟繁榮的所謂“全球自由經濟體制”，其核心內容是各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從事國際貿易和投資，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體系，而這一體系必須通過建立新的國際權力結構來加以保障。因此，二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是在對蘇聯進行全面遏制的同時，精心構建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這取決于兩個相互關聯的條件：（1）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興；（2）美國始終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通過廣泛的安全承諾穩定資本主義內部的經濟政治秩序和相應的國際關系。
    為此，美國一方面推動成立了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如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促進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向西歐和日本單方面開放市場和提供巨額援助，推動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興。美國認為，一旦資本主義的西歐和日本的經濟重新繁榮，就不會倒退回統制經濟或像戰前那種封閉的經濟和經濟集團（如實行“帝國特惠制”的英聯邦）；而這些資本主義經濟強國的消費需求以及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將會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
    戰后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興必然引起國際體系中權力分布的變化。從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具有很強經濟潛力的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勢必打破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對鄰國的安全和國際秩序的穩定構成威脅。這一前景顯然有悖于美國關于戰后世界秩序的總體構想。冷戰的現實政治是，二戰后蘇聯在歐亞大陸顯著的地緣政治優勢造成了歐洲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戰后初期蘇美在東歐和近東的沖突幾乎釀成世界大戰，蘇聯于1949年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戰略縱深狹小的西歐國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因而極度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由于歐洲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所在，歐洲的穩定直接關系到美國建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成敗，美國遂以遏制蘇聯擴張為由與西歐締結軍事同盟，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性加強了西方世界的團結，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確立了它在聯盟內的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美國在西歐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對最具有工業和軍事潛力的德國構成了有效遏制；同時，鑒于德國必將在戰后歐洲經濟復興以及為西方世界提供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資源方面起到關鍵性作用，美國又支持西歐國家推進以法德為軸心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把德國納入到了一體化的框架之內，由此穩定了歐洲資本主義內部的國際關系。

                       幫助日本和發展信息技術的戰略意義

    在遠東，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進一步加強了日本對美國的軍事依賴，但美國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關系并不單單是為了“打退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而是有著更深遠的戰略意圖。在美國的戰略家們看來，日本與其戰敗前的殖民統治地區（如韓國、臺灣和東南亞）恰好構成國際分工上的“核心”與“外圍”，日本良好的產業基礎使其具備迅速復興的條件，當日本成為“亞洲的制造工廠”，實現技術升級后，必然會將低技術和低工資的產業向周邊的亞洲國家轉移，通過技術和資本的輸出，推動東亞經濟的增長，而亞洲經濟的繁榮將大大拓展美國全球資本主義的疆界。但是，為了消除東亞地區對日本經濟勢力和軍國主義的擔心，并防止日本經濟崛起后重建以日本為核心的排外性的經濟圈，美國必須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保持對日本的海空力量優勢，控制對日本生死攸關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運輸線，從而掌握對日本軍事和工業領域所需基本物資的“否決權”。這樣，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軍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證日本政治上的順從，另一方面又消除了東亞國家在安全上對日本的疑慮，因而放心大膽地接受日本的技術和投資。因此，幫助日本經濟復興既抵御了“共產主義的擴張”，又通過日本擴大了東亞資本主義的陣地。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后，蘇聯發憤圖強，大力加強軍備，迅速取得了與美國的戰略均勢，并于70年代初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對美國發起挑戰。在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面前，美國處于全面的戰略守勢。70年代初，西歐（組成區域性經濟集團）和日本經濟崛起，與美國經濟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也組成了多個經濟政治集團，反對霸權主義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因素造成美國相對權力的急劇下降，使“全球自由經濟體制”面臨嚴重挑戰，在重重內外危機中上臺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對美國霸權的衰落，談論世界多極化的可能。
    1981年共和黨的里根上臺后，發起了與蘇聯爭奪軍事戰略優勢的“戰略防御計劃”。急劇增長的軍備需求刺激了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誕生。美國成熟的市場體制便利了軍事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化，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又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企業管理革命，美國的經濟競爭力開始恢復，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后，兩極格局迅速演變為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發展“全球自由經濟體制”不再有任何障礙，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施加了巨大壓力，逼迫發展中國家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發達國家之間也擴大了產業間相互投資并購的規模，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國在信息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擴大了的世界市場，使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競爭中處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時，贏得冷戰和經濟成功加強了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因此，經濟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美歐日戰略同盟牢不可破的深層原因

    但盡管美國的絕對力量繼續上升，相對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這又影響到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布。雅爾塔體制下壓抑的各種矛盾在冷戰后相繼爆發，民族主義和宗教勢力蓬勃興起，熱點地區不斷閃現，世界局勢動蕩不定，特別是中亞和中東這類地緣政治敏感地帶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穩定，既威脅到國際秩序的穩定，也會促使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加強軍備，發展強大的海外投送力量來維護經濟和軍事安全。這勢必將構成對美國權力的挑戰。美國從利用冷戰建立其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以穩定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秩序的成功經驗中得出結論：美國在冷戰后必須繼續保持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通過保護盟國的安全，消滅它們自我武裝的企圖。一個沒有相稱的軍事力量支持的經濟大國，就不具備左右世界局勢的能力，從而構不成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一“極”。
    從這一戰略邏輯出發，美國在冷戰后繼續保持了龐大的國防開支，并以“人道主義干涉”和反國際恐怖主義為由，在中東和巴爾干等地頻頻發起軍事干預，甚至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美國軍事干預的對象是有選擇的，動機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進美國的地緣戰略利益，輸出美國的價值觀，以加強對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控制。
    歐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國的霸權之下，但其獨立干預世界事務的政治能力和軍事能力卻十分低下。事實上，在保持各自周邊地區的穩定以及抵消俄國和中國的核威懾上，歐盟和日本對美國依然存在著嚴重依賴；而且，在共同壓制發展中國家挑戰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與美國的利益高度一致。不僅如此，歐盟、日本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雙方在經濟上的高度依存更遠遠超過各自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這就是說，對歐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國主導和控制的全球體系內，選擇充當美國的親密盟國可以分享到國際安全以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尋求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和霸權秩序，不僅在相當時期內是得不償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盡管美歐日在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十分激烈，并在如何對付恐怖主義和地區沖突等國際安全問題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歐日仍然是美國真正的戰略伙伴，是美國在地緣戰略上控制世界的兩大支柱。這種同盟關系具有牢固的基礎，在相當時期內，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難以在政治和戰略上對之進行分化。當然，如果美國改變與盟國間的多邊協商機制，而實行強加于人的“單邊”政策，美國與其盟國的關系會出現裂隙，但這遠不足以動搖其戰略合作的基礎。由此可見，西方資本主義正處于空前的優勢地位，美國冷戰后的戰略重點，就是對付尚未納入到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國。

                               美國對華戰略透析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通過保持絕對的軍事優勢，在外交上鞏固和擴大美國支配下的同盟關系或伙伴關系，以確保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和霸權秩序不受挑戰；同時，美國利用自身的經濟技術優勢，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以此影響、干預甚至控制一國的內政走向。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的基點是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通過全球化促進中國經濟政治的轉型，其目的是使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進程不可逆轉。
    經濟全球化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國家對發達國家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擴大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裂痕。這種經濟依賴往往迫使“轉型”國家竭盡全力與發達國家建立良好的政治關系，以實現短期的國內經濟和政治目標，而不愿或無力顧及權力失衡對國家戰略利益的損害，全球化中的國際關系因而出現了以往不曾有過的格局：中俄爭相與頭號強國美國改善關系，而不是聯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國干預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為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實質提供了最好的注腳。這種有名無實的戰略伙伴關系，以及雙方在地緣政治上長遠的利益沖突，便利了美國對中俄實行分化瓦解。
    美日同盟是美國維持遠東力量平衡的基礎，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增長前景正在使遠東地區的力量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因此視中國為頭號戰略對手。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國開始重新部署和調整在全球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加強了從東北亞到中東的軍事集結和前沿部署，以大幅度提高力量投送和軍事打擊的效能。為此，美國以中國增加軍備、朝鮮核危機和全球恐怖主義威脅為由，進一步加強了與日本的軍事安全同盟，甚至有意要把日本改造成為“遠東的英國”。
    臺灣問題涉及中國重大的國家利益，是中美利益沖突的焦點。美國對臺政策與臺獨勢力的發展相互呼應，那就是在保持海峽兩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勵臺灣漸進走向獨立。美國當前維持兩岸力量平衡的基礎是承諾協助臺灣防衛，并向臺灣源源不斷地提供先進武器。迄今，美國在售臺武器的數量、質量和金額上早已突破了“8•17公報”的原則規定，而且近年來美國所提供的軍事裝備包括了進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開戰，戰爭將不限于臺灣海峽戰區，以此恐嚇一直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中國政府，也就是說，使中國“認識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目前由于中東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并在朝核問題上需要利用中國，因而表面上對急進“臺獨”有所抑制，但美臺軍事關系正迅速加強。不僅如此，美國和日本于2005年2月首次通過聯合聲明把臺灣納入了“共同戰略目標”。
    “9•11”事件給美國勢力進入被中俄視作后院的中亞地區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美國以阿富汗戰爭為契機，通過資金技術援助和“反恐”軍事合作，正逐步把中亞諸國拉入美國的懷抱，這對中國在中亞的經濟利益和能源安全構成了嚴峻挑戰。隨后，美國通過與東盟在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鞏固了與東盟主要成員國（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的戰略伙伴關系，擴大了雙方在區域內外軍事合作的領域。印度的核武裝化以及俄國對印度軍事現代化的強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為一個地區強國，印度巧妙地利用美國遏制中國的心理，通過積極支持美國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大大改善了與美國的關系，美國出于遏制中國的需要，近年來不斷加強與印度的軍事合作。因此，自“9•11”事件以來，在中美關系有所緩和的表象之下，中國除了北部地區之外，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明顯惡化。

                  中國沿著依附式發展路徑加入經濟全球化成為定勢

    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末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毫無疑問，實行開放政策，加入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必經之途。但是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必然受制于冷戰以來所形成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作為不受美國控制且奉行不同意識形態的大國，中國不可能得到美國在冷戰中對其盟國那樣的經濟扶持，特別是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決不可能容忍再出現日本和歐共體那樣強大的經濟對手。在這樣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國如果依靠從外部獲得資本和技術，只有推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大幅度開放本國市場，這就必然會危及國內產業的生存和發展，使得追求“趕超式”發展的國家產業政策難以有效實施。這是開放的風險所在。因此，如何在有限開放的情況下通過技術自立實現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是中國確定發展戰略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急功近利的“發展主義”思想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盲目建設，從而把經濟發展戰略建立在片面的“比較優勢”原則的基礎上。中國自1992年以來積極實施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卻未能通過國內市場的大量出讓換來國外的先進技術，相反，還使國內產業遭受到了嚴重沖擊，經濟增長不得不日益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隨著中國產業對國外技術依賴的不斷加深和消費主義的彌漫，在國內產生了要求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官僚機構因無力振興民族工業而產生的失敗主義情緒與自由經濟學家和統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雙贏”幻覺交織在一起，造成了文化買辦主義的空前泛濫。中國沿著依附式發展路徑加入經濟全球化遂成定勢。
    興起于90年代初的經濟全球化迫使中國加入了發展中國家相互爭奪跨國公司投資的行列，與國際慣例接軌于是成為中國不可替代的政策選擇。中國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自由經濟體制的熱衷，使中國聯合發展中國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辭流于空談，從而在客觀上有利于美國推進全球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并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分化發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機。中國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判斷和對經濟全球化的樂觀情緒，則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對和平發展的熱望，長期以來以“反霸”為宗旨的中國外交政策由此發生了悄然而深刻的變化。
    90年代末，中國出于必須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緩解社會危機和借助外力來倒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雙重政治考慮和緊迫感，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進程驟然加快。中國在談判中讓步之大和迫不及待，刺激了對方向中國漫天要價。由于“利用美國經濟的優勢并擴大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政策是影響國際政治的決定性措施”，美國利用中國入世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通過中國全面的市場開放，將中國經濟完全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從而控制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全面推進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
    為此，美國利用中國入世談判之機，積極推動中國建立以所謂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制，迫使中國承諾實行激進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不再堅持外資企業對華技術轉讓要求，放棄對國有大企業的特別保護，并在3-5年內開放金融、分銷和電信等關鍵產業，以便把中國的產業完全置于“全球平等競爭條件”之下，為美國的跨國公司開辟全球資本主義的“新邊疆”。毫無疑問，中國按照此條件加入全球化，必然進一步加深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技術和投資的依賴。

                  美國的另一個苦心經營：在中國培養政治文化買辦

    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通過建立全球市場、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購系統，已經在世界產業競爭中處于寡頭壟斷地位，美國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尤其明顯。而中國迄今尚無一家大企業躋身于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的行列，盡管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的國有大企業在政府的扶持下實力上升較快，但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差距依然在拉大。中國承諾的入世條件將導致國內市場的競爭完全國際化，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后的中國產業被西方跨國公司淘汰出局，因而不得不全面置于國際分工的底層，中國的工業化將發生根本逆轉。
    為確保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美國在本國政府和世界貿易組織內部專門設立了特別針對中國的年度審查機構，這在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智囊機構外交關系協會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政策咨詢報告，建議把確保順利實現“中國內部關系以及中國與國際經濟社會關系的成功轉變”作為美國政策的優先目標，以促使中國主動履行入世承諾。其主要對策是：首先，通過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種渠道，與中國的官員和利益階層（如大學以及與中央部委有關聯的智囊機構）緊密合作，教育并培訓將直接履行世貿規則的省級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加強中國改革的步伐和方向”。其次，安排人員訪美等教育和培訓計劃，培訓贊成履行世貿承諾的中國人，由他們再培訓其他人，在中國人中培養“遵守規則的文化”。第三，將敦促中國履行世貿承諾的要求多邊化，使它看起來并不是美國一家對中國的要求，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共同要求。很顯然，前兩條對策的核心是在中國培養政治文化買辦，使他們成為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第三條對策則恰恰是當前某些中國人言必稱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翻版。
    在這份報告中，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安全問題以及社會經濟問題與（中國）執行世貿協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國保持不間斷的關注，并保持迄今尚未達成的負有責任的政府機構間的協作。政策以及有關這些政策的討論，必須適應正在變化的環境”。這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應把對華軍事和政治戰略加以統合。事實上，美國利用全球反恐戰爭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軍事遏制和戰略包圍的態勢。在美國借阿富汗戰爭進入中亞之際，美國《財富》雜志列出了中國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為能源和石化類事關中國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這些產業也正是西方跨國公司出巨資加以整合的對象。
    但是，美國深知，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決不會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國際分工，并接受相關的國際政治秩序。因此，美國除了在中國的精英階層中培養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攻心戰。一方面，美國通過“媒體帝國主義”手段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進行了持續的妖魔化宣傳；另一方面，利用中國入世，宣揚民族工業和國家主權過時等新殖民主義理論，企圖使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感成為無根的浮萍。
    由上可見，美國對華戰略由相互配合的三個有機部分組成：保持并不斷增強對華軍事和地緣戰略優勢；通過全球化從內部控制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國民族主義，瓦解中國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促進美國軍事威懾下的中國的內部殖民化。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永遠消滅具有悠久輝煌的歷史和無窮潛力的中國挑戰美國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環球視野》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