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與中國革命轉變問題
——評杜述姚文《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
奚兆永
革命轉變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
這里所謂的革命轉變問題，是指兩種不同性質革命之間的轉換問題，具體地說，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換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有明確的論述。掌握他們的這些論述，對于解決我國革命進程中的革命轉變問題至關重要。過去由于受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在大革命時就吃了大虧。時至今日，許多人對馬恩和列寧的這些論述依然若明若暗、不甚了了，還批評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
最近，《炎黃春秋》在今年第二期上發表了姚監復根據杜潤生談話整理的《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一文（以下簡稱“杜述姚文”）就是一篇討論革命轉變問題的文章，文章批評毛澤東建國后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于搞社會主義，是一個錯誤。讀了該文，感到所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特別是與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的革命實踐，都相去甚遠，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也歪曲了中國的革命實踐以及作為二者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很有進行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必要。
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
。
早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
“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著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這里說的“最近目的和利益”就是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運動的未來”就是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于工人階級也是有利的，因為不進行民主革命也就不可能進行共產主義革命。
與此同時，《宣言》還指出：
“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這里說的“推翻反動階級”，指的是推翻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顯然是指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說，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不應該同時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但是，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后，則應該“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即著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提出了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的思想。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歐洲從1848年3月起開始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這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文中提出更加激進的目標：“這種社會主義（指‘革命的社會主義’，以區別于‘空論的社會主義’——引者）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經濟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頁）在這里，馬克思明確地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思想，還提出了要經過實行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過渡階段才能消滅階級的思想。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轉變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187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社會改良主義者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三人在蘇黎世《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上發表了一篇用三顆星花（即* * *）署名的文章《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其中大談取消階級斗爭，否定不斷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讀后非常生氣，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寫了一封通告信，對“蘇黎世三人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蘇黎世三人團認為，“只要取消階級斗爭，那么無論是資產階級或是‘一切獨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無產階級攜手并進了’！”而馬恩則指出，“但是上當的是誰呢？只能是無產者。”蘇黎世三人團說，“我們并不想‘放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來達到某些最近的目標，達到那些在開始考慮實現長遠的追求以前無論如何必須達到的目標那么我們的工作就夠做許多年了。”對此，馬恩挖苦地說：
“這樣，‘現在被我們的長遠的要求嚇跑了的……’資產者、小資產者和果然，就會 大批地來投靠我們。
“綱領不是要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限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其實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為了死后遺留給兒孫們。眼前應將‘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補補綴綴，為的是讓人們看起來還在作一點什么事情，而同時又不致嚇跑資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682頁）
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蘇黎世三人團否定階級斗爭和不斷革命的“理論”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批判。
列寧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革命要分階段進行和必須不斷革命的思想，并且把它們用之于俄國的革命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他《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知道兩種策略》中指出：
“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著想，資產階級革命是絕對必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堅決，愈徹底，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而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愈有保證。”（《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我們不能跳出俄國國民黨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但是我沒弄個大大擴展這個范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范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斗爭，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斗。”（同上，第358頁）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能跨過民主革命的階段，完成民主革命對于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來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階段；同時，要掌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不僅為無產階級的當前需要，而且要為爭取條件積蓄力量以便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而奮斗。
1917年二月革命后，政權落入資產階級之手，同時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一個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另一個是處于萌芽狀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穿了軍裝的農民）的工兵代表蘇維埃。1917年4月16日，列寧在經過長期流亡生活后回到俄國，并且很快提出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即著名的《四月提綱》。提綱說：“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頁）而在其后舉行的布爾什維克第七此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上，列寧有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明確地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提出這個口號實際上就是把社會主義革命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其實也就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以及他自己在《兩種策略》中論述過的革命轉變論付之于革命實踐。正是在列寧思想的指導下，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十月革命的勝利卻遇到了已經背叛無產階級的考茨基的攻擊。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對考茨基的攻擊進行了還擊。他指出：“企圖在兩個革命中間筑起一道人為的萬里長城，企圖不用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聯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東西來分割這兩個革命，就是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冒充博學，借口資產階級比中世紀制度進步，暗中為資產階級進行反動的辯護，以反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7-658頁）列寧駁斥“萬里長城論”既是對考茨基謬論的嚴厲批判，也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轉變論”的積極繼承和有力捍衛。
二、大革命的失敗反證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轉變論的正確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但是中國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從客觀上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是外國人，他們的著作都是用外文寫而不是用中文寫的，除了極少數懂外文的以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需要經過翻譯成中譯本才有學習的可能，而在人民還沒有當家作主的情況下，反動派還阻撓這些書籍的翻譯出版，要組織大規模的翻譯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們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還很難接觸到更多的馬列著作。這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尤其突出。而從主觀上來說，由于閱讀者受到既有的政治立場、生活經歷和知識程度等等的限制，其理解也會受到很大影響。
大革命的失敗就與此有關。當時，《共產黨宣言》雖然早已譯成中文出版，但是，由于印數有限，真正能夠讀到該書的人其實并不多。至于馬克思的《1848年-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在大革命時都還沒有中譯本。據了解，馬克思的《1848年-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是柯柏年在抗戰開始后到了延安才翻譯的；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翻譯成中文的時間要早得多，但也是到1929年6才有上海華興書局出版的以《兩個策略》為書名的第一個中譯本；至于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也是直到1929年8月才有上海華興書局出版的以《革命和考茨基》為書名的第一個中譯本。顯然，在大革命時期，人們是無法讀到這些馬列著作的。
由于讀不到這些馬列著作，因此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革命轉變的理論當然也就不了解，得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導，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指導的失誤。具體來說，當時出現了兩種錯誤的論調：
一種錯誤是“畢其功于一役論”。此一論調根源于孫中山。孫在1905年寫的《<民報>發刊詞》中說，“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我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于已然之末軌者終無成耶！夫歐美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后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現最先，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頁）這是孫中山思想中的民粹主義成分。我們知道，孫中山的民粹主義思想早在1896-1897年流亡英倫期間即已初步形成。在倫敦，他結識了一些也是流亡國外的俄國民粹派革命家。他曾和俄國民粹派刊物《俄國財富》的記者等人談話，并將《倫敦被難記》交其譯成俄文在該刊1897年第12期上發表。后來他在《建國方略》中回憶說，“倫敦脫險后，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2頁）孫中山說的“民生主義”也就s它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他想避開資本主義，“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主張兩大革命“畢其功于一役”，顯然是受俄國民粹派的影響，是不正確的。但是，由于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民粹思想有其社會基礎，加以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的思想也還有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許多馬列著作還沒有翻譯出版，人們還不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在革命隊伍中有人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也就不奇怪了。
另一種錯誤是“二次革命論”。此論的主張者為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陳獨秀。他在1923年4月25日所寫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國民黨資產階級》一文中說，“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一個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頁）而在同年12月1日寫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里，他還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也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力量。”“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若彼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同上，第236、238頁）既然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還不是一個獨立的革命力量，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那無產階級要搞社會主義當然還要進行“二次革命”。這就是所謂“二次革命論”。現在有人根據當時共產國際的一些指示，認為大革命的失敗應該由共產國際、聯共（布）黨和斯大林負責，而不應該把“二次革命論”的帽子戴到陳獨秀的頭上。我認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盡管與共產國際等的錯誤指導有關，他們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革命畢竟是中國的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導人當然不能說沒有責任。如果說大規模的失敗是共產國際錯誤指導造成的，那豈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只不過是過程國家的傀儡？作為總書記的陳獨秀很有一些家長制的作風，對于大革命，他說了那么多的話，寫了那么多的文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能夠說失敗了他沒有責任？事實上，陳獨秀在《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一文里就說到，“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絕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余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變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但是，陳獨秀沒有認清蔣介石的真面目，而有人就認識到了。陳獨秀說，“當時就有一位同志批判蔣介石是一個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于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著革命路上走；惟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力超于黨之上，離離開黨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蔣介石之終身的刻骨批評！”（同上，第300頁）當然，問題還不僅是對蔣介石認識不清楚，重要的還是在理論上失誤，即主張“二次革命論”，而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辦事。
不過，對于上述關于革命轉變問題的錯誤認識，我們也不應該過多地追究個人的責任，問題在于，當時有關論述革命轉變問題的一些重要的馬列著作還沒有在中國翻譯出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還無緣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革命轉變問題的一些重要論述。直到1932年4月，紅軍打漳州時，才在漳州中學得到了一批馬列著作的中譯本，其中就包括《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兩書。毛澤東得了這些書如獲至寶，反復讀了許多遍，在長征途中和到延安以后還反復地、專心致志地讀了好多遍。他還把這兩本書寄給彭德懷，并在《兩個策略》一書上用鉛筆寫了如下的話（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96年版，地2-24頁）可見，毛澤東是多么重視馬列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對于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是何等之大。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的正確。
三、新民主主義論：馬克思主義革命轉變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產物
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一大貢獻。但是，任何一種理論觀點的提出都離不開前人所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都離不開社會的實踐。如果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革命轉變問題上所做的論述，沒有第一次國內戰爭何地二次國內戰爭的革命實踐，毛澤東也是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我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和在第二部分所介紹的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實際上都構成了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主要的思想來源和實踐來源。只要我們認真地讀一讀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論的有關著作，這一點就不難看出來。
新民主主義是相對舊民主主義而言的，它究竟新在哪里呢？
毛澤東說，“現時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過每一結果是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是這樣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
這是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所作的概括。他告訴我們，新民主主義不同于舊民主主義的新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⒈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⒉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
⒊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還要“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而其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它的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這就是毛澤東早69年前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著作，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特別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得出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觀點。
后來，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1945年 月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以及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等著作中都重申了并且進一步發揮了這些基本觀點。
但是，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新”在何處似乎還存在很大的誤解。杜述姚文也是其中之一。
杜述姚文說，“實質上，特別是在經濟制度上，新民主主義社會仍然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仍然是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大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方面，毛澤東早在1945年的‘七大’也作過精辟的論述。這些在近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再一次向前世界公布了。”
其實，毛澤東根本就沒有說過“新民主主義社會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更沒有說過“仍然是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大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是這樣說的：“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即便是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頁）這兩種說法顯然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他在“七大”報告里對發展資本主義的肯定，那也說得很清楚。他說他“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里已經講過了）。我們甚至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展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無條件的。這個社會的特點，是一方面要使中小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又要使社會主義經濟有所發展。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一般綱領”里，這個問題說得非常明確：“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頁）怎么可以把這樣的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呢？如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話，它又怎么能過成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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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駁所謂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放棄“新民主主義”之說
本來，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這個思想在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之初就是非常明確的。1949年10月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標志，照理它既是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之日，同時也就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之時。當時之所以某醫學部這種轉變，一是因為人們對此還缺乏精神準備，也是由于當時還有一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尚未完成，比如一些地方（如西藏等地）還沒有解放，殘余的反革命分子還沒有肅清，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未進行，1950年朝鮮又爆發了戰爭，我國要負擔起抗美援朝的國際義務，等等。只是到了1952年，這些未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務基本完成，具備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毛澤東才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杜述姚文說，“建國以后，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結論，拋開了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急于發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直接過渡……。”
在他們看來，提出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就是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這是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一個誤解。上面我們已經引用了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說明新民主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這里我們再引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一些論述來做進一步的說明。比如劉少奇說，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其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東歐各國過渡了三年，因為資產階級有暴動的陰謀，如果沒有這一點，可能不止三年，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劉少奇言論集》，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編印，第187-188頁）他在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里有一段話也很能說明問題,他說:“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希望永遠保持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他們說:有了共同綱領就夠了,何必還要憲法呢?最近幾年,我們還常常聽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維持現狀的思想。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面互相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我在前面說過,此路不通。所以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接著,他引述了憲法草案序言中有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并說:“從１９５３年起,我國已經按照社會主義的目標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我們完全有必要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制定一個像現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這樣的憲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肯定下來。”（《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頁）
杜述姚文說毛澤東 “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結論”，卻沒有提供任何論據，這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的。
實際上，毛澤東根據列寧《兩個策略》的論述是堅決反對“萬里長城論”的。他在《中國國民和中國共產黨》中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頁）而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它更明確地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同上，第685頁）
至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黨中央確實有過設想，但與杜述姚文所言很不一樣。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研究革命勝利后的一些重大問題，并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劉少奇在13日的會議上，著重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作了發言，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并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
對于劉少奇的這一發言，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給予了高度評價：“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傳。……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他還說，“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
受毛澤東的重托，劉少奇繼續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他在1948年12月25日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上作關于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時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我們力求發展的方向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中，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漸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及世界社會主義的包圍，爭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和平地消滅資產階級是可能的。”（《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劉的這些觀點后來在1949年2月8日寫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問題》中又十分明確地再次講到。他指出，“勝利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主要的階級斗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前途目的而斗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為了資本主義的前途與目的而斗爭，此種斗爭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為它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共產黨宣言最后一頁，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階級要立即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列寧兩個策略也說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在進行革命時，一刻鐘也不要忘記是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綱亦然）。”這些話寫于七屆二中全會前夜，在全會上為毛澤東和與會者所贊成，成為七屆二中全會的共同的觀點。杜述姚文所言毛澤東曾經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之說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這里要對杜述姚文指責毛澤東“拋開了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的指責作出回應。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讀一讀周恩來在第一屆政協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關于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的報告。他說:“總綱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以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個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就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籌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周恩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新華月報》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５頁）
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共同綱領》第四章《經濟政策》里規定:“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還規定:“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并給以優待。”對私營經濟,則增加了限制詞，規定“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同時規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開國文獻》．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Ｐ２８１-２８２）所有這些，都是根據七屆二字全會精神作出的規定，具有明顯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性質。實際上，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實際上也就是過渡時期的經濟。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并不是什么“拋開”《共同綱領》。據我所知，當時關于用憲法取代共同綱領的意見是斯大林提出來的，是斯大林出于善意的一個建議。因為憲法是由經過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這樣用基本大法的形式把革命的勝利成果固定下來，更加正規，可以避免敵人鉆空子。以下是當時斯大林與劉少奇的談話：
“在一次會談中，斯大林提到憲法問題，他建議：現在可用共同綱領，但應準備憲法。
“劉少奇問：這是否是指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
“斯大林詳盡地闡明了這個問題，他說：不是，我說的是現階段的憲法。敵人可用兩種說法向工農群眾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沒有進行選舉，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二是說國家沒有憲法。政協不是選舉產生的，人家可以說你們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綱領不是全民代表通過的，而是由一黨提出，其他黨派予以同意的東西。你們應當從敵人手中拿掉這個武器。
“我同意你們的意見，把共同綱領變成國家的基本大法。憲法內容應是：第一、全民選舉；第二、承認企業主、富農的私有財產；第三、承認外國在中國企業的租讓權。我想，你們1954年可以進行選舉與通過憲法。”（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409頁）
杜述姚文關于毛澤東拋開《共同綱領》的指責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上，前后態度發生變化的其實并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
我們知道，在黨的領導人中，劉少奇學習馬列著作是比較勤奮的，他對馬列著作也是比較熟悉的。前面曾經經講到，在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過程中，劉少奇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他在分析新民主主義經濟時，指出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指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指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并且提出了過渡時期的時間是十年到十五年；而在關于革命轉變問題方面，他提到了《共產黨宣言》“最后一頁”的“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階級要立即為社會主義而斗爭”，也提到了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四月提綱》。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曾經給予高度評價，并且提出“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實際上，后來的七屆二中全會差不多也都采納了劉少奇提出的這些觀點。
但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以后，劉少奇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49年4月10日到5 月7日，他到天津視察工作，發現一些干部和工人有“左”的思想，希圖立即消滅資本主義，這當然是不對的，應該糾正的。但是，他對他自己過去多次講過并且得到毛澤東和七屆二中全會所同意的一些觀點似乎也產生了懷疑動搖，乃至出現了完全相反的看法。1949年5月6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在談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時說：“國外矛盾即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現在還是主要的，……。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后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在這里，他雖然還承認“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是，他強調的卻是，“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拖十幾年”然后才可“搞社會主義”。同年6月4 日，他在各民主黨派人士及北京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會議上的報告。在這個報告里，他談到天津資本家問他“社會主義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現在還不可能具體地講。”（《劉少奇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頁）這里的問題不在于時間的長短，而在于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是過渡時期經濟”的觀點，把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與目的的斗爭的時間一下子從民主革命勝利后改為“拖十幾年”乃至“幾十年以后”。這一觀點不僅與他自己在1948年9月以后多次闡述的觀點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闡述并且得到全會通過的觀點相違背，也是與他所指出的馬恩在《共產黨宣言》、列寧在《兩個策略》和《四月`提綱》中的觀點相違背的。
接著，劉少奇在1949年7月訪蘇期間給斯大林寫的一份書面報告里，寫了這樣一段話：“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后，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便立即成為主要斗爭。’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這一段話也是直接違背他自己和毛澤東過去多次闡述的觀點以及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的這一觀點，甚至和他在1949年6月為訪蘇代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提綱的觀點也是截然相反的。在這份提綱里，劉少奇寫道，“由上述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部，是存在這個矛盾和斗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這是在消滅了帝國主義勢力及封建勢力以后，新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和斗爭，將要決定中國將來的發展前途到底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抑或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這種過渡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中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劉少奇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你版，第401頁）表面上看，這似乎說明觀點的改變是在蘇聯發生的，但是，從上面提到的劉少奇關于把民主革命勝利后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目的而斗爭改變為“幾十年后”再搞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他關于主要矛盾的觀點在國內就已經改變了。提綱的觀點之所以與過去的觀點沒有變化，可能是因為提綱是為中央寫的，不便于違背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之故。但是，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也是代表中央的，怎么可以發表與中央全會精神相違背的觀點呢？毛澤東是否知道書面報告的這個觀點呢？看來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弄清楚的問題。
由于劉少奇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觀點沒有受到斯大林的反對，使他得到很大鼓舞，因此回國后，他又提出了反對在農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觀點，并且提出了“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口號，以致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當然，在毛澤東批評之后，劉少奇還是改變了自己的觀點，重新采取了和毛澤東相一致的觀點。對此，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有詳細的論述；筆者在上篇文章里也曾援引劉少奇在1954年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有關“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論述和對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批評來加以證明，這里就不贅述了。
應該說，劉少奇關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雖然后來經過毛澤東的批評被他自己糾正了，但是，其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這是因為，在革命轉變時期，人們的思想由于慣性的作用往往不能跟上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的變化。明明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勝利了，三大敵人已經被推翻了，革命的性質已經轉變了，但是在一些人的頭腦里，革命的對象依舊是三大敵人，革命的任務依舊是搞新民主主義，而劉少奇的觀點也就很容易為這些人所接受。這乃是劉少奇關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得以在一部分干部和群眾中廣為流傳，而對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反而感到突然、反而不易接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于這個問題，我在《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論的重要動因>一文質疑》（載《長白學刊》2003年第4期）和《再論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關系問題——答邢和明同志》（載《長白學刊》2005年第1期）兩文里都作了詳細的論證，現在寫的是有關這個問題的第三篇文章。但是，持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論觀點的還是大有人在，除本文批駁的杜述姚文外，今天（3月17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登載的鐘沛璋寫的一篇文章（題名為《馬克思主義的兩座里程碑——從新民主主義到中國熱色社會主義》所持的竟也是這種觀點。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我們應該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通過深入的研究，得出經得起檢驗的結論，而不應該從某種主觀愿望出發，人為地編造材料，對事實進行歪曲。這是作理論研究工作的起碼要求。現在是到了根據事實的本來面目糾正一些錯誤說法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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