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幾篇文章，不小心又撕破了自由派幾件新衣服，惹得眾怒。據說，有自由派大佬已開始召集人手，準備將冼巖“徹底批倒”--這樣也不是第一回了，冼巖一直就是某些人眼中釘、肉中刺。只可惜自由派群策群力了這么多回、這么長時間，至今也沒有弄出什么象樣東西，來的只是鋪天蓋地的謾罵，要不就是象朱學勤教授那樣自己捏個標靶亂射一通。這或許說明，今日中國的自由派除王思睿、吳思寥寥幾人外，已沒有什么戰斗力。不但蜀中無大將，甚至連象樣點的先鋒也沒有，大多數人都象劉曉波、王怡、余杰那樣，只會隨著美國的口哨聲起舞，或者對著官方實際上早已放棄的僵硬意識形態吐痰。面對理性的批評，他們只能應之以謾罵。
自由派并非天生惡人，之所以弄成今天這種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局面，全是被慣壞的。由于自由派自我定位為反體制，在民間博得了“不畏強權”的聲譽，獲得廣泛同情，被供上神壇，居于道德強勢。只有他們批評、分析人家，容不得別人批評、剖析自己。現在，冼巖的文章將自由派扯下神壇，指出他們的道德優勢其實是虛構；分析在當下中國，以言論反體制的風險極小，收益很大--這種分析不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且砸人飯碗，當然要觸眾人之怒，成為眾矢之的。
由于被捧得過高，自由派從神壇上跌下來摔得很重，不但鼻青臉腫，而且弱不經風；偏偏它渾身又破綻百出、四處漏風，于是幾幾乎站不住腳。對這一點，一直被自由派洗腦、已產生盲目崇拜的民眾可能還沒有感覺，但已窺堂奧的自由派精英自己心知肚明。例如王怡就說：“思想是有疆界的。"思想無禁區"是專制時代的口號，也是無神論時代的口號。當思想擺脫外在的束縛后，徹底的自由狀態其實是一種心魔。如果憲政是一種主權者的自我約束，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給予自己的思想約束。這種約束本質上是道德性的。什么是政治哲學，就是要接受政治給予哲學思考的自我約束。所以我希望借"基要派"的說法，來闡述自由主義在當前中國的共識積累問題。在我看來，辯論是必要的，但辯論是為了積累共識，如果在當前的中國挑戰自由主義的基本共識，將具有極大的危險性”--這話翻譯成白話就是：自由派的那些漏洞，補是補不了的，被人看到就麻煩了，“將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因此只能設立禁區，不讓思想靠近；所謂."思想無禁區"，與自由主義別的許多口號甚至“底線”一樣，都只是專門用來要求別人的，不要誤以為自由派也會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王怡畢竟還有幾分天真，每當他自以為發現了什么獨到見解時，總是忍不住當眾亮出來。殊不知他現在才想明白的這些東西，人家自由派老江湖早就明白了，只不過他們不說而已。對于這些老江湖來說，有很多東西是只能做不能說，或者是只能私下說。你王怡偏要把它當眾亮出來，那好，你就等著在火架上被烤熟吧。
本文題目是“自由派精英只是紙老虎”，說的是自由派精英將聽眾迷得暈頭轉向的理直氣壯，其依據不過是一種來歷不明的“普世真理”而已。如果你不是盲目崇拜，而是要問個一二三四為什么--這“普世真理”從何而來，它為什么普世？這些精英就傻眼了。不是一問三不知，就是瞎瓣、亂侃一氣，沒有誰能說個一清二白的。事實上，就連西方自由主義的老祖宗在這些問題上也糾纏不清，經常相互爭得頭破血流，結果還是不清不白、不三不四，更何況中國這些學習從未及格過的自由派學徒？自由派風度翩翩的氣勢，大多出于信念而不是理解了“為什么”。由于自以為普世真理在手，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自以為從此天下可運于掌，沛然莫之能御。
自由派的理性自負根植于這樣兩個莫名其妙的假設：“我手中握的就是普世真理，我已經代表了普世真理”--如果你不吃這一套，堅持要問個所以然，他們就只能喊風緊、扯呼；要不就指責你突破了什么禁區、底線，對你謾罵相加，“不視為辯論對手”，妙就妙在社會輿論對此也隨聲附和。筆者對自由派與體制及腐敗采用的是同一分析方法，但當筆者以此方法分析體制運行及權力腐敗時，輿論普遍的反應是指責筆者太寬容、在小罵大幫忙；而當筆者使用同樣方法分析自由派時，人們卻批評說這樣做太惡毒、玷污了他們心目中的圣潔美好！
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下，當然培育不出真正根植于中國土壤的自由主義本土理論。在臺上熱鬧的只是一些喧囂、躁動的聲音，真正致力于本土自由主義理論創造的王力雄，卻只能躑躇獨行、曲高和寡、形影相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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