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把“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種“思潮”，甚至是一種與經濟相關的思潮，但這是一種誤解。新自由主義不是任何一種思想，也不是任何一種思潮，它是一種政治，或者說，是一項政策。它是當代世界保守主義政治的一個最核心的產物。自保守派政治家在1979和1980年在英美上臺，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弗里德曼、撒徹爾夫人的密友哈耶克協助制定了這項政策，其中包含社會市場化、資本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經濟”內容，但是，這些內容都是服務于如下鮮明的政治指向：拆毀歐洲的社會福利體系，摧毀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從而使財富向私人大資本方向積累。在19**年之后，這一政策被用于前蘇聯的改革，其目標同樣是把這個國家改造成資本寡頭主導的國家。
在這項政策風行世界的20年里，世界上20%的富人與另外20%的窮人的貧富差距增加了280%，而且世界上3個最富有的人的私人財產要超過48個窮國的總和。這一荒謬的政策如果沒有一項強力的政治權力來支持，它其實一天也維持不下去，而政治強權之所以要支持它，是因為這個結果恰好是保守主義政治需要的，它就是這一政治的目標。
當然，像一切見不得人的政治游戲都需要修辭一樣，這一政治目標也需要一套修辭。例如，它不會公開宣揚維護私人大資本的利益，也不會公開拒絕社會福利要求，它甚至也要為對私人大資本的支持尋找理由，而這個理由就是：因為私人大資本能解決社會福利問題，所以政治就必須支持它。所謂資本自由化是指：私人企業在投資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長與福利就越大。所謂社會市場化是指：政府管理社會和人民，最好像市場管理消費者和勞動力那樣簡單明了。這的確是一種絕妙的隱喻，也是一個非常如意的算盤。
當代中國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被不恰當地歸結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論爭。這種不恰當即使從字面上看起碼也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將當代中國要求社會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力量，將當代中國強大的社會保護聲音歸結為幾個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聲音，那就是從根本上歪曲和小視了整個中國社會和民眾的力量，這一理解本身就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錯誤理解。而且，當代中國對寡頭資本主義的批判力量，即使在知識界也是一個龐大的共同體。這個龐大的知識共同體是在20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其中包括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學者，其中包括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左翼的不同傾向的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包括大批非學院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他們思考的出發點和立腳點都是當代中國的現實。把這個有機知識分子的知識共同體比附為當代歐洲學院里的某一思想流派(新左派)，不過體現了一種普遍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慣性和理論病毒。其二，也許更重要的是，上述活動的對立面從來也不是什么“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的結合，更為直率地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它就是指“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因為這二者致力于利用國家權威和精英推動激進的市場擴展，堅持一種沒有民主方案監督和保障的激進私有化道路。而九十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聲浪里，它就是指資本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因為這個時期既得利益集團致力于將攫取的資本迅速“國際化”，而這一主義則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要求。“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和資本自由化共同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內容，這就是當代批判思想所針對的基本目標。而把批判思想的對立面轉移為“自由主義”則是一項有意的策略，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從內部瓦解當代批判的知識共同體，同時為新自由主義提供實質的掩護。
許多學者首先從社會和社會關系民主化的角度，對新自由主義社會和社會關系市場化的觀點進行批判。在后者看來，所謂“最有效率”的政治，就是如同資本管理勞動，市場管理消費者那樣對人民進行管理，它們進一步假定市場經濟領域是一個自由公正的領域，因此最自由公正的社會關系就是市場關系。所謂市場化等于民主化的教條就是由此而來。
但是關心社會民主化的學者則指出，倡導“經濟自由”只不過是一項政策，經常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但是在聽取這一政策之前，我們卻起碼必須了解另一個基本問題：經濟是不是一個自由的領域。而答案很簡單，即“不是”。現代經濟領域是一個“紀律性”最強的排它性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人們必須按照如下原則行事：在手段和目標之間進行理性選擇，在個人利益最大化方面進行最嚴格的計算，現代經濟領域嚴格秉承工具理性的原則行事，而若要在這個領域里按照如上原則行事，就必須嚴格排除個人的、家庭的、倫理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因素“干擾”，排除人所附帶的一切其他東西。所謂“經濟領域”的“獨立”的論斷，不過意味著經濟領域所遵循的那個工具理性的原則，必須、也不得不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原則相區別、相脫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某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有可能理直氣壯地說：經濟學必須、也應該是“不講道德的”。
因此嚴格地說，在任何意義上，“現代經濟領域”都不是一個可以“自由放任”的領域，而是一個高度強調紀律約束的“強制”的領域。這樣問題就自然明朗化了：作為一項政策和宣傳的“自由放任主義”表達的意思并不是“經濟自由”的要求，而是要求整個社會按照工具理性的行為來行事，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新自由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它甚至突破了哈耶克式的“游戲規則”，因為哈耶克堅持必須把市場的原則嚴格限制在經濟領域之內，而絕對不能讓這個原則滲入社會，特別是瓦解包括家庭在內的傳統社會價值和社會關系。但是，當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卻妄圖把工具主義的市場原則無限地擴大到整個社會和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充分暴露出其新權威主義的實質，因為這種新權威主義力圖發明出一種社會管理方式，以便像資本管理勞動，市場管理消費者那樣對社會進行管理。因此，新自由主義宣揚的經濟自由和市場獨立本質上不過就是一種比較精致的新權威主義，實際上，將社會和社會關系市場化本身就是對社會的強制，它與任何社會自由、社會民主沒有關系。
為了批判將市場化等同于民主化，將社會控制轉化為市場化管理這一精致的新權威主義，當代的批判思想同時將視野轉向對歷史資本主義的研究和介紹，這些研究和介紹表明，即使資本主義經濟也并不是一個整體，它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物質生產的多種方面。而且，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也不是市場，而是不平等的交換和“反市場”。特別是，像卡爾·波拉尼這樣的學者早已深刻揭示出：如果將社會關系瓦解為市場關系，那么通過市場管理的方式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權威主義將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這位對歷史資本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歷史進行過深刻研究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他指出：19世紀文明的崩潰不是由于歐洲內部或外部野蠻人的入侵，不是由于世界大戰，也不是由于無產階級的反抗，而是由于“自我調節的市場”對人、自然和社會的扭曲而導致，外在的戰爭只不過是加強了它的破壞。
波拉尼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甚至以為，我們今天已經完全可以假設社會主義根本就不存在。而實際上，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真正問題是自由放任的市場主義的泛濫，而這恰恰是與19世紀非常類似的一個基本局面。于是，他的問題竟然是：我們的20世紀乃至21世紀將如何避免重蹈19世紀文明遭受重創的覆轍？他的擔憂與另一位哲學家的擔憂完全一致，作為深受納粹主義迫害的學者，漢娜·阿倫特指出在市場權威主義與納粹主義之間并沒有一道鴻溝，在把人由存在貶低為其物質生存方面，在主張對人類社會進行工具理性的“數字化管理”方面，納粹主義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間沒有區別。
對新自由主義的另一種批判恰恰來自自由主義傳統和陣營。新自由主義者經常貶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會從經濟角度”談論自由，因此，在他們之前，“中國就沒有過真正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者這種對自由主義傳統的挑戰并不是偶然的。在瓜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在維護私人資本積累的現實中，新自由主義從而不得不同時在理論上對自由主義傳統中所包含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社群主義乃至共和主義進行剝離。他們之所以提出“民主妨礙了自由”、“平等必然取消自由”的論斷也并不是偶然的，因為歷史上還沒有哪種自由主義像他們那樣將自由與民主、自由與平等、個人與社會全然對立起來，并且把民主、平等和社會當作“自由的敵人”。于是，當有學者向他們發問：你們那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到底是貴族的自由，還是平民的自由？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政治保守主義時，其實已經點出了其新保守主義的本質。
這一新保守主義的言說還包含在所謂“消極自由”理論中，所謂“消極自由”其實就是不包含民主、平等訴求，不允許社會參與的自由。這樣的自由說穿了是一種“特殊待遇”，甚至就是特權，它不但足以令信仰“人生而自由”的自由主義者大跌眼鏡，而且暴露出他們為什么要呼喚保守主義政治的原因。那就是：通過包括瓜分公共財產在內的手段“先富起來的市民社會”，迫切要求撕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整個社會集體富裕”的改革“合約”。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和中國的市民社會同樣復雜，其中包括大量通過辛苦勞動、發明創造和特殊才能富起來的人們，但是其中也包括那些依靠政治權力和特殊政策“富起來”的人們。這些人已經習慣了自由就是特權、特許和特殊政策，也習慣了用特權、特許和特殊政策來維護自己的“自由”，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對政治保守主義的呼喚，表達了這種愿望：因為只有他們的“自由”是不能與社會分享的，也是與民主監督和平等競爭相對抗的。
最后，許多資本主義的研究者從世界體系理論等角度，多方面地展開了對新自由主義熱衷的資本自由化信條的批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的外逃與資本的國際化積累方式是同步的，將資本國際化是將資本合法化的重要方式，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者熱衷于宣揚資本自由化，并將其等同于“全球民主”的真實原因。
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者從以下幾個方面破除了這一虛構。其一，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全球不平等的交換和分工的基礎上，支配這個體系的基本程序不僅是不民主的，而且完全是不平等的。在冷戰結束之后，資本主義正在制造新的全球對抗關系，而不是民主和平等競爭的關系。我們正面臨著當代世界地理或者“地緣”的根本變動，隨著蘇東崩潰，“東西方”的對抗以及核心區內部的對抗淡出，而“南北”對抗則進入到世界舞臺的中央。與這些問題相伴隨，聯合國在世紀末公布的最后一個世界經濟報告顯示了不祥的預兆：那就是除了西歐、北美和東亞財富出現了巨大增長以外，世界的其他地區，包括俄羅斯和東歐在內出現衰退，而非洲，特別是中亞和西亞、南美經濟與發達國家的距離絕對地拉大了。阿根廷的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對此給出過一個經典的解釋：那就是工業國家處于世界經濟的中心位置，而出口原材料的國家則以其資源的功能與中心發生聯系，這種聯系是一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關系，如果沒有民族國家和聯合國發揮積極的修補作用，這樣的不平等關系就會惡化，在他看來，這種惡化最有能量的爆發點就是中亞或者西亞，而南美將是另外一個。這個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完全不同的判斷就是著名的“依附理論。”
其二，即使這個造成國際沖突的依附性的世界體系也在瓦解過程中。這是因為，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已經使得資本積累最有效的方式是在全球吸納包括“黑金”在內的各種資金，這些資金也急于通過“國際化”來獲得合法性。這種在全球“亂集資”的資本積累和套利的方式，足以瓦解依靠不平等的生產和貿易，依靠依附性的世界體系的生產和運轉來獲得利潤的方式。如果在依附體系里，邊緣地區尚可茍延殘喘，甚至獲得“發展”，而這種最野蠻的資本積累方式卻可以在一夜之間套走邊緣地區的主要資金，它是以拋棄和徹底破壞依附積累體系為代價的。
其三，資本全球化和不受約束的自由流動最終瓦解了建立在中心/邊緣依附關系之上的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了一個到處套利，四處流竄的“國際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最終理想就是不受約束地在全世界任何有利可圖的地方套利，無論誰都剝削。然而其前景因此就成為看得見的：它終于把世界劃分為兩大力量：國際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正是資本主義在當代的充分發展程度加速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而這個體系在最近一個時期的繁榮只是因為其邏輯迄今還是部分地得到實現：社會關系還沒有徹底市場化，人類文化還沒有最終普遍地工具理性化，世界無產階級還不是一個反體系的大家庭，民主、平等、自由和博愛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奢侈品，而不是他們不為此而斗爭簡直就不能生存下去的日常生活。
因此，社會主義不得不把實現平等和公正，把增強人類對自身生命的尊重和控制當作人類生存和歷史體系能夠存在的最低的、最起碼的條件，而不是一個理想，一種奢侈。它不是為了我們解放思想和解放想象力而存在，甚至不是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存在，它為了我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而存在。
這不是理想，也不是高度發展之后的“第二步”，而是為了防止人類墮入野蠻的最起碼的第一步。因而這也不是希望，而是事實，殘酷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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