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粹化傾向”與“市場”迷信
－－質疑《學習時報》評論員文章
《學習時報》近期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鼓吹“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 ”，把目前中國嚴峻的社會問題歸罪為“沒有完全市場化”，并強調“當前特別需要注意”“民粹化”“向舊體制的意識形態後退”的傾向。讀畢不禁使人感到困惑－－這符合中國當前的國情實際嗎？與當下“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主旋律和諧嗎？
許多高論使人感到難解：
比如，“在當前的戰略機遇期，最大的戰略風險就是喪失機會。”
“戰略機遇”何指？蘇東崩塌實現“轉型”、北約東擴、獨聯體紛紛“顏色革命”、資本主義全球化望風披靡、美國露骨推行霸權主義不可一世、中國MBO“快賣賣光”呈席卷之勢……是挾此“東風”盡快將“產權明晰”進行到底嗎？走過近30年的改革路，有蘇東的前車之鑒，正視國內的嚴峻社會問題，瞻前顧后，客觀反思，免蹈前車覆轍，免致國家民族的俄式災難－－中國正處在一個嚴峻的“戰略”十字路口，能說是“機遇”嗎？
比如，所謂“出現動搖反復”的“一些早已明確的重大原則、方針”云云何指？“四項基本原則”算不算？“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了理論概括起來：消滅所有制”算不算？“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算不算？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算不算？－－難道只有“國退民進”、“快賣、賣光”、與資本主義“接軌”、教育醫療衛生等等統統“產業化”、外資“超國民待遇”等等才算？難道只要回顧一下共產黨的老祖宗的“基本原則”就是“往回看”，是“與時俱退”了？
比如“國企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包”來“股”去，最終非得使其難以為繼，非得“產權明晰”給老板不可－－那這樣的“方向”為什么不能質疑？文章謂：“深刻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和內在邏輯，在這個基礎上下決心攻堅，集中在要素市場取得實質的突破，一定不能總以為如此具有根本意義的改革任務是可以用別的什么招數繞過去的，也一定不能以為可以任意地控制、改變市場機制的作用方式、條件和功能。”什么“要素市場”，不必閃爍其辭，不如說明白，就是“產權明晰”、私有化！
比如，“漸進式改革初期以興利為主而言”云云，何謂“漸進”，何謂“激進”？－－真是不打自招！中國的改革能與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葉利欽式的“休克”相提并論嗎？學習時報是否以為“漸進”就能“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 ”？
比如，“尊重群眾和尊重市場”的“一致”云云，有這樣的“邏輯”嗎？“市場”的根本原則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億萬富翁與打工仔、黑心礦主與“煤黑子”、嫖客與“雞”……他們在MBO中，在封閉管理、在“瀟灑走一回”中，如何獲得“一致的尊重”？
再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云云，這是一個已經為20多年的實踐作了結論了的神話，連小學生也不相信的童話。當年小平說的“我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出現百萬富翁”雖然可以從“文選”中刪除，但原始積累中轉瞬之間就能打造出成批量的億萬富翁的現實并不能從社會中刪除。權錢勾結原始積累的瘋狂掠奪，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貧富懸殊的天差地別，尼基系數的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今天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已經有氣無力。審視一下俄羅斯國民財富的一半“明晰”到六大“先富起來”的寡頭手里禍國殃民的結果－－到底算是“回顧”呢，還是“前瞻”呢？
這里想著重談談“民粹化傾向”與“向舊體制的意識形態后退”的問題。“民粹化”云云，人們耳熟能詳的，不過那是海內外右翼精英、李澤厚、李銳式的的話語，如今怎么竟煌然出現在中央黨校的刊物上？－－看來雅科夫列夫現象的確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舊體制”何謂？中國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體制”也；他的“意識形態”，自然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了。“民粹化”云云，更是它是對共產黨人根本宗旨的代指和污蔑。
這里，讓我們先剖析一個“民粹化”的典型。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對于衛生工作有過一個著名 的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因此他主張“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毛澤東的這一“民粹化” 的方針曾主導中國28年；顛覆之后實行“市場化”迄今也快28年了：二者給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帶來的各是什么樣的結果呢？
王紹光有篇文章《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 》寫的極好（2003年《比較》），與《學習時報》的高文對照一讀許多問題便不言自明。文章資料翔實論證充分而又高屋建瓴，很有說服力。這里以該文的資料為依據，從“市場化”與“民粹化”的角度，談談與時報的不同意見。
一，毛澤東時代曾創造過中國公共衛生事業進步成功的輝煌；它身后的“市場化”，不光使衛生保健出現嚴重不公，而且使國民的公共衛生保健事業出現倒退趨勢。
毛澤東時代曾為全世界創造了公共衛生事業進步成功的光輝典范。剛解放時，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屬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國別組。到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這使得人均壽命從舊中國的不到40歲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直到80年代，每逢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國的排名雖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則高得多，贏得了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廣泛的贊譽。
到了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分三個方面進行了績效評估，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數第4，僅比巴西、緬甸、塞拉里昂稍強，屬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連近遭受十年經濟制裁的伊拉克都排在第56位，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
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醫療衛生的投入是有很大多增長，1900－2000年即增長了7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己從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2001年的71.8歲，高于世界平均壽命（65歲）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壽命（69歲）。同時，我國的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不過不要忘了，如此輝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民粹化”的時代取得的，人均壽命的增長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長緩慢，還趕不上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在1980－1998年間，人均壽命低收入國家平均增加了3歲，中等收入國家5歲，高收入國家4歲，世界平均4歲，而中國只不過兩歲（而俄羅斯則下降了10歲）。嬰兒死亡率低，收入國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國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中國不過是11‰。
建國頭30年，結核病的發病率下降了60－70%；后20年，盡管資金更加充裕治療手段更加成熟，發病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呈上升的趨勢。據估計，中國大約有四億人受過結核病感染，全國約有500萬肺結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結核病患者總數的四分之一。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的數量高居世界第一。
特別是，本來已被徹底消滅的各種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復燃，并在各地泛濫成災。“接軌”進來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數以30%的速度上升。根據最新官方數據，我國艾滋病感染者已達100萬人，到2010年，總感染人數可高達1000萬至2000萬，會再創一個不光彩的世界第一。與頻發的礦難一樣，一個又一個“艾滋病村”的“崛起”，也逐漸成為新聞“亮點”。
在40年前的經濟條件下，毛澤東領導人民打了一場消滅血吸蟲的人民戰爭，中國南部基本上消滅了造成“千村薜藶人遺矢，萬戶蕭索鬼唱歌”的“瘟神”。即使在文革中，免費“全民服藥”也曾消滅了感染率幾乎100％的瘧疾。這都是關乎全民健康的功德無量的好事善事，不知何故右翼精英提起來不是撇嘴就是咬牙切齒－－如果這就是“民粹化”，那我們就高呼：“民粹化萬歲”！
但80年代后期，送走的“瘟神”在“小康”與“高速發展”的激越進行曲中卷土重來，血吸蟲病的流行縣有增無減，在江西的都昌縣，湖北的荊州、沙市、江陵、黃石、陽新等縣市，形勢還十分嚴峻。－－這是否就是“市場化”的“魅”力？
其它公共衛生問題，如職業病嚴重、精神病發病率上升、自殺率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的醫療衛生狀況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與時俱進”，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倒是在狂飆突進了，高居世界前列，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歸根結底是窮富差距越來越大。胡鞍鋼有一個貼切的比較，中國國內存在著"四個世界"：北京、上海可以與發達國家媲美；東北三省和東南沿海省份與東歐轉型國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發展中國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發展中國家還差。
一面是越來越多的人有病不敢去醫院；許多人因為花不起或舍不得一千、兩三千塊錢的醫療費只好無奈地躺在在家里聽天由命。一面是有錢人窮極奢華，暴殄天物。據《羊城晚報》04年7月15日報道，廣州市“貴賓醫療服務成穩定市場，豪華病房堪比星級賓館” ；日1000元以上的病房須預約始能住上，萬元一張的“特診貴賓卡”從不愁賣。陸軍總醫院華僑樓剛剛投資5000萬打造一套套每天1880元的病房，入住率已達95%以上。這里，都是星級的環境、星級的服務。省院的特診護士按“空姐”標準招聘，還可“桑拿”，特診房非會員拒入；中大附院特診用“禮儀小姐”接待，24小時隨傳隨到；珠江醫院按五星標準還開展飛機接送服務……總之，這里的貴賓特診服務是：不吝重資投入，服務極其豪奢，生意空前火紅。
如今，連白領階層逐漸也開始領略到“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滋味了。－－它像“三座大山”壓在中國多數人的頭上。“住房改革是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兩老逼瘋，醫療改革是提前送終”－－它逼著越來越多的國人重新審視“市場化”和“民粹化”了。
二，醫療衛生的弊端，根子正是“充分市場化”也即盲目市場化：它顛覆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的方針，變成了為有錢人服務，而將弱勢大眾邊緣化。
與“教育產業化”等等一樣，醫療衛生的“改革”路子，也是在“不爭論”中放手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讓金錢肆虐－－“一切向錢看，一切圍繞錢轉”！一面是政府削減投入，一面是“給政策”，讓他們自己去“創收”，于是自然而然把醫院和各級防疫機構變成了不擇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宰客奸商，變“為人民服務”為“為人民幣服務”，從而在排斥了窮人的同時使醫療衛生成了有錢人的專利。
（1）政府對衛生投入的逐年減少，居民個人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多，這一趨勢超過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無論是政府衛生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還是占GDP 的比重，在"一五"至"五五"期間都是逐年上升的，雙雙在改革開放之初達到歷史最高點。80年代以后，由于實行“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干制，衛生支出占GDP 比重一路下滑，到1995－96年，衛生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跌到了歷史最低點。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預算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為36%，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這意味著，在20年時間里，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與此同時，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也從44%下降到24.5%。反過來，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節節攀升。1980年居民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23%；到2000年已高達60.6%。
難道我們的“市場化”還不夠“完全”么？－－不是說“接軌”么？讓我們與“全球化”的市場列車比較一下：
200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于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下限。
政府支出部分：發展中國家57。2％，最窮的國家也占59。3 ％，而我們中國只有39。4％。
居民個人支出部分：發達國家是27%.，發展中國家42。8％，最不發達國家40。7 ％，我們中國是占60.6%。
中國精英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來反對政府“包攬太多”.，把一切弊端歸結為沒有“完全市場化”－－以上數據可見，我們已經是“超市場”、“后市場化”了，還要多“完全”！
政府投入 的減少意味著將醫療衛生交給市場支配，也即交給金錢支配：誰有錢誰看病，無錢不看。－－市場原則，天經地義，公平合理！
這一反差如何解釋？“市場經濟”國家，其當局在維持其“生產方式”的前提下，還要較多地考慮居于統治地位階級的長遠利益及國家民族的發展；而我們的精英，眼光帶著更多的暴發戶色彩：貪婪、浮躁與短視。－－其實，社會和諧的最大的受益者，歸根結底還是他們而不是窮人，而他們卻不能容忍。他們才是得了不可救藥的“紅眼病”！
（2）政府投入的嚴重不公更加大了城鄉、貧富之間的差距。
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5億元，其中政府投入為587.2億元，其中農村占92.5億，僅占15.9％。當年，城鎮人口為約3.79億人，平均每人享受相當于130元的政府醫療衛生服務；鄉村人口為8.66億，平均每人享受相當于10.7元的政府醫療衛生服務；前者是后者的13倍。
2001年，農村居民的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為96.61元，城鎮居民為343.3元，兩者相差3.55倍。
政府預算衛生撥款、醫療保障和個人醫療保健支出相加的衛生總費用，2000年為4763.97億元，其中農村衛生費用1073.6億元，占總費用22.5%；城鎮衛生費用3690.2億元，占總費用77.5%.同一年，全國12.7億人口中，63.8%是農村居民，36.2是城鎮居民。換言之，占全國三分之二人口的農村居民只擁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衛生總費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鎮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衛生總費用。
1900年代以來，這一差距在逐年加大：1993年農村衛生費用占全國衛生總費用34.9%，1998年為24.9%，而2000年僅為22.5%，七年里下降了十多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以近兩個百分點遞減。
毛主席1965年批評衛生部為“城市老爺衛生部”倒在如今真的應驗了－－老人家晚年的許多論斷都“不幸而言中”了。1982年以后，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就開始轉向城市。在1982－2001年間，我國醫院床位從205.4萬張增加到297.6萬張，漲幅為44.9%.在此期間，城鎮醫院床位從83.2萬張增加到195.9萬張，漲幅為135.3%，而農村醫院床位不但沒有增加反倒從122.1萬張下降到101.7萬張，降幅為16.7%.結果，農村醫院床位占床位總數的比重從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比1965年的比重40.2%還要低。在城市里，衛生資源相對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衛生資源相對集中在大中型的醫院。這些大醫院貴族化現象日益明顯。相形之下，農村醫院的衛生資源乏匱，醫療設施落后，醫護人員素質不高。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不是垮臺，就是“賣光”。
現在鄉村醫生的數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而衛生員的數量則從1975年的328萬跌到2001年的27萬，還不足當年數量的零頭。另外，農村接生員的數量也下降了一半，從1975年的61.5萬人降為1997年的32.2萬人。而在此期間，農村人口的絕對規模還有所擴大。一增一減的結果是，每千農村人口鄉村醫生和衛生員的人數從1985年的1.55降到2001年的1.41。
城鄉之間實際上也是窮富之間，一方面是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則與時俱退：二者都是大踏步的。
（3）一切以錢為中心，使衛生保健從“防重于治”到重治輕防，有治無防。市場化不僅大大提高了衛生防疫的成本，更使防疫系統陷于危機狀態。
衛生防疫站本來是社會公共事業，如今也變成牟利機構靠罰款收入度日，這就使預防和控制大規模疫情的能力急劇下降。農村的公共衛生事業已經到了瀕于崩潰的邊緣：全國縣級以下公共衛生機構只有1/3仍在較為正常地運轉，另外1/3在瓦解的邊緣掙扎，還有1/3已經垮臺了。中國衛生防疫這張網已經是千瘡百孔了，出了問題再防治，就像環境破壞之后再治理一樣，要花費更大的成本。
“非典”的流行反映了防疫系統的危機；而后來的有效防治，正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乃是胡溫利用未被顛覆凈盡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寶貴資源，讓其充分發揮作用的結果。
（4）對市場化的迷信所打造出來的原始積累的浮躁使各級醫院瘋狂逐利，不僅導致醫療費用的快速攀升，也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
雖然人口與疾病還在增長，但醫療機構的門診量和住院量卻不斷下降。2001年全國醫院和衛生院門診總量為20.87億人次，與1992年25.7億相比減少了4.83億。城鄉居民的兩周患病率從1993年的140.1提高到149.76.在門診量減少的同時，住院病人增加不多，而醫護人員的數量仍在增加。
鄉鎮衛生院醫生的總數，從1995年的42.5萬人增加到2001年的51.9萬人，但與此同時，每年的門診人數卻從9.38億人次減少到8.24億人次。與病床床位增加的同時，住院人數卻從1995年的1960萬人滑到2001年的1700萬人）。心電圖、B 超、X 光機、CT機等儀器設備的使用率也很低。以心電圖為例，既使在比較發達的一類農村地區，平均每天使用1.2次而已；在落后的四類農村，平均十天才用一次。
中國現在的醫療資源并不豐富。但很多人該看病不敢看、該住院不敢住的同時，大量寶貴的醫療資源卻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這就是資本與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很明顯，“市場化”的結果除了不公，還造成了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
為了社會和諧，衛生部官員近期明確表示醫療衛生不能市場化，對此大多數人高居雙手歡迎。當然，在市場瘋狂逐利的環境中，與幾次降低藥價而不能惠及患者一樣，具體貫徹起來也將困難重重。相形之下，《學習時報》的文章則使人感到不夠和諧：這難道是“保持一致”？
在上文中王紹光先生說：“從1978年開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可以說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在此期間，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說是‘兼顧’，其實是不顧。為了追求效率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不僅沒有兼顧公平，也沒有兼顧生態環境和國防建設。”這才是有良心的學者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問題嚴峻積重難返，建設和諧社會剛剛開始，黨校精英就迫不及待地敲起“民粹化”的警鐘，是不是有點操之過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