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第一次浪潮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60年代，不斷地涌現出立足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發展過程和展望西方發達國家未來去向的“現代化理論”，其目的不外三個：一方面，要為西方工業化以后的全球化擴展進程找到“合理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要為西方工業化以后建立的高耗能生活模式找到“合理的”理論依據 ；最后，要為西方發達國家所建立的“現代化模式”搶奪絕對的話語權。達到了這些目的，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家們和其他科目的學者們就可以有根有據地指出任何不符合西方現代化或后現代化模式的社會都屬于“病癥”，指出任何不符合其經典理論的都屬于“異端”（注[1]）。
經過20年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所謂“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內容覆蓋了政治、經濟、社會乃至人類行為等等學科，描述了一個國家在“經典現代化”過程中，其社會、政治、經濟以及個人行為“正確”的表現模式。其代表性學者和文章有：政治學領域，實證學派享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68年著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注[2]）；經濟學領域，過程學派羅斯托（Walter W. Rostow）1960年著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宣言》；社會學領域，結構功能學派的《現代化和社會結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51年著的《社會系統》、勒納（Daniel Lerner）1958年著的《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現代化》（注[3]）和列維（Marion Levy）1966年著《現代化與社會結構》等；歷史學領域，綜合學派布萊克所著的《現代化的動力：比較歷史研究》。
其實，整個所謂“現代化理論”的構建過程，只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為建立以美國為全球決策中心的“未來國際秩序”而尋求理論依據的過程。尤其是這個“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具有極其強烈的美國“至上和至善”色彩，具有強烈的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和個人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完全體現了其愛國學者為美國鋪平統治世界的道路而做的“布道”工作（注[4]）。這樣，不管國內外學者和媒體對此宣傳得多么耀眼生輝，整個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的“貢獻”和局限性就非常明顯了。
美國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有很強的宗教使命感，他們認為美國及其盎格魯撒克遜人國民是世界的最優秀代表，肩負著指導全球發展方向、維護全球“最佳”秩序的使命。其“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和美國精英階層對基督教的狂熱信仰沒有本質的區別，實質就是美國對其自身發展模式的狂熱信仰。其唯一目標，就是樹立美英兩國為代表的“現代化標準模式”，具有極強烈的排他性。也就是說，建立這套理論的目的，是要告訴所有未經“現代化”的國家，美國是現代化的唯一標準，其他都屬“異端”。美國的理論是現代化的正統理論，其他都屬“異端邪說”。
美國在二戰后成為世界的霸主，狂熱的信仰促使它要求全球各國都按這個模式來進行“現代化”。“經典現代化理論”在這個實踐要求下應運而生，成為美國對二戰后陸續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選擇發展道路和模式時的理論宣傳和指導體系。正如羅斯托所建議并得到美國肯尼迪政府大力執行的那樣，為了達到宣傳和指導的目的，其“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實際操作體系又包括了一系列可以隨時調整的對外政治和經濟政策，通過這些政策美國向各國提供成為現代化國家的“補藥”。政治方面如支持民族組織和鎮壓異己反抗，經濟方面如提供進入美國的優惠貿易條件和各種附加條件的外援，目的在于維護美國樹立的所有“標準”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發展模式。（注[5]）
羅斯托1960年出版了他的“現代化”名著《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按羅斯托的說法，人類社會發展可分為六個“經濟成長階段”：1、傳統社會；2、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3、“起飛階段”；4、成熟階段；5、高額群眾消費階段；6、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都要按照這六個階段有先有后地前進。這六個階段中，“起飛”是最重要的階段，“起飛”以后，就會進入“持續成長”之中，依次經歷成熟、高額群眾消費等階段。而“起飛”的條件最重要的有三：1、高積累率，當生產性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5%以下上升到10%以上時，起飛才有可能實現；2、適宜的制度機構，更準確地說是私有制及相應的規則；3、新技術的不斷發現和傳播。羅斯托特別看重技術創新，他寫道：“什么是經濟成長的基礎？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同意這樣一點：成長是不斷地、有效地把新技術吸收到經濟之中的結果，……現代成長的根源在于新技術在一個有效的基礎上的不斷擴散。”
回顧全球的現代化進程，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在美國和西方政府和學者們指導下全套引進了美國模式的，經過半個世紀的充滿憧憬的實踐，都發現他們的夢想落空了。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和人民發現，他們怎么也走不到羅斯托給他們指出的現代化起飛點，甚至連起飛的準備階段都沒做好。其實，這樣的結果本來就是毫無懸念的，因為整套“經典現代化理論”體系都是為美國管理全球提供理論基礎而設計的，根本不是為第三世界國家或欠發達國家提供理論指導而設計的。該體系提出的“標準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是水中月、鏡中花，其理論根本無法實行，根本無法實現。因為，資本主義從誕生開始就具有極其強烈的擴張性和侵略性，或者用羅斯托可以接受的學術語言：強烈的競爭性，這就決定了世界上有且只能有幾個先期起飛了的國家可以依靠擊敗后起的競爭對手，控制世界范圍的資源，吸食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血液而“起飛”（注[6]）。
羅斯托說：每個國家都可以實現“起飛”，但工業革命后二百多年來的現實卻恰恰相反。在羅斯托著書之前的二百年里，只有英美法德意日幾個國家實現了“起飛”；在他著書后的半個世紀里，完成了“起飛”的依然只有那幾個國家，而且逐步進入了他所說的后三個階段。剩余的其他國家，雖然絕大多數也實行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直至完全照搬美國模式，而且其上流社會所使用的消費品也和歐美富豪們一樣，但卻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實現了“起飛”。所謂“東亞四小龍”，完全是西方沒有樣板的前提下捧出來的蹩腳貨。除了韓國還算是個真正的小國以外，其余三者都只是一個或幾個城市的規模，算不上國家，而且它們的“起飛”太特殊了，根本沒有普遍性。
羅斯托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因為中國經濟不曾“起飛”。這話說得太好了，為什么中國經濟不曾“起飛”？因為在中國服從西方全球分工戰略安排的前提下，西方列強根本就不會讓中國“起飛”。孫中山等受西方教育的先賢們曾經一往情深地追求強國夢，學習西方的制度、技術和文化，希望實現中國經濟的起飛；然而西方列強沒有一個支持中國的“起飛夢”，反而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以便從經濟、政治、地域和軍事上瓜分中國，用西方的廉價商品打垮中國的民族工業，把中國這架龐大的“飛機”摧毀在“起飛”的跑道上。因此，中國革命之勝利不僅是因為中國不曾“起飛”，而且是因為中國真正的智者們懂得了中國不可能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起飛”。
羅斯托又說，1917年的俄羅斯正臨近現代化，如果一戰晚發生十年，俄國就能進入現代化而不致被“共產主義”奪走了。這只是想誤導歷史的讀者。1917年前的俄羅斯雖然引進了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引進了來自法德英美的資本，但正因為如此，俄羅斯成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就像奧斯曼土耳其成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一樣。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羅斯的前景將不是現代化，而是加深殖民化。恰恰是十月革命使俄羅斯在短短20多年里迅速“起飛”并進入成熟階段，成為當時全球第二的工業化強國。但蘇聯這架起飛了的龐大“飛機”后來急功近利而誤入歧途，最后自己向資本主義陣營投降，放棄了半個多世紀的積累，半途墜落了。
羅斯托書中制定了整套幫助發展中國家遠離共產主義“病態”而實現資本主義正常“起飛”的計劃。他要求美國當局通過外援加快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進程，從而讓它們按照美國“模式”實現“起飛”。然而“事與愿違”，涌入拉美、非洲和亞洲的美國資本、歐洲資本牢牢地控制著當地的資源和市場，攫取最大份額的超額利潤，使發展中國家無法進行有效的資本積累，更遑論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了。80年代以來，非洲已經成為失去希望的大陸；拉丁美洲債務纏身，危機不斷，二十多年來發展接近“停頓狀態”，與西方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
可見，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局限性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理論局限性。經典現代化理論長期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而是一個美國意識形態極其濃厚的學術思想集合，沒有賦予這個理論足夠的科學意義，嚴重影響了它的社會意義。
其次，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全面局限性。經典現代化理論片面地強調現代化的正面效果，忽視現代化的負面結果。在現代化過程中，既有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也有一些新問題產生，如環境問題、自然資源破壞、貧富差距問題、工作技能老化、家庭和倫理問題等。
其三，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應用局限性。經典社會現代化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那時現代化先行國家已經完成“經典現代化”，所以，這種理論對于先行國家的社會現代化的實踐沒有指導意義，只有解釋意義。如果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后進國家的現代化，由于后進國家的時代背景與先進國家當年的時代背景不同，許多新情況如科技新進步，與先進國家當年的情況不同，所以，這種理論對于后進國家沒有多少指導意義。
其四，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歷史局限性。經典社會現代化理論解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但是，工業社會只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階段，而不是終點。發達工業化國家已經超越了工業社會階段。顯然，經典社會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人類社會的新進展。
有鑒于此，上世紀70到80年代，涌現出一批批判第一代“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文章。這就是阿明（Samir Amin）的“中心-外圍”論(注[7])和普列維茨（Raúl Prebisch）的“依附論”（注[8]）。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些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有著比較正確的指導作用，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造就了類似60-80年代拉美經濟“黃金時代”那樣高速發展的區域經濟奇跡。
但這兩個理論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首先，理論深刻性有問題。這兩個理論只注意到現代化國家和非現代化國家之間表面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如內部工業結構和外部貿易結構不平衡，但沒有揭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根源和過程；其次，理論的方向性有問題。雖然這兩個理論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要走“脫鉤”和“進口替代”的現代化發展方向，但沒有深刻地揭示出如何取得成為現代化國家的關鍵“要素”：技術創新能力和資本積累能力，因此沒有指明如何能夠獲取這兩個要素的發展方向；最后，理論的前瞻性有問題。這兩個理論雖然提出了發展的方法，但沒有向發展中國家揭示出發展的階段性和復雜性，使發展中國家在遇到挫折時很容易感到迷茫，進而放棄，結果可想而知。進入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陸續碰上了重重的問題和困難，逐漸對第二代現代化理論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到了80年代中后期，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遇到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急功近利的心態促使各國政府陸續放棄了現代化的第二代理論。
進入上世紀90年代，美國打贏了對蘇東的政治戰，接著又打贏了對歐元的金融戰，可謂“雙喜臨門”。既順勢成功地在全球推銷了美式政治“民主化”和市場“自由化”，又經歷了金融領域的“黃金十年”，經濟異常繁榮。這樣的全球局勢，促使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崩潰，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地放棄了“發展主義”模式。美國贏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夢想了半個世紀的由其主導的“全球化”終于真正到來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美國學者重新找到了推動美式“現代化”的感覺。“華盛頓共識”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其實是經典現代化理論的一種復蘇，它迅速主導了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美國單調的政治和價值等意識形態在全球再度迅速膨脹。
巴伯（Benjamin Barber）在其著作《圣戰對麥當勞世界》（注[9]）中指出：當今世界上有二個潮流：一個是“麥當勞世界”（McWorld），通過美國主導的商業、通訊、娛樂的國際化﹐把整個世界變成具有“共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世界；另一個是“圣戰”（Jihad）；在維護傳統、民族、多元化的信念支配下﹐反對任何形式的國際整合。這兩種力量彼此拉拒，構成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界發展過程。這種美國政治和價值等意識形態極其濃厚的論調其實就是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的不同版本，是美國第一代“經典現代化”中社會現代化理論的延伸。所以，它將是美國的第二代“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濫觴，沒有賦予這個理論多少科學意義，最終也不會有多少理論價值和社會意義。
英國的吉登斯(A.Giddens)繼承了第一代“經典現代化理論”，對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現階段的社會狀況進行描述性的總結。他根據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提出后現代概念：后現代是對現代性的超越，其基本輪廓正好與其現代社會的制度系統相對應：非匱乏型經濟體系取代資本主義，各層次的民主參與取代現代的監督制度，原有的軍事暴力讓位于非軍事化，工業化則由技術的人性化取而代之。吉登斯指出，我們實際上并沒有進入所謂的后現代性時期，而是正在進入現代性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現代性的種種后果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明顯、更加普遍化了。在現代性背后，我們能夠觀察到一種嶄新的不同于過去秩序的輪廓，這就是“后現代(postmodern)”（注[10]）。
很明顯，這套理論又犯了第一代“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毛病。這種理論對于已經進入所謂“后現代”階段的國家的社會現代化的實踐毫無指導意義，只有解釋意義。如果用這種理論來指導后進國家的現代化，同樣，由于后進國家的時代背景與先進國家當年的時代背景不同，許多新情況如科技新進步，與先進國家當年的情況又不同，這種理論對于后進國家也毫無指導意義。所以，到目前為止，西方第三代現代化理論還是非常幼稚，沒有多少理論和實踐價值。進一步地說，到目前為止，西方現代化理論依然沒有什么理論體系和理論價值，更遑論實踐意義和實踐價值，這是因為西方現代化理論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局限性，其最大的貢獻就是描述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發達現狀而已。真正的現代化理論，還需要各國學者加大力度進行研究，為還沒有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興國家和進入“后現代”的發達國家提供切實有效的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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