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關于目前我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四）

三、關于我國目前階級斗爭的狀況

  既然存在階級，當然也就必然存在階級斗爭。這是不說自明的道理。但是，也和諱言階級一樣，人們也諱言階級斗爭。然而，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否定不了的。實際上，中央在1981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明確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斗爭仍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總綱里也宣布：“在中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以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21p182后來他又說，“階級斗爭雖然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時地、有區別地給以堅決處理，而聽任上述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蔓延匯合起來，就會對安定團結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21p370而在1989年6月總結“六四風波”的教訓時，他還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11p305直到1993年9月16日，他在和他弟弟鄧墾談話時又再一次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12p1364鄧小平的這些話反映了他在晚年對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切關心，也是他交給后人的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我們切不可以低估這些話的巨大意義。

現在要問，階級斗爭在目前究竟有哪些表現呢？以我膚淺的認識，我認為，當前我國的階級斗爭由于改革開放以來階級狀況的變化而有了新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首先，在經濟領域。這里既包括在生產領域資產階級為了剝削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對職工采取的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壓低、克扣和拖欠工資等行為，也包括工人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與資產階級進行的抗爭；既包括資產階級在市場上與國有企業為爭奪更大的市場份額所施展的種種手段，也包括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對其不正當行為所進行的斗爭；既包括資產階級偷稅漏稅、偷工減料、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的種種不法行為，以及為侵蝕國家資產對國家干部行賄送禮拉攏收買的種種行為，也包括國家有關行政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對這些不法行為所進行的斗爭。這種形式的階級斗爭是經常的，大量的，人們往往因為司空見慣，不把它當做是階級斗爭的表現，但是，它恰恰是每日每時都實實在在進行著的階級斗爭。

第二，在政治領域。經濟斗爭必然要發展為政治斗爭。在我國目前條件下，政治斗爭的主要表現，一個是走什么道路，——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說，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再一個是爭奪政治上的領導權。這兩個問題表現在改革開放上，是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尖銳對立。當前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實際上也清楚地反映了這兩種不同改革開放觀的對立：中央提出兩個“毫不動搖”，而有些人卻提出了“民營化”（這不過是“私有化”的另外一個說法），實質上是要從根本上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抽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不是兩條道路的斗爭是什么？為了在這個道路之爭中取得勝利，就必然要爭奪政治上的領導權。在這方面，資產階級可以說是不擇手段的。有一份材料說，“某些私營企業大戶認為；現在是官商結合的又一個時代，企業要想蓬勃發展，必須和官方結合起來，而現在的基層政府機關都想搞點額外收入增加機關的費用開支來源，跟我們合作，能使他們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們提出，“必須與當地的土地爺交朋友”，“無論如何必須（把他們）抓到我們自己手中”，甚至提出“與中央完成利益共同體的建立”。可見其野心之大。這些年，國家機關很多領導干部落馬，令人觸目驚心，應該說，這和一些資產階級的腐蝕拉攏也是分不開的。除此之外，資產階級還積極鉆進共產黨內部，希圖逐步改變共產黨的政策并進而改變共產黨的性質，以實現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目的。現在，由于私營企業主中有些人原來就是黨員，這幾年在私營企業主中新吸收的黨員也不少，根據〈中國私營企業年鑒2000年〉的材料，截止到2000年，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已達到19．8%。這個比例，遠遠高于工人農民中的黨員的比例，也遠遠高于總人口中大約5%的比例。22這件事也是很值得人們警惕和深思的。

在政治領域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是軍事斗爭，是武力解決問題.。那些過去被推翻的階級的殘余勢力，由于不甘心其失敗而進行的破壞、分裂和顛覆活動，和我們針對他們所進行的反對破壞、分裂和顛覆活動的斗爭，就屬于這一類。實際上，我們反對“臺獨”、反對達賴集團、反對“東突”以及其它民族分裂勢力的斗爭，是保衛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我們愛好和平，但也不怕戰爭。為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當然應該隨時做好軍事斗爭的準備，以便在需要時用武力解決問題。

第三，在意識形態領域。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階級斗爭必然要反映到意識形態領域中來。關于這方面的問題，鄧小平曾在1983年10月12日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說過這樣一段話“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崇拜。對于西方學術文化的介紹如此混亂，以至連一些在西方國家也認為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象、錄音，這幾年也輸入不少。這種用西方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在也不能容忍了。”11p44鄧小平的這一番話是21年前說的，現在的情況如何呢？依我看，現在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問題比當年不知要嚴重多少倍！別的不說，這里單說經濟學界的情況。在21年前，雖然經濟學界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情況，但是，那還只是少部分人，信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還是大多數。但是，現在的經濟學界，處于主流地位的居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主流經濟學”！以經濟學期刊來說，創刊最早（創刊于1955年）、在中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專業性雜志《經濟研究》，在21年前還大量發表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而在今天，居然成了西方經濟學范式的一統天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出現這樣的情況，豈非咄咄怪事？！經濟學界如此，哲學社會科學的其它學科也好不了多少，有的甚至還要嚴重。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問題也很突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早被一些人拋在一邊，文藝創作遠離現實生活，在文藝舞臺和影視屏幕上很少看到工農兵的形象，而歌頌帝王將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東西卻堂而皇之地充斥著我們的舞臺和屏幕。“六四”以后，鄧小平曾帶總結性地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11p324這一深刻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取。現在黨中央提出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工作，雖然在時間上稍晚晚了一些，但是，這畢竟是一件關系重大的舉措，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不過，人們還需警惕，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在新的條件下，還會利用機會，打著創新的旗號，繼續兜售他們的私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還將繼續下去。應該看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是復雜的、長期的，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四、余論:關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關系

以上，我們討論了階級的概念，討論了我國目前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狀況。應該說，提出和討論這些問題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我們只有正確地把握階級的概念和我國目前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狀況 ，才有可能在復雜的形勢下，堅持正確的方向，提出正確的措施，采取正確的行動，做一個清醒的革命者，否則。就會迷失方向，莫衷一是，隨波逐流，成為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會葬送這個革命的勝利成果。鄧小平生前一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再提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1987年的一次談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11p210-211他在這次談話中還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12p1171可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間的對立，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他到晚年仍然堅持這一觀點。1993年9月13日在與其弟弟談話時，他又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個‘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表示小問題。……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12p1363從鄧小平的這些話里可以看到他對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所寄予的嚴重關注和殷切期望。

說到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是不能回避不談的，這就是“以經濟建設我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關系問題。現在一般的看法是，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否定，既然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再講“以階級斗爭為綱”。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實際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進入和平時期以后針對過去戰爭時期“以軍事為中心”而提出來的。我們先說蘇聯。我們知道，蘇聯在十月革命后曾經經歷了十四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當時提出了“一切為了戰爭”的口號。而當戰爭結束時，斯大林就及時地在1921年提出了新的口號：“一切為了國民經濟”。他說，“現在，當我們已經進入新的經濟建設時期，當我們已從戰爭轉到和平工作的時候，‘一切為了戰爭’這個舊口號就必然為‘一切為了國民經濟’這個新口號所代替。”23P72，在我國，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是在1949年。當時解放戰爭已經取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及時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他說，“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一中心工作服務的。”由于當時南方尚未解放，他針對北方的情況說，“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24P1428、1429在這方面，鄧小平和江澤民同志的觀點也一樣。江澤民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說起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要像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那樣，全黨同志必須貫徹始終地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一步一步地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25P31顯然，“一切為了國民經濟”也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好，都是相對于生發大規模戰爭的情況而言的，和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或“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并不矛盾的。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這個時期用列寧的話說，“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和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7P59當然不能沒有階級斗爭，不能丟掉階級分析法這個武器；而在中國，正是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同樣，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同時，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方針，江澤民同志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說明，“一切為了國民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和講階級斗爭、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是對立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下，無論是經濟、政治領域，還是文化、藝術、哲學、宗教等意識形態領域，都是離不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在這方面，列寧說，“某一社會中一向成員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員的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個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斗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26P426他還說，“只要人們海面眼學會透過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是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26P314列寧的話說得是何等的透徹啊！但是，現在有些人雖然并不一般地反對階級分析的方法，但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說法卻極為反感。其實，“以階級斗爭為綱”不過是階級分析法的另一種說法。列寧把階級斗爭稱為“一條指導性的線索”，“指導性線索”是什么？“綱”也，舍此別無其他解釋。實際上，鄧小平一再講“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正是抓住了階級斗爭這個綱，只不過他沒有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說法罷了。

當然，我們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矛盾，認為在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下，“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是我們應該掌握的銳利的思想武器，也決不是要恢復過去那種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做法。過去的一些錯誤做法應該糾正，但是不能把洗澡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這也是顯然的道理。關鍵的問題是處理好階級斗爭和各項工作的關系。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是有許多教訓的。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同時，曾經講了這樣一段話：“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1959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哪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后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志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現在組織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交給他們去審查。要有其實證據，要說服人。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27P1257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對于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曾起過很好的作用，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能一貫堅持，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這些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同時，在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或“以階級斗爭為綱”時還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畢竟，在我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階級矛盾絕大部分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能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既有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又有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導，相信是一定能夠處理好的。如果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處理好了，我們的改革就能堅持正確的方向，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就會得到加強，各方面的積極性就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社會生產力就會得到更好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將更加壯大，整個社會也將更加穩定和繁榮，而我們的偉大目標也就能夠更快地實現；否則，改革就會走錯方向，就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國家就會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附庸，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通過革命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就會出現社會動蕩和經濟滑坡，總之，就會出現大多數人不愿見到的種種可怕的情景。這不是危言聳聽，蘇聯和東歐的教訓離我們并不遠，我們怎么可以不倍加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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