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與法治社會
——勞動者階層在法律的制定、適用過程中的地位和困境
康新貴 廣東平正信誠律師事務所
一、法治的基本特征——以民主為基礎和前提的法制
何謂法治？亞里士多德說，法治就是已有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而被遵守的法律又是良好的。一般的說，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方略、原則、模式、精神和社會狀態。它至少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1、法治與人治相對應，國家在多種治理國家的手段面前，選擇以法律為主的社會控制手段。表現為法律至上，法律有最高的權威性，一切依法辦事，任何人和組織的社會活動都要受既定法律制度的約束。
2、法治是依法治國，法律就成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基本手段。因此法律體系應當是完備的，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都有事先制定出來的法律進行調整，盡量避免法律的空白和漏洞。
3、法治社會的法律，應當是對社會起良好作用的法，即良法。法律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是公平與正義。
4、法治是一種民主的法制模式，法律制度要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按照民主的基本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法律首先要體現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訴求。這是民主對法治的基本要求，離開了民主，就沒有法治。只有體現了大多數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是法治；只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法，是法律與專制的結合，法成為專制的工具，它就不是法治。
5、法律表現為一種文明的法的精神，這種精神包括法律至上、適用平等、權力制約、權力平衡、正當程序等等。
6、法治還表現為一種理性的社會狀態和理想的社會秩序，它是一種在法律管束住了國家權力以后，而使權利在人與人之間得到合理配置的社會狀態。這個理想的社會狀態，是一個不斷探索和不斷實踐的運動過程，具有由低到高發展的階段性。
法治社會最基本的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實行依法治國，就是圍繞著這個基本要求，進行法律制定、實施和監督等活動。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立法和執法活動當然也是人的活動。在階級社會里，人是被分為不同的階級或階層。個人因其對控制社會發展變遷的稀缺資源的擁有不同，其社會地位也就不同，他們分別隸屬于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這種稀缺資源包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方面。
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由分化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國家管理人階層，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由中央、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權力的組織中的控制者組成，他們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走勢。在1999年，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2.1%。資本家階層。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實際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這個階層在中國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在1999年，以大、中私營企業主構成的資本家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0.3%以下。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劃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間階層的劃分既有職業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含義。從來源上看，包括“傳統的中產階級”：小私營企業主、發展較好的個體工商戶等和“新中產階級”：高級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高、中級專業技術人員等。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中、高級公司職員、大學教授、高級專家、自我雇傭的小私營企業主、持股人、企業承包人、高級營銷人員、知名律師、中介行業的投資人、體育明星、歌星等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左右。勞動者階層。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勞動為生。這個階層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貧困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甚至不擁有過剩的勞動力資源。主要指貧困山區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溫飽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過剩或一般的勞動力資源。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的產業工人、服務行業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員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0%左右，是社會的主體。發展型：擁有部分稀缺資源，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
綜上，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90%左右，中產階級占7%左右，國家管理人占2.1%，資本家占0.3%以內。①這些不同的階級或階層，因其所處的生活、工作環境的不同、自身需求的不同，對社會的期望也就不同，這種不同必然要反映到國家的立法和執法活動中。
二、社會分層與民主的法治
（一）、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民主是法治的基礎。
從法治的基本含義方面說，民主與法治密不可分，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沒有民主也就談不上法治。從公民的權利角度看，從積極意義上講，民主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現代民主就是遵循預定的程序，在平等的基礎上形成大多數人的統治；從消極意義上講，民主意味著沒有特權。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真正的享有充分的權利和自由，享有管理國家和其他一切社會事物的權利。現代民主有三個基本原則。第一個基本原則是“服從多數”，又稱多數原則，即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正常的政治行為中，是否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是有無民主意識的主要內容之一。只有實施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才有可能實現多數人的統治。多數人的統治，雖然不一定能達到“最好”，但一般卻可以防止發生“最壞”。民主的第二個原則是“遵循程序”原則，多數人的意志要通過法定程序得到表現和確認。民主的第三個原則是“保護少數”，這個原則要求，只要少數服從多數的意見，就應當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并且應當充分保護少數人的正當利益。民主的這三個原則共同構成了民主的完整體系。②
（二）、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服從多數原則。
在中國社會目前分化的四個階層中，勞動者階層占90%左右，其中溫飽型勞動者占社會整體組成的70%左右，是社會的主體階層。毫無疑問，中國的民主，按照“多數人統治”的原則，只能是由以勞動者階層占主導地位的統治。然而社會現實與理想總是有一定的差距。在現實中，盡管勞動者占多數，但卻已不可避免的淪落為弱勢群體，這是不容回避的公認的事實。而形成這一事實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勞動者階層在制定關系到他們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規時，沒有真正的實行“多數人統治”的原則，以至于國家的政策、法律法規偏離了保護多數人利益的軌道，不正常的使多數人的群體淪落為弱勢群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中國離法治社會的要求還差的很遠。
法律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法律，即使同一性質的社會，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法律的內容、特點和表現形式也往往不盡相同。法律只有建立在確定社會關系基礎上，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列寧稱由國家制定的憲法性文件為“法定的憲法”，而把客觀存在的“社會關系”稱為“真正的憲法”或“事實的憲法”。列寧認為，當法律與現實脫節的時候，憲法是虛假的，只有當成文的憲法比較真實的反映了“現實的憲法”，才能真正具有憲法的性質。③
我國《憲法》規定了人民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很難想象，一個由溫飽型勞動者為主體的弱勢勞動者階層，如何實現統治國家的權力。《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十二、第十四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大常委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如此，如何實現農民的民主權利？這也正是長期以來農民利益被剝奪的基礎性原因。好在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在農村與城鎮按相同的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④這無疑使農民公正的實現自己的權利有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使廣大農民真正實現自己的民主參與權，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而公正的實現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只有這樣，每一個公民都能平等的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形成少數服從多數的“多數人的統治”，這個社會才是民主的，也只有如此，才有資格稱為法治社會。這里，民主政權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是法治存在的前提，沒有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事實的存在，就不可能創立法治。離開了民主制度、民主程序，根本不可能制定出既有科學性又有人民性的法律。
三、社會分層——強勢與弱勢階層對立法的不同影響
法的本質從主觀方面說，它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的國家意志的體現，這種國家意志的核心從客觀方面說，是權利與義務。權利義務的基礎是利益關系，權利的主要內容有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社會權利等等。國家意志和利益，歸根結底是由人們所處的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
在一個法治社會里，實行法律至上，法是治理社會的首要手段。立法的主要內容，就是確定、設立權利與義務，而權利與義務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利益關系。
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每個階層都有其相對獨立的利益需求，每個階層都力圖使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利益所指向的標的物——資源總是有限和稀缺的，不可能滿足各個階層的全部需要。因此，各階層對利益的爭奪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爭奪利益，有二種基本方式，一是暴力、二是非暴力的政治妥協。暴力意味著推翻現政府的統治。一個理性的社會，應當選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這種利益沖突。采用這種方式，各階層勢必都力圖使本階層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成為由國家制定并保障其實施的法律，使本階層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護和支持，實現本階層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如此，這種對利益的爭奪就表現為對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方針的影響。很明顯，哪個階層在國家制定法律的過程中影響大，所制定的法律就會自然的有利于哪個階層。
法區別于其他社會規范的特征有二個：一是法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二是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國家制定形成的法，叫制定法，一般指成文法。國家認可形成的法是不成文法，也叫習慣法。我國實行的是制定法，無習慣法。
法律的制定，是國家的一項專門活動，是國家履行職能的主要方式之一。法律的制定，既包括有立法權的專門機關進行的立法活動，也包括經授權的國家機關所進行的立法活動。同時，法的制定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而進行。我國立法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實行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國家立法權屬于中央。我國《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同時，實行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同時存在，在中央，享有立法權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各部門；地方一級，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和行政長官。
法律的制定，有一套嚴格的立法程序。《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十條規定：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1/5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數通過。法律和其他議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十八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會議的時候，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本級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聯名，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五人以上聯名，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屬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范圍內的議案。第二十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進行選舉和通過決議，以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法律的制定由人大代表依照程序進行提議和表決。而人大代表也毫無疑問的是每一個具體的人，他（或她）同樣隸屬或代表某個或某幾個階層的利益，他（她）的政治傾向、對社會基本問題的基本態度等如果不是十分的公平與正義，則他（她）不可避免的就會成為某個或某幾個階層的利益代言人，代表這些階層或集團的利益進行政治表達和參與決策。同時，因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個人專業知識的局限性，個人也不可能全面的綜合平衡社會生活各方面對法律的要求。如此，勞動者階層要想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法律制度安排中體現本階層的根本利益，則需要一大批本階層的代言人進入各級人大和政府，進行政治表達，行使提議和表決權。因此，法律制度的設立能否體現本階級的利益，其基礎是本階級的代言人在各級人大和政府中所占的比例和擔任職務的高低。法律的創設，是各階級政治力量斗爭、妥協的結果。
我國《選舉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候選人，按選區或者選舉單位提名產生。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聯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推薦者應向選舉委員會或者大會主席團介紹候選人的情況。第三十一條規定：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問題在于各政黨、人民團體是正規的組織，依靠組織的力量，容易推選出自己的候選人，并使候選人在選舉中獲勝。而勞動者階層的選民和人大代表個人，需要個人聯名，沒有組織可以依賴，選舉法規定了推薦人必須向選舉委員會或大會主席團介紹候選人的情況，選民及代表個人很難完成這一工作，況且選民、人大代表各自為政，很難推薦出被多數選民或代表認可的候選人，由選民或人大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很難在選舉中獲勝。正規組織在選舉中比無組織的個人有絕對的優勢。如此，盡管勞動者階層占總數的90%左右，溫飽型勞動者占總數的70%左右，但他們由于處于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所以根本無法與強勢且有組織的階層相抗衡。勞動者階層不能按本階層在總數中所占的比例進入各級人大和政府，則立法就很難保證體現勞動者階級的根本利益，勞動者階級就只有聽天由命、期盼青天大老爺的出現。相反，資本家階級盡管人數極少，是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僅占總數的0.3%，但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極大，尤其在地方，他們甚至左右當地的政治、經濟、影響法律的具體實施。而按照法治的要求，法治應當是民主的法制，是少數服從多數，不民主的法律制度是專制。
四、不同的階層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律的實施，是法律的實行、法律的實現，是指法律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具體運用和貫徹。它包括二方面的內容：一是要求國家專門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嚴格執行法律或適用法律；一是要求一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
（一）、法律的適用
法律適用是法律實施的一種重要形式，在廣義上，它是指執法，是指國家專門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按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將法律運用于具體的人或組織的專門活動。在狹義上，它是指國家司法機關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訴訟活動，即司法。適用法律的基本要求是公正、合法、準確、高效。其中法的正義價值在司法活動中的直接體現就是對公正的要求，公正是司法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是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和安全網。公正是對司法活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確保實現法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勞動者階層不能有效的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除了法律制度本身對其保護的欠缺和不力外，執法過程中的腐敗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腐敗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毒瘤，它嚴重破壞著社會風氣，侵犯公民尤其是勞動者階層的利益。究其腐敗產生的原因，既有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即制度性腐敗，也有個人素質的原因。制度性腐敗，產生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如權力過大、缺乏監督等。
《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事實上強勢階級不容置疑的享有特權，普通的勞動者要實現自己按法律規定應享有的權利卻很難，如此則如何實現平等？《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實上勞動者階層很難行使自己的這些權利。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游行示威活動要經過當地公安部門的批準同意才能進行，當勞動者階層對當地政府不滿時，如果要舉行抗議當地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動，受當地黨、政府直接領導的公安機關如何會批準勞動者的這一抗議行為？這在制度安排上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事，事實也確實如此，這等于變相取消了勞動者階層的這一權利。很明顯，在四個階層中，國家管理人、資本家階級屬于強勢階級，他們根本不需要采取游行示威這種方式來表達對當地執政黨或政府的不滿，他們的權利通過其他途徑就可以實現。中產階級在目前尚不壯大和獨立，企業中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是資本家階級的附庸，他們一般也不會采取這種方式進行抗議。只有勞動者階級，尤其是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最有可能在其權利受到無情的剝奪而告狀無門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采取這種方式。
按照《憲法》的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對當今社會的四個階層而言，結社的權利明顯的不同。例如商會——資本家、中產階級的組織，幾乎到處都有。2005年，廣州的某一條街道成立了一個由本街道的商場老板——資本家組成的某某商會，區委、區政府的主要領導到會講話祝賀，報紙等新聞媒體更是大肆渲染，熱鬧非凡。而地處浙江臺州溫嶺市的農民們要成立自己的組織——“溫嶺農會”，從本世紀初開始至今，不僅未獲的批準，也沒有一個部門給予明確的答復，參與溫嶺農會籌建的部分人員甚至受到追究。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2006年8月，50多個業委會共同向廣州市工商局申請成立“業聯會”，至今未獲得批準。據悉北京、上海等地的業聯會也是如此。強勢階級與弱勢階級要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其實現的途徑和結局完全是二種不同的概念。勞動者階級在法律制定中就處于劣勢，使本階級的利益不能像強勢階級那樣進行充分、有效的表達和得到保護，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又被大大的縮水，其權利的保護就只能是期望于“包晴天”式的官員。
再如大學學費，已和住房、醫療并稱為新的三座大山。中國的大學學費之高，是廣大勞動者階層，尤其是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所無法承擔的沉重負擔，高昂的大學學費剝奪了許多勞動者階層的子女受教育的權利。《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教育培養成本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教職工人員經費等正常辦學經費支出。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和標準由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共同作出原則規定，在現階段，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不得超過25%”。但沒有一個執法部門去檢查高校的學費是否遵照上述規定的計算并且不高于教育培養成本的25%。高校的學費，均要通過當地物價部門的審核批準，不知道物價部門是如何進行審核的？是否按上述規定進行計算審核？以至于使不合理的高昂學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本人根據二所大學的學費占教育成本的比例，計算后認為《大學學費應減少一半》⑤。很明顯，在大學學費的確定過程中，高校屬強勢集團，學生屬弱勢。學生的家長們，那些屬于強勢集團——資本家、國家管理人乃至中產階級的家長們是不在乎學費高低的，而勞動者階層，尤其是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階層，連吃飯、醫療、住房等基本生存問題尚未解決好，如何負擔如此高昂的大學學費？但他們的呼聲同樣因為處于弱勢并且是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無法與強勢的大學集團和政府部門相抗衡，唯一的權利就是唉聲嘆氣。如此等等，勞動者階層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再次被剝奪了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
五、勞動者階層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平等的享受法治社會所帶來的利益。
2006年，廣州通過并實施了“禁電”、“禁摩”的地方性規章，禁止電動自行車和摩托車在廣州市區行駛，從表面看，這是一個解決交通擁擠問題的規定，而交通問題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利益關系——對有限的道路交通資源的爭奪和強勢與弱勢階層進行利益表達和決策權的不同。為什么是單純的禁止電動自行車和摩托車而不是小汽車和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同步進行限量行駛？原因很簡單，因為擁有小汽車的人比擁有電動自行車、摩托車的人的社會地位高、社會影響力大。擁有小汽車的群體及其聯盟對制定交通規章的影響力遠比擁有電動自行車、摩托車的人群大。
法治社會的核心內容是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立法和實施法律。然而社會是由不同階層的人群所組成，不同的階層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強勢階級總是剝奪弱勢群體的利益，壓制弱勢群體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每個階層不可能自然、平等的實現其應當受到保護的權利。勞動者階層作為弱勢群體，唯一的出路就是團結、組織起來，以組織的形式與強勢階級相抗衡，制定和監督實施有利于本階層利益的法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民主和法治——多數人統治的法治。
參考文獻：
1. 康新貴 《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與階層矛盾》網絡 （中國社會學） 2007年9月；
2. 趙震江、付子堂著 《現代法理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375-376頁；
3.《列寧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309頁；
4.中共《十七大報告》 2007年10月；
5. 康新貴 《大學學費應減少一半》 網絡 （學說連線）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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