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與階層矛盾

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劃分與階層矛盾

康新貴 廣東平正信誠律師事務所

　　一、社會分層的理論和現狀

　　在現代社會學理論中，階級或階層都是指按一定標準區分的社會群體，這些不同的社會群體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美國著名學者戴維•波普諾教授認為，這種社會地位是指在社會中所界定的社會位置，從社會分層的意義上講，社會地位具有更具體的含義，它是指在一個社會等級體系或分層系統中的等級位置。⑴同時，因為個人的大部分生活是以社會等級為基礎的，所以識別人的社會地位也就十分重要。確定不同人群的社會地位，就成為劃分社會階級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決定了階級的劃分？有二種最基本的經典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一是馬克思依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來界定階級，資產階級擁有并控制著生產資料，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動，社會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二個對立的陣營；二是馬克斯••韋伯認為分層體系中除了經濟之外，還有二個重要的維度：權力和聲望。馬克思則認為權力和聲望最終來源于財富，而馬克斯••韋伯認為它們與經濟是相對獨立的。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進入工業社會以后，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個最初來源，勞動者獲得工資、資本家獲得利潤、地主獲得地租，因此，社會形成工人、資本家和地主三個主要階級。英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社會根據三種“市場能力”劃分為三種階級，即掌握生產資料的市場能力的上層階級、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場能力的中產階級、具有體力勞動的市場能力的下層階級。

　　我國學者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分層研究，代表性的有如下幾種：

　　1．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一個現代化社會分層結構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已現雛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向與現代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方向轉變；并且這種結構正在趨于穩定；中國城市的社會等級結構正在向橄欖性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演變，而鄉村地區或城鄉結合的縣級行政區的社會階層結構要轉變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則還要走很漫長的路的基本判斷。課題組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劃分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理論框架，并據此勾畫了當代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和五種社會地位等級組成的社會分層結構。十個社會階層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和五種社會等級：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和底層。其中：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行政職權的領導干部。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約為2.1%（1999年數據，下同）。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轄市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處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各省、市、地區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鄉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干部。2）、經理人員階層,指在大中型企業中非業主身份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該階層約占全部就業人口的1.5%。3）、私營企業主階層，指擁有私人資本和固定資產，并雇傭職工進行經營以獲取利潤的人員，按現行政策，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業主稱私營企業主，他們是改革開放以后產生的一個階層。按1999年的數據，私營企業主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占0.6%。4）、專業技術人員，在社會結構中占5.1%。指在各種經濟成分的機構(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全民企事業單位、集體企事業單位和各類非公有制經濟企業)中專門從事各種專業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的人員。他們大多經過中高等專業知識及專門職業技術培訓，并具有適應現代化社會大生產的專業分工要求的專業知識及專門技術。 5）、辦事人員階層，指協助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領導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專職辦公人員。這個階層在社會上被稱為白領，主要有黨政機關中的中低層公務員，各種所有制企事業單位中的基層管理人員和非專業性辦事人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比重為4.8%。6）、個體工商戶階層，指擁有少量私人資本，從事小規模生產、流通、服務業等經營活動，并以此為生的人，自己參加勞動和經營，有些還有專業的技術和手藝，有些還帶一些徒弟，雇請少量幫工或不雇請幫工（不超過7人）。他們被稱為小業主、小雇主、個體工商戶，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占4.2%。7）、商業服務人員階層，指在商業、服務行業中從事非專業性的體力和非體力勞動的工作人員。現階段這個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重為12%，其中約1/3是農民工。由于中國目前的商業服務業還不發達，而且產業層次較低，這一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產業工人階層較為類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與國際較為接軌的商業服務業部門中，商業服務業人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較接近辦事人員階層。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一階層的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8）、產業工人階層，指在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中從事直接和輔助性生產的體力、半體力勞動的人員。產業工人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占22.6%，其中30%左右是農民工。9）、農業勞動者階層，指承包集體所有的耕地，主要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經營，并以農（林、牧、漁）業為惟一或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農民。主要從事農業勞動，并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只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4%。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這個階層還會繼續縮小。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指無固定職業的勞動年齡的人群，目前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重約占3.1%。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就業機會不足使許多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力長期待業。城市大批征用農用地，則使大批農民無地可種，而這些農民在城鎮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職業。另外，還有不少城鄉居民因為殘障或長期臥病的困擾而不能就業，他們多數也陷入貧困境地。目前，這幾部分人的數量還在繼續增加。

　　同時，這十大階層又分屬于五種社會地位等級，五種等級是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和底層。各社會階層及地位等級群體的高低等級排列，是依據其對三種資源的擁有量和其所擁有的資源的重要程度來決定的。如社會上層，主要由國家與社會管理層中的高層領導干部、經營人員階層中的大企業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大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的高級專業人員組成；中上層由國家與社會管理層中的中低層領導干部、經營人員階層中的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中等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的中級專業人員組成；中中層主要由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小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的初級專業人員、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收入等較高的個體戶、辦事人員階層中的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中、產業工人階層中的工資福利保障等較高的人員、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收入等較好的人員組成組成；中下層主要由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一般個體戶、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中的一般人員、產業工人階層中的一般人員、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一般人員組成；底層主要由商業服務業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生活處于貧困狀態并缺乏就業保障的部分人員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組成。⑵

　　十個階層、五種社會地位，每個階層全部或部分屬于某種社會地位。十個階層中的“階層”，顯然不是社會地位的區分，一個“階層”分屬于幾個社會地位的群體，這種“階層”的概念更多的類似于“職業”的概念。如此，或許稱為十種職業或更為模糊的十種人分為五種社會地位可能更能表達劃分階層的本意。五種社會地位，同一社會地位中不同“階層”（指十個階層中的階層，下同）之間的“同質性”比處于不同社會地位中但屬于同一“階層”之間的“同質性”可能更低。如社會上層中的高級專業人員與社會中上層中的中級專業人員的“同質性”顯然高于與同屬上層中的大私營企業主、高層領導干部的“同質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五種社會地位之間的差異（指階級位置、階級意識等差異），就不是階級或階層之間的差異。劃分不同社會地位的目的在這里就不是很清晰。

　　2．清華大學李強、孫立平、沈原教授提出：根據改革以來人們利益獲得和利益受損的狀況，將中國人分為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團，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⑶特殊獲益者群體是在改革20余年中獲益最大的人，如民營企業家、各種老板、公司董事長、高級經理、工程承包人、市場上的各種經紀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與外資、外企結合的外企管理層、技術層等等；普通獲益者群體是改革以來在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方面獲得了明顯的利益的群體，包括各個階層的人，其中既有知識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經營管理者、辦事員、店員、工人、農民等；利益相對受損群體是指在改革的現階段利益受到損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獲益的前兩個群體中的一部分，如城鎮中的失業、下崗人員；社會底層群體指貧困地區的農民等等。在此基礎上，李強教授將第一個群體稱為上層，第二個群體稱為中層，第三個群體稱為中下層，第四個群體稱為底層。同時，李強教授認為對目前各個社會群體之所以難以命名，恰恰反映出中國的社會群體分化還遠遠沒有形成，各個利益群體正在分化、解組、重新整合，因此，使用地位相對穩定的階級階層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3．李強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形的社會結構”，⑷是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長表”的職業數據計算的。數據分析發現，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既不是“橄欖型”的，也不是“金字塔型”的，而呈現的是一個倒過來的“丁字型”的社會結構。從全國就業人口看，發現了一個巨大的處在很低的社會經濟地位上的群體，該群體內部的分值高度一致的，在形狀上類似于倒過來的漢字“丁”字型的一橫，而丁字型的一豎代表一個很長的直柱型群體，該直柱形群體是由一系列的處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上的階層構成的。李強教授強調，根據社會學的理論，“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是一種很不理想的結構，由于底層巨大容易產生社會矛盾。現在，所發現的“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問題比“金字塔型”結構還要嚴峻，由于底層更大，社會就更不穩定，更容易產生社會沖突。

　　4．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提出了“斷裂論”，⑸ 什么是一個斷裂的社會？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同時并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的社會發展階段。其基本論點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社會資源繼8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擴散”而向少數人手中積聚的演變；在向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那些弱式群體，如國企下崗失業工人、進城的農民工等，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很難實現由傳統社會身份向現代社會身份的轉變；經濟改革的結果并未帶來相應的社會發展結果，并未為廣大的社會成員所分享，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

　　5．中國人民大學李路路教授提出了“階層關系雙重再生模式”。⑹ “再生產”有兩個含義：一是階層的繼承關系占據主導地位；二是這一階層再生產模式在中國城市社會的制度轉型過程中依然會被持續地再生產出來，原有的相對流動機會的分布模式被延續下來。市場機制的發展并沒有導致相對關系模式的“重組”或階層結構的更替。那些過去占有優勢地位的群體，通過不同資本的交換、社會網絡和人力資本的優勢，使得他們的優勢地位在經濟體制的變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5個階層的分析：權力優勢階層、一般管理人員/辦事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工人/農民階層和自雇傭者階層。

　　6．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培林、張翼提出了消費分層。⑺將國際上通行的衡量消費水平的恩格爾系數作為消費分層的劃分依據，劃分了七個階層：最富裕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7.2%、富裕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10.6%、中上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為17.7%、中間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為22.0%、中下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為19.7%、貧困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12.9%、最貧困階層，占家庭百分比為9.9%。

　　7．仇立平教授對上海的社會分層研究中，以“職業地位”作為社會分層的標準，認為上海存在界限分明的5大社會階層：上上階層以領導干部為主，包括私人企業主、外商代理人在內的職業群體；中上階層以辦事人員或職員為主的職業群體；中間階層以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的職業群體；中下階層以商業從業人員為主的職業群體；下下階層以工人、農民、居民生活服務業人員為主的職業群體。基本上是“金字塔”型結構，其最上層是“權力+財富階層”，而最下層是無權無財的“普通大眾”。被調查者認同自己家庭屬于上上層的占被調查者的0.5%，中上階層的占5.6%，中間階層的占52.7%，中下階層的占35.8%，下下階層的占5.4%。大部分調查對象都把自己的家庭看作是中間或中間偏下的階層。⑻

　　社會學理論認為，劃分階層的目的不同，其運用的方法和標準也就有所不同。從經濟方面講，中國社會目前正處在一個發展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市場機制遠遠沒有完善，經濟狀況（從人均GDP的角度）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從經濟基礎方面看遠不及西方發達國家。不論是馬克思的階級分析，還是韋伯的分層理論，經濟基礎都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中國又是一個經歷了二千多年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國家，并且剛剛從高度集權的中央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目前仍屬于政府主導性社會，國家權力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和影響，以及國家權力與經濟資本的結合（包括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和與私營企業的結盟所形成的權貴經濟），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中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要素等。這一切，使中國社會的現狀和未來都更加難以把握和預測，西方社會的社會分層理論和方法在我國的直接運用存在較大的困難。在這種現實和狀況下，中國學者出于不同的分層目的，采用不同的標準和方法進行劃分階層，就在所難免了，也很難達成社會分層的基本一致。

　　二、劃分階級的目的和方法

　　社會分層研究必須回答二個基本問題：一是分層的目的是什么，二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所采用的標準和方法是什么。

　　何謂階級？列寧有一個經典的定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⑼列寧的這一定義回答了階級的定義是什么？劃分的標準是什么？有何意義？至少有三點是應當肯定的：一是階級是相同、類似人群的集團；二是階級的不同，是因為社會地位的不同，即劃分階級的目的是為了區別不同集團的社會地位，相應的劃分階級的標準應當是能夠區別社會地位的那些要素。當然，社會地位的不同，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可能有不同的含義；第三，集團間是不平等的，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一個集團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在一個等級制的社會里，個人和群體的社會地位高低不同是必然的。社會學理論中的功能主義視角認為，為了社會的正常運行，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不平等是必要的；沖突論則認為不平等沒有作用也不公正，它是上層人對下層人剝削的結果。⑽相同的是，不論功能主義還是沖突論，都承認社會現實中社會的分層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都是客觀存在的。既然是客觀存在，我們就不能視而不見。

　　按照列寧對階級的定義，同一群體中的人們構成一個階級（或階層），這個階層內部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即階層內部的組成人員有相似的自身需要和相似的對外部社會的期望。表現為有相似的政治傾向、經濟利益、文化價值觀念等而區別于其他階層。在階層內部，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共同階級意識——共同的處境和利益的共同意識。美國著名學者埃里克•奧林•賴特教授認為這種階級意識是個人通過他們的階級位置取得物質利益和生活經驗塑造的。⑾

　　如果劃分階層的目的是為了區別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劃分階層的方法和標準就應當是找出那些能夠形成不同社會地位的的主要原因和要素，以這些原因和要素來區分不同的群體。

　　為什么會出現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馬克思、韋伯作出了二種最基本的經典理論分析。復旦大學劉欣教授認為：社會分層的基礎是多元的，任何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分配，都可以表現為階層的差異；而社會資源之有價性的程度是同一定社會的制度安排和價值觀念相聯系的。⑿社會地位的差異和不平等，歸根結底是由于對社會有價資源的占有不同所造成的。即不同的社會群體的不同社會地位，是因其對控制社會發展和現狀或者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那些稀缺資源的占有不同所造成的。

　　為什么是稀缺資源？因為物以稀為貴。根據現存資源數量的多寡及社會對該資源的需求和供應狀況，資源可分為稀缺資源（嚴重的供不應求）、一般資源（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過剩資源（嚴重的供大于求）三種。只有擁有那些對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稀缺資源，才有可能給個人通過交換帶來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相應的利益，擁有過剩資源，嚴重的供大于求，個人就很難用這種過剩的資源進行社會交換，換取價值較高的其他資源和利益。

　　本文依據人們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階層、資本家階層、中產階級、勞動者階層。其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在當今中國社會，稀缺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方面。

　　在傳統的國家理論中，將國家看成是最高利益集團的代表，國家的決策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的表達。近年來的國家權力的實際作為表明，國家是具有明顯自主性的實體，有一定的獨立目標和利益。同時，國家機關是由具體的各級官員組成，國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官員的行動成為現實。尤其在我國歷史上，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權體制，形成了國家具有極大的管理功能。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形成的歷史慣性和文化沉淀，使得國家權力控制者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代表著某些集團的利益，但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標和利益。尤其在我國，目前尚處于政府主導性社會，政府對各種社會資源的配置擁有很大的權力。國家權力的控制和政治資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作為一種控制社會的稀缺資源，依其占有的不同，社會地位的不同就明顯的產生了。

　　經濟資本的占有和控制，首先是按照對生產資料的擁有的不同，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整個社會被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生產資料對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工業化生產中是無與倫比的，是決定性的，甚至是唯一性的關鍵因素，擁有生產資料，便擁有一切。到20世紀中葉，“人力資本”的概念逐步為社會所接受，它被認為是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質，從而提高了對生產資料的應用。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重要的生產力，越來越成為第一生產力。對科學技術這種稀缺資源的占有，也就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的概念也逐步被人們接受。社會資本強調人是處在廣泛的社會結構之中，他動員周圍存在的社會網絡資源，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這種“社會網絡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關系，它以人們之間的相互承認和認可為基礎，帶有排他性和平行性的特征。這種對社會資本占有的不同，對公司的發展，尤其是對某些行業和中、小公司來說，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例如中介行業，律師、注冊會計師、稅務師、評估師等，社會網絡、人力資本的作用是首要的，生產資料（辦公用房、辦公設施）的多寡是次要的因素。這種“社會資本”擁有的不同，同樣也成為一種階層劃分的依據。文化資本來源于教育，很明顯，一般來說，一個受過高等教育乃至讀過博士學位的人，比一個中學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的高低，也成為劃分階層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們對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控制、占有的不同，其外部首先表現為職業的不同，一般來說，人們把職業看成是包含了各種資本資源占有使用信息的標準。本文以職業為基本點（強調不是以職業為標準，在市場機制完善的社會里，市場將職業所蘊涵收入、聲望、對文化素質的要求等調整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程度；在非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里，職業與收入、聲望、對文化素質的要求等并不總是反映為正相關關系），再輔助以收入、消費水平等指數進行區別劃分不同的社會地位。四個階層的劃分，是一種從決定社會地位高低的本質要素上進行劃分，有助于我們從整體結構上認識社會。

　　本文對四個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所站占的比例，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十種人各自所占的比例為基礎，將十種人進行重新組合、整合，將十種人整合到四個階層中，并參照其他國內學者的階層劃分數據，計算四個階層在社會結構中各自所占的比例。

　　同時，本文對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基于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如下基本認識：

　　1．中國社會目前仍屬于政府主導性社會，非完全的市場經濟社會。政治權力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主導性作用，對社會的現狀和變革起決定性的控制作用。而在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政治權力變量對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比其他因素的影響并不顯得更加突出。

　　2．目前社會的二極分化日益加劇而不是縮小，社會底層陷入貧困化。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進行政治協商、利益表達的途徑不暢，進一步加劇了二極分化和他們對社會的不滿。

　　3．社會中間層尚處于萌芽起步發展階段，不僅不強大且地位不穩固。尚未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并以此影響社會的發展趨勢。

　　4．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渠道不暢通。

　　5．人口眾多，經濟處于發展中國家，產業不發達，沒有容納產生龐大中間層和大量吸收一般勞動力的經濟環境。突出的表現為就業難、升遷難。

　　6．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缺乏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要素，價值觀念出現紊亂。使經濟和社會發展缺乏價值觀念的引導而出現紊亂。

　　三、四個階層的構成和社會地位

　　1．國家管理人階層，即由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由中央、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權力的組織中的控制者組成，他們實際控制著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走勢。和哪個階層組成聯盟、傾向于哪個階層；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的運行、調控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者，強調的是實際控制者，這里強調指擁有實際控制權力的人，如省長、市長、鎮長等，不包括機關的一般辦事員、打字員等，以此將普通業務性的公務人員予以區別。

　　這個階層，在美國著名學者埃里克•奧林•賴特教授的社會分層體系中，屬于“國家雇傭”的“國家中產階級”。⒀ 埃里克•奧林•賴特教授認為：就中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聯盟分離而言，國家雇傭可能被認為是特別重要的。在資本家公司內，通過如職業等級、垂直提升、工作保障等機制，以及對高層管理人員來說的，各種股利、管理人員和專家的物質利益傾向于與資產階級的基本階級利益緊密聯系。然而，在國家內，中產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之間的這種聯系遠非這樣直接。雖然從長遠的觀點看，國家雇傭的薪水依賴國家收入，而國家收入依賴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是依賴利潤，但一般國家雇員的物質利益并不直接依賴某一特定的資本家的利益。所以，國家雇傭能潛在的構成為中產階級發展與資產階級利益感相當不同的自己的階級利益感的一個物質基礎。相同條件下，在一個國家部門龐大的社會里，人們會認為，在意識形態上，中產階級將比在一個國家部門相對較小的社會里，更獨立于資產階級。⒁

　　埃里克•奧林•賴特教授的上述觀點在當今中國顯得更為突出，清華大學李強教授認為，建國后至今我國始終處于革命、改革與實驗中，制度或體制均發生重大變遷，制度不穩定造成政策發揮重要作用，改革實際上是一個不斷用政策修改制度或體制的過程。⒂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管理人與哪個階層結盟或傾向于哪個階層就顯得十分重要，它直接決定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發展趨勢。國家管理人與勞動者階層結盟或傾向于勞動者階層，發展市場經濟，有可能形成一個以勞動者階級占主導地位、包容其他階級的多元化社會；與資本家結盟，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狀況下，則形成權貴經濟壟斷國家經濟的社會體系。在一個制度穩定的市場經濟國家，政策因素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中國社會的這一顯著特征（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本質的不同），決定了中國的國家管理人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擁有相對獨立的自身需要、相對獨立的階層意識，表現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傾向、經濟利益和文化價值觀念。在私營企業中工作的經營管理人與國家管理人存在較大的差異。目前私營企業中雇傭的管理層，基本上是資本家階級的附庸，沒有相對獨立的訴求，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由私營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組成的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和控制，遠不能與國家管理人對社會的影響和控制相提并論，二者的社會地位也明顯的不同，，這就使得這二個群體分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

　　國家管理人階層，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十個階層中的國家與社會管理層，按照該課題組的研究數據，在1999年，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2.1%。

　　2．資本家階層。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實際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資本家組成。擁有經濟資本，有二個含義，一是擁有資本，二是資本有一定的數量，如50萬、100萬以上，這個最低數字對不同的企業很難確定，也沒有必要。但要達到一定的數量是必須的，哲學上講，量變引起質變。這個數量，決定了資本家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開小賣部的、擺地攤、擦皮鞋的，也有生產資料，但他們不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他們是以勞動為生的自我雇傭的勞動者，他們不是微型的資本家，不屬于資本家階層。資本家階層以對生產資料的擁有和控制分配社會資源，通過對企業的控制，影響和控制社會。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資本的運作為主，通過資本運作獲得利益。因為生產資料的擁有、控制仍然是整個社會的基礎因素，所以這個階層對社會的經濟控制依然有極強的能力，進而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這個階層在中國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

　　資本家階層，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十個階層中的大、中私營企業主，按照該課題組的研究數據，在1999年，私營企業主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0.6%，以中、小私營企業主為主體。減去小企業主，以大、中私營企業主構成的資本家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0.3%以下。

　　3．中產階級——即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劃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間階層的劃分既有職業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費等方面的含義。從來源上看，包括“傳統的中產階級”：小私營企業主、發展較好的個體工商戶等和“新中產階級”：高級企業經營管理人員、高、中級專業技術人員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宛麗認為，所謂中間階層，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換言之，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于現階段社會上層和下層的中間水平。⒃在形式上一般認為是主要由具有管理權利、專業技術知識的白領階層，他們以知識的應用、行使管理權、特殊技能的發揮為主要工作方式。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中、高級公司職員、大學教授、高級專家、自我雇傭的小私營企業主、持股人、企業承包人、高級營銷人員、知名律師、中介行業的投資人、體育明星、歌星等等。

　　中產階級階層，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十個階層中的經營人員階層中的大企業經理人員、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小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的高級專業人員和部分中級專業人員、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收入等較高的個體戶等組成組成，對其進行分析組合，并參照其他學者的研究數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左右。

　　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間階層是社會穩定的保障，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系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表現為中間階層是介于高層和底層的緩沖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高層與底層之間的沖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解；其次，中間層代表溫和、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思想和沖突觀念就很難有發展的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第三，這個階層是引導社會消費的最主要的社會群體，當這個群體在人數上成為社會的多數時，其生活、消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有龐大、可持續增長的消費市場，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穩定、持續的有力保障。所以，一個穩定、優良的社會階層分布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即中間階層人數較多，大資本家階層和社會底層占較小的比例。如此，社會才能保持政治、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因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區間的差異較大。在階層劃分中輔助性的指標收入、消費水平等，因地區的不同，其絕對值也就不同。例如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年收入5萬元左右可能達不到中產階級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但在一些欠發達的地區，年收入4、5萬元的營銷人員可能會被認為屬于中產階級。

　　4．勞動者階層。這個階層的共同特征是以勞動為生。表層劃分以職業和收入為主。依職業、收入的不同，這個階層被細分為三個子階層：貧困型、溫飽型、發展型。

　　貧困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甚至不擁有過剩的勞動力資源。主要指貧困山區的農民、年老體弱和無技能的城市下崗職工、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等。這部分人的生活極為貧困，是絕對生活貧困者。他們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生存的基本物質需要，衣、食、住、行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為如何生存而苦腦，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學、意外事故等，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災難性打擊，他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在中國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區的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貧困農民，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員總數有6500萬人左右。⒄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尤其是那些40-50歲左右的中年失業者及其家庭，這部分人的夫妻雙方大部分只受過初等、中等教育，過去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體力工作，現因公司不景氣破產或停產、半停產，這部分人既不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新的經濟增長產業，需要較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機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的淘汰者，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醫療保障、養老保障。在他們目前連自己的生活都成為困難的時候，他們又不幸的是家庭的中堅，上有老、下有小，其家庭成員一旦發生較大的疾病、上大學等較大的開支，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在企業中長期從事單一、具體的體力性操作工作，沒有經商做買賣的意識和能力，大量的民工涌進城市、大量的下崗、半下崗工人，使得小本經營買賣也變的競爭十分激烈和微利。從整體上說，他們的出路將會越來越難，他們比那些已退休的職工、比有一塊承包地的農民更為困難，他們是改革利益的受損體。社會地位的下降、經濟保障的滅失、城市生活中貧富的巨大反差、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影響，這一切，使他們產生不滿情緒。

　　貧困型勞動者，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五種社會地位中的底層，主要由商業服務業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生活處于貧困狀態并缺乏就業保障的部分人員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組成。對其進行分析組合，并參照其他學者的研究數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

　　溫飽型：不擁有任何稀缺資源，只擁有過剩或一般的勞動力資源。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體力勞動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業的產業工人、服務行業中的普通服務員、建筑業的民工、自給自足的農民、小個體戶、普通營業員等。因地區分布的不同，他們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1-1.5萬元左右。之所以將他們劃分為溫飽型，是說他們的生活剛剛脫離了絕對貧困線，他們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證，但他們依然很脆弱，面對本人及家庭成員的疾病、失業、子女上大學、養老等問題，他們依然是束手無策，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一個微小的振蕩而掉進貧困型中。

　　溫飽型勞動者，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五種社會地位中的中下層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一般個體戶、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中的一般人員、產業工人階層中的一般人員、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一般人員以及中中層中的初級專業技術人員、一般的辦事人員等組成。對其進行分析組合，并參照其他學者的研究數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70%左右。

　　發展型：擁有部分稀缺資源，是指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是勞動者階層的最高層。典型的如技術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員、營銷人員、中介行業中的一般律師、注冊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個體工商戶、中小學教師等。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識、技能性勞動為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中等，他們依然屬于勞動者階層。與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相比，他們對工作的興趣部分來自于生活的必須（解決物質需要）；部分來自于對工作本身的興趣和向上層流動的追求，他們渴望成功、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他們對自我成就等高層次需要有一定的追求。在發達地區，如廣州，他們的年收入在4萬元左右、在內地，在2萬元左右。他們的社會地位較為穩定，有初步的失業、疾病和養老保障，他們已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社會網絡關系等稀缺資源，他們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聲望。之所以說他們是發展型，是說他們通過階層流動、身份轉換，有可能上升到中產階級甚至更高，也有可能被淘汰而下降到溫飽型、貧困型的行列。

　　發展型勞動者，類似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的十個階層中的經營管理層中的中、小企業中層管理人員、部分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小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中的部分中級專業人員、個體工商戶階層中的收入等較高的個體戶等組成組成，對其進行分析組合，并參照其他學者的研究數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估計在10%左右。

　　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90%左右，中產階級占7%左右，國家管理人占2.1%，資本家占0.3%以內。

　　四個階層呈“蜻蜓型”階層分布，頭大、身子細，二個翅膀長且靠近頭部。蜻蜓的頭部是貧困型勞動者，靠近頭部的二個翅膀是溫飽型勞動者，身子依次是發展型勞動者、中產階級、國家管理人，尾部是資本家階級。溫飽型勞動者是社會的主體。這種社會結構與李強教授提出的“倒丁字型結構”相似，高層與底層的沖突得不到有力的緩沖，是一種很不穩定的社會。同時，消費市場的增長緩慢從而導致經濟發展的減緩也與此有關，很明顯，貧困的社會底層不可能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

　　從階級意識、階級形成、階級行為方面看，四個階級各自實現的程度差異較大。階級意識由強到弱，排列為資本家＞國家管理人＞勞動者＞中產階級。階級形成、階級行為由強到弱，排列為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

　　目前，在短時期內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不現實的，中產階級的形成，第一要有較長的產業化階段，在產業化階段才能形成有規模的中產階級；第二，由高等教育和科技進步造就大量不直接操作生產勞動的新職業和從業人員。從目前情況來看，農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約50%⒅，農村人口將近10億⒆，在城市的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是普通的產業工人、普通的公司辦事員、商業、服務行業的普通營業員、服務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屬于勞動者階層中的溫飽型勞動者，在這種情況下，在短時期內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成員是不可能的，較為現實和有希望的是，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勞動者，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中產階級的預備隊，是準中產階級。通過造就龐大的智力型勞動者階層，改變社會結構，使政治、經濟、文化趨于穩定的發展。

　　四、階層沖突與矛盾

　　各個階層，因其對社會稀缺資源的占有和控制不同、社會地位的不同，對社會的需求也就有所不同。這種對社會期望的不同，是對國家政策、決策的要求不同，尤其表現在對經濟資源的分配上。稀缺的經濟資源如何配置？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國家管理人手中，他們向哪個階層傾斜？如何平衡各階層的利益？在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均被視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都是建設者，似乎沒有區別，只是分工職業的不同，然而實際上，各階層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的不同是明顯的，是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絕對的社會階層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是烏托邦式的空想，這種空想在今天被認為是有害無益的。但是，也絕不能在所謂機會均等的平等下，漠視、忽略各階層社會地位、生活狀況的巨大差異，絕不能認為這是“合理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任其自然。尤其對勞動者階層中的貧困型和溫飽型，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有可能隨時因意外原因而崩潰。由于他們生活在絕對貧困線，實際上他們本人及家庭成員的“機會平等”也被剝奪了。如貧困山區的農民，無法供他的子女象大城市中的學生一樣上好的小學、初中、高中，更無法上好的大學，他們子女的機會平等也就被剝奪了。這實際上是一個惡性循環，本來他的子女有可能通過受高等教育而進入智力型勞動者階層。

　　對個人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對于人的需要的不同層次的研究，公認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系理論”⒇。這個理論把人的需要分成5個層次，依次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成就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最明顯的一種，就是對生存的需求。人們需要食物、水、住所、衣服、性交、睡眠和空氣等，除空氣可免費吸取外，其余都要從社會中通過一定的交換方式才能獲得。該理論認為，一個缺少食物、自尊和愛的人會首先要求食物，只要這一需求還未得到滿足，他就會無視或把所有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他只對食物發生感情，而且感覺到的是食物、只需要食物。人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就會產生對安全的需要，已擁有食物和住所的人開始關心他將來的食物和住所。對于勞動者階層來說，他關心的是明天是否會失業，勞動中是否安全，生病后的醫療費支出，退休后的生活費來源等。這種對安全的需要，對每個人都是必需的，對勞動者階層來說，這個問題遠遠沒有得到解決。對中產階級、資本家階層、國家管理人階層來說，他們已不存在這種包括生理、安全需要的低層次需求，他們關心的是尊重、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要。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社會上層、尤其是國家管理人階層“遺忘”了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人尚未解決安全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嚴重的社會階層沖突就在所難免了。歷史上的饑民造反，當今世界貧窮國家的動蕩不安，這里面固然有種族、政治等因素，但貧窮、生理需要得不到滿足是參加人數眾多的重要原因。

　　勞動者階層，做為一個弱勢群體，他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層次上，他們最為迫切的需求是解決吃、穿、住、行這些基本生存條件。具體的說，當今中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就業已成為困擾勞動者階層最突出的問題。例如一個普通大學的學費，每年為5—8千元，一個學生每年的生活費5千元，住宿費1千元，如此，一個大學生每年至少要花費1萬元以上，在發達地區的大城市，年平均工資為1.8萬元左右。在不發達地區的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為每年8、9千元，一個勞動者階層的雙職工家庭，免強可供一名大學生；再如醫療，據統計，有四成病人因醫療費用高而未就診治病，有43.3%的病人自己要求出院，其中有63.9%的病人是因經濟困難而要求出院；（21）2005年1季度，15歲—29歲的青年人中，有9%的人失業，（22）如此等等，這些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時不在干擾著他們的正常生活。對于溫飽型、貧困型的勞動者而言，他們隨時有可能因上述問題而崩潰，尤其是幾個問題接踵而至時，他們根本無法承受。

　　勞動者階層，既是國家的主人，但又屬于弱勢群體，他們自身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他們往往成為被侵害的對象，對他們來說，參與制定與本階層利益有切身關系的大至國家法律、政策方針，小至簽訂勞動合同，都沒有一個有效的表達自己意志的途徑，他們的影響力很弱，既使他們處于領導階極，也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社會要穩定，穩定才能發展。對大面積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理性的社會應當幫助他們解決基本生理、安全需要，盡可能的使他們的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培養高層次需要，這也是社會發展進步、是文明和諧社會的標志和象征。事實上，收入的差距是在所難免的，是社會經濟增長的表現，問題是如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時促進收入平等。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是很大的，但是國家通過各種財政稅收和福利保障政策，可以大大縮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例如英國1994—1995年，最上層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鎊/年，與最下層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鎊/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慮貨幣福利、實物福利和稅收后，最終收入分別變為28640英鎊/年和7720英鎊/年，二者相比為3.7倍。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大大縮小了收入的二極分化，緩解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英國的稅收和福利政策，使最低收入者的最終年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是初始年收入的3.8倍；最高收入者的最終年收入與初始收入相比，則下降了約29%。（23）可見，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和可以被社會所接受的方法。毫無疑問，對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而言，面對龐大的勞動者階層，尤其是貧困型、溫飽型的勞動者，他們的生理、安全需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國家的稅收、尤其是福利政策來解決，而不是以所謂“機會均等”讓他們自己去解決。事實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尤其是中年人，因客觀條件和自身條件的限制，已不大可能轉換職業角色向上流動。

　　五、階層妥協是解決階層矛盾的唯一良性途徑

　　不同的階層，是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有不同的利益需求，這種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社會期望的實現，導致了在政治參與中的不同愿望和態度。各個階層都希望把本階層的利益需求反映到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的制定中去，使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和合法化。矛盾在于每個階層都希望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動力，但社會資源——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文化資源都屬于稀缺資源，不可能滿足每個階層的利益需求，不同階層競爭的結果是，勢必將損害另一些階層的利益，利益受損階層就可能產生對社會的不滿而對抗。在列寧對階級的定義中，階層矛盾表現為一個階層占有另一個階層的勞動，應當承認，資本家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如果說絕對的平均是有害無益的，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公平的，但貧富差距過分的懸殊，不受控制的任其發展，也是很危險的。這種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和占有，至少應當得到勞動者階層的普遍的認可；這種分配和占有，至少應當建立在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夠得到基本滿足的基礎上。尤其是對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至少應當達到當代社會應有的生活水平，即生理、安全等需要達到一個被普遍的社會心理所能接受、認可的程度。所以，一個理智、尋求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應當平衡各階層的利益，努力使社會犧牲最小。

　　勞動者階層對制定國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的影響力很弱，十分有限，他們無力影響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福利、教育、稅收等制度的設立與更改，而他們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解決，部分要依賴于國家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來調整。這些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的取決于國家管理人的態度和傾向。和哪個階層結盟？向哪個階層傾斜？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勞動者而言，這關系到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

　　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歷史沉淀，自然形成了國家管理人是人民的父母官，這一思想源源流長、根深蒂固。勞動者階層本身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有效的團體去為他們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他們就只能是希望父母官主動體恤他們的困難，父母官如何去做，勞動者階層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督促，更無法改變。理論上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其領導權已被國家管理人代為行使，這種國家管理權在某種程度上已被異化。

　　勞動者階層如何通過合法、有效的途徑表達本階層的利益需求，使本階層的愿望在大至制定國家法律、政策、小至勞動合同的簽訂中得到體現，成為解決不同階層之間矛盾的關鍵所在。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斗爭方式趨于緩和，沖突方式表現為非暴力沖突。非暴力沖突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要求。階層矛盾通過非暴力沖突的途徑加以緩解，可以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需求，使社會穩定發展。在英國、德國、瑞典、法國、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工會組織在勞資談判等方面代表工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很明顯，集體比個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顯得更為有力。

　　在多元化社會中，階層的多元化，要求各階層相互依存，階層之間的矛盾就只能通過非暴力的妥協方式進行解決。勞動者階層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團體，代表勞動者階層的利益，去爭取本階層應有的、合理的權利，從而使社會走向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通路，使社會犧牲減少到最少。

　　同時，職業的上升流動被認為是社會的政治“安全閥”。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可以直接改變、改善勞動者階層的生活狀況，增加其安全感和滿足感。上升流動渠道的暢通，使人們樹立一種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和學習，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去經營，就可以成功的信念。當這種良性競爭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就會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而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我國目前，通過教育，造就一大批智力型勞動者，從根本上改變勞動者階層的狀況，形成一個龐大的發展型勞動者階層；建立暢通的意志表達渠道，形成階層間的對話、抗爭與妥協；改善勞動者階層中貧困、溫飽型成員的生存條件，是實現社會公正、建設和諧文明社會的必然要求和象征。

　　參考文獻：

　　1、10. 美國戴維•波普諾  《社會學》第十版  李強等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第242頁、；

　　2 .M主編  陸學藝 《當代中國十大階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年；

　　3、7、1217、18、19、23.A李培林  李強  孫立平等著《中國社會分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30-33、228-229頁、212頁、55、102、345、99頁；

　　4、15. 李強：《怎樣看待我國社會分層的新變化》  2007年社會學年會上的主題演講；

　　5、6、8、16. 張宛麗  《現階段中國社會分層近期研究綜述》  《中國社會學網》；

　　9. 列寧 《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1頁

　　11、13、14. 美埃里克•奧林•賴特  《后工業社會中的階級》  陳心想等譯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第468、第467頁第436頁

　　20. 美國 弗蘭克•戈布爾(Frank Goble)著 《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  譯者  呂明  陳紅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年  第34-57頁）

　　21.編輯 楊坤 《醫療費用高漲》 網絡 （國際在線） 2004年11月12日發布

　　22.編輯 褚家煒 《青年就業難是擇業問題不是失業問題》 網絡 （中青網） 2005年9月7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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