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浙江”的惡果
左大培（2005年2月28日）
2月14日遼寧阜新的孫家灣煤礦發生特大礦難，瓦斯爆炸造成200多名礦工死亡。
孫家灣礦難具有代表性，這是各地政府爭相“學浙江”所造成的典型惡果。
近些年來，浙江省成了各地政府爭相學習的典型。東北許多地方的干部說，“領導到浙江參觀一趟，回來就大變樣。”變樣就是勁頭十足地要將一切都私有化、市場化，理由是浙江私營企業的比重大，“民營經濟”發達，經濟增長率高，“浙江人會經營，有錢”。于是乎浙江就成了經濟發展的圣地，落后地區的干部們虔誠地前去朝拜取經，個個恨不得立即把本地區變得像浙江那樣。
其實有經驗的人都能看出，光這么盲目的崇拜和模仿就一定會造成錯誤的政策。就算浙江的做法真好，那也不可能適用于一切地方，何況浙江的經濟發展存在著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弊端，照搬照抄其做法更是有害。
溫州是浙江經濟發展模式中的一個典型。特別是在發展私營經濟方面，溫州在浙江模式中具有代表性。早在4年前我就在『混亂的經濟學』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溫州的私營企業在制造假冒偽裂產品方面曾經為全國之冠，這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危害，經濟學界對溫州私營經濟的贊揚是極其片面的。可惜那些當官的根本聽不進這樣的逆耳良言，反而變本加厲地學習浙江溫州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致造成今日的大禍。
浙江的、特別是溫州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它們的私營企業為將短期內的利潤最大化而毫無顧忌，同時地方政府對它們的這種行為又不加約束。這樣的經營行為使市場經濟不再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福利，而是對廣大群眾造成巨大的傷害。
浙江－溫州模式對人民群眾的傷害，主要集中在產品的消費者和企業的員工兩端。在產品的消費者方面，溫州式的廉而劣生產方式造成了假冒偽劣產品泛濫，不僅使消費者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使許多消費者（如偽劣電器開關的使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在企業員工方面，浙江－溫州式的私營企業更是以殘酷的壓榨而攫取高利潤。那些企業不僅以工資低、勞動時間長而著稱，而且在勞動條件的惡劣方面更為突出，老板們為了降低成本而不給員工提供工作場所中的任何保護，以致工傷、職業病和事故的死亡比率都創了紀錄。
有人把浙江私營企業員工勞動時間長歸結到“浙江人勤勞”上。中國不象西歐國家那樣有頒布法律限制勞動時間的傳統，我不反對讓想自己多干活的人日夜不休息地操勞。可是浙江私營企業的問題不在于它們的老板“勞動”時間長，而是這些老板強迫他人特別是自己企業的員工勞動過長時間。
最近幾年，在“全國學浙江”的熱潮中，浙江的這種為老板掙錢而不顧工人死活的做法成了學習的榜樣，連遼寧阜新的老國有煤礦都原樣照搬。這就是造成孫家灣礦難的直接原因。
據“烏有之鄉”網站發表的某記者匿名文章揭露，孫家灣煤礦已經按照現在“煤礦業改革”的流行做法，把礦區煤礦的開采部分承包給了不同的工程隊。承包商與礦上的承包方式是按照承包多少米巷道，交給礦上多少錢，然后包工頭再雇工采煤。礦工們說，按照這樣的協議，掘進得越深、速度越快，包工頭賺的錢就越多。正是這樣的協議，使得承包商視時間為生命，經常加班加點進行作業。我還要加上一句：這樣的經營方式也刺激承包商拼命降低采煤成本，而這必定會導致減少對安全生產的投入和對事故的防范措施。
2月14日孫家灣礦的瓦斯大爆炸就是在這樣的經營環境中釀成的。這場死亡幾百人的慘案發生在農歷正月初六，還是在國家法定的7天假日之內！其實那些私營企業主從來就不遵守國家規定的任何假日。看看孫家灣煤礦的承包商們是如果強迫工人們在假日中以命換煤吧：
據上述文章說，孫家灣的礦工“告訴記者，春節前礦上規定，為了不耽誤生產，從2月1日到2月23日期間只在大年三十（8日）放一天假。為了防止礦工在春節期間請假回家，規定從每人工資里面扣留400元作為押金，如果在這期間不請假，過完節后每人發給100元獎金。如果請假，一天扣除100元錢，直到400元扣完為止。”可以說，遇難的那200多名礦工是被強迫下井去送死的，而強迫他們的手段不過是這扣下400元錢的威脅加那100元錢的引誘！
只要你了解死一個礦工對這些煤礦承包商的代價，你就會明白，這樣的死亡慘劇其實必然會發生。上述文章說：“據阜新當地礦工介紹，在承包出煤礦后，部分承包商在阜新采用了新的用工協議模式，即礦主（承包商）與礦工簽訂‘生死合同’。據記者了解，在”承包商“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與孫家灣礦工簽訂的用工協議中，對有關死亡處理的條款有如下注明：一次性給付礦工2萬元整，不再負責其他善后事項。在當地，這種合同被礦工稱為‘生死合同’。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與礦工簽訂的用工協議書還規定，如果礦工在井下作業時發生事故而喪失部分勞動力，將得到一次補償金4000元，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則一次性補償6000元，此后承包公司不再與礦工有任何關系，而附加說明中則稱，‘春節期間’不保證出工，公司將與礦工解除勞動合同，并罰款1000元。”某接受采訪的礦工“告訴記者，他不清楚他所在礦的老板是哪里人，”“當初簽訂用工合同時，只看到一頁紙的條款，自己也不清楚是些什么意思，在對方的催促下就急忙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這頁合同就被人收走了。”
在提供合同時不讓對方仔細閱讀并思考合同內容，就這樣連蒙帶騙地讓工人簽訂合同，把工人工傷死亡后雇工方的全部經濟補償限定在2萬元人民幣。而據報道，由于經濟過熱造成煤價暴漲，私人礦主每采出一噸優質煤所凈賺的利潤已經達到了200元。按照這樣的工傷死亡補償金額，每采一百噸煤死一個人，礦主就不會賠本。中國去年采煤17億噸，礦難死亡不超過1千7百萬人，礦主們就仍然有錢可賺。中國礦難死亡人數遠沒達到這個數字的零頭，據此算來，中國礦難的死亡人數不是太多了，而是還太少。
說到這里，就已經提到了煤礦的承包商中有浙江的“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據報道，承包煤礦開采的工程隊包工頭“有來自浙江溫州平陽、遼寧鐵嶺市鐵法縣等地的”。“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是參與孫家灣煤礦作業的3家承包商之一。代表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承包孫家灣煤礦的老板”“系浙江平陽縣水頭鎮蒼南鄉大司村人”。“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隸屬于浙江省平陽縣經貿局（之前為該縣鄉鎮企業局，后撤銷改為工業局），公司在冊員工50多人。據知情人透露，這家公司主要依靠批發資質，收取管理費，每年運作的投資于礦山的民間資金約100億元。來自平陽縣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該縣約20萬人從事井巷工程建設，而大部分是通過這家公司‘走出去’的。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在全國礦業具有一定的影響”。
這樣一個“有影響”的公司，是在遼寧各地方政府急不可耐地要巴結上浙江人的熱潮中進入阜新煤礦業的。據報道，“去年9月，阜新市曾在溫州組織召開過投資環境說明會”，“推出了32個重點出售、合作項目。”“阜新市公布的招商引資資料證實，采礦業包括金礦的開采、煤層氣的開發、煤矸石的綜合利用、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非金屬礦資源的開發等，是阜新招商引資的重中之重”。
這個“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顯然是那種掛靠在某個國有單位（政府機構甚至企業）之下而實質為“民營”的企業。這種企業本身就是浙江式“市場化經營”的范例。令人驚奇的是，有半個多世紀現代化開采煤炭經驗的阜新人現在忽然不會采煤了，竟然會把這種工程交給浙江農村來的包工頭經營。不管阜新方面搞這種承包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取得浙江人的資金還是要利用他們的“經營頭腦”，實際的事實卻是，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在采煤上的真正優勢在于，能夠利用“市場化的交易手段”，以犧牲礦工的安全和福利為代價來降低采煤的成本。造成驚人死傷的大礦難是這種浙江式“市場化經營”的必然后果。
當然，要說這種為了賺錢而以人命換煤的經營方式只是浙江人的發明，那可實在是有點冤枉。早在差不多20年前，我就聽大學時的校友說過，當時在遼寧西部（阜新也就在那一帶）出現了一些私營的小煤窯，其老板遵循的就是這種“以人命換煤”的經營模式，而且對礦難死亡者的處理也與今日溫州“企業家”們所作的一模一樣。
可是不管怎樣，當時遼寧省的地方政府機構對這樣的經營模式還是抱著反對的態度，不容許私營煤窯主們這樣草菅人命。何況這樣作的是純粹私人開辦的小煤窯，與國有的大礦無關。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之后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命越來越受重視，遼寧省的國有煤礦卻退回到了“以人命換煤”的野蠻經營時代。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說是“學浙江”的結果：學浙江“企業家”按“市場評估的價格”用錢來買廉價的人命，以便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學浙江“企業家”把錢看得比人重要，“學浙江”學到了把人不當人的地步。
就是片面地迷信“浙江人的經營頭腦”也是要不得的。造成這次孫家灣礦難的煤礦承包商中就有浙江溫州的“企業家”。去年轟動全國的以寶馬車為獎品的西安體育彩票舞弊案，主犯就是浙江的“企業家”彩票發行承包商。山西煤礦業也有人反映說，浙江商人在官商勾結行賄舞弊上倒確實高人一頭。而在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看來，善于靠這一套發財的人并不是在為社會創造財富，只不過是在轉移財富上特別專長罷了。
我要鄭重地奉告遼寧省、全東北的黨政領導：不要再這樣“學浙江”了。這樣“學浙江”，遼寧省、全東北以致全中國和全世界，都會變成人間地獄！
這樣說絕不是在宣揚地域歧視。我只不過是主張，不要盲目地崇拜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要認為浙江所作的一切都好、一切都對，一切都照浙江的辦法辦、都要浙江人來辦。各地的黨政官員倒是應當好好學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德強這樣的浙江人，學學浙江人的民族主義精神，學習他們與漢奸勢不兩立的斗志，學學他們發展和保護民族產業、不準外資染指的勁頭。在繼承岳飛愛國精神這一點上，你們怎么就不學浙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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