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開始（與結束）的全球化──恢復國家的參與

在國內開始（與結束）的全球化──恢復國家的參與

每當冬季或夏季奧運會召開的時候，我就會思索，奧運會所反映出來的國家性和國際性(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之間的明顯張力，與理解全球化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少關聯。一方面，奧運會展示了國際社會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另一方面，它又有利于表達民族的自豪感和對奧運會支持態度。一方面，世界經濟之間的相互聯系和依賴加強了；另一方面，每個國家又都力爭提升其競爭實力，通過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來擊敗對手。一方面，它是關稅壁壘的消除和柏林墻的倒塌；另一方面，新出現的民族主義又“在全世界如火如茶地爆發”。[2]一方面，美國政府帶頭打破貿易和投資壁壘；另一方面，它又給那些欲跨越其邊界的人們設置了越來越高的障礙(早在9·11事件之前情況就是如此了。關于這一點，可以參看克林頓政府欲大量增加與墨西哥交界邊境地區的巡邏警察規模和裝備的承諾，以及美國國會推動的在加拿大邊境上建立的更嚴格的入境控制立法)。

為了理解全球化對于現實世界究竟意味著什么，根據上述那些明顯矛盾，我們最好先謹慎地反思一下，全球化這個術語的確切的含義到底是什么。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一百五十多年前，倫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有對今日所謂全球化這一過程的最清晰的描述：

……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其它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還供著世界其它各地的消費。舊的靠國內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靠極其遙遠的其它國度的產品來滿足和替代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個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的混雜便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文學(Marx，1988年，第58～59頁)。

這當然屬于馬克思。1848年2月14日至18日之間，《共產黨宣言》在倫敦付印。在19世紀的諸多文獻中，對20世紀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共產黨宣言》，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獨特描述。

這樣看來，關于今天的全球化，真有什么新東西嗎?或者像是某些饒舌之士所說的那樣，全球化不過是一種“全球胡話”，為的是勸20世紀末的人們相信他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實，即沒有什么能夠阻撓無情的經濟競爭和商品拜物教侵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并席卷全世界。對于那些洞悉全球化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借口這一真相的人來說(在現實中我們也應該這樣講嗎?)，世界全球化不過是為了給杜魯門主義蒙上一層遮羞布；1947年3月6日，杜魯門總統在貝勒大學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說，提出“美國制度，只有當它成為全世界的制度時，它才能夠在美國繼續存在”  (Jagan，1994年，第1頁)。

我認為，今天所講的全球化，其含義不同于1848年現代自由貿易、進步性民族主義以及國際共產主義誕生時期的全球化，它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剛脫離歐洲帝國主義，而美帝國主義(它是通過勢力滲透而不是直接占領的方式)才開始形成時期的全球化。我們今天所講的全球化，的確在以下五種意義上意味著某些獨特的東西，即或它不算是什么新東西，那么至少也代表了現代世界歷史上的重要新階段：

1.          首先，在地緣政治意義上，前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體制解體以及中國、越南等國采納市場經濟，這意味著市場經濟在空間上的擴展已至全球的絕大部分地區。

2.          其次，在文化意義上，界定新自由主義時代本質特征的資本主義觀念和價值席卷全球。用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描述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權力的話來說，就是資產階級正在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其盛況空前。

3.          再次，跨國資本家階層的形成，它被認為是處于以往的民族國家本身與民族資本家階層聯盟之上的事物(雖然一般人們認為，這種跨國資本家階層最終還沒有形成，但其進展卻無疑是非常迅速的)。

4.          第四，十分重要的一點是，全球化所暗含的意義，或許被視為資本在全世界范圍內、在全世界生產和金融體系下的重新積累。在我們這個時代，由于電子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信息通訊的革命，在技術上使資本的這種重新積累成為可能。其特征將表現為國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規模及速度飛速增長，并伴隨著更迅速地出現國際信托、國際貨幣流通、國際投機行為、國際期貨市場、國際私債和公債等。

5.          最后，是國家的國際化。這或許應該更恰當地理解為，國家越來越多地要去促進、容納全球范圍內的資本積累，而不應理解為跨國資本對民族國家的規避。

全球化的這些含義，每一種都值得仔細分析。首先要注意的是，上述每一種含義都將美國這一特殊國家置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在地緣政治的意義上，美國是世界警察，是冷戰后還繼續存在的惟一超級大國。在文化競技的舞臺上，美國媒體對全球的滲透力占絕對統治地位。全世界都通過CNN(美國有線新聞網)來了解新聞時事，美國電影協會始終努力地去讓全世界都去觀看好萊塢的片子。福克斯新聞臺的老板魯珀特·默多克，原本是澳大利亞人，加入了美國籍后方能在美國擁有一家廣播公司。這就很好地說明，即便在美國意欲摧垮世界文化保護屏障的同時，如果誰要想在美國擁有一家大的傳媒企業，國籍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跨國資本家階層的形成方面，美國仍然是處于世界前列和全球的核心地位。雖然《財富雜志》評出的全球500家企業中，美國人僅擁有三分之一(仍遠高于其它國家)，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全世界的其它地區，都將那些將要成為資本家的人送往美國學習。沃頓商學院的一位發言人曾說：“我們碰巧在費城的商學院，希望成為全世界的管理學院”(Sklar，1997年，第522頁)。

這不僅僅是碰巧。其碰巧的原因就在于，美國資本處于世界范圍內的資本積累和資本投機過程的核心位置。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尚未將其經濟地位拱手讓出之前，它雖然被人們吹捧為新的世界工廠，但美國制造業卻并非如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已成為昨日黃花，毫無作為。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生產力不斷增長，這并非虛妄，它們反映出了美國“新經濟”與“舊經濟”結合的巨大成就。同一時期，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者，也是投資的最大接受者。紐約金融機構對世界其它地區金融機構的支配地位，以及美元在世界貨幣流通中的優勢，都反映出了這一點。美國的貿易逆差并非顯示美國資本的疲軟，而是證明其它每一個國家的出口都強烈地依賴美國國內的消費市場。盡管美國貿易逆差為數不小，然而資本還是源源不斷地流向了紐約。雖然這種以資本數量抵補的貿易逆差很難說明美國的經濟危機已經一去不返了，不過很顯然，一旦美國經濟發生衰退，那么，這種衰退就將是世界性的，而非美國單國性的。當美國經濟的投機泡沫破裂時，其它國家的情況也將是一樣。

就監管全球化的政治組織而言，華盛頓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本營也并非偶然。在華盛頓，美國財政部的影響壓倒一切。9·11事件之后，美國將面臨對阿富汗的戰爭，然而這幾乎用不著強調美軍裝備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勢。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中，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這種情況就已經顯而易見了。如果世界上出現了一個統治全球的階層，那么，這個階層必定與美國有關聯。

這表明，有必要對下述看法提出嚴重質疑。這種看法認為，全球化過程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進程。但實際上，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我們卻看到了新的民族主義，并且還看到了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強烈反彈行為，尤其是以穆斯林原教旨主義形式的反彈最為強烈(本·巴伯在1995年出版的一部預見性著作，他用了《伊斯蘭教徒對抗十字軍世界》這樣一個書名)。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即便是跨國公司，它們也仍然保留著民族國家的身份。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最主要的跨國公司的擁有者和董事會成員的國籍，美國有150多家，其它國家的情況是：日本114家，法國42家，德國40家，英國32家，瑞士16家，意大利12家，荷蘭11家，加拿大6家。當然，即便是跨國公司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屬于國家的，但這一事實本身也并不能否認，以國際商品交易和服務交易形式體現出來的、不斷增長的世界GDP的巨大份額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并不能否認最近幾十年來國外直接投資巨額增長的事實(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以10倍的速度在增長，20世紀90年代又翻了一番)。因為這一切都受助于國際通貨、信托、期貨、股票、債券市場的出現以及經濟規模和范圍的擴大。因此，假如我們想根據其中的任何一點得出國家終結甚至是民族國家和國家聯盟有式微跡象的結論，那么，我們應該小心謹慎為是。

這一切將越來越成為事實。盡管我們認識到，全球資本主義有著非常巨大的發展動力，但有一點確鑿無疑的是，它在各處的發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且非常不穩定。僅僅五個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就包攬了三分之二的國外直接投資，這說明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么地不平衡。及至1990年，國外直接投資流入欠發達國家的比例，實際上在前20個年頭中從30％下降到了20％。雖然20世紀90年代流人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了大幅度增長(20世紀90年代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現衰退)，但這一時期中流入第三世界國家的巨額資本中，有五分之四只被僅有的10個國家所包攬，其中有8個是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兩個拉美國家。即使是這些國家，其中還有幾個國家被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成功傳奇”，但很快也就發生了經濟危機的陣痛，那就是1994年席卷墨西哥、1997年席卷東亞、2001年席卷阿根廷的經濟危機。

當然，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在全球化中取得什么成果。如果硬是要說全球化給它們帶來了一些影響，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許多國家而言，與其說它們被全球資本主義所整合，毋寧說被它所拋棄。20世紀80年代中葉至20世紀90年代中葉，在93個發展中國家中，有44個國家的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下降了，同一時期，在非洲的外國投資實際下降了五十個百分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從4％下降到1％，而它的外債卻增加到1 600億美元)’。[3]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很難通過任何直接的方式充分了解全球化所涉及的長期問題，一旦我們預設全球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之間具有一種非常矛盾的關系，那么情況更是如此。有人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國家正在失去控制能力；然而我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遠非是在規避國家的控制或者說已經不需要國家了，而是必須通過國家行為影響全球化進程，并且要依賴國家去解決全球資本主義的矛盾。[4]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他撰寫的20世紀史中聲稱：“矮人國占據著的或者全然沒有國家的世界，令跨國巨人的行動極其靈便”  (Hobsbawm，1996年，第281頁)。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庇護下，全球化事業逐漸發展起來，上述觀點也變得非常合乎時宜。我們總是聽到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歡聽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的人們)絕望地重復說，全球的經濟體制不受任何國家的控制，國家已經喪失了對跨國公司以及金融市場的權力。由于民主僅存在于民族國家的層面，因而國際資本逼迫民選政府服從其利益需要，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一個因素。但星，認為資本可以繞開民族國家而徑直進入國際領域，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當我們在思考資本主義和國家的關系時，如果我們使用階級這一概念，而不是用市場這一概念，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資本主義，尤其是跨國公司并非已經不再需要國家，而是一直都需要國家。它們需要國家保證契約和私有產權、提供法定貨幣、興建基礎設施、培養勞動者、維護秩序以及出兵打仗。如果我們不了解前資本主義國家向可以服務于上述目標的國家的轉變，我們就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上，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實現了在全球的流動，其結果是資本要想有所作為，必須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此外，國家也使得帝國主義在國內得以維持下去。今天，當國外資本從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流向另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時，它就會變成另一國國土上的一個強有力的主體。并且，如果它發現自己受到了歧視性待遇，它似乎仍然要尋求資本來源國的支持，以求保護和增進其利益。這一切都說明，在全球化時代，一方面，國家仍然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某些國家比其它國家更為重要。

人們絕不能認為國家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應當將其視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20世紀70年代初，冷戰即將結束，出現了一個繁榮時代，這是至關重要的轉折點。這一時期，資本之間的競爭、通貨膨脹以及針對美元的外匯投機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出現了“第三世界”對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反抗以及主要資本主義國內的工人、青年和黑人的造反運動。但這一時期，也是標志著國際金融的勢力日益壯大的關鍵時期，舊有的后冷戰體制的限制不斷被打破。在這些情形下，統治著國際金融的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土崩瓦解，凱恩斯式的福利國家受到了嚴峻考驗。反資本主義的激進政治方案已經進入社會民主黨的議程，它包括控制跨國公司和外國投資的提議，并計劃就大公司和大聯盟、銀行國有化、交易擴張以及資本控制等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實現經濟的民主化。1974年，甚至連民主黨左派也向國會提交某些類似的提案。同年，聯合國頒布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聲明成員國有權“對外國投資加以管理和行使權力”以及‘‘管理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這個憲章甚至明確允許國家可以將“外國財產的所有權收歸國有、征收或轉移”(Clark and Barlow，1997年，第13頁)。

20世紀70年代初，反對這類激進主張的各種勢力都認為，國家更多地是通過扶植而非控制國際金融和跨國公司來解決危機。關于這一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60年代末進入尼克松政府的官員都與華爾街有密切關系，而且將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理論奉為圭臬。正如著名的三邊委員會當時所指出的那樣，這些人認為，有必要將政府從大眾需求的“重負”中解脫出來。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被架空了。毋寧說，國家必須從原來的福利國家，轉變為可以為資本的全球流動提供便利和監督的國家。

協調國家政策的舉措使得國家的這種轉變成為可能。美國帶領下的協調舉措，旨在為資本流通提供便利和監督。羅伯特·考克斯(1987年)所謂的國家國際化，并不意味著要創立一個跨國界的“超級國家”，而是說，每個國家都應該承擔起它對全球資本主義所負的責任。過去二十多年來，國家國際化包括：撤銷對資本的控制，削弱對金融市場的監控，以及各種行業(最重要的是電信行業)的私有化。人們一般將這種情況稱之為縮小國家干預，然而，這是一種容易令人誤解的說法。1997年世界銀行報告明確指出，“自由化不等于縮小國家干預。”事實上，  自由市場所要求的規則更多，而不是更少(Vogel，1996年)。為了保證市場的良好運作，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和司法手段，來調整國內外市場上的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例如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協定等)。

為了使這一點成為可能，國家自身確實也經歷了一番改造，這其中既有政府各個部門在思想觀念上和職能上的變化，也有諸如美國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等部門的權力變化，這些部門與全球經濟的聯系至為  緊密，并且直接負責管理全球經濟事務。  (關于這一轉變，可以參考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什的看法，盡管他本人或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998年1月8日，他在接受CNBC【商務新聞亞洲私人有限公司】)采訪的時候，注意到了東亞金融危機的“積極面”，說韓國現在開始“被我財政部所控制和操縱”，這原本是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口氣，而不應該是財政部。)

今天，國家在財政緊急援助中(無論是在國內銀行、投資基金領域，還是在整個經濟領域)扮演了越來越多的角色，這不僅反映了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的動蕩，而且反映了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家是多么地必要。在全球化時代里，不僅僅是遭遇危機的特殊時刻需要國家，而是自始至終都需要國家發揮作用。美國記者凱文·菲利普恰當地將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歷史概括為所謂的“財政社會主義”：

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許多跨國公司、得克薩斯州和伊利諾斯州的銀行都受到國家的緊急財政援助。20世紀80年代后期，聯邦財政援助的范圍擴展到失去節制的儲蓄、借貸以及商業銀行等等領域，最終可能花費無數金錢……。一位專家指出，1986年下半年，聯邦通過支出保險費而收回來的由金融機構所持有的美國銀行儲備份額，超過了1928年至1933年大蕭條的低谷時期，那些實際上已經倒閉了的銀行所獲得的收益……。新近出現的財政社會主義——在棕櫚海灘比在圣帕得羅城更受歡迎——是將破產風險交給集體來承擔，而不是使生產方式集體化(Philips，1997年)。

確實，自從1987年股票市場出現低迷以來，已經有好幾個推行“自由市場”的國家采取了相當程度的計劃手段，這些國家無論是單獨來講，還是就整體而言，都在試圖阻止類似的低迷情況出現，而且它們也確實成功地將金融市場的混亂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圍以內。對此，我們遠遠不能將其理解為是金融市場功能的自動調適。這一切之所以能夠發生，經歷了一系列的試錯、談判和妥協，其中包括腐敗和權錢交易現象引人注目地不斷增加。作為個人的資本家，面對全球競爭的風險和艱辛，非常希望從特定的政客那里尋求庇護。工業衰退、銀行壟斷和關稅保護常常是資本流通的總程式(Tsoukalas，1999年)。

當今全球化的矛盾是，新自由主義右派在政治領導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權越來越多地受到挑戰。在這種矛盾下，從本質上改變國家的角色，使其對全球化承擔責任，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盡管全球化還在繼續，然而新自由主義已經到達了它的極限。世界銀行于1997年6月在多倫多召開的“銀行界全球知識會議”(Bank’s‘Global Knowledge’conference)上，發表的一份題為TheState in a ChangingWorld(《變化世界中的國家》)的報告，就已預見到了這一點。這份報告具有重要意義，它企圖用一種新的戰略構想，替代三邊委員會所提出的著名的1976年報告，以把全球化帶人21世紀。它明確地與前面報告中的“超載政府”觀唱反調，取代了它所提倡的“最小國家”理論(新報告認為這種理論已使許多國家“走火人魔”)，新報告現在主張國家在保護和規范市場方面承擔更大的作用。

世界銀行的要旨是，“全球化首先從國內開始”。它不僅將國家視為必要的“伙伴、催化劑、促進者”，而且還意識到，“缺乏有效的產權保證，市場就無從發展。”世界銀行的目標是“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毫無新意的關于國家與市場的爭論，轉到有關國家的有效性這一更為關鍵的問題上來”。有效性主要是指國家能夠發展出一套“有利于市場繁榮”的社會制度和規范。因此，雖然人們在努力撤銷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限制，然而如果想讓絕大多數國家都成功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來，而不是讓它們脫離全球化進程，那么僅僅撤銷限制是不夠的。即使對于西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這份報告所引述的民意測驗也表明，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應該維持現有的社會福利保障水平(僅有12％的人表示反對，這些人認為應該削減社會福利，以促進國家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情況也大致相仿。這些國家與反對平均主義、反對福利國家的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而美國似乎不過是一個例外而已。

過去幾年來，世界銀行的新構想對許多社會民主黨造成了相當的激勵，這些社會民主黨嘗盡了自由主義者所炮制的各種靈丹妙藥的苦頭。但是，這種激勵到頭來仍將是一場空歡喜。這不僅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對于這種“后華盛頓共識”的構想歷來就不大樂意，(世界銀行曾經明確地暗示了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及能夠按照這一構想行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對于這種暗示并不樂意)。而且，盡管1997年報告堅持認為國家應該使自身與國內人民的關系更加緊密，應該對國內的公民社會負更多的責任，并且應該全面地反映“社會的利益”，但報告中的許多段落都表明，世界銀行并不想來一次明確的轉向。它總是不停地告誡國家不要貪心不足蛇吞象。它建議國家要限制自身，要量力而行。因此，當實際上需要推進某些特定的改革時，世界銀行就會謹慎地將這些改革與維持舊的“華盛頓共識”聯系起來，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仍然是‘最基本的原則’”，“維持著自由貿易、資本市場和投資體制，實質上有利于經濟發展”。

這意味著，世界銀行為了“穩妥的”改革，即，逐步加強國家能力，以有利于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不是阻止國家進入全球化進程，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自我克制。1997年世界銀行報告，證明了稅收制退化的合理性，認為從原來征收公司所得稅、個人收入所得稅以及貿易稅變為征收消費稅，譬如征收增值稅，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它還贊成，在出現財政赤字的地區，金融市場可以求助于“面臨著外部風險的開放經濟”，同時，國內金融市場“應該遵守國際條約中的規則和慣例，以刺激良性循環的出現”。甚至在城市里的醫院、診所、大學、運輸等領域里——政府主要通過這些領域提供基礎設施與社會福利服務，世界銀行也主張，除了為最貧困的極少數人提供服務需要政府以外，這些領域中的絕大多數需求都可以通過市場和私人消費來加以滿足。“絕大多數醫療保健(幾乎)純粹是一種私人福利，如果政府不再負擔費用，除開那些最貧困的人而外，所有的人都會想方設法照料好自己。”世界銀行對于全球化的社會福利問題的考慮，由于它認識到以下原因而有所調整，即，發展中國家實際上無法承擔得起西方的社會福利方案，再者，依靠社會和家庭將閑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來，就可以花很少的錢而獲取更多的社會保障。

那么，這一新的全球化方案與新自由主義的方案有什么區別呢?如今，市場自由化的目標與提高維持私有市場的國家法規的效能明確聯系在一起。對于重要的金融部門，世界銀行提議，國家“不再直接控制，而是進行慎重的監管……。依然需要對銀行業進行監管。僅僅是目標改變了，從引導信貸朝特定的方向發展，變成保障金融系統的健康。”但世界銀行主要擔心的是，由于國家與資本的相互作用，將導致世界各地出現大量的腐敗現象。世界銀行調查了69國的3685家公司，試圖衡量這種腐敗的程度以及這些公司有沒有認識到腐敗對投資的危害；它發現，“高層的腐敗以及難以預見的腐敗”，對投資尤其有危害。為了遏制腐敗，結合“減少對對外貿易的控制、徹底打破對私營行業的限制、通過保證競爭的方式使國有公司私有化等政策”，世界銀行建議各國進行一系列行政改革，包括健全司法監督和懲罰機制、法規更加透明化、縮小官員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將競爭性的投標程序引入政府等。被視為與腐敗最有關系的一個因素是，相對于制造業的工資而言，公務員的工資日漸減少。世界銀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減輕公共部門薪水結構的壓力，發給資深的官員更多的薪水，同時，通過裁汰冗員和對底層人員的工資限制，仍然限定公共部門的工資支出總額。對于那些高層官員來說，他們獲得了相當的物質補償，就不會再想著撈大錢了。而對于底層來講，應更多地呼吁“工作人員的奉獻精神”，同時強調非金錢的報酬，如表揚、賞識、賦予威信以及獎勵等等，以激勵職員，除此而外，應當給予他們適當的薪水，并實行擇優錄用和升遷。

很顯然，負責全球化的國際體制，即使曾經自以為自身能夠繞開國家或者取代國家，那么，它們現在也不會這樣認為了。毋寧說，它們現在認為自身的運作是在承擔著某種特定的國家重構工程。這當中，由國家所作出的國際商務協定或國際通貨協定，以及，正如世界銀行指出的，“本身有約束力的許多規則，細致地規定了國家政策的內容，并且將國家納入一種難以逆行的機制之中。”這樣一來，民族國家的前途是什么呢?很顯然，不應該僅僅說盡管有全球化，民族國家還是有前途的；而應該說，正是由于全球化，所以民族國家還大有前途。至于說是哪一種前途，我很難接受世界銀行所描繪的有限圖景。相反，我更愿意接受20世紀7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一些更為激進的觀點。在后冷戰時代，國家與資本家曾經達成的妥協行將分崩離析，當年的議程及其引申出來的意義非常值得回顧。考慮到原來資本家階層所作出的那些妥協本身具有的局限以及我們只有以社會正義的巨大代價才能夠再次成功地實現那些妥協，那么，重新選擇當年激進戰略，即，實現民族國家的民主化，以求最終實現經濟民主化這一戰略，仍具有重要意義。只有每一個國家內部各階層力量的平衡有所改變，并且這種改變確實是褫奪了資本家階層權力，而非僅僅是試圖向人民作出因受資本控制而應得的賠償，這種戰略才可能成為現實。似乎也只有這種戰略，才有望改變這樣一種情況——國家完全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促進者和法令編纂者，然而被社會主義化了的，僅僅是金融家和投機者的“破產風險”。

這一點在現在看來非常重要。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盛頓共識”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激烈批評，而且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到處(包括美國在內，阿根廷除外)都是一片花果凋零的景象。試圖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變成某種慈善的超級國家并不能解決問題，即便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改革方案，強化第二層次國家的功能，在國際協定中也于事無補。國家的絕對優先權，將會繼續促使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滲透到國家與社會關系之中的方方面面，并滲透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以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會民主黨通過削減社會福利來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從而使自身適應全球化，但這種策略也不能解決問題。社會民主黨的經濟戰略越來越有賴于不考慮道德困境的出口競爭，這不可避免地會使得那些比較成功的國家通過出口將失業轉嫁給那些不太成功的國家。甚至它們鼓勵國內公民加強競爭，在道德上也很成問題。它們仿佛在說，如果你看到一個人在大街上饑寒交迫，無家可歸，那么你只能認為他能動性不夠，進取心不足，技術不好，而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不公平。從這種競爭性的視角出發的價值體系，并不怎么看重社會正義。然而，這種競爭性的戰略在實踐方面也存在問題。因為它加劇了全球化的危機狀態，要是每個國家都努力擴大出口，限制進口，那么必然會導致生產過剩。此外，在這樣一種體制下，由于資本運動因成交率的波動而變化，必然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動蕩。

事實上，所需要變革是一系列激烈的變革。這種變革首先從對資本的控制開始，要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協調一致地著手進行對資本的控制，從而提高變革的生機活力。但是，這一切也必須輔以更多的以國內為導向的經濟戰略，每一個民族國家在制定貿易政策時，應該更多地考慮國內的經濟戰略，允許在不同的地區中出現不同定位的產品、認可不同的環境標準、職業分布以及勞動時間(Albo，1997年)。除非國家能夠考慮來一次20世紀70年代早期托尼·本(Tony Benn)所謂的“根本轉變(即更多地照顧到工人及其家人的能力和健康)”，否則上面的一切都無從談起。國家應該認識到，非常有必要通過某種戰略，使人們在自己的工作領域中以及在公共制度中發揮民主計劃能力，從而更加有效地發揮大眾力量。

這一切，當然需要對國家進行一番更寬泛意義上的重構，而不僅僅是將其置于全球化之中。這包括國家各機關部門的統治結構的變化，以及各部門的國家職員的觀念和目標的轉變。美國前勞動部長羅伯特·里奇在Locked in the Cabinet(《羈身內閣》)一書中，記述了他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生活，其中有一段非常幽默的對白與我在這里的論題有關。里奇在描繪了一番他與艾倫·格林斯潘在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委員會共進午餐的情景之后，向讀者展示他一直非常想(但又沒有勇氣)詢問格林斯潘的問題，并且認為格林斯潘本人的回答完全是誠實的：

    問：您的理想是什么?

    答：根除通貨膨脹。

    問：就算會帶來高失業率也不管?

    答：當然。

    問：也不管它要求不能漲工資?

    答：對。

    問：  即便是意味著削減聯邦對工人和窮人的救濟計劃也在所不惜?

    答：正是如此，如果它能夠平衡政府預算，并且排除通貨膨脹的誘因的話。

    問：但為什么?少量的通貨膨脹并不對任何人有害。

    答：您錯了，它會危害債券交易商和貸款人的利益。

    問：但是為什么要把他們的利益放在別人能找到好工作這一利益之上呢?

    答：因為我是資本家，資本主義必須由有錢人來推動，他們拿自己的錢買了債券。您幫著說話的那些人不過是平民百姓，他們只為衣食而操勞。

    問：您是國家中央銀行的銀行家，您應該對全美國人民負責呀。

    答：但我從來不曾是聯邦政府工作人員……

    問：那好吧，請慢用您的劣質午餐吧，您這個強盜資本家的走狗。

    答：嚼您的咸菜去吧，布爾什維克侏儒。

(Reich，1997年，第82～83頁)



但是如果克林頓把里奇而不是格林斯潘任命為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委員會主任，又如何呢?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嗎?請不要首先考慮華爾街的反應，而是想想聯邦儲備系統內部的反應。里奇深知這點。這就是為什么他要讓格林斯潘說出，不僅他首先要對資本家負責，就是聯邦政府工作人員也必須如此。因此，不僅需要讓特定的個人走人，而且，政府部門本身的結構和目標都需要加以轉變。

國家的這種轉變，只能通過國家外部的運動來實現，但是，這樣一種外部運動，本身就是在與國家發生辯證關系過程中的產物。新左翼政府有可能有意地助長這種運動，而不是壓制它。尼科斯·普朗查斯(1973年)曾經將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界定為組織統治階級，瓦解被統治階級。我們應該將愿意扭轉這種局面的政府選出來，并增加這種政府的國家職員。這種政府將試圖瓦解資本家，同時幫助人民組織起來。在每一個國家內部，都有必要來一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的斗爭，雖然全球范圍內的相似斗爭，將會鼓舞或激發起國內的斗爭。換言之，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激進替代方案，也將體現國家性與國際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段保良譯自《全球化動蕩》論文集（Global Turbulence: Social Activists' and State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3）。列奧·潘尼切（Leo Panitch）是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社會主義年鑒》（Socialist Register）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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